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很多年前，有一天，一个身背洗白的军用挎包、身穿同样洗白的蓝学生装、脚
蹬球鞋、戴朴素的白框眼镜的青年走进了我们家门。那是一个黄昏，落霞满天，向
日葵苦苦地盛开着。为了他的到来，家里重新和面、擀面条、炸酱，他一口气吃下
了三大碗过水捞面。
那时，我们城市每人每月白面供应的限量是百分之三十五，吃白面要精打细算。
可是这萍水相逢的青年每一次到来，我祖母和母亲总是足够的白面来款待他。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北京知青陆涛。
和陆涛是在一个阿姨里认识的，这阿姨是我们家的世交，她的祖父与我母亲的
祖父早年间相识、共事，都是从林深草密的伏牛山区杀出来的刀客。阿姨的丈夫，
我称做叔叔的，也是一个刀客的遗孤，他父亲后来做了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出任河
南省主席。叔叔出生三个月的时候，他父亲被手下的亲信刘茂恩设下鸿门宴俘获，
将介石劝他投降，他不从，结果被砍脑袋，抛尸荒野。叔叔父亲的勤务兵冒死从乱
人坑中偷回了他的遗体，传说冯玉祥为这无头的尸身打了一颗金头，哀哀下葬。这
故事从我们母亲们的嘴里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听上去一点不像真的，倒更像一个民
间传奇。
叔叔这个失怙的孤儿长大了，长成了一个胖胖的团团脸的书生。善良、聪慧、
性格敦厚、为人胆小谨慎，和一个刀客一个猎猎长风中血腥的故事毫无相似之处。
叔叔学物理，爱因斯坦青年时代的故事就是叔叔最早讲给我们听的。比如，爱因斯
坦正在家里生炉子，有人来访问他，请他谈谈" 辐射" 的问题。爱因斯坦回答说：
" 还是先让把这个炉子的辐射问题解决了吧。" 诸如此类。他还让我们读介绍爱因
斯坦" 相对论" 的科普读物，上面有许多的插图，画着时间列车什么的，可惜我这
个小学五年级学生一点、一点也读不懂。
奇怪的是，叔叔同时又相信催眠术、印度瑜珈和那些通灵的、神秘的东西。我
想，从骨子里，叔叔大概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所以他在强大的生活面前驯顺地
低头。
体重足有八十公斤的叔叔是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叔叔的家是我们
常去的地方，在那样的年代里，那是我在这个城市最眷恋的一个亲爱的角落，一些
星期天、节假日，我们这些孩子不约而同聚集在那里，我们从那里汲取温暖，去抵
御生活的寒冷和严酷。叔叔的家，在我们心里就像方舟一样意味深长。
陆涛就是在那时走进了叔叔的家里。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期。他一定是在黄
昏时分到达的，因为我总是能从回忆中闻到夕阳的气味。他仿佛被夕阳囚禁，似乎
永远走不出那一片明亮又绝望的金色。他风尘仆仆，贫穷，几乎身无分文，却还保
持了往日生活的痕迹。有一天，他对我母亲说：" 阿姨，大楼卖美加净牙膏。" 这
话让我意外和吃惊。他说过的很多话我都忘了，可我却固执地、永远地记住了这一
句。
陆涛和叔叔一样也是失怙的孤儿。陆涛的父亲，在1966年自杀身亡。陆涛从小
生活在以" 水木清华" 而闻名遐迩的那所美丽的校园，他父亲在那里教书。陆涛父
亲的死颇有一些戏剧性 .起初，率先走绝路的是陆涛的母亲，陆涛的母亲服毒自尽
被邻居发现送进了医院，等陆涛父亲回来得知这噩耗，当即悬梁。结果，意外的事
情发生了，陆涛的母亲被救活而父亲却命丧黄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真
实的生活中重现了。可以想像陆涛母亲这一生将是怎样悲痛、伤心和悔恨。在最绝
望的那一段日子，陆涛日夜守护在母亲身旁，他像抚摸孩子一样抚摸母亲，不停地、
顽强地呼唤她，" 妈妈妈妈妈妈！" 为了儿子，母亲勇敢地、屈辱地、负罪地活了
下来。当她重新走出家门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四十岁不到的她已是满头白发，那就
像她永远无法挣脱的罪证。
陆涛的姑姑和阿姨早年间认识。那时，阿姨和陆涛姑姑都在某个国家机关工作，
叔叔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后来，1958年后，叔叔阿姨被双双发配到黄土高原上
我们这城市，与我的母亲意外相遇。他们三个人是多么、多么高兴啊。他们围坐在
炉火边怀旧，回忆往事。那些一闪而逝的日子像明亮耀眼的树叶一样在他们头上哗
哗喧响，而我们，两家的小孩子们，早已在一旁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陆涛就是拿着他姑姑的信找到阿姨的。从此，阿姨叔叔的家，就成了这个知青
在我们城市过往的驿站。不管他什么时候到达，他都知道，这城中有一个角落，永
远有灯光、月水、有热饭菜、有一张干净简朴却温暖的床，等待着他。
陆涛永不离身的旧挎包里，总是有一些令我们惊奇的新书，比如，《海鸥乔纳
森利文斯顿》、比如《多雪的冬天》之类，还有《新阶级》、《出类拔萃之辈》等
等。他还有一本硬皮笔记本，上面抄着查良铮译的《普希金诗选》。除此而外，还
有当时最流行的英语教材《灵格风》和《英语900 句》。人们盛传，《英语900 句
》这书，是乔冠华人美国带回大陆中国的。它蔚蓝色的压塑封面给无望的青年以天
空般的遐想，是浪漫的颜色。
陆涛插队的村庄，我从没去过。我甚至弄不清那一带的地形，不知道它到底属
于平原还是山区。从各处传来众多有关知青的传说，说他们偷鸡摸狗、打架斗殴、
祸害地方。也有一些悲剧性的故事，女知青被权势奸污，或者，哪个绝望的青年自
杀……
这样的故事总是让人伤感和压抑。
而在另一个种场合，我们看到的" 知青" ，则是另一种形象。
若干年前在我们城市最大的剧场，湖滨会堂，我意外地和著名的知青蔡立坚相
遇。那是一个什么会议的招待演出，蔡立坚的到场使剧场的气氛一下子的热烈起来。
