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从离开湖西区和南下大队之后，实际上父亲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
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找饭吃”。他先后到过山东的成武、菏泽、鄄城、冠县，河
南的商丘、南阳，后来是安徽的蚌埠、毫县、砀山，还有山西运城、甘肃酒泉、青
海西宁、江苏徐州、河北邢台，等等等等。父亲在他到的每一个地方都生活了一段
时间。那时候，我们姐弟七人都还没有长大成人，奶奶年事已高，生计所迫，父亲
只好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那些数不清的陌生之地，父亲做过淘粪
工、汽车修理工、卡车司机、仓库保管员、砖窑工、搬运工、过磅员和看门人，还
开过自行车修理铺、杂货铺、熟肉铺以及废品收购站。

    用姜市长的话说，我父亲像一只雁一样落在了农村，他落在了一片盐碱地上。
我们村的土地过于贫瘠，不生庄稼，生产队每年夏季打下的小麦，分到我们家里只
有一小口袋，就是这一小口袋小麦，我们也只有看一看摸一摸的份儿，那些金灿灿
的麦粒子永远也不会磨成白面让我们吃，隔不了几天，我父亲就会扛着那口袋小麦
到集上去，换来几大口袋地瓜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一家10口人才能吃得饱。一
年四季、一天三顿吃地瓜，吃得我课间或者放学的路上蹲在地上吐酸水。在学校上
课的时候，我一边听老师讲课一边打嗝，课桌底下的地皮上，都被我胃里的酸水弄
湿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把胃里的酸水吐在路边的沟里。

    我不停地说着父亲的事，说着因为父亲南下掉队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不得不吃
地瓜长大，目的是想启发姜市长，让他说出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可是姜市长的话
似乎总是在有意回避这个关键的地方。最后，在我和姜市长两人的饭局即将结束的
时候，我只好问：“姜叔叔，那个时候，我父亲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脖子上就长了
一个大疮呢？”姜市长被我问得愣了一下，他反问我：“你父亲脖子上长了一个大
疮？什么时候？”我赶紧说：“南下的时候。”姜市长皱着眉头想了一阵子，然后
摇着头说：“我不记得你父亲脖子上长疮的事。”我说：“这么大的事，您怎么会
不记得了呢？这事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姜市长还在沉思中。我追着说：“我父
亲跟着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到了安徽砀山县，他脖子上突然长了一个大疮，像馒头
那么大，溃烂化脓，并且发起了高烧。”姜市长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说：“你
父亲是这么说的？”我说：“我父亲还有我奶奶，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姜市长咂
咂嘴，不说话了。我盯着姜市长，希望他说一说我父亲南下掉队的事。我追着姜市
长说：“姜叔叔，难道说我父亲他是犯了什么错误，被南下大队开除的吗？他脖子
上根本就没有长过什么大疮，是吗？”

    姜市长慢慢地低下了头，他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恰当的言辞来应付我的追问，渐
渐地，他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但是我等了好一阵子，姜市长并没有说话。于是我
又说：“我父亲脖子上根本就没有长过什么大疮，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偷偷跑回来的，
用你们那个年代的话说，他这叫自行脱离组织，是这样吗姜叔叔？如果不是这样的
话，几年之后，你们一些人写联名信要求上级有关部门为我父亲恢复工作，事情为
什么又会不了了之？上级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给一个说法呢？”

    看看姜市长还是不说话，我又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有很
多次我父亲早晨一觉醒来，会把日子记错；这个错误也很奇怪，他总是把日子记错
七天，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三天四天，是整整七天。每一次他都是这样。”我望
着姜市长的脸色，他的头低得更深了。我说：“一定发生过什么大的事情，让我父
亲这个样子的，是在南下的时候，对吗姜叔叔？”许久之后，姜市长说：“你父亲
他，脖子上是长了一个大疮……”这么说着，姜市长的嘴唇哆嗦起来，慢慢地，他
的眼里流下了泪水。我知道，姜市长和我父亲的感情很深。

