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她没进咖啡馆前我已经隔窗看到了她。 窗外的马路被隔离墩分割成两半。我总觉得这样的马路像是一根超长的、闭合 了的拉链。咖啡馆左侧不到50米就是学校的大门,但要从路对面过来,你得往前, 或者退后200 米左右,才有敞开的人行道和天桥。这显然不太合理。我隔窗观望, 时刻能看到两侧的行人躲避着车流,在一个看起来分寸拿捏得不错的时刻,跨栏而 过。这就像是漫漫人生路中一个个光彩熠熠的小机遇。他们抓到了,没有被车流刮 擦或者撞飞,走了个“捷径”。他们捞着了便宜,却也没有显得格外振奋。天知道 什么样的“捷径”才能令这些见多识广的家伙们感到满意。——我这么想,有些夸 大其词。是的。半年前我被自己诊断出了抑郁症。而与现实环境不相称的悲观,就 是抑郁症的征候之一。 正对着校门,马路两边择机穿梭的大多是些学生。看起来她和他们并无两样, 披肩发,戴一顶蓝色的棒球帽,白色的、长度过膝、紧紧包住下身曲线的裙子,灰 色帆布鞋。只是她比他们显得更加十拿九稳。她根本无视路况,仿佛一切都将为她 让道。她径直从两辆车驶过的空隙穿插而过,步伐恰到好处,几乎不需要调整,便 抬腿跨过了隔离墩,然后用同样均匀的步态,流畅地再次从逆向而来的车子之间穿 过。她的腿很长,只是紧身的裙子稍微有些碍事。她就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她训练 有素,预设了步幅,把握了频率,计划了路线,跑了一个好成绩。 我用手机拍下了她举步跨栏的那一瞬。裙子弹性不错,即使紧到贴身的程度, 她跨越之后也并不需要重新整理一番。这个时候我还并不确定是她。我用手机拍照 并没有针对性。我已经拍了十几张横穿马路者,有男有女。 此刻是四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我们约在下午三点见面。我中午就到了,午餐就 是在这里吃的,一份咖喱鸡饭。点餐时我有些犹豫,正在闹禽流感,有个新词,叫 H7N9. 据说鸡肉已经没人吃了。我对咖喱鸡饭的犹豫,并不是来自那种杯弓蛇影的 恐慌,相反,我几乎是在犹豫着故意找事。我偏要吃。这会让我对午餐的选择具有 了某种程度的气概吗?我在找事儿,或者干脆是找死。又夸大其词了。这儿是学院 周边我定点用餐的地方,老板就是学院的同事。半年来,大致上我所有的午餐都是 在这里吃的。过了午餐时间,这里往往就是我一个人的地盘。我的桌子被固定下来, 最后面,靠窗。服务生会为我留座。当然,大部分时间他们不需要这么劳神,这家 咖啡馆的生意没有好到总是会有人来抢那个最后面靠窗的位子。我常常在午后坐在 自己的专座里,隔窗看马路上的过客,并且用手机毫无目的地拍照。 进来后她马上认出了我。这里只有我一个客人。当然,我也因此确定了她就是 我的访客。她没有停顿,绕过吧台走向我。我将她从马路对面行至眼前看成了一个 连贯动作。她就这样像是被人瞄准好了、准头不错地一股脑儿投掷在了我的面前。 她说:“刘老师吗?我是杨老师的学生徐果。” 我点头,请她坐下,告诉她杨帆给我打电话交代过。 她伸手给我,是要握手的架势。这不是个年轻女孩常有的动作。我该将之视为 落落大方还是老练世故?她做得倒是很自然,没有其他意味,只是一个动作而已。 我们的手轻微地互握了一下。她的手冰凉,够得上柔若无骨。坐下后她从包里摸出 手机拨弄了一番,似乎是在翻看各种进来的信息。这个动作同样没有其他意味,不 表示没礼貌和旁若无人。如今每个人都天经地义地随时拨弄着手机,地铁里,餐桌 上,会议中,乃至床头和枕边。这让我有机会观察了她几秒钟。她很漂亮,但也不 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城市里这样的漂亮女孩比比皆是。她们像是在流水线上成批加 工出来的。人和人的差别在日益磨平,世界像一台巨大的磨具。 我幻想在几秒钟时间里找出她的某些特质,将她从漂亮的众生中挑拣出来。这 很难。但我觉得我找到了,那是什么,我却不好把握和形容。我觉得她的脸上潜藏 着一丝笑意,不,那不是发自愉快或者出于礼貌,她是在对着自己会心地笑,像心 怀秘密的人那般窃喜。我认为这是自己心理暗示的结果。毕竟现在这个女孩坐在我 的对面,和我有着既定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马路上擦肩而过,她在我眼里,顶 多只是个跟橱窗模特儿差不多的塑料人。我推算她的年龄,22岁,不会超过25岁。 