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老师年轻时的笔名叫“文若军”。听着像是真名，但并不是。有一阵儿我也
爱在报纸杂志上发些豆腐干文章，给自己取个笔名叫“文若君”，与“文若军”谐
音。那时我十四五岁年纪，文笔稚嫩而真诚。曾有一篇散文发表在《少年文艺》上，
题目叫《父亲的少白头》。文章中我写道：“从我懂事起，父亲头上就有白发了，
是家庭遗传，但我知道还有别的原因，如果他不是那么辛苦那么操心，也许白头发
不会那么早出现……我爱我的父亲，发自内心地爱，我很想为他分担，可我并不能
做什么，所以我选择努力学习，让他至少不必为我操心……等我工作了，第一件事
就是为父亲买一瓶染发剂，把他的白头发染黑。”

    文章的结尾部分，原先我是这么写的：“等这篇文章发表，拿到稿费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为父亲买一瓶染发剂，把他的白头发染黑。”文老师觉得不妥，劝我改
了。说编辑也许会觉得不舒服，小小年纪文章发不发还不知道呢，已经开始惦记稿
费了。这是那个年代的通病，放到现在，说不定反而会觉得有趣，是个噱头。事实
上，拿到稿费后，我的确为文老师买了瓶染发剂，并且在阅读了说明书后，戴上薄
膜手套，亲自为他进行操作。那天，文老师端端正正地坐在方凳上，全身拿报纸遮
得严严实实，伸长脖子任我折腾。最后总算是成功了。虽然洒在地上的染发剂比涂
在头上的还要多，但好歹文老师的白头发是被消灭了。接下去的几天里，廉价染发
剂让他看上去像戴了一顶假发，黑得极不真实，而且很快便大片大片地掉色。据说
文老师的额角处也因为过敏而红肿褪皮，只是那时我还太小，并不十分留意这些。
在我的记忆里，文老师好像只染过三次头发，一次是这次，还有两次分别是我和文
思远结婚。文老师染发后的效果其实并不很好，深色有压迫感，显得个子更矮了。
花白的头发反倒能增添些儒雅的气质。但不管怎样，染过发的他是显得年轻多了。
这几年偶尔我也会染一染头发。二十岁之后，白头发便悄无声息地出现了，除了少
白头，文老师还把他的过敏症遗传给了我，不能化妆，尤其不能涂粉，否则就有破
相的危险，还有不能吃芒果和花生，一到春天，空气里的粉尘会让我不停地打喷嚏。
据说过敏的人比较聪明，这或许是我们父女俩的另一个共同点。文老师在去安徽插
队之前，一直是上海某所重点高中的尖子生，他说他的理想学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这是他们那代男生心目中的神圣殿堂。可现实跟他开了个很大的玩笑，他最终只是
沦为倒霉的六六届高中生里的一员，被安排在安徽某军工厂里烧大炉。一烧就是十
年。