许多人拥上去，" 葵立坚蔡立坚" 的叫着，要她签名。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意气风发，腰里系着那条著名的布腰带——老队长老支书的遗物。她一年四季系着
它，从不离身。
现在她的遗体就埋葬在她当年插队的地方——杜家山。她的知青同伴、朋友、
亲人为她立了一个朴素洁白的墓碑。她永远留在了那个时代里。她始终、始终没能
从那个时代里走出来。她在后来天翻地覆的那个新时代，生活得非常孤独和寂寞，
那是名存实亡的生存。也许上天垂怜她，早早的，招了她回去，使她免受苦难。
于是她永远地回到了杜家山。
听说现在那一片荒山被人承包了或是买了下来，鼓励人们去种树、种草、放牧。
也许有一天，杜家山会变得像真正的天堂：草深林密、天蓝水清、牛羊肥壮、四季
鲜花常开不败、肥美的果实悬挂枝头，在天堂般的美景中，愿蔡立坚安息。
而我们的陆涛则属于知青中的另一类，他们苦闷、彷徨、怀疑、追问，深感生
活的无望，他们是我们这些女孩儿眼中的罗亭和欧根·奥涅金。我们远离那些蔡立
坚式的时代的弄潮儿和英雄，我们也进入不了他们的世界：那是一个由政治地位、
出身来划分的严峻的主宰者的世界。我们被排斥在那个世界之外，彼此心灵相通。
我想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由精神来划分的世界。这是支撑我们在那个年
代活下来的重要的秘密的力量。
陆涛就是这世界的代表，不幸、沉默、忧伤，身背挎包走在黄尘滚滚的乡村大
道上，风尘仆仆，挎包里永远有一本我们热爱和盼望的小说，有《灵格风》和《英
语900 句》，有抄写在笔记本上的普希金的诗歌——那是我们的食粮。
其实，关于陆涛真实的插队生活，我所知甚少。有关他们的故事，也大多是道
听途说。只知道，起初，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信仰共产主义和革命。他们每晚
在油灯下苦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他们读得很虔诚。但是很快的，艰辛和粗砺
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怀疑和失望了。他们开始消沉甚至沉沦。他们一个个都
变成了精神的浪子，失去了家园和故乡。被欺骗被放逐被驱逐的感觉折磨着他们，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明白了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更不是自然之子的同时也渐渐明白了
许多事情。那是一个漫长的启蒙的开端，或者说，是一个背叛的开始。
陆涛从未向我们吐露过他内心的苦闷。也许，他把我们当做小孩儿，也许，他
不善倾诉。他总是沉默地来，沉默地去。他一个人到处地走，哪儿都不是他的家。
他一会儿回村，一会儿来我们城市，一会儿又去县城，要不就去别的同学熟人插队
的村庄。他有时搭顺风车，有时逃票乘火车，有时步行，他就像一个永远的旅人。
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某个地方，在那里住上一夜，然后在天明的时候起程。
没有谁问过他，陆涛，你要到哪儿去？对有些人，你永远不能问这个问题：你
要到哪儿去？……
后来陆涛死在路上。他死于一次车祸。他搭顺风车到黄河边的小城碛口去。在
柳林，他乘坐的卡车和一辆拉煤的载重车相撞。车翻下了沟底，陆涛当场死亡。
差不多同时，也是陆涛插队地区的一个知青，我日后的朋友吴光，开始了他长
达一年多的流浪生涯。
或者说，逃亡生涯。
吴光逃亡，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他的一个朋友出了事，在那里人们找到了他们
几个同学平时来往的信件、诗和手搞，事情闹大了，他们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
风声传来，吴光仓惶出逃。
吴光曾经把听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写也成了小说，在知青中间流传。说的是一
个东北插队的姐妹，为了回家探亲，没钱买票，冰天雪地中偷偷扒上了一列货车，
在车厢外面的连接处被活活冻死的惨剧。吴光化名什么什么列夫和斯基，把故事发
生的地点搬到了西伯利亚，那两个姑娘也变成了娜搭沙和丽沙之类，假装这是一个
苏联小说。于是，这个叫做《回家》的" 苏联小说" 在知青们中间以" 手抄本" 的
形式秘密流传，从平原到山区，从汾河到黄河，直至更远的地方。如果不是那朋友
出了事，也许人们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吴光的逃跑很有戏剧性。那天，从上面来的公安人员已经到达了吴光所在的公
社，他们向公社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原委，然后从公社直奔吴光的村子。他们走的
是大路，在路上，他们和吴光走了个面对面。吴光刚好要到公社去。那天不是乡邮
员送信的日子（等信是知青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吴光忽然想去公社看看有没有自
己的信。他甩着粗壮的胳膊走在通往公社的大路上，他和那辆202 吉普车擦肩而过。
他们不认识他。他更不认识他们。他走得大汗淋淋头发上冒着热气走进了公社的大
门，一个熟悉的干事一见他像见鬼似的大惊失色，他悄悄把他拉到大门外，告诉他，
" 快跑，已经去抓你了！" 他立刻想起路上那辆和他擦肩而过的绿色吉普车，冷汗
一下子冒出脊背。他二话没说掉头离开了公社，悄悄跑到邻村一个插队的同学那里
藏匿下来。两天后，同学为他凑了一点钱和一副木工工具，送他踏上了逃亡之路。
吴光身背一套木工工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手艺人，开始一路北去。他第一站
