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从离开湖西区和南下大队之后,实际上父亲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 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找饭吃”。他先后到过山东的成武、菏泽、鄄城、冠县,河 南的商丘、南阳,后来是安徽的蚌埠、毫县、砀山,还有山西运城、甘肃酒泉、青 海西宁、江苏徐州、河北邢台,等等等等。父亲在他到的每一个地方都生活了一段 时间。那时候,我们姐弟七人都还没有长大成人,奶奶年事已高,生计所迫,父亲 只好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那些数不清的陌生之地,父亲做过淘粪 工、汽车修理工、卡车司机、仓库保管员、砖窑工、搬运工、过磅员和看门人,还 开过自行车修理铺、杂货铺、熟肉铺以及废品收购站。 用姜市长的话说,我父亲像一只雁一样落在了农村,他落在了一片盐碱地上。 我们村的土地过于贫瘠,不生庄稼,生产队每年夏季打下的小麦,分到我们家里只 有一小口袋,就是这一小口袋小麦,我们也只有看一看摸一摸的份儿,那些金灿灿 的麦粒子永远也不会磨成白面让我们吃,隔不了几天,我父亲就会扛着那口袋小麦 到集上去,换来几大口袋地瓜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一家10口人才能吃得饱。一 年四季、一天三顿吃地瓜,吃得我课间或者放学的路上蹲在地上吐酸水。在学校上 课的时候,我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打嗝,课桌底下的地皮上,都被我胃里的酸水弄 湿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把胃里的酸水吐在路边的沟里。 我不停地说着父亲的事,说着因为父亲南下掉队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不得不吃 地瓜长大,目的是想启发姜市长,让他说出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可是姜市长的话 似乎总是在有意回避这个关键的地方。最后,在我和姜市长两人的饭局即将结束的 时候,我只好问:“姜叔叔,那个时候,我父亲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脖子上就长了 一个大疮呢?”姜市长被我问得愣了一下,他反问我:“你父亲脖子上长了一个大 疮?什么时候?”我赶紧说:“南下的时候。”姜市长皱着眉头想了一阵子,然后 摇着头说:“我不记得你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我说:“这么大的事,您怎么会 不记得了呢?这事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姜市长还在沉思中。我追着说:“我父 亲跟着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突然长了一个大疮,像馒头 那么大,溃烂化脓,并且发起了高烧。”姜市长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说:“你 父亲是这么说的?”我说:“我父亲还有我奶奶,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姜市长咂 咂嘴,不说话了。我盯着姜市长,希望他说一说我父亲南下掉队的事。我追着姜市 长说:“姜叔叔,难道说我父亲他是犯了什么错误,被南下大队开除的吗?他脖子 上根本就没有长过什么大疮,是吗?” 姜市长慢慢地低下了头,他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恰当的言辞来应付我的追问,渐 渐地,他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但是我等了好一阵子,姜市长并没有说话。于是我 又说:“我父亲脖子上根本就没有长过什么大疮,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偷偷跑回来的, 用你们那个年代的话说,他这叫自行脱离组织,是这样吗姜叔叔?如果不是这样的 话,几年之后,你们一些人写联名信要求上级有关部门为我父亲恢复工作,事情为 什么又会不了了之?上级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给一个说法呢?” 看看姜市长还是不说话,我又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有很 多次我父亲早晨一觉醒来,会把日子记错;这个错误也很奇怪,他总是把日子记错 七天,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三天四天,是整整七天。每一次他都是这样。”我望 着姜市长的脸色,他的头低得更深了。我说:“一定发生过什么大的事情,让我父 亲这个样子的,是在南下的时候,对吗姜叔叔?”