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午饭后，文思远跑来找我。

    “文思清——”他叫我的名字。我也一样，初中时便不唤他“弟弟”了，直呼
其名。这一点上，文老师对我们很有意见。他认为彼此称呼“姐姐”“弟弟”是有
家教的体现，而且亲切。可文思远不喜欢，一米八几的大男人，还一口一个“姐姐”，
实在肉麻。为了避免与文老师正面冲突，他在家里尽量不叫我，或者用“哎”“那
个谁”来代替。如果说姐弟这层还有眼开眼闭的余地，那么，关于“爸爸”“妈妈”
的称谓，文老师则绝对不许我们有半点含糊。

    “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别学那些时髦的叫法，什么‘老爸老妈’‘
爹地妈咪’——不许，坚决不允许。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父
母的尊重，我们家的孩子，只能叫‘爸爸’‘妈妈’！”文老师说得斩钉截铁。

    文思远说他这是心虚的表现，是没自信。“否则没必要计较这些。不就是个叫
法嘛，父子间要是关系好，就算叫阿猫阿狗，心里也是亲的。心里不亲，就算叫‘
亲爸爸’‘亲亲爸爸’‘嫡嫡亲亲爸爸’——也没用。”

    当然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文思远通常不会与文老师太较真儿。他叫“爸爸”，
音色像白开水一样淡。稍不留神便倏地飘过去，像词的尾音，念轻声，可以忽略的
那种。背地里，他称呼文老师为“老头子”。开心的时候是“有劲的老头子”，闹
矛盾的时候是“死老头子”。我很少附和他。即便不当着文老师的面，我也总是称
呼他为“爸爸”。因为没必要。正如文思远说的，只是个称谓，既然如此，为什么
不让自己显得有修养些呢。

    “文思清，”他说，“老头子又发神经了。”

    我没有接口。给他两秒钟冷静的时间，同时示意他坐下，起身给他倒了杯水。
我知道接下去又会是一通长长的牢骚，一篇夹杂着无数“死老头子”的诉状。而我
照例是法官兼“死老头子”的辩护律师。这便是家庭关系的微妙之处了。文思远需
要一个聆听者，适时地火上浇油，与他一起骂人，然后再是各打五十大板，把他顶
回去，偃旗息鼓。从这个角度上说，文思远其实是有些贱骨头的。我那些冠冕堂皇
的和稀泥的话，像一块硕大无比的铁锅盖，到最后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非对
错，就那样兜头兜脸地盖下来，硬生生把火扑灭，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这次是因为一顿饭。周末下了班，文思远和管悦在外面吃火锅唱K ，却忘记打
电话回家。文老师为此大发雷霆，说就算是保姆吧，主人回不回家也要通知一声，
你们倒好，大大咧咧在外面吃，电话也没一个，你妈烧了一桌的菜，都成隔夜的了。
——文老师倘若就此打住，估计也就没什么事了。可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永远是家
庭矛盾的主要诱因。文老师从儿子儿媳的生活费说起，每月只交那么几个钱，晚饭
就不提了，上班那顿午饭还要带，有时候连早饭都过来蹭，回到家两手一摊，什么
事都不做，完全以少爷少奶奶自居，一个玩手机一个看电视，碗都不洗半个。文老
师问，你们要把父母当牛做马到什么时候？当天晚上文思远玩得太累了，没怎么吭
声就睡了。第二天起床，文思远看见文老师面色浮肿，眼睛微红，坐在沙发上如老
僧入定。文老师对文思远说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一辈子忙忙碌碌，扑心扑命，
却好像什么都不如意。没一件开心的事情。临老了还是累。一天忙到晚，没个停的。”

    我可以想象文老师说这番话时的模样是多么的惆怅，多么的万念俱灰。当了多
年的中学语文老师，他在控制语气语调这方面相当的有心得，可以在短时间内把旁
人带入他所营造的氛围当中。文思远说他最烦老头子这么说话，小题大做，无病呻
吟。“你喜欢钻牛角尖是你的事，可你不能不给别人活路。”文思远说老头子纯属
没事找事。当初各住各的挺好，是他非要让文思远夫妇搬来同一个小区，说互相有
个照应，你们方便，我们也热闹。饭钱的数额也是文老师定的，其实谁还在乎多个
三百五百的，你要是不满意就直说，别又想做好人又怕吃亏。还有上班带饭，也是
文师母的意思，说外面的东西又贵又不干净，还不如自家带的好，反正做都做了，
也不在乎多那么一口，现在反倒成他们小夫妻的罪状了。文思远向我反复强调这点，
谁家都会闹矛盾，但不能为了闹矛盾而闹矛盾，也就是不能太“作”。女人“作”，
勉强还能称得上可爱，男人“作”，尤其是老男人，那就是可怕了，不能忍受。

