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尊敬的赫拉巴尔先生,我童年在乡村生活,黎明总要听到鸡叫。布拉格的黎明, 只有巷子里远远传来装卸啤酒桶的滚地雷鸣。 这个城市每天消耗多少啤酒?它们又将变成多少升多少公升多少桶尿液?我真 佩服布拉格的排污系统,具体说,是城市的排尿系统。你们不分男女,全都饮酒。 我们中国女人,在饭桌上,酒吧里,几乎百分之九十会说:“我不喝酒。”而捷克, 在布拉格,女人只要坐到酒家餐厅,啤酒红酒白葡萄酒甚至带点劲儿的什么白酒, 全来。我在想,中国女人是否生理上有什么特殊性?我也想到,酒,它能唤起人的 个性,能让每一个人在那一刻回到自我。这就涉及道德和风俗。表面看,中国女性 情感保守。保守也是外在,用含蓄描摹她们,比较准确。我们的女人,有味儿,当 然不是一种味道的味儿,更不是狐臭。假如你到中国,还望多多包涵。我们能陪你 喝点儿的女人,有,但更多是些傻喝狂喝海喝往死里喝的男子。我们男人在酒桌上, 个个豪气冲天,谁也不服谁,声音一个高过一个,谁也压不倒谁,数十年的千万压 抑,全都在那么小的酒盅里释放出来。据说你算是能喝好喝的,可你那些同我喝过 的酒友,他们足以证明我的酒量和酒胆。其实我在中国,根本算不上一个饮者。我 们男人容易张扬,而我们的女人比较低调。张扬并非刚强,低调也不是柔弱。我们 有财神,有灶王神。你们有酒神,有诗神,有爱神。咱们实在是两码事。这次出门, 我随便带了本我们宋朝人的《东京梦华录》。一路上读读,无一处不同饮食发生联 系。我们出土的上古文物,也多为饮馔器皿。扯远了。比较而言,我更接受你们那 里喝酒的空气。友好,相互倾听,笑,或者哭。紧盯着自己酒杯,沉醉地微微摇头, 搞不清这表情是赞同还是反对,如同伏尔塔瓦河,平静流淌,如果没有人为造作, 没有自然的疯狂,这条河水,简直不会发出一点声响,没有任何波澜。这大概能够 概括你们的民族吧,无从驯服的柔弱,并且从这柔弱之中,滋生出幽默和创造。 我从电脑屏幕上抬眼站起来,撩开窗帘,天亮了。披上外套,逐一打开双层窗 户。这真是一个清新的早晨。天空还有浅浅的月色。嫩黄的太阳从我这一边窗玻璃 反光到对面楼房的墙上,是许多窗的明亮影子。远近教堂,钟声正在敲响。每一声 钟鸣,都敲进老城街巷中床铺上的人和我这个写作者的脑子里。我对如此凌乱的钟 声,感到措手不及,我想用头脑将它们的每一个音调单独剥离出来,储存起来,留 作标本,供自己好好分析。可是,我的头脑根本就不能招架这弥漫在空气里一波一 波的声响,它们来自上帝的天堂。 钟声过后,仿古煤气路灯的钨丝渐渐熄灭。巷子里门响。然后,不知道从哪个 古老的门洞出来一个拖着大箱包的人,急匆匆,哗哗啦啦走远,消失在小巷弯曲的 尽头。扫街的吸尘小车开始哮喘。本地人心事重重地走过。石块石钉路面,尤其让 年轻女人的高跟鞋不能施展,她们只能紧盯路面,在二十公分宽的长条石块路牙子 上行走,似乎怀着隐情。拄着单拐或双拐的老人,夫妻双双,相携而行。这样的道 路,让人不得不低头思索。 窗沿下的小巷,整个白天,游客也不多。即便吵吵嚷嚷来一大群,也多是转晕 了,迷途的羔羊。或者,导游将游客从伏尔塔瓦河右岸大道引过来,有意择路而行。 原本要通过克洛瓦街到老城广场。克洛瓦街拥挤不堪,鞋子都要被踩掉。旁边的安 奈斯卡小巷,除了每天放学的孩子,总是安宁。只有挖掘路面的小型碎石机和铲车 能够打破这安宁。有一个多星期,从上午到下午,安奈斯卡小巷被下水管道或电缆 维修工程骚扰,终日嘈杂。机械停止运作,改为人工作业,两个工人一点一点干着。 他们小心翼翼的样子,如同考古的田野试掘。过了几天,那个好似墓穴的土坑已经 有一米多深。我每回走进安奈斯卡小巷,远远就见到地面上两颗人头晃动。走近看, 这两个工人停下手头工作,正在轻声争辩。他们双方的语气舒缓,疲惫,无奈。我 站在上面看他们,看了半天,他们就一直那么软软争辩着。我设想,他们正商量着 谁把谁安葬在这个坑里。 赫拉巴尔先生,这回我到捷克,多数有收益的活动,都在酒家进行,主要是我 楼下几十步路的瑞塔佐瓦小街10号,也是布拉格1 区编号第244 栋的“卡瓦拿酒家”。 我经常独自到那里解决中饭晚饭,一大盘古拉什酸菜馒头片,喝上两扎啤酒一杯红 酒。我基本都固定在紧靠方形立柱那个唯一的单人小方桌。酒家墙壁挂满了捷克作 家、诗人、学者肖像的黑白摄影。大大小小的黑色镜框,你也挂在上面。