到达的地方，是我们的城市。无论他去哪里他都要从这里转车。我的城市在破晓时
分迎接了这个流浪者。他来到车站广场，看到了那些出售洗脸水和茶叶蛋的小贩。
电石灯昏昏欲睡地照着一张张油腻肮脏的小桌。我的城市让他感这么冷漠、狭隘、
麻木和压抑。他一阵茫然，忽然对自己和未来产生了怀疑。后来他跳上了一列开往
包头的列车。轰轰隆隆把我的城市迅速甩在了他宽阔的身后。他看到了正在播种的
田野，看到了荒凉空旷的塞外景色，看到了突兀和孤独的烽火台，渐渐的，亡命天
涯的勇气才又重新回到他身上。
吴光在离大同不远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这是他的机警之处，好像一个天生的
地下工作者。然后他突然折向东去，来到张北草原。在那里他干了一个多月的活儿，
帮人家打炕桌、打躺柜。他走走停停，沿着张家口、赤城、丰宁、围场来到内蒙古
赤峰市，然后又继续朝东北方向挺进。他一路找活儿干。他的木工手艺日臻完美。
再难的活儿也难不住他。他是个好说话的匠人，工钱好商量，有钱多给，没有钱，
管饭就行。他就这样走走干干，从内蒙来到吉林，从吉林，到黑龙江，最后来到呼
伦贝尔盟的一个叫阿荣旗的地方，历时整整一年。
呼伦贝尔在吴光心里一定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他涉过美丽的嫩江，走进呼伦
贝尔大草原。在它的边缘，在阿伦河和诺敏河之间的阿荣他停下了自己疲惫的脚步。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向草原的腹部、向它的更深处走去，我想最大的可能
是因为一个姑娘。这是一个老套子，革命者和美人。我想不出除了美人还有什么比
雄浑浩瀚的大草原更能吸引吴光这样的浪漫主义者。那也许是一个知青，也许是一
个蒙古族少女，在帐篷和勒勒车旁一边挤牛奶一边唱着忧伤的长调。如血的夕阳轰
然坠地，在吴光心里发出巨响。吴光热爱女人，这是他一生的弱点也是他的宿命。
在阿荣吴光甚至代表旗里参加了盟里举办的运动会，当然是冒名顶替。据说这
是一次交易，吴光假装成本旗的插队知青参加男子200 米赛跑，夺得名次后他可以
拿到五元钱。五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获得在这里暂住的
机会。这一切，多亏了当地的知青也是他旧日同学的帮忙。比赛那天，吴光发着39
度的高烧，也许是过于紧张，也许是过于劳累，流浪一年从没有生病的吴光病倒了。
高烧使他两腿发软，晕眩，他甚至看不清200 米外那根要命的终点钱。可是吴光咬
牙挺着，吴光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为了冒险相助他的朋友、为了那五元钱，也许，
还为了，在观众席中一双秘密地多情地注视着他的眼睛。枪声响了，吴光跑在了最
前头。他腾云驾雾般跑着，像一只受伤的动物。最后冲刺的刹那他虚脱了，但是他
本能地挺起了胸膛。他闯线的同时眼一黑，倒在了跑道的尽头……
我认识吴光已是多年之后。他有时会给我们讲起他的阿荣之行。我们坐在我家
楼下小屋里，那是间非常简陋的小平房，是分房时捎带的小厨房，有一只水龙头，
锈迹斑斑，却没有下水 .我和爱人在里面支了张小铁床和一张餐桌，于是，它就成
了我们的厨房、餐厅、起坐间、储藏室兼容客房。南来北往的朋友来我们城市，常
常在这间小屋下榻。有几年，吴光来得最多。那是浪漫和激情的八十年代初，是吴
光的时代，我们喝廉价的本地产的青梅酒或者葡萄酒，彻夜长谈。他的话题永远很
大，人民、民族、文学，激动人心。他还总是来去匆匆，我的城市在他不过是个驿
站。他从没有用心凝视过这里，吸引他的永远是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崇高的事物，比
如太行山，比如黄河，比如被他文学化的北方贫瘠的乡村。他还一个人骑自行车在
黄河边采风，从我们省最北部偏关老龙口一路南下直到风陵渡。他一会儿过河到陕
西，一会儿又过河到山西，结实的身体把自行车压得几乎散架。他一路记录下了很
多的故事和民歌，回来讲给我们听，又忽发奇想，认为黄河可以疏浚并接通京杭大
运河直至长江通航。他为这大胆的想法激动不已，四处游说，希望有人能接受这革
命性的建议。他还写信给水利部，最终当然是不了了之。他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黄河不再是一条真正的奔腾的动脉，这让他伤心。
后来他迁居到了我们城市，在这里安下一个家。可情况并没因此改变多少，这
个城市，在他心中仍然是一个驿站。他东奔西走，永远行色匆匆，一会儿山南，一
会儿海北，激动他的事物似乎永远在远方。他崇尚宏大的事物，比如史诗，比如河
山，比如世界。他拥有某种使命感，这是很诚实的感情可同时又很危险。他必然要
选择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这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结局。然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他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同消失。那是他的年代，最后的年代。九十年代不属于他，
他们。九十年代不需要任何浪漫激情，不需要悲壮、崇高，不需要诗，不需要痛苦
也不需要美。九十年代彻底抛弃了吴光，对他嗤之以鼻。没有了吴光们的大地是多
么轻松和温馨啊，莺歌燕舞，到处是歌城、迪厅、芬兰浴和洗脚屋，人们炫耀着享
受。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流传着同样的笑话，在本城谋生的卖笑女兴奋地为家乡的姐
妹拍去这样的电报：" 人傻，钱多，速来。" 吴光又一次浪迹天涯，走进邻家的花
园。他永远地、永远地在路上了。他一生没有家，只有驿站。这就是我的城市对他
的注解和诠释。听人说，他生活在人家的土地上，却坚决拒绝学习人家的语言。他
开车出行，路过加油站，停下来，向加油工默默伸出两个手指，说一声， "two".
