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全家人都知道很多年前发生在家里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我父亲在1949年深
秋，从当时的平原省湖西区驻地单县出发，跟随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省砀
山县之后，脖子上忽然长了一个大疮。无奈之下，父亲的南下不得不半途而废。此
后几年，父亲一直待在老家，甚至一生都没能再出去工作。

    我奶奶说起父亲的事往往身临其境，好像父亲南下的时候她就跟在身后。奶奶
说，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是在深秋里一个大霜后的早晨起程的。那天早晨父亲穿着
奶奶托人捎给他的棉靴子，新靴子有点儿小，在白花花的霜地里走起路来，使他显
得蹒跚或者犹豫不决。同时，走在长长的南下队伍里，父亲的脖子也有点疼。父亲
认为是落枕了，他不停地扭着脖子，以为这样慢慢地就会好起来。可是往南行走了
一天一夜之后，父亲的脖子上长起了大疮。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的大疮已经
长得像馒头那么大，溃烂化脓，并且发起了高烧。这种情况下，南下大队的指挥官
作出决定，让我的父亲离开队伍，返回老家。

    以后的年月里，当父亲已经年老的时候，他还时常提起自己南下掉队的事。比
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个冬天的黄昏，我和父亲一起走在从人民公社驻地返回
村子的土路上，父亲就再一次提到了他的“南下”。那次是父亲因为修自行车被人
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他们这些“尾巴”们被集中到人民公社
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斗私批修学习班”。学习班结束之后，我到人民公社去接父
亲回家。父亲被这个学习班弄得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蓬乱，很多天没有刮胡子，而
且双眼迷离，脚步踉跄，好像他一下子就变老了。父亲说，在学习班上，他们这些
人根本就吃不饱。再说了，他们吃的那叫什么？简直是猪食！除了地瓜还是地瓜，
他们根本吃不上粮食。父亲说，还不如从前打仗的时候吃得好，打仗的时候，他还
能吃上玉米面窝头呢。其实平时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家也都是吃地瓜，吃不上玉米
面窝头，也吃不上其他的粮食，吃地瓜的时候父亲吃得也挺香。父亲说学习班上吃
得不好，只不过是发泄发泄罢了。

    从人民公社驻地返回村子的土路旁是一条沿路大沟，沟里还堆着一些发乌的积
雪，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他的身后。有一段路程，父亲一直在踢一块鸡蛋大小的
砖头，他把小砖头踢到前面，等走过去的时候，再把它往前面踢。他足足把那块小
砖头往前踢了一里多路。父亲是在踢砖头时提到南下的，他说得不多，声音也很低，
其实是在自言自语。父亲说：“如果不是我脖子上长了那个大疮，现如今我也不会
落到这步田地。”

    不管是我母亲还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于父亲南下掉队的事都耳熟能详，同
时我们也对父亲、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充满了同情。离湖西区干部南下的日子越是久
远，我们就越是觉得那个大疮并不是长在父亲的脖子上，而是长在他的心里。当然，
父亲脖子上的大疮更是长在我的心里，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不是父亲脖子上的
大疮，如果他跟随南下大队去了南方，他的一生会很辉煌。尤其是想一想父亲落难
的那些日子，比如说想一想他害怕被打成右派而仓皇逃往西宁、想一想他因为修理
自行车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而到“斗私批修学习班”上去挨饿、想一想他在村
子里为了跟人争一点自留地的边角被打断一根肋骨的那些日子，我忍不住就会想父
亲的一生被耽搁了。父亲当时在湖西区的时候，是区里最靠得住的文书，而且他还
画得一手好画，写得一手好字；即便是当年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一个小文书、他的部
下，到了“文革”前，在南方做官也都做到市长了。

    有一年，当年父亲的部下、后来的市长姜勇开着绿色吉普车和警卫员到我们村
子里来过一次，他是专门来看望父亲的。据我奶奶说，这个姜市长当年不仅仅是父
亲的部下，在他成为父亲的部下之前，父亲还曾经救过他的命。可是这两个人，都
已经快20年没见面了。那天吉普车就停在我家院门外的街边，父亲迎出了大门，那
个姜市长一下车，刚刚看到我父亲，就扑到父亲的怀里，抱着父亲的头哭起来。在
我家大门外，街上的人都过来看热闹，父亲和姜市长两个人像孩子一样哭得不管东
西南北。我知道，故友重逢，除了各奔东西、往事艰险而引起的百感交集之外，姜
市长的哭声中满含着对于父亲处境的同情；而相比于姜市长的成就感和优越感，穷
困潦倒的父亲在那一刻肯定又想到了南下时自己脖子上长的那个大疮。

    不过有一点让我疑惑不解，姜市长和我父亲都没有提到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
姜市长在我家里待了半天，吃了一顿饭，和我父亲说了很多话，天南地北，世事沧
桑，却唯独没有说到父亲在南下的路上脖子上长的大疮。我非常希望他们说一说父
亲脖子上的大疮，我是这样想的：也许和南下老战友说一说自己的脖子，半生对自
己的脖子耿耿于怀的父亲，也许就会对那个大疮释然了。可是对于父亲的脖子，姜
市长和我父亲一句也没有说。那天他们两个人坐在我家院子里的一棵大杨树底下喝
了很多酒，我父亲越是喝酒，话就越多，他的脸变成了猪肝的颜色，说话的时候喉
结一上一下地滚动着，但他还是不停地和姜市长碰杯。父亲每次和姜市长碰杯之后
就说一大段话，每段话之前他都是这样开头的：“我这一辈子……”后来父亲喝醉
了，躺在院子里不省人事。

