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学校里乱糟糟的,公社领导派来一个姓商的校长,整顿课堂秩序。他满脸络腮 胡子,厚厚的嘴唇,脸上总挂了浅浅的微笑。他上任后,便在学校里开展选拔活学 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运动。 商校长以我们班为试点,他和女教师先是培养了镇上的一个学生陈伢子当积极 分子。他们精心地帮助陈伢子整理讲用稿,又安排其他同学们发言,赞扬陈伢子, 学习陈伢子,期望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可是,没过多久,他失望了,陈 伢子总是与那群调皮的伢子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捣蛋鬼和老师之间两面当好 人,这样的积极分子当然不合商校长的意。 他又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可能是我写的一篇讲用稿感动了他。那篇稿里,我 反省了刚到农村时的“活思想”,内心里鄙夷农民伢子们,难以忍受简陋的校舍和 粗俗的环境,自以为比别人高贵,其实我的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的肮脏思想,云云。说实话,我写下的大多数自我批判的语言,是真心的。也极其 符合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我确实是真诚地活学活用了。 商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与我整整聊了一下午。他脸上充满了真挚诚恳 的神情,说是看过我的讲用稿挺感动,这才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又引用了许多领 袖的教导,说明只有向贫下中农学习,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的语言也不是教 条式的套话,而是真心真意的。他还好奇地问我一些干校的情形,比如都有哪些名 人在咸宁。 我就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先是在学校讲用,后来又到公社讲 用。 商校长很满意我的一系列讲用,尤其得意是他培养了一颗讲用明星。在那个年 代里,真诚的信念到底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哪一个人会去认真地思考呢?因 为,虚假已经构成了某种伦理道德模式了,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还有极左的, 混杂一团。我们无法抗拒它们浸淫到心灵中,却使自个儿也身心分离,成为说一套 做一套的两面派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商校长很快又想出一个新招儿。他号召学生们勤工俭学,用自己劳动成果改善 学校面貌,特地联系了我们去乌龙泉矿参加劳动。每天下午,在火车站,干校的学 生和镇上的伢子们挑着一担担鸳箕的黄土,踏着长长的跳板,将空车皮填满。从北 京来的学生们很少挑过担子,没几天,肩膀就肿起来了。家属们颇有意见,心疼自 个儿孩子要参加强体力劳动,用各种借口给孩子们请假。后采,镇上的伢子们也纷 纷请假,去挑土的学生们几乎寥寥无几了。我作为“积极分子”,自然不能请假, 肩膀上突起了红肿块,磨出泡了。我垫一块毛巾,仍然将鸳箕装得满满的。自从灵 魂深处爆发革命以后,倒不如说灵魂爆炸了,炸得碎片四进,于是,心甘情愿地折 磨自己的肉体。 不过,我也很佩服商校长。学校的老师们都不很情愿参加这种劳动的。开始几 日,他们也挑几担土,在现场吆喝指挥,随后也寻找机会溜走了。只有商校长一人 自始至终参加劳动,闷声不响挑了满满一担黄土,一趟又一趟爬上高高的跳板。我 想,大约就是他以身作则的精神,多少感动了一些学生老师们,才勉强将一个局面 撑持下来吧。 一个月后,他用这一笔劳动报酬买了一批新的课桌椅,淘汰了那些糟朽摇晃的 旧桌椅,又将教室修缮一新。我看他倒背手,在几个教室间转来转去,满意地摸着 脸上粗硬的胡茬微笑。他冲我们说,“哈哈,变了模样啵?这是你们北京伢子的功 劳哟!往后,新来的学生会记得你们的。” 做完了这一桩事情后,他又被调走了。临走前,他又叫我到办公室,给了一个 联系地址,他好像又到另一个中学去当校长。他拍一拍我的肩膀,开玩笑地说: “你们很快也会走喽,唉——我们没得机会见面了。回北京,莫忘了乌龙泉,也莫 忘了我哟——我当过你的老师!” 在以后一段岁月里,我确实没忘记他。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位农村学校的教师, 虽然言行充满那个时代的色彩,但是,他是淳厚朴实的。在我的印象中,也是近乎 完美的。 十二年后,我在团中央《辅导员》杂志当编辑,准备报道湖北襄樊市的一位优 秀辅导员,途经武汉市,先与湖北团省委的同志商议报道计划。谈完工作,闲聊起 来,我无意中提起曾经在武昌县的乌龙泉镇上过中学,团省委的小伙子建议:“你 何不回去看看?