她将手机放在了桌面上。让我稍感意外的是,紧接着她又从包里摸出了另一只 手机。服务生过来问她喝什么。她看了一眼我面前的柠檬水,说她也要杯水好了。 而这期间,我也停止了对她的打量,低头争分夺秒地刷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短短的 时间,有十多条新微博。最新的是:江西省卫生厅今天通报,新增2 例H7N9禽流感 确诊病例。 她的水端来后,我喊住了服务生,要求给我来杯特浓咖啡。我感到有些焦躁, 情绪开始低落。 之前通过百度,在某个“寻医问药”的网站,我看到过这样的信息,有人提问 说:他的表姐被男友甩了,于是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睡觉,抱着照片自言自 语,并且迷上了喝咖啡,家人非常担心表姐的状况,问表姐可否继续这样将咖啡喝 下去。这条信息描述的内容,当时给了我小小不言的、没什么道理可说的欣慰—— 另一个病人提振了我低落的情绪。 可是其后各路医者给出的指导意见却大相径庭:你好,抑郁症患者要尽量少喝 咖啡。因为咖啡因摄取太多会加重抑郁症。茶、可乐和咖啡都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 失眠症状,因此患者不宜饮用。 你好,可以,咖啡有保健医疗功能。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的女性 得抑郁症的可能性要比不这么做的女性低。研究人员在10年期间跟踪5 万余名女性 后发现,与那些很少喝咖啡的女性比较,每天饮用至少4 杯咖啡者,患抑郁症的风 险减少了20% ;每天喝两三杯的则少了15% ,咖啡因能促进人体某些精神传导物质 的释放,比如多巴胺等,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和降低抑郁。 诸如此类。 茶,可乐,咖啡,10年,5 万余名女性,20% ,15% ,多巴胺。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城市的符号。毋宁说,不是人,是这些诸如此类的符号, 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据说从前人们只面对土地和植物,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或者说成是另外的一套世界观也无妨。我不知道如今这座城市有多少人通过网络接 收着诸如此类的信息,有多少人通过网络自我诊断着自己罹患的疾病,有多少人通 过网络在给自己开药方、找对策,同时被截然相反的答案弄得六神无主。我就是通 过百度确诊了我的抑郁症。我就是通过百度加深了我的虚无。那么,我可以说成— —我是通过百度患上了抑郁症吗? 我显然走神了。而注意力减退,正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 她在对面叫我:“刘老师。”同时还用手机轻敲着桌面,意在唤回我的注意力。 “你没听我讲话,”她并不客气,“你在想什么?” 我回过神,看到自己眼前那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棕红色油亮泡沫的特浓咖啡。 “没想什么,我在听,你继续说。”我并无歉意,如今城市里人和人之间似乎 已经没有“失礼”之说。无所谓,不过是没有彼此认真倾听而已。这并不妨碍我紧 接着又自相矛盾地问她:“噢,你说了什么?” “你认识杨老师很久了吗?”她也不以为忤。 是的,我认识杨帆很久了。儿子四岁时被我送到杨帆那里学小提琴,如今儿子 十岁了。半年前我母亲去世,当天夜里我在杨帆的床上。她说她认识杨帆更久,杨 帆是她初中时的音乐老师。这一点杨帆告诉过我。她说杨帆对她好极了,“就像妈 妈一样”。 “那时候我常在杨老师家住,对音乐的兴趣也是她培养出来的。杨老师告诉你 了吗?我现在是一个歌手。” 我点头表示这些我都知道。 “杨老师真漂亮。”她的语气不是在陈述,是在提问,里面有让我附和的意思。 “嗯,是挺漂亮。” “只是‘挺’吗?”她直言不讳,“你不觉得是‘很’漂亮吗?”她直视着我, 毫不含糊。她的眼睛真大,这个应该是天生的,流水线制造不出这样的大眼睛。而 且,她的眼珠有种奇异的色泽,绝对不是黑色的,黑褐中泛着蓝色的薄翳。 “好吧,是‘很’漂亮。”