    我奶奶在瘫痪多年后于1984年秋天去世，终年84岁。我父亲1997年夏天因肺癌
去世，终年73岁。父亲去世之后，我时常感到奶奶和父亲共同带走了一个秘密，这
个秘密就是长在父亲脖子上的大疮。在过去的那些年里，虽然母亲常常听父亲和奶
奶说到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但她不一定真的知道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因为她是
在父亲南下掉队之后才嫁过来的。真相很可能只有奶奶和父亲两个人知道。

    父亲咽气前，母亲和我们姐弟几人都在他眼前，当时我格外注意了一下父亲的
脖子。有一个疑问藏在我心里，那就是父亲的脖子上到底有没有长过一个大疮。这
个疑问不是父亲咽气的时候才有的，它很久以前就有。以前姜市长到我家来的时候，
父亲和姜市长两个人坐在大杨树底下喝酒，我一直待在他们身边，那天我一直盯着
父亲的脖子看，我没有发现父亲脖子上的疮疤。按照奶奶的说法，父亲跟随湖西区
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的大疮已经长得像馒头那么大，溃烂化脓，
并且发起了高烧。这种情况父亲脖子上怎么会没有留下疮疤呢？

    1998年春天，就是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姜市长
已经回到了他的老家、我们的邻县成武县养老。他在成武县县城的东关建了房子，
和老伴儿两个人安度晚年。按照我的推算，姜市长也已经至少70岁了，他肯定早已
经从市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当时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犹豫再三要不要给姜市
长报丧，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让他知道。我们的顾虑一是姜市长位居高官，见过大
世面，认识的人太多了，是否真的会把我们的父亲去世当回事；二是姜市长年事已
高，再加上路途遥远，如果他回来给我们的父亲吊唁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现在姜
市长从南方回来居住了，我决定去拜访他，给他说一说我父亲的事。

    姜市长的房子建在县城的最边缘，院子很大，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和蔬菜，有
一些花正在开，有蝴蝶和蜜蜂在上面飞舞。姜市长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睡衣，手里拿
着喷壶，正在侍弄那些花草。我知道姜市长已经认不出我了，就告诉他我是谁。很
显然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看望他，所以显得很意外也很惊喜，他握着我的手不松
开，问我：“你父亲身体还好吗？”他的话让我无法对答，我只好顿了顿，嗫嚅着
说：“我父亲，他已经去世了。”姜市长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说不上我父亲的
去世对他来说很意外还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又问我：“什么时候？”我说：“去
年夏天。”姜市长把喷壶重重地放在旁边的一块石板上，然后沉默了一阵子，眼睛
望着院子外面的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他责备我说：“怎么不告诉我，让我好去
送送他？”我解释说：“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姜叔叔已经从南边回来了。”姜市
长把手按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然后引我到屋里去。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
他又说：“你父亲这一辈子很不容易。”姜市长的这句话，竟让我鼻子一酸，眼泪
在眼眶里打转。

    那天姜市长留我吃饭，我们喝了一些酒。我们一直在说我父亲的事。姜市长回
忆起当时在湖西区的一些经历，好像是在说昨天的事情。那时候我父亲在湖西区做
文职，姜市长和一个姓梅的女子是我父亲的部下。后来做文职的这三个人，一个去
了南方（姜市长）；一个落在了农村（我父亲）；一个生病死在湖西区人民医院里
（梅女子）。当时，他们三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墙皮，然后往墙皮上写
标语。虽然我父亲只上过一年半私塾学堂，却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整个
区里的所有干部都比不上他；他的文才也很好，大部分的标语都是他自己编的。总
之，湖西区的干部们都喜欢我父亲。

    据姜市长回忆，一开始准备南下的时候，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的名单上并没有
父亲的名字，原因是父亲是独子，而我的爷爷又死得早，当时我奶奶一个人生活在
离湖西区驻地单县大约180 里远的农村。区里领导考虑父亲家庭的特殊情况，所以
才把父亲的名字从南下大队的花名册上抹了去的。可是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心
里非常纠结，他曾经背着人偷偷地在河边坐了一夜，翻来覆去地考虑南下的事。虽
说各种各样的情况似乎不允许父亲南下，但父亲又觉得不能跟随南下大队一起去南
方巩固政权，问题很严重，同时自己也心有不甘。那时候父亲已经在队伍里混了好
几年，对于一些事情的利弊权衡还算明智，于是第二天他找到区里领导，表明了自
己南下的决心。就这样，父亲的名字才又被重新写进了南下大队的花名册。

    我父亲南下掉队之后，却没有回到湖西区工作，而是回了老家，不久即与我母
亲结婚。几年之后的1953年，平原省撤销建制，湖西区的几个县划归山东；另外几
个县划归河南。这个时候，父亲原来的一些同事，忧心父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过于
艰难，他们就想为父亲做一件大事。这些人又联系了原湖西区另外的几个同事和几
个老上级，写了一封联名信，共同为父亲证明他当初南下掉队实属迫不得已，建议
上级部门重新考虑为父亲安排工作。姜市长就是这次联名信的发起人。但是这些人
为父亲的事跑了两年多，最终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了了之。

    在姜市长家里吃的那顿饭，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席间，我们把我父亲
的一生所经历的比较大的事情说了一遍。姜市长对我父亲的前半生比较了解，他主
要是说父亲的前半生；而我则对父亲的后半生比较了解，当然主要是说父亲的后半
生。在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姜市长两次说了我奶奶和我父亲曾经说过的话，他
说：“如果南下的时候你父亲不掉队的话，他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你们这几个孩子
也不用吃地瓜长大了。”说这话的时候，姜市长的酒喝得已经有些多，他的脸、眼
睛和脖子都被酒精烧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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