从一到十就是他掌握的全部单词。他执意沉默，却在心里用最忧伤的母语诉说着无
边的情话。他的注视仍然在远方，在他抛下的祖国。这是宿命。见到他的人回来说，
他如今满头白发，完全、完全像一个老人。
我还想告诉你关于老蒙娜的故事。
认识老蒙娜是1978年春天，那是她插队的第十个年头。她从插队的农村考入了
我们城市这所师范专科学校。我们分在同一间宿舍，第一天，我就知道了她是一个
北京知青，还知道了她母校的名字：101 中学。
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或者说，培养贵族的学校。至少它成功地使平民出身的老
蒙娜最终成为一个精神的贵族。没人比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相反，在大多数
人眼里，老蒙娜是那种可怜又可笑的角色，是个倒霉蛋。想想，有几个插队十年还
没有回城的知青呢？在七十年代，又有几个年近三十却还是独身的女人呢？全让老
蒙娜摊上了。假如她长得漂亮，又当别论，可我的同学老蒙娜实在算不上一个漂亮
的女人。她孑然一身、穷然、姿色平平，在月底常常向人借钱，面对这种不幸的女
人，所有人的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骄傲和幸运。
她有时非常天真。有一次食堂吃黄豆芽，大家聚在一起，吃着吃着，忽然听到
她惊叫起来，说：" 呀，原来豆子还有皮儿呢！" 人们大笑。一个插队十年的人居
然不知道豆子有皮！让人不可思议。但是我知道她的惊讶是诚实的，她确实不知道
豆子除了豆荚之外还有一层薄皮。那时我想，她的眼睛和心在运去的时光中注视些
什么呢？
她还常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论。比如，她说一夫多妻制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和人
的天性吻和。我们在寝室里怎样和她大吵啊！她一个，我们一群。我们群情激愤，
她却不慌不忙。她的声音安静却坚韧，当然我们强暴的声音最终总能淹没她。我们
那时二十二三岁，是乐观主义者，对人性的看法是光明的。而她，她却是一个悲观
主义者。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那时真正的不同之处。
所以，在这个放弃了希望的城市，她没有朋友。
可是老蒙娜热爱说话。她是个热爱说话的女人。她渴望寻求一个说话的伙伴，
或者说，渴望寻求一只耳朵。有一个时期，她拉我做她的耳朵。往往，在熄灯后的
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人 .她点起一支蜡烛，然后开始喋喋不休，发表各种并不精彩
的见解。那些毫无私密性的话题（她很少谈论自己和往事），就像隐衷似的被她娓
娓诉说着。她的诉说异常轻柔没有起伏没有动荡就像催眠。我慢慢睁着眼睛睡着了。
她扁圆的大脸飘浮着远去、消失。忽然又醒来，还是那张脸，在摇曳的烛光下，一
明一灭，一明一灭。渐渐的我只看到她的嘴，肥厚的大嘴唇，硕大无朋，那里面诉
说的欲望是多么坚韧和汹涌啊。我感到绝望。
慢慢的这样的诉说发展到了寝室里。晚自习归来，我们上了床，她忽然感慨，
" 今天真好啊！" 或者说，" 今天真有收获！" 于是，那诉说就开始了，关于今天
听课的感想，一、二、三、四，一五一十，细细道来。没有人搭腔，她就像是自说
自话，四周起了鼾声，她不在意。连最后一个害失眠症的人也睡着了，月光移过来，
照着一个独语的女人，她的笑容像婴儿一样天真。半夜里有人起夜，听见她还在娓
娓地、不屈不挠地诉说着。
人们开始说老蒙娜的闲话。人们说：" 这人有病！" 渐渐的有了她的一些传说，
传说她在云南插队时因为失恋受过刺激。后来又传出老蒙娜和我们某位老师的故事。
人们说老蒙娜追求这位年富力强看上去英俊潇洒的有妇之夫 .她总是缠着人家，问
各种问题，起初是在课间，或者课后，后来就常常追到教研室去。她和老师讨论"
人性".她的问题直白、尖锐，听上去就像是露骨的挑逗。我们的老师脸红了。老师
说：" 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它超出了我知识的范畴。" 这样的回答怎么会流传
开来被大家知道，委实蹊跷。我想这本来是两个人的事啊，所谓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怎么就会变得世人皆知了呢？我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怀疑地望着讲台上
英雄俊潇洒妙语连珠的老师。我忽然想，假如，假如这样提问的人不是老蒙娜，而
是一个美丽的鲜嫩清新如同朝露的姑娘，事情会怎么样？
我很悲哀。
那时我们学校已经从汾河边迁回到了市内这个叫" 侯家巷" 的地方。那座" 庚
子赔款" 时的老建筑——山西大学堂旧址，做了我们的校舍。它看上去像一座教堂，
有尖顶的塔楼，有巨大的石柱，还有狭窄黝暗的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呻吟、
尖叫，通向一个没有窗户的神秘的甬道。这是一座禁欲主义的建筑，但是很多人在
它的身体内部恋爱。