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在潜意识里给杨帆的漂亮打 了折扣。我在想,她如此求证,会不会是因为她知道了我和杨帆之间隐秘的关系。 “而且杨老师还特别善良,善良的漂亮女人可不多,是不是?”我同意不多。 “初中第一学期,我们班主任生孩子请了假,杨老师就代理了我们的班主任。”她 奇特的眼睛焕发出神采,“我真该庆幸,我因此有了一个妈妈。” 她的情况杨帆对我交代过:有这么一个学生,自幼父母双亡,身为班主任,杨 帆和她之间发展出了不同于一般师生关系的情感。这个学生如今有事需要我的帮助。 此刻,我在想,这个女孩更像是来替她“妈妈”追讨什么的——她的妈妈善良而又 美丽,这种女人不多,对我似乎理应成为某种压力。可这很荒唐。真的荒唐吗?我 又难以如此去界定。总之我有种荒唐的负疚感,觉得自己是在被谴责或者是勒令。 我觉得自己有罪。而“自罪”,也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说说你的事吧,”我需要打断她,“杨帆说你有些法律上的问题。” “是的。” “你需要打官司?” “噢不,我不打官司。” “那你有什么事需要和法律扯上边儿?” “和法律扯上边儿不是我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如今什么事不跟法律沾边儿? 法治社会咯,一切都有那么一个规矩,”她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反驳我,“懂法的人 都好强大,我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来帮助我。” “我不怎么懂法,”说着我正了正身子,为的是让她看看我,看看眼前这个胡 子拉碴、面色苍白的中年男人的确不是一个强大的家伙。我是个病人。 “可你是政法大学的教授。” 我得费一番口舌了,得让她明白,并不是政法大学的教授都懂得法律。大学扩 张,院系林立,如今连政法大学都设立有艺术分院,而我,不过是个教艺术史的。 这是很荒唐,世界的确变了,一切都有那么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似乎并不是法律 ——而是没有规矩。否则你没法解释政法大学干吗要有个教艺术史的。明白了吗? “杨帆没有告诉你吗?”我对她说,“也许我的法律知识都不如你。” “没有,这个杨老师倒没说,”她并不吃惊,“我说想找个跟法律沾边儿的人 帮我,杨老师就向我推荐了你。” “为什么一定要找个跟法律沾边儿的人呢?在我理解,你一定是遇到了法律上 的难题。” “不能说我遇到了法律难题一怎么说呢,当然,什么事儿又都是归法律管的。” 她说得有些吃力,但不是因为表达的笨拙,“我说过了,我觉得跟法律沾边儿的人 会显得很强大。好吧,我并不一定非要找个律师或者懂法律的教授,当然如果能找 到最好。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强大的人。” 我觉得自己大致听明白了,也因此舒了口气。因为很显然,我并不是一个强大 的家伙,并不符合她的要求。“那你现在知道了,我跟法律没关系,”为了不让她 产生异议,我强调,“我并不是个教法律的,嗯,我并不强大。” “没关系,你强大的,”她瞪大眼睛看我,还眨了眨眼睛,“我相信杨老师。” “等一等。这里面可能出现了误会。杨帆给我的信息是:你有法律上的问题需 要帮助,我以为你是需要我帮你介绍个律师。难道不是这样吗?” 很奇怪,当她眨着眼睛指认我“你强大的”时,我居然会有种没来由的羞涩。 我觉得这是褒奖了我吗?还是我会在潜意识里以自己的不强大为耻?那杯特浓咖啡 已经变温。它一直摆在我面前,此前我遵循的是网络上对于抑郁症患者不宜喝咖啡 的建议,我只是赌气般地让它摆在那儿,像一个威胁或者诱惑。而此刻,我羞涩地 捧起了它,决定遵循同样来自网络的另外一方的建议。加糖后,略微搅拌,我马上 一饮而尽。Espresso最大的特色就是香浓与口感的凝聚,我的这种喝法被誉为正统 ——在迅速享受香浓口感的同时,咖啡因的摄入却大为减少。当然,这也是从网上 得来的知识。此刻我尝到香浓的口感了吗?天知道。咖啡因的摄入是否大为减少了 呢?这个就更无从追究了。 “没有误会,杨老师说得没错,我需要一个强大的人帮我,她告诉你我有法律 上的问题,这其实是一回事。”她再次强调,“我相信杨老师。” 我觉得即使咖啡因的摄入大为减少了,咖啡也依旧令我稍感振奋。