    父亲去世前，曾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写过一本近20万字的回忆录，题目叫《流
离》。这本回忆录一直由我来保存，但我却一直没有看过它。从姜市长那里回来以
后，我非常想看一看父亲的回忆录。在一个阴雨天里，我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一
口气看完了父亲的回忆录《流离》。说实在的，父亲把他的回忆录取名叫《流离》，
是对他一生生活状况的高度概括，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他所到过的每一个地方，
以及在那些地方如何精打细算地挣钱，为家里10口人找饭吃。在回忆录的结尾部分，
父亲对自己进行了评价，其中最让他自豪的是，他认为自己具有极强的“在社会的
最底层挣扎的能力”。

    但是就像姜市长有意回避我父亲南下掉队的事一样，在父亲的回忆录中，对于
1949年深秋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的事也少有涉及。在这20万字的篇幅里，父亲倒是
常常会提到南下以及从安徽砀山县返回的情景，但他始终不说明南下掉队的真正原
因，仍然还是那一句：“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最终，我在父亲的回忆录中一无
所获。实际上那个时候，关于父亲南下掉队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疮”的说法，
已经被我否定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托词，父亲南下掉队一定另有隐情。

    父亲去世两年以后，母亲因脑溢血后遗症瘫痪了，她只能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
床上，脑子也开始有些糊涂。我觉得，母亲离到那边找父亲的日子不远了。我还记
得父亲咽气之前对母亲说过的话，老年的父亲手头宽裕了一些，他临走的时候为母
亲留下了几万块钱，他的话就是对那几万块钱说的，当时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说：
“你不要舍不得，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好好地养那些钱，等你把钱养没了，我就
来叫你走。”父亲对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流着泪，他接着又补了一句：“你这辈
子跟着我没过上好日子，光吃地瓜了。”母亲躺在床上脑子有些糊涂的那一年，她
有时候突然就会对我说：“你去大门口看看，是不是你爹回来了？”她反复地催我
离开她的床边，到大门口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回来叫她走。母亲的一生对父亲非常
依赖，父亲的每一句话她都会很当真。同时，母亲没有认为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
她只当是父亲出远门去了，有一天就会回转来。

    但是终于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母亲要我到大门口去看看的时候，并没有
认为是父亲回来了，而是认为大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母亲还详细地描述说，
那个年轻女人个子不高，身材细瘦，面目白净，穿着一身青蓝色的衣服，剪着齐耳
的短发，臂弯里挎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小布包袱。那个年轻女人站在大门外叫了我父
亲的名字，问我父亲的家是不是在这里。母亲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
只是觉得她脑子糊涂产生了不着边际的幻觉。可是过了一些日子，母亲再一次说，
那个身材细瘦、面目白净的年轻女人又站在了我家大门外，叫了我父亲的名字。母
亲的说法对我形成了刺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父亲的回忆录中一些零碎的片断，那
些片断散布在回忆录的很多个章节里，看起来毫无关联。是母亲让我把这些片断串
联起来了。

    父亲的回忆录中写到了一个人。当时在湖西区做文职的父亲，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是后来当了市长的姜勇；另一个是姓梅的年轻女人。父亲在通篇回忆录中对姜
市长少有提及，却有多处写到了梅姓女子。如果把父亲提到梅姓女子的片断联系在
一起，是这样的：梅女子自幼父母双亡，她的叔叔把她卖到了巨野县柳林镇的一户
人家做童养媳，但柳林镇的这家人对她很不好；后来梅女子一个人跑到了湖西区，
和养父母再无联系；到了湖西区之后，我父亲曾教会梅女子认识了一些字，所以梅
女子就到父亲手下去做文职；全国解放不久，梅女子在湖西区人民医院死于伤寒并
发症。

