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1995年，由于海豆的事情，我才第一次知道父亲死于精神分裂后割腕自杀。从
小到大，在我填过的无数表格中，父亲这一栏都是填：病故。我从未向母亲细究其
竟。

    1995年4 月，我正在报社编版，忽然接到母亲从遥远的广西圭宁打来的长途电
话，她说海豆要跟表哥到北京去，现在人已经到了玉林，估计第三天早上就到，让
我去接。并且，母亲说，一定不要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请了多长时间假。他打
了他车间一个女孩一巴掌，打完他就不敢去上班了，在家躲了两个星期，不愿见人，
也不去上班，让他去赔礼道歉，他买了水果，自己不敢去，托人带去。听说表哥要
去北京就跟着来了。母亲担心海豆有问题，让我注意他，一定不要问他打人的事。

    懦弱像羊羔一样的海豆怎么会打人呢？

    无从想象。

    但他真的来了。我让他睡在门厅隔出的小书房里，睡在沙发上。我跟他说，这
两天他可以先自己到附近转转，等星期日我再带他去天安门。我牢记母亲的话，对
某些事情，一句不问。

    问他最想去哪里，天坛、故宫，还是万里长城。

    他迷茫地看着我，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万里长城这种地方。他反复问道：怎么
办？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才好？

    我说什么怎么办？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会，然后诡秘一笑，说：我打人了。

    问他打了谁。他说打了一个女孩，同车间的。

    你为什么要打她呢？

    他说她不理他，还笑他。

    他又反复问道：这怎么办呢？怎么办？

    我说打一个女孩算什么能耐，如果你有种，敢打领导一巴掌我就服你。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跟人家认个错。

    他说我已经跟她道过歉了，不过我可能还是打得对，我不应该道歉。那我打得
对不对呢？对？还是不对？她笑我，说我一点用都没有，上电大白上了，照样调不
进科室，老婆也跟人跑了。不过打人还是不对。

    海豆目光空茫，喃喃自语，到最后他说：我全乱了。

    这时我仍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仍然劝他到附近走走，他小时候喜欢画画，我
告诉他，中国美术馆就在附近，拐两个弯，一直走就能看到，白墙，黄色的瓦顶，
很大。

    他就出去走。

    然后回来。

    回来就坐着，只字不提对北京的观感。

    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完全没有一个边远外省小镇人的兴奋。我问他去转了哪
里，他茫然，答不上来。反倒问我：这是到了北京吗？我觉得还是在圭宁，也是房
屋，也是人。

    他每天都要问我好几次：姐，我打了她一巴掌到底对不对？但很快，他就有点
混乱：我到底打没打她一巴掌呢？

    他坐在椅子上，坐得很直很端正。他说我现在有一种很怪的感觉，好像我没在
现实里，来了几天都没觉得到了北京，我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回到现实里。我觉得一
定有一种办法，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种办法。

    第二天海豆一大早就起来，他说他已经知道怎么回到现实里来了，他要出去找
一种办法，不用我陪。

    我不知道这已经很危险。一个精神出了问题的人，刚到一个陌生的超级大城市，
没人领着，一个人瞎转，走丢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那时候春泱刚刚两岁，保姆也
不顺手，道良还没退休，整日忙乱。所以海豆自说自话就出门了。

    他整整走了一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来，他两眼发直、嘴唇干裂，他说双
腿像有很多针在扎。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走了很多地方，脚都快走断了，还是没
走进现实里，就像隔了一层东西，像看电影似的，看得见，但就是进不去。

    我问他吃没吃东西。

    他认真想了一会儿说：没吃。

    又问他是不是一整天都没吃。

    他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是。

    那你喝水了吗？

    他仍想了一会儿说：没喝。

    海豆的发作是在下半夜。在睡梦中我听见一声悠长的嚎叫，我睡不踏实，马上
惊醒了，紧接着又一声，是从厨房传过来的，声音从高亢迅速滑向低沉，完全不像
海豆的嗓音。我披衣起床，看到海豆站在厨房的窗前，伸长了脖子向着西边黑沉沉
的楼房。他又开始嚎，近处的楼房有灯光亮起，我头皮发麻大脑一片空白。