    文师母的名字里有个“清”字，所以文老师给我取名为“思清”。我出生那年，
全国恢复高考，文师母这边推入产房，文老师那边坐进考堂。直至我满月，文老师
才见到我第一面。“思清”这名字取得非常文艺范儿，却也是那时的实情。文老师
在北京读大学，文师母一人带我。夫妻两地分居，“思”是必然的。后来文思远出
生了，文师母实在吃不消，便把我寄放在上海外婆家。直到小学三年级才被接来安
徽与他们长住。关于这点我曾经问过文师母，为什么把我放在上海而不是文思远。
她回答文思远小，离不开妈妈。这话没有道理，就算一两岁的时候离不开妈妈，那
再大一点总可以了吧。她又说文思远比较适应安徽的生活，而我比较适应上海。这
里头有个典故：我六七岁的时候，一次去安徽小住，文老师买了两根冰棍给我和文
思远，文思远吃得咂巴有声，而我只咬了一口便把冰棍扔在地上。文老师说我在上
海把嘴吃刁了，吃不惯安徽产的冰棍。这事无从考证，反正我全无印象。文老师说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笑，而且笑起来像傻大姐那样没心没肺。这话他说过很多遍。我
觉得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现在非常不喜欢笑，而且心眼也多。小时候的事情真的
没什么印象了，扔没扔冰棍，喜不喜欢笑，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每次他们来上
海看我，临别时我都会哭得稀里哗啦。那种伤心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的。仿佛什么
东西硬生生从身体剥离，伤心，还有恐惧、绝望。我死拽住他们的手臂不放，可最
后总会被拉开，然后不知被谁抱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船驶离码头。那种滋味我
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母就是他的天，他的全部。父
母离开了，他的世界就塌了，至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会这样。即便我再喜欢笑，再
怎么没心没肺。后来他们改坐火车。他们在车上，我在月台上，隔着一扇打开的窗。
我曾经动过脑筋，想趁人不注意，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偷偷蹿上去，可惜一直没有
机会尝试，估计就算试了也不会成功，毕竟我不是铁道游击队，年纪也太小。直到
现在，我看见码头和火车站还是会忍不住难受。心里有阴影。我也曾遇见过与我有
类似经历的孩子，父母都是知青，或者父母一方是知青，不知为什么，这些孩子或
多或少都有些共同点，人群里很容易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额头贴着标签呢，“孤
僻”、“敏感”、“要强”、“低调”、“自卑”、“极端”……每个人不同，但
或多或少都能贴上一两个。我中专时一个同宿舍的女生，父母也是知青，她是十六
岁时按政策回的上海。文老师和文师母属于支内，与她父母性质不同，所以我和文
思远不能享有这项优遇。女生很漂亮，歌唱得也很棒，得过学校歌咏比赛一等奖，
竞选过学生会干事，属于挺活跃的那类人，追求者特别多，毕业后我们都以为她即
将展开一段多姿多彩的人生，谁知才一年工夫，她便匆匆嫁了。丈夫是相亲认识的，
比她大七岁，某国有企业的科长，长相普通，条件也不见得多么优越。这让我们很
是吃惊。我猜这女生骨子里其实还是不自信的，因为她父母的关系，她可能会觉得
人生充满变数，而且是负面的情况占多数，所以做了这么个四平八稳的选择。虽然
避免了最后“捡芝麻丢西瓜”的悲剧，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是有些矫枉过正了。她
父母退休之后，据说也住到了她家里。文老师嘴里常说的“落脚点”，应该就是这
个意思。拿着外地的退休工资，上海无业无产，只能到子女家“落脚”。“落脚点”
与“家”完全不同，里面透着无奈，完全是从权的意味。但这却是大部分知青回沪
后的状况。文老师是个例外。本来他也做好了以我和文思远的家为“落脚点”的准
备，可他赶在退休前调回了上海。他一个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帮了忙，让他以人
才引进的形式进了上海的一所中学。虽然只是普通高中，却也相当不易了。据说文
老师之前有一次试讲，凭着渊博的知识面与优雅不凡的台风，让台下人员完全折服。
所以说人还是需要些真本事的。文老师在安徽的时候，方圆几十里都是有些名气的，
如果他愿意，可以背无数只“小猪”赚钱。但他没有。倒不是不想，而是心思压根
儿没在那上头。他心心念念想的只是如何调回上海。当文思远考入上海一所大学后，
这想法便更加迫切了。“一家人争取在上海团聚。”——我考上中专，他送我到火
车站时，说的便是这句话。看似平淡的一句，却是包含了太多东西。像饱蘸着墨汁
的笔，初时不觉得，落在纸上便是千言万语。

