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林彪事件不久，那批飞扬跋扈的北京军区的军代表们撤走，调来的是一批湖北
省军区的军官，属于地方部队，大都是军分区的兵役局长，或科长，或某县武装部
长。我们觉得，这批军代表显得挺土气，连军装都裁缝得歪歪扭扭，又洗得发白破
烂，而不及北京军区的野战军军官们军装笔挺。，他们来后，干校的局面却多少松
动些了。也不再像对待集中营的犯人们那样由军代表训话，“不老实拉出去枪毙你
们”云云。有一些老干部也陆续被解放出来，其中就有父亲的老领导，人民文学出
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伯伯被调到大队当教导员，而韦君宜老人则在十四连任指导员。

    前些日子，我重读了韦君宜老人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内心极感动，由此我
才真正得知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与牺牲，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她在书中描写一个细节：“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
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
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
来呀！韦君宜来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
自然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所写的那时刻，我正在乌龙泉，也不知道是哪个小伙伴的恶作剧。不过，我想，
倘若自己在场，会是怎样呢？大约也可能是站一旁看着哈哈笑。在文化部干校，文
化人的这群子弟反而滋长了“反文化”心理，泯灭了善良的同情心，以捉弄人为乐
趣，以粗野为荣耀，已经丝毫没有中国伦理道德的敬老观念。我刚到干校，一反原
来的温驯懦弱的性格，变得爱打架，曾经抄起铁锨打人，急得父亲整夜失眠。

    这些调皮孩子们眼中，韦君宜是个奇怪的人。一些大人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
的动乱中，造反派从牛棚将韦君宜拉出来审讯，却发现她真的被批倒批臭，甚至被
批疯了。她穿的衣服整个一夏天也没有洗，发出酸臭味道，嘴里喃喃自语。造反派
问她问题，她只是直怔怔的目光呆望着审讯者，吓得造反派也不敢接近她了。她到
干校以后，监禁被解除，仍然显得很神经质，爱自言自语，一个人说笑。

    有一回，我和一个小伙伴回宿舍，看她远远挑了一担水过来，那个小伙伴推着
我咬耳朵说：“你看，你看，韦君宜……你不要目光直对她，悄悄看着……她是不
是在说话？”

    我们放慢了脚步，觑眼偷瞧着她。果然见她，边走边喃喃自语，突然，嘴角一
抽搐，自个儿又笑了。看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好奇，哪里知道她心中压了那么多的
闷抑和痛楚！

    她被解放了，成了十四连的指导员。有一段时候，她头戴一顶蓝帽子，穿一套
旧制服，腰间扎一根皮带，一副英姿飒爽的女“五七战士”的形象，又使我们感到
古怪。后来听大人们说，那时她回北京探亲，下火车也还是干校打扮，戴一顶破草
帽，穿了短裤，用扁担挑了行李物品，这么大摇大摆在北京街上走。以至于到了家
门口，还被邻居认为“你们家来了农村亲戚！”

    她是异常真诚的，也是天。真的。将这儿也看成是南泥湾一样的垦荒战场，而
自己则是走五七道路的五七战士。担任指导员后，她感到有些忧虑，连里的纪律松
弛了，回北京超假的人多了，买零食的人也多了，大发牢骚的人也多了。她甚至也
曾经想整顿一下纪律。

    湖北来的军代表却不是那么想。一个又高又瘦的修科长，又一位胖墩墩的尹局
长，两人都是地方部队的干部，并不是住在大兵营里的野战军。他们在地方也是上
班来下班走，有家眷的，大概很不习惯这里的准军事生活。尤其是尹局长，常常拍
着隆起的胖肚皮，跑到厨房：“今天又做啥子吃呀？呀，呀！又是清水煮洋白菜啊！”
他们实在吃不下清水煮洋白菜，清水煮萝卜，又不能命令厨房单给自个儿做小灶，
这样不好，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家那时已经自己开伙了。妈妈生个小煤球炉子，又种了一小片菜地，时常悄
悄向老乡们买点儿鸡蛋、鱼肉等等，生活是改善多了。父亲也经常请要好的几个同
事来喝酒。

    一日上午，军代表修科长忽然将妈妈叫到大队部，张口就问：“唔——听说这
儿的鱼挺便宜，是不是？”

    “好像——挺便宜。”妈妈不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小心翼翼应付他。

    “我过一些日子要回家探亲，想买点儿鱼带回去。”他掏出五块钱，给妈妈，
“麻烦你，帮我买吧！先买五块钱的！”

    妈妈想一想，说：“您的五块钱，可以买十几斤鱼，这么多鱼带回去，怕烂了，
总要腌一下，晾一晾……”

    “那你就帮我腌一下，晾一晾吧，谢谢你啦。”

    “这倒不要紧。”妈妈犹豫地说，“不过——我怕影响不好。连里有纪律，不
让向农民们买东西……”

    “这个，你不用管。”修科长神气地一摆手说，“你就只管往外晾吧！”

    妈妈晚上与父亲商量此事，那时军代表是干校主管，当然只能帮他们做事。不
久，妈妈就买了一批鱼，将它们用盐酒腌泡，又晾在了所住的四合院里铁丝上。

    这事很快就有人汇报到了连部。韦君宜老人大概也认为这是公开破坏纪律，买
那么多鱼而且晾出来，影响多不好！她就急忙跑到了大队部，向修科长汇报此事，
认为这对连里整顿纪律是不利的，起了不好的影响等等。

    没想到，修科长却不耐烦地说：“家属嘛，既然可以自己开伙，去买点儿鱼，
改善一下生活，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辩白说，干校是有纪律的，不准向老乡们买东西。

    修科长却又说：“我正要跟你说，五七干校又不是军队，搞那么多严格的纪律
干吗？你们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嘛，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现在食堂里天天
是萝卜白菜，也应该改善改善嘛……”

    韦君宜老人倒没有在这桩事上对抗军代表。她刚被解放出来，也受尽了各种运
动的折磨，也可能那时直觉地认识到，干校里的政治气氛还是松弛一些比紧张起来
更好吧。于是，整顿纪律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她对自己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据
说，她后来回北京探亲，确实因事耽误而超假了一两天，便反复在全连大会上做自
我批评：“我刚当指导员，就没有以身作则，应该做检查。”

    这以后，干校的纪律也就松多了，可以买零食了，有许多人还用罐头盒自做了
小煤油炉子，偶尔自个儿做一餐，开荤解馋。有的叔叔提起此事，冲妈妈翘起大拇
指，说她“打开了一个缺口！”其实，湖北军代表的此举，也未必是由于开明或思
想解放等原因。

    这个世界上，也并非见得都是有高尚思想动机的人，才一定做好事，反之亦如
此。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

    八十年代初，我们回北京后，父亲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老人将随一个
代表团访问美国，她请父亲去她家谈一谈关于美国文学的情况。晚上，父母两人一
起去她家拜访，韦君宜老人专门拿出个笔记本，极认真地做着记录。谈话中，她还
时不时热情地转脸冲妈妈笑一笑。妈妈回家后说：“她笑得我实在尴尬，不知说什
么好。”

    几年后，有一次，我与韦君宜老人在大街相遇，我热情地招呼她：“韦阿姨，
您好！”

    “你，你是——”她怔忡一下，才记起我，“你是——杜什么的……儿子！”
她最熟悉的应该是我父亲，仓促间却说出我母亲“杜什么”的名字。大约，“鱼干
风波”仍然在她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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