我多少明白 了她的逻辑:她并没有面对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但正像她所说,如今我们的一切 问题,又都是个法律问题;她需要得到一个强大者的帮助,在她眼里,跟法律沾边 儿即是强大者的特征之一。她也许并没有这样条分缕析地向杨帆表达,而杨帆囫囵 吞枣,因为“法律”这个词儿,将她准确地扔在了我面前。毕竟,我是政法大学的 教授,尽管我是个教艺术史的。我在想,如果杨帆懂得了她的意思,知道她只是想 找一个“强大的”,杨帆还会把我扯进来吗?除非在杨帆眼里,我算是一个“强大 的”,但对于这一点,我毫无把握。 “你凭什么判定我是个强大的呢?”我问她,“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其 实跟法律不沾边儿。” “可你是个教授。” “教授就一定强大吗?怎么,在你看来,教授和跟法律沾边儿的,都能算是强 者的指标?” “嗯!”我本来是在调侃,想不到她却郑重其事地予以肯定,“是的,你们都 是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 我感到啼笑皆非。“强势阶层”这个词儿,让我都觉得有些尴尬了。抑郁症往 往伴随着自我评价的降低,而且,假使我健康正常,我也只会更为此感到尴尬。 “对不起,教授不是你所说的那个阶层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令自己的 话不像是一个自嘲,“起码我不是。我觉得你是在说一个团伙,可我真的没资格入 伙。” 她很聪明,没有急于去指认我是那个团伙的一分子,在我看来,那显然是个带 有讽刺意味的指认。“这么说吧,”她在字斟句酌,“你是个教授,你一定比我在 社会上吃得开,我只是个小歌手,有些门你能进去,我就进不去,你更有说服力, 也更令人重视。” “你是指哪些门呢?我觉得我未必比你吃得开。”我并不想和她争辩,她是杨 帆介绍来的,杨帆“像她妈妈一样”。意识到这点,我当即调整了姿态。“先说说 吧,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先看看是否能帮得上你,但是,我真的算不上是一 个很有办法的人。” 我跟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低头轮番拨弄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机。 她的注意力回到我身上,抬头看我,忽闪着两只蒙上蓝色薄翳的大眼睛。“杨 老师告诉过你吗?”她问我,“我父母的事儿。” “说了。” “他们是车祸去世的。” “是的,这个也说了。” “那个肇事的真凶,我找到了。” 真凶?什么意思呢?找到了又是什么意思?从她的年龄推算,她父母离世该是 十年前左右的旧事。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哦”一声,然后问她:“当年没找到肇事 者吗?” “有,但是个替罪羊。” 我觉得我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这很难得。我喊来 服务生为她换了杯热水,好让她从头细说。她说了不少。2003年,她十二岁,父母 在一次车祸中双双丧命。她父亲是单位里的小车司机,假公济私(她的原话),假 日里带着她的母亲外出探亲,结果在山路上被一辆迎面而来的奥迪A6撞下了路基。 事故的责任完全在对方,肇事者因此被判了刑,她们家也得到了应有的赔偿。但是, 不久前她却找到了真凶。当年肇事的车子,是一家私企老总的车,当时车上有两个 人,老总的司机和老总。真正驾车肇事的,是那位老总,他没有执照,而且喝了酒。 但顶罪的却是那位司机。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善后,当然,违法。 我说:“你从哪儿得到的真相?” 我这么问很合理。时隔多年,掌握这个秘密的,必然都是些利害相关人。即便 是那位无辜的司机,当年他既然甘愿去顶罪,就一定是认可了某种交易。没人会再 去吐露真相。 “是个意外,”她好像知道我会如此发问,“我是酒吧驻唱歌手,你知道,在 那里什么人都能遇到。” “你遇到谁了?那个有罪的家伙某一天喝醉了,酒后吐真言,正好飘进了你的 耳朵里?” “哈,是个不错的假设,”她笑了,完全没有谈论这种事情时那种该有的悲戚。 也许是时过境迁,也许如今的年轻人都这样。