    他嚎着嚎着忽然大哭，像炸弹一样爆发。

    三十岁的海豆，他对着窗口嚎啕大哭，他的声音粗厉嘹亮，悠长无比。听上去
就像一匹被人打断了腿的狼。

    哭过之后他说，如果不哭他十分难受，不哭他的头就要裂了。

    一个工人，为了改变作为工人的命运连续五年考大学，但总分从来没有达到过
大专线。他盲目而坚韧地背诵那些语文和政治，心里怀着模糊的希望。后来他忽然
痛下决心，丢下家不管，停薪留职，借钱凑够了两千块学费，到省会南宁念了两年
自费大专。念书的日子是他心情最好的日子——尽管债台高筑，但他总是幻想着毕
业有了文凭就能调一个好工作，就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结果没多久老婆就跟一个开卡车的个体户跑掉了，还带走了孩子。虽然有了大
专文凭，海豆却还是干他原来的工种：用手推车拉制瓷用的坯泥。一次次跑调动，
一点效果都没有。他又一次次去找厂长，想在厂内调动，到科室当资料管理员。

    他经常坐在厂长的家或者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厂长十分忙，从来没有理过他。
他渐渐成了全厂的笑柄，在厂里的地位比上大专前还糟。

    那个女孩瘦瘦的，个子挺矮，完全说不上好看，但海豆爱她，而且坚信她也喜
欢他。女孩是制坯工，海豆空下来就去看她制坯。有一次他说，如果她不制坯而是
去彩绘车间描花会更好，这话说到了女孩的心坎上，女孩笑得明亮——所以，海豆
就认为这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有一天，这女孩坐在另一个青工的自行车后架上，他
们要去看电影。海豆气坏了，一个懦弱的人，顿时丧失理智，挥手就扇了女孩一巴
掌。

    他说所有的人都监视他，议论他。

    他不明白坐了三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怎么还有人跟踪他，到了北京还有人跟踪他。
他看见了跟踪的人，那人手里拿着对讲机。他还说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是一个
烟囱。

    他为这一切而哭。

    事情已经不对头，我一下就想到了精神病人和精神病院。高仓健在《追捕》里
被人灌药片的情景立即在屋子里膨胀变形……

    道良要马上送海豆到安定医院，“不送怎么办，他会吓着泱泱的。”我不愿意，
海豆跟高仓健的角色可不一样，他一个比老鼠强不了多少的人，只有老老实实吃药，
人家给多少他就吃多少，直到精神完全被摧毁。

    也许还将受电击，被束绑，不但变胖，更会变成一截木头，面目全非。

    我不忍他就此到医院去，同时对他患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想等他哭过、嚎
叫过，他的情绪宣泄干净，就会自动变好。

    但是一两天内海豆越来越混乱。

    他从早到晚像一个哲学家似的发问：“我是不是人？”“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在这里干什么？”

    一片混乱中我找来陈青铜给海豆作心理疏导，告诉他这是陈老师。

    陈老师翻山越岭来。

    他真不专业——让海豆回忆打人那一刻，一点不漏地把它复述出来，但海豆记
不起来了，即使刚刚去过天安门他也忘记了。谈话的结果是，海豆认为自己见识太
浅，他在本子上越写越乱，第二天就开始在家里小跑，并且，认为自己既是烟囱又
是月亮又是小鸡。

    他说：我是小鸟，人人都是小鸟。

    我是外星人。我是三岁的小孩。

    我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我要返回这个世界，就得想办法，走出这个房
间。

    我给他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让他清理自己的思想，我总觉得，他脑子这么乱，
只要他一条一条地写下来，人就能变清晰。

    但我完全想错了。

    不写则罢，越写越乱。他的脑细胞异常活跃，一天之内就把一个厚厚的本子写
满了，犹如一个神灵附体才思汹涌的狂人作家。

    本子开头字比较小，后来越写越大，思维混乱而跳跃，十足的狂人日记。“窗
外的东西都想打我，”他写道：“我是那烟囱吗？”“让我看看中间的椅子骂不骂
人？”还写道：“我对着姐夫的转椅采访，转椅啊转椅，你的右边是毛泽东挂历，
左边是马克思挂历，我跪在椅子上低头向门，我问门：婚姻的意义何在？”

    道良建议他用毛笔写字，他就写道：姐夫让我用毛笔写，什么意思？明明是把
我看作那对小鸡。

    他光着脚站在地板上，用手在地上画了一道线，然后他站在这道谁也看不见的
线里说，我怎么也出不去，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出去。

    到最后，他开始在狭窄的房间里跑来跑去，他仿佛忘记怎样走路了，仿佛他从
来就不会步行。只要把自己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他便小跑着实施。他一溜小跑地
从饭桌跑到旁边的沙发，又一溜小跑着到几步之遥的卫生间去。

    我想起电影里见过的疯子，那些以同样姿势在屋子里小跑的人。这些人，他们
是掉进了一个精神的黑洞里吗？他们不得不跑，他们奔跑着要挣脱这个黑洞，当你
要逃离一个可怕的地方你总是要跑的。不管房间有多么狭窄，他们逃离精神黑洞的
过程是漫漫长途。