许久之后,姜市长说:“你父亲 他,脖子上是长了一个大疮……”这么说着,姜市长的嘴唇哆嗦起来,慢慢地,他 的眼里流下了泪水。我知道,姜市长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 父亲去世前,曾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写过一本近20万字的回忆录,题目叫《流 离》。这本回忆录一直由我来保存,但我却一直没有看过它。从姜市长那里回来以 后,我非常想看一看父亲的回忆录。在一个阴雨天里,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一 口气看完了父亲的回忆录《流离》。说实在的,父亲把他的回忆录取名叫《流离》, 是对他一生生活状况的高度概括,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他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 以及在那些地方如何精打细算地挣钱,为家里10口人找饭吃。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 父亲对自己进行了评价,其中最让他自豪的是,他认为自己具有极强的“在社会的 最底层挣扎的能力”。 但是就像姜市长有意回避我父亲南下掉队的事一样,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对于 1949年深秋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的事也少有涉及。在这20万字的篇幅里,父亲倒是 常常会提到南下以及从安徽砀山县返回的情景,但他始终不说明南下掉队的真正原 因,仍然还是那一句:“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最终,我在父亲的回忆录中一无 所获。实际上那个时候,关于父亲南下掉队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的说法, 已经被我否定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托词,父亲南下掉队一定另有隐情。 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母亲因脑溢血后遗症瘫痪了,她只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 床上,脑子也开始有些糊涂。我觉得,母亲离到那边找父亲的日子不远了。我还记 得父亲咽气之前对母亲说过的话,老年的父亲手头宽裕了一些,他临走的时候为母 亲留下了几万块钱,他的话就是对那几万块钱说的,当时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说: “你不要舍不得,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地养那些钱,等你把钱养没了,我就 来叫你走。”父亲对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流着泪,他接着又补了一句:“你这辈 子跟着我没过上好日子,光吃地瓜了。”母亲躺在床上脑子有些糊涂的那一年,她 有时候突然就会对我说:“你去大门口看看,是不是你爹回来了?”她反复地催我 离开她的床边,到大门口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回来叫她走。母亲的一生对父亲非常 依赖,父亲的每一句话她都会很当真。同时,母亲没有认为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 她只当是父亲出远门去了,有一天就会回转来。 但是终于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母亲要我到大门口去看看的时候,并没有 认为是父亲回来了,而是认为大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母亲还详细地描述说, 那个年轻女人个子不高,身材细瘦,面目白净,穿着一身青蓝色的衣服,剪着齐耳 的短发,臂弯里挎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小布包袱。那个年轻女人站在大门外叫了我父 亲的名字,问我父亲的家是不是在这里。母亲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 只是觉得她脑子糊涂产生了不着边际的幻觉。可是过了一些日子,母亲再一次说, 那个身材细瘦、面目白净的年轻女人又站在了我家大门外,叫了我父亲的名字。母 亲的说法对我形成了刺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父亲的回忆录中一些零碎的片断,那 些片断散布在回忆录的很多个章节里,看起来毫无关联。是母亲让我把这些片断串 联起来了。 父亲的回忆录中写到了一个人。当时在湖西区做文职的父亲,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是后来当了市长的姜勇;另一个是姓梅的年轻女人。