“当年那个司机被关进了监狱,监狱 里是个比酒吧更容易散布秘密的地方,和他一起服刑的人里面,有人知道了真相, 而这个人,被我在酒吧里遇到了。” “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嗯,也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你还说你不懂法。” “这个跟懂法还是没有关系。不过这件事,的确是件归法律管的事。你想怎么 办?要追究真凶的责任?我可以帮你介绍个律师,尽管我在艺术分院任教,但法学 院里的教授也能算作同事。可是我想,这件事真的要去落实,难度不会小,证据很 难被找到,一个在酒吧里喝醉了酒的前服刑人员的话,很难说会在法律上有什么价 值。” “是的,所以我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 “我能帮你什么呢?” “我并不想跟真凶在法庭上见,也许在法律上我已经拿他毫无办法。但我需要 他付出代价。我不提供法律所要的证据,我只拿良心来跟他谈。” “法律以外的代价?我想我懂了,你是想让他做出另外的补偿,是这样吗?” “嗯,是。” “他要是不认账呢?良心很难保证人人都有,当年他既然可以无视良心,今天 怎么能在良心上指望他?而且,你真的确定你的信息是可靠的吗?” “他现在很有钱。”她再次眨动了眼睛,神情单纯,就像一个儿童在对伙伴做 着心照不宣的暗示。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似乎又是一个扼要而又有力的答案。他 很有钱——这句话仿佛回答了一切。有钱而又有罪,不被盯上才怪。 “他是个穿鞋的,如果是个光脚的,我也就只好认命了。”她说,“有钱人会 格外在乎自己,而且他们大多数也愿意花钱消灾。当年他让司机顶罪,也是花了代 价的。现在,不过是再补上一笔良心债,擦擦当年没擦干净的屁股。你知道,人有 钱了,没准儿良心会有所发现,如果能够用钱摆平,他们是不会去冒险的。现在网 络这么厉害,在网上曝光,可能比上法庭都更让他们闹心。关键是,他丢不起人, 又拿得出钱。我们不妨试试。” “那你应该去找一家网站,而不是找一个跟法律沾边儿的。” “曝光不是目的,只是可以采取的手段。我说了我是想找个强大的,跟法律沾 边儿只是个形容。” “你形容得不错,”我都不知道自己笑了起来。她的思路缜密,但她有着一副 儿童自以为得计的表情,这让我无法对之反感。“可我依然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 “你可以做我的代理人。”她说得煞有介事。 “代理人?”我琢磨着这个词儿,它就像“强势阶层”这个词儿一样让人无法 消受。 “对,”她出人意料地捉住了我放在桌面上的左手,并且鼓励般地用力捏了捏, “我去找他谈,一定会被轻视,即使他会不安,程度也有限。我只是个小歌手,他 第一个念头会是琢磨怎么轻易地打发掉我。而你就不同了,你是个教授,有社会地 位,和他一样,都是强势阶层的人,是个够分量的对手,他会不得不认真掂量掂量。” 我想要抽回自己的手,可我没有。这就像是在一个幼稚的游戏面前,一个儿童 拍着肩膀鼓励一个成年人勇敢一点。而这个成年人,他感到需要。 “你说得有些道理,”我只能笑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 么由我去出面,是可能会比你的效果好。” “不是可能,是一定!”她纠正我,“你答应了?” “没有,”我正色说,“我没答应你什么。” “我会分你一笔钱。”这句话的逻辑和那句“他很有钱”一样,但却根本说服 不了我。“你不过是需要找到他,告诉他当年那起车祸的遗孤知道了真相,他应该 掏钱来了事。”她说得理直气壮又轻描淡写。 “这笔债大概值多少钱呢?”我这么问完全是出于好奇。 “一百万,”她有备而来,“事成之后有你20万。” 我并没有被这个数字惊吓到。它并不能算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不知道每天会有 多少比一百万大得多的数字在这座城市被人们说来说去。茶,可乐,咖啡,10年, 5 万余名女性,20% ,15% ,多巴胺,一百万,N 个亿。诸如此类。我只是惊讶于 自己依然任凭她捏着我的左手。我的左手被柔若无骨地包裹着。我承认,作为一个 抑郁症患者,我感到了些许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