    我劝他把饭钱加上去，每天和管悦轮流洗碗，先堵住“老头子”的嘴。文思远
说这不是问题症结。我说不管是不是，先把表面问题解决再说。“一个月一千是说
不过去，他们客气你们不能当福气，再说又何必落人话柄，你不是不在乎这三百五
百的嘛，那就加上去。”

    我说，爸爸的脾气是这样，能忍就忍吧。谁让我们是子女呢。年纪大了，发牢
骚就让他发吧，就当为了他的健康着想，气闷在肚里对身体不好。

    文思远说老头子的气多着呢，千头万绪，这辈子都出不完。“他对谁都有气，
看谁都不顺眼。”文思远说完，加上一句，“——这世界欠了他的。”

    老祝去香港出差，我让文思远留下来吃饭。他说晚上要和管悦去喝喜酒。我提
醒他：别忘了打电话。他嘿的一声：再忘就成脑子有病了。

    晚饭前，我从酒柜里拿了一瓶红酒，又去附近熟食店称了些文老师喜欢的卤水
门腔和猪耳朵，开车来到父母家。应该是文思远夫妇不在的关系，晚饭很简单，文
师母只炒了个素菜，再弄个紫菜蛋花汤，猪耳朵和门腔装了盘，摆在旁边。我忽然
有些后悔，即便文老师喜欢，其实也不该只买这些的，再加个桂花鸭什么的就好了。
文老师问我，怎么突然来了。

    “老祝不在，一个人吃饭没劲。”说完便觉得不妥。

    果然，文老师幽幽地来了句：“只有老公不在的时候，才想到我们。”我替他
把酒倒上，“这酒是老祝一个法国朋友送的，据说很不错，你尝尝。”

    “我懂什么呀，好酒给我喝就是糟蹋了。我喝惯了黄酒，七块五一斤，舌头早
喝麻了——还不如这个。”他拿筷子敲了敲盘里的卤水门腔。

    文老师的腰受伤了，隔着衣服仍能闻到狗皮膏药的味道。文师母说他是下午晒
被子时扭伤的，“被子太重，拎着竹竿一头晾到阳台外，实在很考验腰力。”文老
师年轻时腰就不好，找街道医院的瞎子按摩过一阵儿。我劝他们雇个钟点工，文老
师不搭腔，我识相地住嘴。换作文思远，多半会往死里劝，然后换来文老师一句
“家里有外人我不习惯，休息天你做儿子的帮我晒晒被子又怎么了，有工夫出去逛
街吃饭，十条被子都晒好了——”我承认我比文思远狡猾，无效的且对自己不利的
事情通常不做，没必要白白受一顿奚落，破坏心情不算，万一控制不住起了争执，
那这趟就算白来了。

    我没那么娇气，老祝不在的日子，我大可以去做个美容看场电影，或是在家里
看书看碟。随便煮碗面下几个饺子，就能对付一顿，不至于为这个就来父母家蹭饭。
——与其说是来为文思远收拾残局，倒不如说是替自己救火。文老师为什么生的气，
我再清楚不过。文师母昨天电话里就告诉我了，我送二舅的那件羊绒衫，文老师到
底是知道了。这事很麻烦，不能关照二舅保密，否则人家会说怎么送东西还要偷偷
摸摸的，干脆别送了。原先是想一人一件的，可文老师一米六六的个子，肩窄腰细，
在男人里属于特别娇小，S 号也偏大，尺寸不对。两人都不送吧，二舅那边这阵子
都没怎么走动，到底是关系不同的，他下月去九寨沟旅游，平时挺节俭的一个人，
也难得出去的，想着给他弄件新衣服出门穿，也算是一番心意。文师母说是二舅自
己告诉文老师的，本意是打个招呼道一声谢，可听在文老师耳朵里就像炫耀了。
“买就买吧，”文老师对妻子唠叨，“反正是她的钱，给谁买都不关我的事。又不
是搞特务工作，还保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症结。还是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跟文思远小夫妻吃
不吃火锅打不打电话其实没多大关系，住得近就这点麻烦，偶尔会当一下替罪羊出
气筒什么的。文师母的意思是，让我跟文老师稍微解释一下，挨几句骂听几句牢骚，
这事也就过去了。我担心越描越黑。她说不会，“这就好比白衣服上沾了一块黑，
越早洗越好，拖久了颜色就糊掉了，再怎么也洗不干净。”文师母到底是资深语文
老师的家属，打起比方来很形象。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淡青色的羊毛围巾，告诉文老师是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才织
出来的，亲亲热热地替他围在脖子里，然后做出很随意的样子，告诉他，前几天和
老祝逛街，给二舅买了件羊绒衫，“打三折，挺合算的，可惜没爸爸你的尺寸，否
则也给你一块儿买了。”