不过却始终没有人爱老蒙娜。
学校包场看电影，是日本影片《砂器》。我的座位和老蒙娜紧挨着，在楼上。
电影演到高潮处，英俊的男主角和贺英良背负着罪孽弹奏钢琴，他悲剧的一生在琴
声中迭映：海、原野、孤儿和贺英良忧伤宿命的脸。忽然我听到一种响动，这响动
在寂静的电影院显得很突兀。我扭过脸，看到了那个可怕的情景，老蒙娜在抽搐。
她的头仰靠在椅背上，嘴唇乌紫，眼睛拼命向上翻，只剩下令人恐惧的空旷的眼白。
她的身体因为抽搐紧绷着，仿佛要向下出溜。我想到一个词：" 羊角风".或者" 癫
痫" ，是一个更为科学的叫法。我听说过这种可怕的病 .我惊叫起来。我喊：" 老
蒙娜老蒙娜！" 一边用手推她。我的喊叫惊动了四周的人。人们回头，或者站起来，
问，" 怎么了怎么了？" 我说不出话，牙齿格格打战，我以为老蒙娜要死了。可是
老蒙娜苏醒过来。她不再抽动，眼睛也睁开来（应该说，是翻下来）。她望着我，
满头大汗，她说：" 没事".又说，" 这里太热了。" 她平静下来，人们陆续坐下，
继续看电影，毕竟银幕上的故事更吸引人。我对老蒙娜说，我可以陪她去医院。她
并不看我，说道：" 不用。" 后来人们就又盛传老蒙娜的病，说她有羊角风，可我
也发现有些人背地里说起这事态度十分暖昧和古怪。这让我疑惑和不安。终于，一
个晚上，我和老蒙娜又是最后走出熄灯后的主楼 .我们穿过黑暗的操场，老蒙娜忽
然对我说：" 你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一下子没反应上来，她又说：" 那不
是病。" 我懂了。
那是……想。
我的脸像火一样烧灼起来。
我想我真傻啊。
我想起我的尖叫。是我的尖叫使许多人目睹了那绝对不该目睹的事情。
我不敢看老蒙娜的脸、她的眼睛。她陌生起来，非常暖昧。我还闻到一种奇怪
的气味，我后来才知道" 欲望" 原来也是有气味的。它们从她身体的深部隐隐飘出，
就像动物的腥味，又像麝香。我感到头晕。
那时我还十分不习惯" 性" 这字眼，更别说和人谈论它。在这方面我就像是一
个在修道院里长大的人。那个夜晚是我疏远老蒙娜的开始。我们回寝室的路上气氛
有些僵硬。我不知不觉和她拉开了一米远的距离。我似乎害怕不小心触碰到她的身
体。它们在黑暗之中抽搐的可怕样子在我眼前无限地放大，居高临下，给我压迫感。
我开始逃避" 它"." 它" 一走进来，我们的寝室立刻就变得狭窄、拥挤、混浊。"
它" 远比实际的体积要庞大，可以随意侵吞空间。没有哪一张床可以承受它的重量。
" 它" 使夜晚的任何一点响动都变得暖昧和可疑。" 它" 使我紧张、神经衰弱失眠。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借口搬到别的寝室去了。
搬家这天，同室的人七手八脚帮我搬运东西。你抱枕头，我提脸盆，嘻嘻哈哈
弄出了很大的响动。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原本不想声张，可结果却相反。老蒙娜没
有插手，她坐在一边安静地吃她的午饭。她慢慢咀嚼着干硬粗糙的饭粒。我始终不
敢看她，我觉得我有些卑鄙。我背叛了她对我的信任、善意、坦白。我最后一次走
出寝室的刹那，忽然觉得不磊落的那个人是我。
后来我们就毕业了，各奔东西。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从不往来。再次碰上老
蒙娜，是在公共汽车上。那是一辆环城汽车，出奇地空旷，我上车后，一眼就看到
了那熟悉的、硕大的笑脸。她意味深长地笑着，她说：" 我早就看见你了。" 我知
道我非常醒目。我穿着一件绣花的极其肥大的衣服，蓬着灯笼袖，像一个乌克兰农
妇。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掩饰我肥硕的孕妇的肚子。此刻，老蒙娜注视着它，吃吃
地笑。我脸红了。
我觉得那笑不光明。
那笑让我觉得我被一只手慢慢剥光了，我赤身露体，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着我
正在孕育的葱茏的山丘。
我知道她孤独。
她还是一个人生活。至今。
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一些老蒙娜的故事，我很震撼。我知道了她原来曾是
一个狂热的革命者，一个激进的冒险家。她让我想起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林萍。我不
知道那故事是真是假，可它们让我难忘。
十八岁的老蒙娜追随一个青年奔赴云南。那青年我们姑且把他叫做" 南征" ，
这名字可以使我们联想起他父辈的经历和他的血统。在老蒙娜就读的那所学校里，
这一类名字俯拾皆是。比如南征，比如北战，比如怀延或者太行，等等，看似漫不
经心实则恢宏大气，表现了一代英雄重写历史的骄傲。南征是个优秀的青年，和平
时代做过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到了革命年代，他是他们那一派的重要首领，仍然负
责宣传。他日夜编写战报、印传单、起草大字报。开大会的时候，他坐在主席台，
而台上永远有一张扁圆的、柔和纯真的脸庞目不转睛仰望着他，就像葵花仰望太阳。
慢慢地他在炮火硝烟和红色的血海中闻到了那种清新的植物的气味。有一次他