父亲在通篇回忆录中对姜 市长少有提及,却有多处写到了梅姓女子。如果把父亲提到梅姓女子的片断联系在 一起,是这样的:梅女子自幼父母双亡,她的叔叔把她卖到了巨野县柳林镇的一户 人家做童养媳,但柳林镇的这家人对她很不好;后来梅女子一个人跑到了湖西区, 和养父母再无联系;到了湖西区之后,我父亲曾教会梅女子认识了一些字,所以梅 女子就到父亲手下去做文职;全国解放不久,梅女子在湖西区人民医院死于伤寒并 发症。 回忆录中对梅女子的具体描述只有两处,一处出现在前半部分;另一处出现在 后半部分。出现在回忆录前半部分的这一处描述,却仅仅是父亲和梅女子的一次碰 面。1949年的秋天,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开拔前一个月左右,一个清爽的上午,我 父亲骑了一辆从区里借出来的自行车,离开湖西区的驻地单县,到邻县成武去开会。 一出单县县城,在西关外意外地遇到了梅女子。梅女子是我父亲的部下,但那一天 他却不知道她的行踪。两人遇到之后,相互询问对方去做什么。原来那一天梅女子 是去城外的印刷所,催印区里交给印刷所去印制的年历画,本来印制年历画的事一 直是父亲亲自经办的,而且他还是那幅年历画的绘画作者,但那一天他把这件事忘 记了。然后他们停下来,父亲把自行车靠在小路边的一棵树上,而梅女子则倚在另 一棵树上和我父亲说话。他们说了很长时间,但父亲没有写他们说话的内容,不知 道他们说话的内容是不是和父亲的南下有关。 就像小说里常常出现的段落一样,父亲在回忆录的这一页详细描述了梅女子的 长相、身高、穿戴打扮、神情举止等等。梅女子倚着一棵树,父亲站在自行车旁, 一只手扶着自行车的车座,他们相距大约三尺远。那一阵子没有人从路上走过,四 周很安静,近处的庄稼地里,有一些秋虫子在叫。在回忆录的这一页,父亲最为引 人注目的文字是,他写道:那一天梅女子穿了一件大红底衬鹅黄细格的粗布夹袄, 一条藏蓝色的粗布裤子,一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那件红色的夹袄是新做的,还没 有洗过水,布料精细,颜色纯正。梅女子身材娇小,肤色细白,这样的一件夹袄更 是把她的脸颊衬得白里透红。梅女子的身后是一大片枣树林,当时所有的枣树上都 结满了枣子,枣子把树枝压弯了,看起来摇摇欲坠。 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我父亲在叙述他的老年生活时,突然插入了他在湖西区 工作时的经历,他在这里曾回忆到1949年深秋梅女子死在湖西区医院的情景。当时 梅女子患的是伤寒并发症,在医院里已经治疗了多天。她临死的前几天,因为持续 高烧及至昏迷,大部分时间她都痛苦得低声呻吟,但有时候也会清醒。无论昏迷或 者清醒,梅女子临死前长达七天的时间里一句话都不说,只用极其留恋而又极其绝 望的眼神看着守在她身边的人。那个时候梅女子身上和脸上起了很多的玫瑰疹,尤 其是脸上的玫瑰疹,她非常在意,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见,所以她时常抬起手来, 做着无力的手势,要求护士把她的脸用手巾盖上。梅女子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想 把自己姣好的形象留给她跟前的人。我父亲没有说梅女子临死那几天他在不在她跟 前,但他的描述身临其境,悲伤和绝望也在他的文字中显露出来了。 我父亲的回忆录中有关梅女子的文字只有这些。在与“湖西区”和“南下”有 些关联的文字中,父亲还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从湖西区驻地单县回家看望 我奶奶,回家有180 里路要走,步行的话需要两天。那一次父亲就是步行回家的。 在回忆录的这一页中,父亲写到他在路上行走的双腿,他说那双腿好像不是他的, 好像是两截木桩,它们不紧不慢,在机械地往前走着。这天傍晚还在路上的时候, 天下起了小雨,在雨天中行走的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父亲只好躺进了一座破庙里,他竟然在那座破庙里昏迷了七天七夜。七天之后,我 父亲被一个拾粪的老头从破庙里背了出来。 重看父亲的回忆录,我看到了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或者说我对父亲南下掉队 的真相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1949年深秋,我父亲跟随平原省湖西区干部南下 大队到了安徽砀山以后,无奈之下不得不半途而废,重新返回湖西区;可是父亲的 脖子上根本就没有生过大疮,那时的父亲年轻、生龙活虎,他返回湖西区,是因为 一个姓梅的女子突然生病住进了湖西区医院,父亲回去是要照顾她;20天以后,梅 女子因伤寒并发症死在湖西区医院里,而我的父亲则因为过度悲伤和疲劳,在梅女 子病逝后一连昏迷了七天七夜;等父亲醒来时,梅女子已经入土;父亲从安徽砀山 离开南下大队,并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他是偷偷跑回来的,从此,父亲“自行脱 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