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道良喜欢回忆1963年的那次返乡，那一年，大饥荒刚刚过去，重新又能吃饱饭，
又能买到白糖和饼干，买到挂面和富强粉，这一年，道良要回老家过春节，他决定，
所有能弄到的吃的东西，他都要尽力搬回去。

    关于吃的东西，在三年的大饥荒里给道良留下了许多记忆——用双蒸法蒸出的
米饭每粒都有爆米花那么大，粒粒饱涨臃肿充满了蒸汽和水分，那是用很少的米反
复蒸煮，每粒饭涨大得吓人却根本无法充饥；报纸上反复宣传“小球藻的营养价值”，
这些生长在乡下水塘里的绿色藻类，被要求养在各人的水杯里，以便当成青菜食用
；包子呢，里面包的全是白菜帮子，形同包了草的“草包”——多年过去，道良至
今仍不能吃“包在里面的”“带馅的”任何东西，无论是饺子还是包子，一看就反
胃。

    ——某个大冬天，和一个同学逛王府井，想买点吃的，买不到，后来看见有啤
酒卖，便一人买一大杯啤酒，啤酒冰凉冰凉的，喝得两人直打喷嚏，打完了再喝，
喝一口又打，边喝边打喷嚏，一杯啤酒打了十几个喷嚏才喝完。

    ——一次，不知从哪搞来了一片油炸馒头片，拿回宿舍吃，只一片，没分给同
屋，坐在书桌这边吃，同屋在对面看书。正吃着，忽然听见同屋咽口水的声音，咽
得很响，咚咚的响，简直震耳朵。

    ——某年过春节，食堂给每人发了两只猪蹄，一个同事家在通县，道良就和他
合吃一份，让同事把他的那份送回通县给老父亲吃。

    ——有天晚上，去一个研究所看朋友，临走时朋友给了一把炒黄豆，那时候黄
豆非常金贵，得了浮肿病才由政府配发黄豆。炒黄豆，一粒一粒地放到嘴里，走在
夜晚的大街上，边走边嚼，嚼完一粒再把下一粒放进嘴里，心里非常高兴满足。

    他还记得那时候的香烟，一种叫“蜜蜂”牌的，八分钱一盒，里面全是草，点
燃了是一股柴火味，“八达岭”和“北海”都是一角多一盒，天津的“恒大”很不
错，两角多一盒，顶级的是“大前门”，多年以后“大前门”香烟的气味还能让道
良神往，那时候的嗅觉怎么那样敏锐，啊，隔着好几个房间，闻到“大前门”的香
烟飘过来，那么那么香，同事只有三根香烟，是别人给的，给他一根，那香味回味
至今。

    那几年，许久许久没有吃饱过了，已经忘记了吃饱饭的感觉，他想，吃饱了是
什么样的呢，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也记不起吃饱是什么样了。为了找回吃饱
饭的感觉，道良一个人跑到北展西边的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西餐，花了五块钱，也
无非是罗宋汤和面包，却总算吃饱了。吃饱了，身上是暖的，肚子是满的，一颗心
安安稳稳地待在胸口，脸上的肌肉呢，也有了劲，它们原本是有弹性的，这时候正
朝着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充盈起来，啊，他笑了。吃饱了一顿，人的心情立即就会
好起来。

    长久以来道良喜欢给乡下老家写信，他用单位的信笺，这种信笺纸厚厚的，天
头一道庄严的红杠，杠上是更加庄严的毛式手书“某某大学”，令人肃然起敬。有
段时间他借调到中央某部工作，信封就更加威风了，厚实的牛皮纸，红色的印刷体
下款，如同一个人穿上了某种高等级的制服，带着与生俱来的威严，一路从中央到
地方，到县里，到公社，到大队，人人看了都说，这封信是从中央寄下来的呢，不
得了！所到之处，招来了一片“啧啧”声，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史仁良家有人
在“中央”。因为有人在“中央”，有一年县里开什么会，还请仁良去吃了一顿饭。
道良真是给仁良争脸！