    那个黑洞也会吞噬你吗？海红，你在2010年的大街上乱走，越走越快，仿佛也
是要挣脱什么。

    傍晚我给母亲打长途电话，母亲说，她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返回这个世界”，
她说海豆这话跟柳青林当年真像，她说不去医院不行了。“柳青林当年就是这样说
的……”母亲重复着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喃喃自语。如果我不挂电话，她可能还会
说到“右倾”“党不信任”“心情永远不好”等字眼。

    我头脑一片混乱。

    看来海豆是千真万确出了问题，啊他会拿菜刀乱砍吗？他会半夜把春泱扔下楼
吗？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夜里睡不着，我把海豆的本子拿来看。翻到他正在写
的那一页，上面写着：如果我是希特勒，不是，我是黄金龙，不是，毛泽东的继承
者（市长、书记、秘书），我不是。问问月亮先生：月亮，你是我吗？不是。有人
说柳海豆怎么了，但海豆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间屋子外的人声我知道是谁说话，外
面很摇荡，我的空间感一下从这间屋子到了外面的空地，另一个我（在圭宁）不断
地出去，每一步动作前都有一物帮我阻止可怕的事情发生（喷嚏）。

    天亮之后我拿着海豆的本子去安定医院挂了门诊，我把本子给医生看。我的陈
述刚刚开头，医生就打断了我的话，她说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不要耽误时间，
马上送来住院，现在还来得及，发展下去就不好办了。

    回到家已经十一点，我担心海豆不愿去看病，因为所有精神病人都坚信自己没
病。我骗他说，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有树有草地，我带他去散散心。

    他正在发愣，我担心他没听见我的话。他将信将疑地看看我，忽然像想起了什
么似的说：对了！我应该去！我替他收拾东西，他似乎明白自己是要去住院，先把
自己的毛巾带上了，出门的时候又把房门钥匙交给我。真是神奇，他如何知道自己
用不着钥匙了？

    听说精神病人力气特别大，我担心自己和道良两人弄不了，事先叫来了陈青铜。

    我们一行四人前往安定医院。

    先坐地铁到积水潭，再步行一段路到安定医院门诊部。路上海豆很安静，没有
想要跑掉，也没有大闹，更没有忽然给谁一拳。一切都算得上顺利。医生问了海豆
一些问题，一边听我陈述一边就写满了两大张病历，然后我去交住院的押金。

    我到住院处去，心里开始轻松起来，最令人发愁的事情已经过去，海豆一住院，
一切就会好起来。医生说不要把精神病院想象得跟监狱那么可怕，这里的条件是很
好的，在国内是一流的，是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现在床位空得很。但是住院处的
老头说得不一样，他说总院没有床位了，见我发愣，他就问，昌平分院去不去？

    这样我们就拎着东西，拿着老头给的一张油印的路线图，交错着乘公交和步行，
一路跌跌撞撞摸到昌平去了。

    海豆在昌平治够了三个月的疗程，医生给他开了一张“精神恍惚”的病假单，
然后我请假把他送回遥远的圭宁县城。

    我的旅行袋里装着一堆药，盐酸苯海索片、氯丙嗪、氟哌啶醇片、安度利可—
—它们是一些兵士，步步为营，押守着我们的每一个活跃的细胞，使它们安静、变
凉、死去。我们的小镇少有人知道这些药，根本就不会有。我请医生行个方便，多
开一些安度利可针剂，这样每个月打一针即可。我已经认识这种药，它跟氟哌啶醇
是同样成分，一种是针剂，一种是片剂。我问清楚了万一没有这两种药，可以用氯
丙嗪代替，两种药的转换要有一个过渡期，一种慢慢增，一种慢慢减，在一周内完
成。我用纸仔细记下来交给母亲，让她督促着。

    母亲遵医嘱，从来没有让海豆停过药。他现在跟一个正常人完全没有两样。他
重新娶妻生子，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但你为什么要让他再次到这里来？

    2010年初春，海红第二次失业后，弟弟海豆的事总是一再浮到她的眼前。这些
阴影重重叠叠。

    根据创伤心理学的理论，最要紧的是对创伤不回避，就像面对一个伤口，不要
捂着，要尽可能让伤口暴露，身心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适应，接受事实。所以，面
对创伤，最关键的是要让当事人讲出来，反复讲。

    也许海红认为自己是一名潜在的精神病患者，为了阻止自己滑向深渊，她需要
从海豆的经历中获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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