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她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
" 蒙娜？蒙娜丽沙的蒙娜？" 他望着她，笑了，" 别说，你还真有点像她。"
于是这个普通的、有着资产阶级嫌疑的名字立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辉，成为他们
之间最具罗曼蒂克的一个细节，一个亮点：使人有所期待，某个爱情故事将要由此
诞生，等待就是从那一瞬间开始。老蒙娜欣喜若狂，她像春天的小树一样张开了所
有新鲜光洁的树叶，那是一个奔放的拥抱的姿势。可是南征转过了脸。南征喜欢的
是另一个姑娘。那姑娘和南征一样，有着一个大气磅礴的名字——沂蒙。
沂蒙在大型歌舞《井冈山的道路》中出演主角。她扮演红区的大嫂，大嫂唱道
：
紧紧拉住亲人的手，亲人的手，
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受苦人，世世代代当马牛，
一年年，一月月，
愁和恨，压心头，压心头，压心头
……
两年前，湘江风雷骤，
毛委员，发动群众闹革命，一轮红日照九洲
……
这是非常高亢也非常冗长的一段独唱，花腔女高音。沂蒙唱得十分出色、动情、
完美。
可恨那陈独秀，可恨那陈独秀，
叫咱解散农会，把枪丢，把枪丢。
乌云重来，水倒流，
白狗子，似豺狼，挨户团像疯狗。
家家户户没有了亲骨肉，没有了亲骨肉。
我那十五岁的孩子也遭毒手，
血染南山口，南山口……
每当唱到这里，沂蒙总是热泪盈眶。沂蒙乌黑的大眼睛浸在泪花中，就像星星
沉落深潭。南征那时就有一种冲动，想去吮吸她的眼睛。
沂蒙的美丽也是那种大气磅礴的，银盆大脸，笑起来声震屋瓦。沂蒙也很骄傲，
这从她挺拔的身体、冰雪般晶莹的前额和高贵的毫不妥协的脖子上很容易看得出来。
这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与老蒙娜的世界像黑夜和白天一样截然不同。
到了插队的时候，本来可以有几种选择：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南征犹
豫不决。南征的父亲那时倒了霉，身陷囹圄，母亲想让他去山西，离家近一些，另
外，山西有父母亲的一些老战友，可以得便照顾。可是沂蒙要去云南。沂蒙想往边
疆。沂蒙认识的人中有跑到越南参加游击队和人民军的。沂蒙读了《切·格瓦拉传
》，把它推荐给南征。格瓦拉使沂蒙和南征这两个青年热血沸腾，觉得那样的人生
才有光彩。于是，" 云南" 这名字脱颖而出，像星星照亮了两个理想主义者两个红
色恋人的人生征程。而老蒙娜还有什么说的？她不顾姥姥的反对（姥姥是抚养她长
大的亲人），在一个大雪飘飘的冬日，跟在南征的身后，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开始
了她漫长的、一生的追求。
老蒙娜插队的地方，我从没有去过。我想那应该在云南省的东南部靠近边境的
地方，那里和越南接壤，元江也就是著名的红河流经那片土地流入战火纷飞的越南。
他们坐在马车上唱着那支歌穿过稻田抵达他们河边的村庄。那支歌是这样的：" 越
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的友谊像朝阳……" 二十年后作为一个旅
游者我来到了云南。我走的是一条旅游路线，由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直抵丽
江。此行的终点叫中甸，现在人们称那里为" 香格里拉".那不是老蒙娜红色的云南，
不是" 知青" 们的云南。那是为观光者准备的风景。那一路我们很不顺利，汽车开
出昆明四十分钟后即抛锚。
我们站在一条混浊的河旁，心情沉闷地等待着师傅把车修好。这是一个不好的
开端，这说明我们的汽车不让人信赖。云南的公路是出色的公路，这样的公路可以
让任何一部健康的汽车飞翔起来，可我们的车不行，八小时的路程，我们走了十四
小时，到达古城丽江已是晚上十点。两天后我们前往中甸，不少人被高山反应击倒。
行前我懵懵懂懂，一点不知道" 中甸" 这地方海拔高度已日3300多米，而我们要去
的碧塔海是3539米，接近3600米的高度。这里，已是青藏高原东缘，属迪庆藏族自
治州。这里的姑娘，人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像雪域一样高亢嘹亮清冷的歌喉，到处能
听到熟悉的《青藏高原》的旋律，演唱者不是李娜，而是本地那些面孔红润身着藏
装的歌手。酥油茶、青梨酒、哈达、藏银首饰。我的丈夫就是在痛饮了一大杯青稞
酒之后立竿见影，当晚发起高烧。他发着高烧做观光客，在清晨前往3600米的碧塔
海 .下着牛毛细雨。我们在七月的盛夏穿着租来的棉军大衣和雨靴。那是真正的森
林，原始森林，穿行在森林里的路是一根根连皮的松木铺成，就像栈道，树皮被雨
淋成黑色。新鲜的马粪、牦牛粪、松香和各类菌子的香气混杂在雨中，被雨水慢慢
打湿。在道路的尽头，碧塔海这个高山湖泊像仙子一样浮现。草地和鲜花静静簇拥
着它，可我们已经没有一点力气走近它的身边，我们直奔休息处，在那里，可以喝
到新鲜的牦牛奶和热茶。
