第一章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
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
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没有参战的
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人家在树
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
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前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
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
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
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
切断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
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
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
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
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
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
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
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
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是
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我们家里的很多
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
彩色照片吗，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
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
“奔波儿霸”了。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
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
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
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昵，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
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
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
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
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
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
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俩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
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
烂，无法辨认，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

    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
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走的
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
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除了门框上挂着的“革命
烈属”那块蓝地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
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
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
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
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三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
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玩的游戏，
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
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
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
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
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
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
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
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
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
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
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
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
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
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
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
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
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
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众人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
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
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
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
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独处时往往
觉出难耐的惆怅，混迹人群，谈笑风生中，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由不
得自己，是小时候做下病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
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
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
机炮筒子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
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
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
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
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琴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
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琴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
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不至于沦落到
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二年级
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
自己掉价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
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
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
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
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
有胡说，悠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
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
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
玛也是当过红军的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悠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
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
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
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
官，你的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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