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如果顺理成章,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在纪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下头有个弟,他娘死了几 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 厚,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才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 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 小人代替的,小人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 了两个点,那是坛口摆小摊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 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 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 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61号,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因为曾经是兵营,各家 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并列了三个半截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 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晾在那 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老纪炸开花豆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 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禢儿, 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革及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将军一般,和锅中 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 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刷拉拉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 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 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真是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个 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 老纪不唯爱孩子,还爱小猫,看到有人扔了的猫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 说话,跟猫的话却是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 “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 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 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有了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 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现代”,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 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都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 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 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 要爆炸般地张扬,十分摩登。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 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 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 牌花露水味儿。这些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娘娘腔的儿子踢出去了。一 锅豆里还有几个泡不开的死豆子呢,儿子也是一样。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 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地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 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炭”, 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 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 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 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 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 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 一样,再没有音讯,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 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 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 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长得是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 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 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实麻利不 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 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然初中还没毕业,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 事得他做主。母亲是1909年生人,己酉年属鸡的,老纪是壬子年生人,属鼠的,就 是说母亲比老纪大了好几岁。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惠,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 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61号,纪家、陈 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 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撑得一个 接一个地放大屁,十七八岁的青年,胡子还没扎出来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 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 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儿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 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命运就是这么微妙,想想也挺有意思。 母亲结婚以后老老纪十分失落,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 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 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两年后我的五姐,也就是母亲的长女出生了,母亲到娘家去的次数渐渐减少, 老纪也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当媳妇,闺女叫张金枝,比老纪小八岁,张金枝没带 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 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 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 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 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 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 敞开吃,管够! 我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 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 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 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 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 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 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 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 弄来的。我招工汉中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南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 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和两条“灯塔”牌肥皂。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 格子的时候,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 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 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大部分是他钻的眼儿;办事 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就是刘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