我的女儿在碧塔海上也发起烧来。
这就是我们的云南之行。现代人的冒险。我们骑马下山，马是著名的" 丽江马
" ，不过却被人奔着。马的主人一天往返数趟走在林中的栈道上挣着观光客的钱。
我的女儿在马上东倒西歪，高烧使她全身发软和寒冷。这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是她吃过的最大的苦头。她摇摇晃晃，头上套着一只红色的塑料袋充当雨帽，在丛
林中那红色像淋湿的花朵一样鲜艳娇嫩 .我的眼睛慢慢湿润。我想，云南啊！这像
一道符咒一样一下子击中了我。丛林阴黑下来，雨声骤然紧密。一个遥远的云南，
一个被千千万万青年最虚妄的理想、最真实最鲜活的热血、汗水、青春甚至生命灌
溉的云南，老蒙娜的云南，在雨声中慢慢向我走近……
我不知道元江两岸是否也有丛林。老实说我根本无法确知老蒙娜当年插队的地
方是否真在元江，我记得她说过橡胶林、稻田还有一个可怕的字眼：麻风病。这就
是她故事的全部线索。如果有橡胶林，那就应该是南部西双版纳一带了。亚热带的
瘴气和有毒的露水是内地青年的大敌。水土不服使他们不少人倒了下来。但是老蒙
娜坚持着。老蒙娜想，我应该完美、更完美，这就是天真的老蒙娜信守的东西。老
蒙娜痛苦地望着南征和沂蒙亲密的背影，她想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转过眼睛，南征。
我会让你看见一个奇迹。
老蒙娜像拼命三郎一样劳动。很快她就成为" 铁姑娘队" 的队长，她像男人一
样担百斤重的担子走山道，压出了疝气。她纤细的四肢粗壮起来，身板慢慢变宽、
变厚、变得坚硬壮硕。亚热带的阳光把她细致的皮肤晒成焦黑色，这样牙牙和眼白
就变得像非洲人一样耀眼洁白。奇迹就这样诞生了，一个人脱胎换骨改变了自己。
但是，这仍然、仍然拯救不了爱情。
南征怜惜地望着这个黝黑壮硕的铁姑娘，心里想，" 这是一个没有青春的女人，
也许会结果，却永不开花。" 云南不是南征的目的地。南征向往的是越南。在跨越
了大半个中国之后越南仍然在前方，被茂密的椰林、蕉林还有硝烟覆盖，一想起那
里和那里的生活南征就热血沸腾。但是事情不像他们想像得那样简单，他们永远没
有到达那里，没人像切·格瓦拉一样把鲜血和生命抛洒在异国的土地。他们有过几
次行动，却都没有成动。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他们在丛林中穿行三天后终于抵边
界碑，可是却被巡罗的边防军发现。他们的运气真是不好，尽管他们试图以世界革
命的伟大理想和阶级情感打动边防军，可是却无济于事。最后，沂蒙哭了。从不掉
泪的女英雄在界碑前流下了泪水。她咬破右手食指，鲜血像玛瑙珠一样沁出来，她
伸出手臂，伸到界碑那一端，让血慢慢滴下来，滴在越南的土地上，一滴，一滴。
顿时，人们都哭了。他们纷纷咬破手指，仿效沂蒙，让他们新鲜的热血，一滴、一
滴，融入异国的大地……
当然，老蒙娜不在其中。
这故事后来在知青中广为流传。陈沂蒙变成了一个传奇般的人物。她似乎飞离
地面，成为一颗星星。现在老蒙娜和陈沂蒙相距更遥远了。遥远的还有南征，她几
乎、几乎快要眺望不到他的背影。他们在夕阳中渐渐变成红蚂蚁般的小金点。老蒙
娜垂下她成熟的向日葵般的头颅，泪如雨下。
不久传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这一次爆炸的制造者是老蒙娜。
是关于麻风病。
在痛苦的日子里老蒙娜开始自学中医和针炙。她想办法买来了人体挂图，比照
着它在自己身上一遍遍寻找那些奇奇怪怪的穴位，百会、涌泉、足三里……她的试
验对像就是她自己。她想像自己肚疼、胃痛、肝脏肿大、胆囊发炎，想像自己偏瘫、
中风、失明、失聪，然后对症下针。她体会着针感。体会着那种剧烈的酸、麻、胀、
痛。她用这酸、麻、胀、痛解救着自己，支撑着自己。她的胆子比天大，一来二去
就在别人身上也下了手。头疼脑热肚子痛，居然也让她阴差阳错扎好了几个。她旗
开得胜，有了战果，获得了成就感，一发不可收拾。其时，报纸上广播里到处宣传
着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的胜利，中国医务人员用小小一根根针治愈聋哑人。这是
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一个漂亮的花腔女高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
落高唱着那支歌：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开了花，
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
如今咱们聋哑人说呀说了话，
啊……啊……啊……啊……
感谢毛主席恩情大，恩情大……
唱到" 啊" 的时候，花腔女高音吐出了无比清脆的一长串颤音。有人告诉我，
这叫" 小舌颤音".告诉我这个的是我的小姨，她热爱声乐，是个漂亮白皙的北方女
人，生长在中原。此刻我耳边响起了这清脆无比类似某种鸟鸣的" 小舌颤音" ，那
个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像劲风一样噎住了我的咽喉。
而老蒙娜心里却亮起一道闪电。