    信是写给父亲史永年收的，父亲看完了信就给仁良看，仁良虽然没有上私塾，
却也能认字，他是很聪明的，能把《三国演义》看下来。他看完了信，还给父亲，
父亲把它放在书柜里，和那几本“善成堂藏板”的《诗经》放在一起，《周南》《
召南》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之间，就压着这些印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某某部”的牛皮纸信封，有了这些信封，史永年就感到，自己的一生也就满足
了，当年是没有去成黄埔军校，去了又能怎么样？当年一起结伴南下的同伴，他们
倒是上了黄埔，也都当上了军官，结果如何？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流落他乡。如果去
了，也就不会有道良了。1927年，那一年，仁良刚刚生下来。史永年故后，道良的
信就寄给了大哥仁良，仁良看完了信，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叠好放进信封，再把信封
压在案桌上父亲的遗像下。

    无论是道良还是仁良，常常喜欢回忆1963年。

    1963年——大地从饥馑中挣扎出来，面黄肌瘦的人喘了一口气，再也不用吃油
树皮、马齿苋了，更不用吃糠和观音土了，这一年，道良回家省亲，他在北京买了
所有能买到的吃的东西，装满了七八个旅行袋，他要给饿坏了的父亲和哥哥一家带
吃的回去。多年以后仁良还能清楚地记起，那些从鼓鼓囊囊的旅行袋里，一样又一
样掏出的东西：一袋挂面，一袋富强面粉，那真是救人命的好东西啊。即使太平年
景，这面条也都是待客的吃食，来了客，客人在堂屋里喝茶抽烟，男人陪着说话，
堂客就要张罗着到厨房去，她蹲在灶前，塞一把柴草，用吹火筒一吹，柴草就着了，
锅里的水沸腾起来，面条放下去，灶间的面香飘到前面堂屋来，客人吸着鼻子，暖
洋洋地坐着，这就是客人到来的气氛。面粉就更好了，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里只种
水稻，少种麦子，面粉总是稀奇。道良带回来的富强面粉，又白又细，用它做馒头，
或者千层饼，抹上一层油一层糖，放在锅里煎一煎，如果有肉就更好了……

    糖和肉，道良也都带了回来。糖是白糖，粒粒晶莹透亮。有谁见识过这种跟盐
一样白的糖啊！本地都是棕黄色的、自制的黄糖。朱尔决定把白糖留起来，给娘家
带一点，剩下的可以供人参观，不用说，天一亮，来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老的少
的，男的女的，小孩子呢，是一串一串的，大小孩背小小孩，背着抱着拖着，然后
他们站在门口，眼巴巴地朝里张望。不用望他们也知道，肯定有好吃的，空气中有
一种味道，像炒过的芝麻花生和红薯煮熟后流出的甜浆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又香又
甜，啊，不对，比所有这一切都更香更甜，这种味道……嗯，像供销社里有卖的饼
干糖果，那是过年才会有卖的呢！孩子们站在门口，把手指放进嘴里吮着，仿佛空
气里的甜味会沿着手指流进他们的嘴里，他们的眼睛呢，盯着堂屋桌子上那一堆东
西，世上最好吃最稀奇的就是它们了。忽然，有一只手往那上头抓了一把，这只手
奇迹般地朝门口走来了，糖果的玻璃纸闪闪烁烁在这只手上像星星一样闪着光，像
做梦似的，星星一粒一粒落到了他们的怀里，那包裹着玻璃纸的糖果，甜甜地闪着
亮晃动在他们怀里，那只手说，拿着吧，拿着吧，它把糖果放进了他们的小手或者
口袋里。

    长辈或者近亲也来了，他们走到门口，人堆羡慕地让出一条道，他们进屋、落
座、和客人说话。看热闹的女人呢，她们挤过门口的闲人和孩子，搭讪着走进堂屋，
又绕过堂屋的桌子到后面的厨房去，她们自说自话地要帮忙张罗呢，但其实，她们
东望望西瞅瞅，像孩子一样好奇。