    应该说，小时候我和文老师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甚至是非常好。《父亲的少白
头》里写的全是我的心里话。那时常有人会问些促狭的问题，诸如“你喜欢爸爸还
是妈妈”，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我至今仍然记得文老师挨着我睡给我讲
故事的情景。文老师的声音略带沙哑，语速很慢，每句话都带个夸张的尾音，讲究
抑扬顿挫。他喜欢和我聊天。与小孩聊天是需要耐性和智慧的。具体聊了什么，我
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觉得他是很认真地在听我说话。我那时是一个有着许多古怪想
法的小姑娘，冷不丁就会做出些让大人头疼的事来。外公曾向文老师告状，说我老
是说谎。文老师解释说这不是说谎，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小孩子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混淆了。在我还不识几个字的时候，文老师便给我买了简写版的四大名著。我煞有
介事地看完，然后讲给外婆听。我那文盲外婆压根儿不晓得这些全是我编的，还当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外公知道后，又觉得这是说谎的一种。文老师却为我那些张口
就来的想象力而感到惊喜。他称我是“神奇的小清清”。我没头没脑地问他能活多
久？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因为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你活得越久，我才能活得越久。这些仿佛恋人间蜜里调油的情话，却是我的肺腑之
言。我说，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爸爸。文老师像对待大人那样，很理智地向我解释
：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还小。

    办领养手续那天，二舅、二舅妈、文老师、文师母，加上我，一共五个人，去
了民政局。整个过程很顺利，也很沉默。几乎没人说话。结束后，我听见文老师对
二舅说了几遍“谢谢”。二舅再三强调不用。我那时候已经满十七岁了，但到底还
太年轻，讲话不经大脑，居然问文老师：“我现在是不是还叫你‘爸爸’？”文老
师提高了音量：“不叫‘爸爸’，你想叫什么？”我猜我当时或许是想开个玩笑，
否则不至于那样不合时宜。当天晚上文老师便和文师母吵了一架。当然表面上为的
不是这事，而是随意挑了个由头。这件事比较尴尬，文老师只能自己兜着，连脾气
都发不出来。让我考中专是他的主意，把我过继给二舅也是他的主意。给人家女儿，
还得承人家的情，文老师满肚子的闷气无处可发。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与外
婆家的亲戚渐渐生了嫌隙。之前讲起外婆家，他还是一口一个感激，后来口吻就不
对了，有一次他居然对文师母说“他们帮我带女儿是没错，可现在女儿都送给他们
了，是他们家的人了，应该什么情都还了吧？”甚至一次，他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其实小时候他们待你也是马马虎虎，无非多个人多双筷子，在粥里多加一碗水，
吃不饱饿不死，谈不上多么宝贝。”——这就有些小儿科了。通常情况下我都是一
笑了之。既不反驳，也不附和。我了解文老师对这件事是多么耿耿于怀。凭他那喜
欢钻牛角尖的个性，他会围绕这件事不停地打转，衍生出无数的情绪与是非。

    老祝第一次上门，是某年的正月初三。应该说，这次毛脚之行还是比较成功的。
文老师与他相谈甚欢，话题涉及政治、文化、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气氛友好、
和谐，到后来还添了几分翁婿间的亲切。老祝离开后，文老师说他“除了长相有点
老气，别的好像没啥大毛病”。按照文老师的说话习惯，这已是了不起的称赞了。
不久后的正月十五，老祝被邀请参加我们更大范围的家宴。外婆家的亲戚几乎都到
了，团团坐了一桌。这次出了点状况。主要是因为老祝对二舅太过殷勤了。给文老
师夹一筷菜，给二舅也夹一筷；给文老师敬酒，接着就是二舅；邀请文老师和文师
母到苏州老家玩，同样也邀请了二舅夫妇。连买烟也是每人两条中华。礼遇完全相
同。这就等于是把两人摆到了同一个层次，触到了文老师的痛处。当天晚上他一直
沉着脸。老祝为此很纳闷，问我：我是不是怠慢你爸了？我说没有，但劝他以后当
着文老师的面，千万要与二舅保持距离，至少要把两人的待遇分出高下来，显得亲
疏有别。老祝很是迷糊，问我，那万一把你二舅给得罪了呢？我说，这就要看你的
本事了，把握好分寸，两个都别得罪。老祝被这个技术活弄得郁闷不已，也亏得他
江湖阅历丰富，又善见机行事，才勉强做到不过不失。