她想，奇迹都是人创造的啊！
她凝望她手中的银针，微笑了。它们那么纤细、明亮、柔韧、颤颤巍巍，它们
是魔针，是仙术。她想，还有什么禁区是人没有战胜的呢？
麻风病。
即使是在七十年代，麻风病也早已不是不治之症。在我年轻时，我以为这种病
就像梅毒、血吸虫病一样已经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绝迹。但是老蒙娜是在什么时间什
么地点撞见了麻风病人呢？我一点不知道。现在我想，在六七十年代，在云南，在
边陲，在丛林深处某个没有道路没有电灯缺医少药的山寨，撞见个把麻风病人应该
说不是没有可能。也许有一个地方，比如，一个洞穴，一片人迹罕至的林莽之中，
一些麻风病患者与世隔绝地生活在那里，就像我后来看到的那个影片，一个英国影
片，忘了什么名字，故事讲述的是遥远的中世纪的故事——一个古老的爱情传说。
对了，那电影好像就叫做《爱情传说》。其中有一个情节，在海边，国王和他新婚
的妻子策马飞奔而来，妻子下马，向海边走去，这时，一个站在远处的女人向国王
的妻子伸出乞讨的手，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发发慈悲吧。国王忽然大吼一声，小心！
飞马而来，一剑将那女人劈成两段。妻子颤栗了，指责国王残忍，国王吼道，她是
个麻风病人，她会伤害你！国王指着远处的一个岩洞，说，瞧，他们就住在那里…
…
几个世纪过去之后老蒙娜要在我们的土地上去寻找这样一个岩洞，或者，一片
村寨。消息传出，人们大惊失色，人们说，老蒙娜你疯了！人们形容着麻风病人的
种种恐怖情形，皮肤什么样，脸什么样，手什么样，人们被自己的形容吓住了，端
着碗吃不下饭，咽不进汤。
可是老蒙娜不动摇。老蒙娜微笑着，铁了心。老蒙娜说：" 有了毛泽东思想，
人可以创造一切奇迹。" 老蒙娜走了。这是惟一的、惟一的挑战方式。她没有去越
南，越南不属于她，不属于她这种阶层的女孩儿。越南是沂蒙的，支授世界革命这
样的伟大理想是属于沂蒙这样的" 红色贵族 "的。老蒙娜走向丛林，不是为了寻找
界碑而是为了寻找麻风病人。她背着挎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她的银针和艾草—
—她战胜世界的武器，当然还有一本必不可少的毛主席语录，也许还有本古老的《
汤头歌诀》和《农村赤脚医生手册》。够了。老蒙娜就这样消失在村路上，红色的、
湿润的一条土路，蜿蜒在稻田、烟田、茶林和蔗林之中，老蒙娜像只小虫一样只身
远去。
三个月后，老蒙娜重返村庄。
她又瘦又黑，衣衫褴褛，嘴唇脱了皮，手上裂着可怕的血口子。人们看见她，
像看见瘟疫，四处逃离。她笑了。笑着笑着流出眼泪，她说：我根本没有打着他们。
他们隐匿得真深啊。
隐匿在云南的深处。民间深处。
而南征和沂蒙已双双参军入伍。
很快就到了这个人人都想发财的年代。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没想到
会是老蒙娜。她在电话那头叫我，声音仍然那么年轻、柔和，没有一点岁月的灰尘。
我愣住了。有一瞬间我以为时光倒流了回去。
毕竟过去十多年了啊。
老蒙娜说：" 听说你身体不好，为什么不试试仙妮雷德？" 原来老蒙娜在做"
仙妮雷德".那是传销最盛行的年头。仙妮雷德、阿拉斯加鱼油、螺旋藻、高钙粉、
安利，这样一些字眼在城市的上空飞翔着，代替了从前的大雁、麻雀和所有的鸟类。
它们盘旋着，互相碰撞，争夺着筑巢的地盘。我没有想到昔日狂热的革命者老蒙娜，
也加入到了这滚滚商战之中。
那天在电话中她向我宣讲仙妮雷德的种种好处。她娓娓而谈。没有任何波动、
荡漾和起伏。我心里闪过从前那些夜晚，河滩上的夜晚，熄了灯的主楼里，只剩下
我们两人，她点起一支蜡烛，开始诉说。诉说。我被她毫无变化毫无魅力的声音催
眼。一切又开始了……那是非常漫长的一个电话，她仍然、仍然没有办法用诉说去
打动人，可这一次，我没有入睡。我非常、非常想哭。
我忽然理解了她为什么要选择" 传销".她要说话，她要寻找倾听的耳朵。她在
茫茫人海中找了多少年啊。她使尽了各种办法，她用了半生的气力，却一无所获。
传销是最后的机会了 .她花去多年的积蓄，一下子买来很多的产品，它们花花绿绿
地堆积在一个独身女人的卧室，一扫她的孤寂，给她慰藉和信心。她开始在这个生
活多年却仍然陌生的城市寻找" 下线" ，她想用这花花绿绿包装精美的仙妮雷德建
立起血肉的联盟和锁链。她四处奔走游说。游说是多么快乐啊！她不知不觉把商业
的游说变成了倾吐。她要的不仅仅是赚钱的伙伴而是会倾听的耳朵，发财不发财倒
在其次。可如今这个世界上想发财倒还容易可想找一只善意的、会倾听的耳朵真比
登天还难，何况她的诉说生来缺乏魅力，过于冗长、沉闷、没有起伏和波澜。她很
快就使那些急于发财的听众厌倦了，她冗长沉闷的诉说几乎吓跑了所有的人。她是
一个失败的传销者，没有人冒险做她的下线。那些仙妮雷德砸在了她手里，滞留在
她的房间，绊她的脚，堵住了她进进出出的路。这美丽的仙妮雷德没有给她带来好
运气却使她破产。她无可奈何叹息，看着它们渐渐蒙上灰尘。
这不是她的城市。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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