反正武昌县离这儿挺近,只一两个小时就能到,故地重游一定很有 意思!”我很高兴地立即答应。 第二天即赴武昌县。县里专门派了团县委干部和教育局干事陪同我,我们一起 乘吉普车去乌龙泉镇。坐在吉普车里,我才知道教育局的那位女干事也是乌龙泉镇 人,对那儿的情况颇熟悉。她问道:“那时候,教你们的老师是谁?都叫什么名字?” 我首先提出了商校长。“哦——是他呀!”女干事脸上浮现出很复杂的笑容,“他 还在。就在乌龙泉中学里,你肯定能看到他。”“怎——么?他又调回了乌龙泉中 学了?我记得,我们离开乌龙泉以前,他已经调走了呀!”我惊讶地说,又看出女 干事的表情有点儿怪,又追问,“啊,他还好么,有什么——变化吗?”“他犯错 误了……”女干事慢吞吞说,“哦,应该说是犯罪!他被判了几年徒刑,才从监狱 里放出来,安排在乌龙泉中学。” 我的惊愕是可想而知的。女干事又详尽地介绍了商校长的情形,他在七十年代 中期担任乌龙泉的安置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掌握了给在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回城 安排工作的权力。他却利用权力,诱奸了一个女知识青年。这在当时是严重触犯刑 律的。事情发作了,女知识青年告发了他,他立即被司法机关逮捕,判了几年徒刑。 由于他在监狱里表现好,最近被减刑提前释放回来。女干事又说,商校长的妻子异 常:贤惠。商校长犯罪后,亲戚朋友都劝她与丈夫离婚,她却不肯,念着往日夫妻 情分,经常去监狱探监,给丈夫重新做人的信心。在丈夫服刑的几年里,她不仅担 负起沉重的家务,在学校教书也是模范教师,还使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她高尚 的人品,使镇上的人们敬仰,甚至众人排队买东西,大伙都主动请她先到前面去买。 女干事讲的,让我默然。它感染和震颤我的,是其中表露的伦理道德内涵,还 是那种意想不到的赤裸裸人性罪恶?一时,我竟不知当如何感受。我成熟了,又在 写小说,已经深深体味到人的复杂性,人生的深奥难测,即使穿透了生活表象而做 出的探究,又能表现出几分其间神秘的意蕴呢? 吉普车开到了乌龙泉中学门口,一位现任年轻校长正等侯着,他过来与我们热 烈握手。人们正互相寒暄着,我扭头一下子看到了商校长。不远处,他正蹲在那儿 劈柴,满脸络腮胡子,面目却苍老许多。我大步上前,主动与他握手,又说:“商 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叫施亮,以前曾在这儿念过书……” 他和我紧紧握手后,一时语塞,抖擞了两手,不知说什么好,只喃喃地说: “哦,哦,施亮……我记得的……当然记得……”他却眼睛避开了我,神情窘迫地 搓着手。这时,年轻的校长走来招呼他一声:“老商呀,放下手里的活计,我们一 同进屋去摆谈,好啵?”商老师惆怅地望我一眼,使劲摇脑袋说:“不——不!我 不去了,我要先把这些活儿做完。” 在办公室里,年轻校长向我介绍这学校的状况,据说已经拨下一笔资金,要把 校舍翻修,校园的规模将扩大一倍。闲谈间,我问起商老师的情况。年轻校长说, 从他刑满释放后,一直在学校当勤杂工,但是学校扩大后,还是准备让他教书。 该吃中午饭了,校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请大家一一入座。我犹豫一下, 还是提一句:“嗯……是不是请商老师也来?”人们面面相觑,短暂沉默一阵,教 育局女干事随即说:“好的,我这就去叫他。”女干事与年轻校长一起去请商老师。 过一会儿,两人回来了,说是商老师无论如何不愿意过来,也就算了。 我打消了再与商老师聊一聊的愿望。也许,这只会使他尴尬,引出痛苦的意绪。 于是,吃过饭后,我随年轻校长到乌龙泉镇上转一转。这个小镇,八十年代中期几 乎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扩展了一部分街市,赶集摆摊的小商贩们比以前更多了。 我们又去一家饭店,看望了以前教过我的一位男教师,他如今改行了,当上饭店老 板。我们共同叙旧时,他清楚地记得这群北京学生的名字。他说,我的一位同学施 以平(商务印书馆的家属),1979年考入大学后,也曾经回乌龙泉一游。 很快又该回去了。当他们送我到吉普车旁,正说着客气话时,商老师又从一间 小屋里一步蹿出,站在人群外面望着我。我走过去向他握手道别。他紧紧拉住我的 手,厚厚的嘴唇翕动一下,眼睛里闪烁着泪光,沙哑地说一声:“今天,我没有好 好招待你……对不起呀,以后,再来噢!” 我心里很难受。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商校长的形象,以前纯朴忠厚的形象,今天 卑微局促的形象,两个形象叠印在一起,难道真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使我难以想 象,尤其难以用小说家的想象去填补两个迥然不同形象之间的空白。虽然,我以后 也曾经出现过创作冲动,可我最终还是把这个故事封存到记忆的仓库。直感告诉我, 这个题材只能写成散文,而不能写成小说。 因为,他太真实了。 因为,他是我少年时代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