    老祝喜欢听我讲以前的事。我从不添油加醋，即便如此，这段真实的人生在他
看来，也是相当有意思的。他尤其喜欢听一些细节。比如文师母以前在招待所餐厅
工作，把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打包回家，文老师嫌脏，叫她扔掉，她偷偷留下，让我
和文思远大快朵颐。那时有一道臭鳜鱼，是安徽名菜，不知为什么，客人点了却总
是吃不完，被文师母带回家，我和文思远喜欢得不得了。后来再去安徽菜馆点这道
菜，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老祝总是让我唱黄梅戏给他听。他以为在安徽待过
的人都会唱黄梅戏。我说不是，就算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也未必唱得有我好。我
和老祝去唱K ，偶尔会点《夫妻双双把家还》，七仙女的声音曼妙无比，而董永则
一直跑调，声音还像个伤风病人。他说平时与客户去唱K ，大家总是夸他唱得好。
我表示这世上许多好话都是假话，“谁说你唱歌好听，就等于在说这地球是方的，
千万不能当真。要警惕。”我郑重其事地提醒他。除了唱歌，我们还常常外出吃饭、
看电影、做SPA 、打球，始终保持着新婚状态。我好些女友结婚后与丈夫一年都不
看一场电影。她们很羡慕我。事实上，当初我和老祝公开关系时，她们大多持保留
态度。因为老祝那时只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年纪也比我大了不少，更重要的是—
—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前妻在电视台工作，离异无孩儿。

    文老师是直到我领了证儿才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他大发雷霆，与我足足吵了三
个钟头，吵得昏天黑地。最后他瘫坐在沙发上，浑身无力，而我则目赤面红，披头
散发站在一边。他把这视作我中专事件后的第二桩失败的决定。我说凭什么只许你
做错误的决定就不许我做？他说我那是逼不得已。我说我也是逼不得已，我吃死他
爱死他了，没有他我宁可去死。文老师骂我没出息。我叹气说，没办法啊，没上过
大学没受过高等教育，眼皮子就是这么浅。文老师顿时说不出话来。我很刻薄地，
招招直击要害。有些事情可以和稀泥，唯独这事不行，我是要和老祝做一辈子夫妻
的，势必要让文老师无条件地妥协，发不出一点反对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给老祝
打电话，说事情搞定了。他问我是不是跟父亲闹得很不愉快，我说没有，“完全和
平地解决。”事实证明，文老师确实是妥协了。除了冷淡些，他还是给了老祝应有
的女婿待遇，也没再提这事。反倒是老祝有些不自在，说你爸这样子，让我心里直
发毛，我宁可他骂我几句，倒还爽快些。我说骂是肯定会骂的，早点晚点的事，等
着吧。

    我和老祝的婚宴，堪称精彩。虽然早料到文老师那口气要找个发泄处，但万万
没想到他会挑这么个关键时候。婚礼前半段很顺利，接新娘、拍照、敬茶……文老
师的表现基本正常，稍有些沉闷，但问题不大，旁人会把这理解成对女儿的不舍，
还有作为女方家长的矜持。老祝的父母从苏州赶来，亲家间说着客套话，文老师甚
至还捧了个小场，说老祝沉稳可靠，现在这样的青年实在不多。礼尚往来，我的公
婆也跟着夸我懂事、漂亮、可爱。我一边忙着招呼宾客，一边腾些工夫观察文老师，
毕竟他对这场婚事是不满意的，我心里始终有些不踏实。

    婚宴开始不久，文老师突然失踪了。流程里有一项是他代表双方父母讲话。我
手捧鲜花站在台上，敏感地觉出台下有些不对。接着，看到文思远朝我做手势，一
副大事不妙的神情。并指着娘家席上的空位——那是文老师的座位。我扫视了一遍
现场，没有发现文老师。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一会儿，司仪宣布新娘父亲上
台致辞。我抢过话筒，笑吟吟地说“我爸爸说舍不得女儿，怕在台上说着说着哭出
来，所以改由新郎父亲，我的公公上台讲话”。台下一阵笑声。老祝有些诧异地朝
我看。总算我公公做了几十年的党政工作，关键时候很拿得出手。他整了整西装，
正要上台，谁知这时文老师竟然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并且是箭一般地蹿上了台，来
到我身边。我心跳得比刚才还快，敏感地觉出一丝危险。但到了这时候，只能听天
由命。