    回忆录中对梅女子的具体描述只有两处，一处出现在前半部分；另一处出现在
后半部分。出现在回忆录前半部分的这一处描述，却仅仅是父亲和梅女子的一次碰
面。1949年的秋天，湖西区干部南下大队开拔前一个月左右，一个清爽的上午，我
父亲骑了一辆从区里借出来的自行车，离开湖西区的驻地单县，到邻县成武去开会。
一出单县县城，在西关外意外地遇到了梅女子。梅女子是我父亲的部下，但那一天
他却不知道她的行踪。两人遇到之后，相互询问对方去做什么。原来那一天梅女子
是去城外的印刷所，催印区里交给印刷所去印制的年历画，本来印制年历画的事一
直是父亲亲自经办的，而且他还是那幅年历画的绘画作者，但那一天他把这件事忘
记了。然后他们停下来，父亲把自行车靠在小路边的一棵树上，而梅女子则倚在另
一棵树上和我父亲说话。他们说了很长时间，但父亲没有写他们说话的内容，不知
道他们说话的内容是不是和父亲的南下有关。

    就像小说里常常出现的段落一样，父亲在回忆录的这一页详细描述了梅女子的
长相、身高、穿戴打扮、神情举止等等。梅女子倚着一棵树，父亲站在自行车旁，
一只手扶着自行车的车座，他们相距大约三尺远。那一阵子没有人从路上走过，四
周很安静，近处的庄稼地里，有一些秋虫子在叫。在回忆录的这一页，父亲最为引
人注目的文字是，他写道：那一天梅女子穿了一件大红底衬鹅黄细格的粗布夹袄，
一条藏蓝色的粗布裤子，一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那件红色的夹袄是新做的，还没
有洗过水，布料精细，颜色纯正。梅女子身材娇小，肤色细白，这样的一件夹袄更
是把她的脸颊衬得白里透红。梅女子的身后是一大片枣树林，当时所有的枣树上都
结满了枣子，枣子把树枝压弯了，看起来摇摇欲坠。

    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我父亲在叙述他的老年生活时，突然插入了他在湖西区
工作时的经历，他在这里曾回忆到1949年深秋梅女子死在湖西区医院的情景。当时
梅女子患的是伤寒并发症，在医院里已经治疗了多天。她临死的前几天，因为持续
高烧及至昏迷，大部分时间她都痛苦得低声呻吟，但有时候也会清醒。无论昏迷或
者清醒，梅女子临死前长达七天的时间里一句话都不说，只用极其留恋而又极其绝
望的眼神看着守在她身边的人。那个时候梅女子身上和脸上起了很多的玫瑰疹，尤
其是脸上的玫瑰疹，她非常在意，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看见，所以她时常抬起手来，
做着无力的手势，要求护士把她的脸用手巾盖上。梅女子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她想
把自己姣好的形象留给她跟前的人。我父亲没有说梅女子临死那几天他在不在她跟
前，但他的描述身临其境，悲伤和绝望也在他的文字中显露出来了。

    我父亲的回忆录中有关梅女子的文字只有这些。在与“湖西区”和“南下”有
些关联的文字中，父亲还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从湖西区驻地单县回家看望
我奶奶，回家有180 里路要走，步行的话需要两天。那一次父亲就是步行回家的。
在回忆录的这一页中，父亲写到他在路上行走的双腿，他说那双腿好像不是他的，
好像是两截木桩，它们不紧不慢，在机械地往前走着。这天傍晚还在路上的时候，
天下起了小雨，在雨天中行走的父亲突然发起了高烧。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父亲只好躺进了一座破庙里，他竟然在那座破庙里昏迷了七天七夜。七天之后，我
父亲被一个拾粪的老头从破庙里背了出来。

    重看父亲的回忆录，我看到了父亲南下掉队的真相，或者说我对父亲南下掉队
的真相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1949年深秋，我父亲跟随平原省湖西区干部南下
大队到了安徽砀山以后，无奈之下不得不半途而废，重新返回湖西区；可是父亲的
脖子上根本就没有生过大疮，那时的父亲年轻、生龙活虎，他返回湖西区，是因为
一个姓梅的女子突然生病住进了湖西区医院，父亲回去是要照顾她；20天以后，梅
女子因伤寒并发症死在湖西区医院里，而我的父亲则因为过度悲伤和疲劳，在梅女
子病逝后一连昏迷了七天七夜；等父亲醒来时，梅女子已经入土；父亲从安徽砀山
离开南下大队，并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他是偷偷跑回来的，从此，父亲“自行脱
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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