    1963年，道良从北京回老家过年，他带回了许许多多吃的，富强粉、挂面、白
糖、糖果、饼干、酱牛肉、酱猪头肉、水果罐头，有的三斤有的两斤，有的五斤有
的十斤，真是重得不得了，此外还有穿的用的，给父亲买的棉鞋和暖水袋，还有手
电筒，给家里买的暖水壶，剪指甲用的指甲刀，给孩子们买的《三打白骨精》小人
书，洗衣服用的灯塔牌肥皂。

    1963年，史永年第一次用暖水袋代替了手烘炉。

    暖水袋，这个东西比起烘炉，简直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它干净，一点灰都没
有，它又轻又便利，把滚水冲进去拧紧，你就放心搁进被窝里吧，不用担心它把被
褥烧个大洞。这种被子上的窟窿哪家没有？到冬天，谁能不靠烘炉取暖呢，实在是
太冷了，“冻得耳朵都冻落了”，“冻得牙齿打磕儿的”，穿上棉衣也不管用——
只有用烘炉。除了小孩，大人是人手一只，用竹子编的，像个小小的提篮，它把一
只小小的瓦盆编在里头，瓦盆里放上炭，盖上灰，提在手上就能烤火了。手冷就烤
手，脚冷就烤脚，胸口冷就捂在怀里。去串门手上也不离烘炉的，碰到哪家女主人
热情，她会问你，烘炉的炭烧尽没？给你加一块，她就从灶台边的一只瓦罐子里夹
上一块大大的炭放进你的烘炉，那是年前烧树根留下的炭呢。男人们聚在一起抽烟
说话，女人们聚着纳鞋底，腿间是人人一只烘炉。到了晚上，烘炉就要去暖被窝了，
被窝又湿又冷，它为什么会湿呢？不知道，反正它在冬天就是湿的，或者，空气都
是又冷又湿，被窝又怎么能暖和？烘炉放在被窝里要特别小心，撒一点灰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它翻倒了，通红的火炭倒在被子上，它先阴燃，接着冒烟，如果
抢救得及时，被子不过是烧出一个窟窿而已。在冬天，在灰屑乱飞的屋子里，一只
暖水袋，那真是要比一头肥猪更让人羡慕。

    灯塔牌肥皂，那是最好的肥皂，如果道良不带肥皂回来，家里洗衣服就只有用
三样东西：皂角、茶饼、稻草灰。这是新世纪的人们再有想象力也想不到的。

    ——皂角这种植物它长在皂角树上，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树枝上长着粗刺，
春夏它就开花了，到秋天它结了果，它的果子是一个个豆荚，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晃。
你摘下它放在屋角里，洗衣服的时候就带上一个，用刀削掉皂头的一点皮，它硬邦
邦的，好就好在它硬，在粗布衣服上使劲蹭，两样都是粗的硬的，真是旗鼓相当，
这两个就蹭出了沫，沫不多，也是结实的，足够洗干净衣物。茶饼跟任何豆饼一样，
是圆的，杂着许多杂质，是榨完茶油之后的茶麸渣，它也是植物变成的洗衣皂，它
从油茶树长出茶籽，茶籽榨出油，剩下的渣压成饼状。如果要洗衣服，那就把它敲
一块下来吧，它硬得跟石头一样，要让它出一点黄沫，你要在土布衣服上使劲蹭。

    那些从地里长出来的棉花，经朱尔们纺成棉线，经二妈们织成粗布，又在靛桶
里染成黑色，再经大姨表姐们做成衣服，穿到了金禾、银禾、仁良、朱尔和爷爷们
的身上。如果是白色的衣物要洗，怎么办呢？那就用稻草灰，你一定要用稻草灰，
别的草一烧就成了末，化在水里，是一盆黑水，谁洗谁？只有稻草灰是硬朗的，你
绕成一把放进灶里烧，烧尽后用铁钳夹出来，它还是一根一根的，半点都不散，放
到水里，泡一会儿，它还是不散。好了，用一只筛过滤掉，草灰水非常清，再白的
衣物也不会染脏，洗完了，晒在太阳底下，洁白耀眼！