    “今天我嫁女儿。”文老师握着话筒许久，憋出这一句。我曾经看过他的发言
稿，写得四平八稳，很大路的那种——没有这句。对一个资深语文老师来讲，即兴
发挥不是件难事。我下意识地握紧了老祝的手。手心里都是汗。

    “——嫁女儿不是件轻松的事。从女儿出生，看着她一点点长大，长成大姑娘，
然后突然间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冒出来，把她抢走——”台下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文老师缓缓地说下去：“——你还不能生气，因为这人是要和女儿过一辈子的，
他也叫你‘爸爸’，笑眯眯地，好酒好烟地侍候你。如果你看他不顺眼，女儿就会
跟你闹别扭，甚至还要大光其火。在女儿心里，现在爸爸妈妈已经不是自己人了，
最最亲的就是这个家伙。你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现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在儿女
面前，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处于弱势。父母怕儿女不理你，怕他们光火，怕跟他们
闹翻，所以你只能捧着他们顺着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一点不敢得罪他们。而
儿女则一个个有恃无恐，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理会你的感受。在座许多都是为人
父母者，应该明白我的感受。”

    台下鸦雀无声。文老师停下来，转过身，面朝向我。我竭力保持脸上的微笑，
背上一片冰凉，应该是出冷汗了。大厅打着追光灯，光束落在他脸上，五官反倒看
不甚清了。有什么东西在我和文老师之间游走，只眨眼工夫，便凝结了。半晌，我
听见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向台下：“不管怎样，儿女就是儿女——不说了，祝他
们新婚愉快，白头到老。”

    我目送着文老师走下台，回到座位。文老师走路时有些佝偻，而西装尺寸又偏
大，四分之一个脑袋似是缩到了衣服里，看着有些滑稽。接下去的流程，我完全处
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像个牵线木偶，被老祝拉着倒香槟、切蛋糕，还有接吻。直到
司仪宣布“请新郎新娘为双方父母送上亲手做的抱枕”，事先我和老祝自制了四个
粉红色的小抱枕，上面印着我们的结婚照，做成心形，挺精巧的小物件。预备送给
双方父母，算是个温馨的环节。那一瞬，不知怎的，我整个人忽然清醒了，像猛然
被人拎起来向空中抛去，再摔到地上，气愤得想骂人、揍人、整人。

    我和老祝双双走下台，伴娘伴郎送上抱枕，我拿起一个抱枕，毫不犹豫地朝我
二舅那桌走去。我余光瞟过文老师，几乎已看见他惊恐的眼神了——老祝及时地抓
住了我，紧紧地揽住我，让我动弹不得。他叫着“爸爸”，把抱枕送到文老师手里。
我被推到文老师身边。闪光灯一旁“咔嚓咔嚓”地响着，司仪激动万分地说着“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们对天下的父母都说一声，你们辛苦了！”热烈的掌
声让我的头疼痛无比。我有些怨毒地朝文老师看去，发现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
那样手拿抱枕，呆呆地站着。我瞥见他的鬓角，有一小块没染好，隐隐露出了白色。
我倏地想起那篇《父亲的少白头》，心头先是一紧，随即又是一松，庆幸刚才是老
祝拉住我，否则现在会怎样呢，真是不敢想象。我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

    说也奇怪，自那场婚礼后，我和文老师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谈
不上多么亲密，但也没有再红过脸。婚礼上的事，我们都回避不谈，仿佛没有发生
过似的。我每周都回娘家，陪文师母做饭聊天，给文老师买卤水门腔和猪耳朵，隔
三岔五再织条围巾、手套、帽子什么的，以一个体贴温顺的女儿标准自律，时常为
文思远和文老师的矛盾收拾残局。通常情况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只耳进那只
耳出，你好我好大家好，当文思远指责我没有原则的时候，我摆出姐姐的姿态教导
他：“这就是生活。生活只有艺术，没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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