    文老师端详着脖子上的围巾，慢腾腾地说：“一个羊绒，一个羊毛——自己人
随便些没什么，外头人才是要讨好的。”

    还好，这话的刻薄程度在可控范围内，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迅速将他弹回去：
“帮帮忙哦，羊绒衫算什么，老祝说了，凡是钱能买到的东西，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正宝贵的是这条围巾，纯手工制造，一针一线一片情。二舅想都别想，我只给爸
爸织。”

    最后这句很有些煽情的效果。文老师嘴角抽了一下，应该是想笑，强自忍着。

    “我是穷光蛋，不能跟你家老祝比。他说钱能买到的都不是好东西，那行，你
让他买一卡车黄金，我让你妈织个十条八条围巾，纯手工制造，跟他换。”

    我笑了笑。文师母在旁边也松了口气。她说我要是不来，任文老师这口气自生
自灭的话，那家里最起码还要“冷战”三天。文师母说天气这么冷，气氛要是再冷
下去，房间里就要结冰了。文老师的通常做法是，不直接跟人发生口角，而是把自
己的坏情绪打成无数细小的分子，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还有家人的身上，让人
无可避免地受到感染，这很要命。文师母说他上午好端端的，忽然莫名其妙洗起了
厕所，毫无征兆，就那样戴上手套默默地扒着马桶刷里面的污垢，很专注很仔细，
把马桶洗得比脸盆还白。这本来不是件坏事，可问题是文老师吭哧吭哧干完后，把
手套一扔，便对着文师母叫起撞天屈来：“有几个男人会像我这样？看看我整天都
在干什么，男人的活也做，女人的活也做。可我得到了什么？你问你爸爸，在家会
洗厕所吗？你再问问你弟弟，会洗厕所吗？啊？”

    应该说，文老师称得上是个勤快的男人。买菜、做饭、打扫……什么都不落下。
但他做家务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把自己推到一个悲壮的高度，从而可以理直气壮
地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文师母的观点是，你做了就不要怨，要怨就别做。可没办法，
文老师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风格。像是自己给自己设一个圈套，跳下去，踩到地雷，
爆炸，有点自编自导自演的意思。除了这，还有一个比较要命的，就是胡思乱想。
文老师的胡思乱想是以全方位立体旋转的模式展开的，时间空间上完全自由开放，
毫无规律可循。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也是让我非常难过的一次，是我刚工作那年，
我问他，为什么疼爱文思远多过疼爱我？他回答，因为你自私，对父母刻薄。这话
让我吃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再三追问，我怎么自私了，怎么刻薄了？他说，如果
将来我和你妈跟你住在一起，你一定不会善待我们。我冷笑，你什么逻辑？这是结
果，不是原因，纯属因果倒置，你平常就是这么教学生的吗？——我那时是太年轻
气盛了，说话拆皮拆骨，让人难堪，也不让自己好受。这件事让我着实伤心了一阵。

    文老师其实有他的道理。初中毕业时我听他的话，以全校第一的会考成绩进了
上海的一所中专，这么做是为了能分在上海工作。谁知毕业前学校忽然宣布，外地
生一律要回原籍。慌乱之下，他们把我过继给了没有子嗣的二舅，从而顺理成章留
在了上海。这件事是文老师毕生的痛，痛彻骨髓的痛。文老师从此对我心存内疚，
只是他考虑问题的方法实在奇特，正如我前面所说，大多数情况下始终处于“胡思
乱想”的状态。因为内疚，他断定我必然恨他入骨，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所以毫
不留情地把我设定成了一个假想敌。这种逻辑很可笑，是拿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来
证明目前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可我不能因此而跟文老师较真儿，就像他常对我
和文思远说“孝顺孝顺，要孝，更要顺。”——至少表面上我不能显得与父亲意见
重重，毕竟我是一个那样在乎别人看法的人，想要事事都做到完美。中专毕业后我
又读了研究生，认识了做投行的老祝，组成了一个大多数人都艳羡的家。所以我没
有理由不保持心情平和，小心经营着与文老师的父女关系。不开心的事情时刻都会
有，否则就不是人生了。不去碰它便是了，绕道走，或是上面铺层垫子，遮住了，
只作没看见。