    1963年，道良一个人守着七八只旅行袋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然后他在武昌
站下了车。那时没有电话，就发电报吧。他就在武汉给父亲发了电报，发完电报再
坐火车到黄石，从黄石坐船渡过长江到南溪，再从南溪坐汽车到浠川县城。从县城
到家就没有汽车了：三十里路，需要步行。

    真是艰难的旅程。他在黄石下了火车，要把一大堆行李运到江边码头，扛也扛
不完，拎也拎不动，真是难坏他了。只好把这堆东西分成几拨，一次拿几件，走上
几十米，放在地上，再回去拿第二拨，来回倒腾，总算弄到江边乘上了渡轮，过江
到了南溪。还要坐汽车呢，在一面大山坡上排长队，硬着头皮，两边肩扛上，后背
驮着，再每只手拎上三两件，队真是长，人真是多，人人都是一堆一堆的行李。

    好歹到了县城，已是黄昏。道良在旅社开了个房间，把行李放里头，自己空着
手走回家。太阳正在落山，河水亮闪闪的一片片金色动荡着，河边有人在捞沙，人
在河里吃力地挑着一担沙往岸上走。

    熟悉得像血管一样的河，它闪着光，道良甩着手快快行走，一下走出了县城三
四里地。他一边走一边盘算时间，按正常速度，大概十点钟左右就能到家。走啊走，
走啊走，一抬头，迎面碰上了大哥和二哥，仁良和义良，他们一人一条扁担来接他
们的三弟了！他们这天上山打柴刚回来，还没来得及吃饭呢，父亲是刚刚收到电报。

    ——电报的速度你们也是想象不到，它比裹了小脚的老太太也快不了多少，无
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电报只能发到县里，到了县里再急的电报也只能按信件走
了，它在邮局那只绿色的帆布口袋里等着，等到乡村邮递员上班了，把帆布口袋挂
到他的自行车横杆上，然后他骑着自行车一路送信，顺着他辖区的大路小路，一路
叮叮当当送过去，邮递员是个有点天真劲的半大老头，他特别喜欢按车铃，1963年，
有自行车可是件了不得的事，车铃叮当响，那样动听那样炫耀，让人心里生着光彩。
他一高兴，或者一无聊就要按车头铃的，他按给自己听，有时路上没有一个人，他
就更要按了，他吹一阵口哨，然后按一串车铃，仿佛是给自己鼓掌。他是招人喜欢
的，到了一处，送了一封盼望许久的信，这家人感谢他，让他坐下来吃一把生花生，
他就坐下了，吃花生，扯闲话，一耽误就是半晌。

    就这样，道良的电报在路上走了一天半，到史永年手里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
两个儿子一人挑了一担柴回来，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赶来接道良。三兄弟折回县
城，退了房，一大堆行李弄成两挑，挑起来，真是挺沉的，压得扁担两头直颤。天
已经黑了，三个人摸黑一路走，半路上，遇见一只灯笼在前面晃，光影越来越大，
是父亲，提着灯笼来接他们了。

    为什么是灯笼？

    也许是马灯，但在道良的记忆中是一只灯笼，他甚至清楚记得，灯笼上还有用
毛笔书写的一个“史”字。那只1963年的灯笼，定是湾口的最后一只灯笼，也许是
整个浠川县的最后一只。道良回到家，他带给父亲一只手电筒，这只灯笼就消失了。

    关于灯笼，它是长的和圆的，底下是一块圆木板，中间竖起两根铁丝，外围用
竹弓绷起一种白色半透明的绢纸，圆木板上挖一个圆孔，用来插蜡烛。风从底部吹
上来，吹不灭，风从四面吹，也吹不灭，风再大，只能看见火苗在晃动，它忽左忽
右狂跳不止，但就是不灭。要吹灭这只灯笼，你得从上方的孔对准它，使劲一吹。
1963年，道良给父亲捎了一只手电筒，从此以后，我们的灯笼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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