    这便是我与文老师不同的地方了。虽然我必须承认骨子里我和他其实有许多相
似之处。那年文老师从安徽调回上海，我陪他去学校办手续。我能感受到他的激动，
整个人是木的，若不是我托着他的手臂，只怕他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填表格时他
手抖得连自己名字都写得七歪八扭，那种心情，不是身在其中的人绝对体会不到。
他说他一直觉得是做梦，这么美的事情不是做梦难道还是现实？他一定以为我不能
体会那种感觉。其实我能。虽然我年纪还轻，也没有当过知青，可我真的能。就像
从小到大，我贴在写字台前的那些小纸条，“我要回上海”、“做上海人”、“不
想一辈子留在这里，你就必须努力”……这些直白得甚至有些幼稚的话，像一道道
鞭子，抽在我的背上，然后是日以继夜地不停地奔跑，朝着我心中的方向——与文
老师的方向是一致的，这点我们心知肚明。正因为如此，文老师才会把成绩优异的
我送进中专的大门。许多人不解，说你三年后再考上海的大学不是一样？他们不知
道，三年太长了，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文老师不敢冒险，我也不敢。只有太在
乎一样东西，才会变得如此胆小。如果没有后面的变故，我猜想文老师心里也是欣
慰多过遗憾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想到最后我会以那样的方式留在了上海。
文老师曾多次在家庭聚会上当众洒泪，说“如果没有国新（二舅的名字），我就一
辈子对不起这小姑娘了。”但这事只能他自己说，以表示他有多么后悔多么感恩。
旁人提都不能提，尤其是我。一提就等于是在旺火上浇滚油。我只能不断地对他说，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这个情况总结下来就是——你必须允许
别人失误，而且在他失误后还要照顾他的心情，绝不能发牢骚更不能有怨言，要像
老祖宗那样捧着他、顺着他。

    吃完饭，我替文老师腰上换了片伤筋膏药，并提出过完年后请他们去日本旅游
一次，“出去散散心，挑个品质好的团，什么都安排好，完全不用你们操心。”

    文老师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朝我看了一眼：“老祝今年又赚了不少啊。”

    “不管赚多赚少，”我表忠心，“父母都是要孝敬的。”

    “怎么好意思占你们的便宜？”

    “欢迎占便宜。能让你们占便宜是我们的荣幸。”我笑。

    “还一次没去过呢，听口气倒像占过你们不少便宜似的。”

    文老师的特点在于，能让痛快的话题不知不觉走向不痛快。他的路线图是——
拒绝你的孝顺，从而证明你是不孝顺的。文思远要多缴饭钱，他不接受，反过来说
你啃老；我请他旅游，他不去，下次便多了指摘女儿女婿吝啬的罪证。这多少有些
奇怪。文老师喜欢把人放在一个随时随地能让他奚落的位置，好像他的存在就是为
了证明别人的不是。所以我劝文思远无论如何也要把饭钱加上去，即便文老师再怎
么推辞，就算是翻脸也要把钱一分不少地加上去。还有这次日本之游，如果文老师
不同意，那我预备把他们的护照偷出来，办完手续付了钱，让他们没有退路。当然
可以想象的是，文老师一定会嚷着“孝顺孝顺，要孝，更要顺”，把我痛骂一顿。
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了。在文老师面前，没人能面面俱到，必须见招拆招、抓大
放小。

    我要是把这番话说给老祝听，他肯定会觉得我思想太复杂了。可人生远比我们
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这些老祝不会懂。虽然他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金融从业者，世
面见得不少，跟人打交道如鱼得水，场面话说得天花乱坠，但这是两码事。他骨子
里是一个简单的人。小康之家出生，平安地考上大学、就业、成家，没遇过太大的
挫折。努力从不白费，得到与付出永远成正比。所以他的心态很好。我之所以选择
嫁给他，一半是因为他的性格。老祝是那种看着张牙舞爪其实很乖很纯的人，而我
从某种角度来说刚好相反，看着循规蹈矩，心底却总希望能打破些什么。当然这跟
作风无关，扯不到男女问题头上。我指的是更宽泛的概念，更虚无缥缈些。文老师
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行事做人都要把眼光放远，不能落于俗套。说得简
单些，就是要做个“与众不同”的人。每一个信誓旦旦要把孩子培养成天才儿童的
家长，实际都是胆大包天的试验家。文老师应该拿我试验过一阵，并在不断地、悄
悄地调整。这很容易造成自相矛盾。现在想来，文老师的教育方针其实是有些教条
的，纸上谈兵，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当然这也并非全无益处，那就是当我成年步入
社会后，一旦接触外界的东西，便很容易将其摆脱，并且打破。我二十岁以后的人
生，好像就在不断地寻找与反省，当新的事物与文老师灌输给我的理论相冲突，不
可避免地挣扎、困惑，可结果往往都证明了后者是悖论。这些文老师或许并不知情。
我越是想通那些，便越是不介意做一个温顺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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