我能认出 的还有赛弗尔特、卢斯蒂格和托波尔。 早年“东欧”的萨米亚特“地下作家”群,应该说他们今天还依然存在。早年 “地下”,完全政治意味,现在则转化为“非主流”。他们绝不屈从任何商业写作。 他们对现实总是批判。他们思想独立。他们更注重文学本身的探索。他们拒绝凝固, 不大追求人生利益的换算得失。 “卡瓦拿酒家”还真有地下。布拉格老城的酒家、戏院、商铺,为扩展空间, 只得挖掘地下。“卡瓦拿酒家”是布拉格今天“地下作家”的聚会场所,这是一般 游客不大能了解到的。一般游客多到克林顿总统、哈维尔总统与你赫拉巴尔先生会 面的“金虎酒家”参观。 在“卡瓦拿酒家”,作家们的活动多在地下,而我基本都在地面,因为那地下 的“圈子”并不欢迎一个陌生人的闯入。我虽然受到欢迎,可不能语言交流,终归 还是陌生。 我在“卡瓦拿酒家”会见了几位作家和出版人。特别要提到你的传记作者马扎 尔先生、著名作家托波尔先生和颇具声望的托尔斯特文学出版社老板维克多先生、 我的捷文作品出版人帕维勒卡先生。他们都是我的写作和出版同行。我从这些新老 相识那里,了解到今天捷克文学和出版的点滴,有些恐怕也是你闻所未闻。 嘿!这个世界的变化可真叫快。我来告诉你吧。 作家托波尔专程赶来同我见面,他说自己这一路就是考虑还要不要写作。最后, 他来到“卡瓦拿酒家”,坚定了,必须回到写作。 托波尔,一九六二年出生。到过北京。他在捷克的文学地位,据我理解,相当 于中国的王朔。托波尔在哈维尔图书馆工作,平时操办许多与文学相关的活动,非 常繁忙。他已经四年没再写作了。 托波尔说:当今作家的写作不专心,大多很肤浅。特别年轻一代写作,他们不 能集中精力,往往虎头蛇尾,一个作品开头都不错,但却难以为继。这大概由于新 媒体的影响。 我能认可的刊物只有《HOST》(客人)和一个文学网站ILITERAFARA.一九八九 年以前,我们“天鹅绒革命”以前的文学,毫无疑问,是有力量的。之后,大家都 有一种生命灭亡的感觉,当然我所指的是文学生命。政治的影响,非常重要。现在, 我们社会自由了,原先那类一有出版就会得到反响的作品,现在却显得陈旧了,好 像是博物馆里的东西,失去了新颖的影响。再就是技术层面问题。原本阅读是自然 的,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女儿十四岁,也在阅读,可是在同学中总表现得贵族化, 因为其他同学一般都不看书,只知道上网和发发手机短信。 我自己有时候甚至想,干脆让写作的生活死去吧,这样一来倒可以专心工作了, 专心赚钱,专心于家庭。单纯些地生活,多好。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必顾及,专心 写作也好。 当然,写作会得到一些女孩子的青睐,她们总是喜欢写作的男人,想要了解窥 探作家的生活。这会很麻烦。当然,还要应付新书发布会,应付各种活动,也很麻 烦。 搞文学的去写电视剧,在我们这里会被看不起,特别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我们 拒绝电视文化,家里也不要电视机。好的作家绝对不会去写电视剧,那是通俗作家 的专利。电视剧写作,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文学写作。当然,我也不否认挣钱,但挣 钱的方式必须跟自己的写作分开。一个作家,他为了挣钱,还不如到广告公司写文 案,搞搞策划,也不必署名,就是赚钱而已。电视节目往往都是垃圾。我也可以做 记者,拍点电视纪录片,这对写作依然会打断。 我原先写小人物故事,表面没有政治色彩,都是反思过去的历史。我作品中脏 话、骂人的话也很多。我以后的写作,都会改变。我要写现实了,写现实。 死亡,孤独,爱情,生存,将是我要关注的。 与托波尔的两次见面,他都匆匆忙忙。来了,坐坐,不吃不喝,抽三两支烟, 起身告辞。他说女儿和妻子在家等着他回去做饭。她们最喜欢吃他做的饭啦。我笑。 这样的丈夫,这样的父亲,他还有什么办法在外面瞎混呢? 托尔斯特文学出版社老板维克多先生说:我们出版社成立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现在两个人,我,还有一位助手。 我们的编辑都是外聘。图书委托发行公司发行。一般是五二折发货,发行商拿 百分之四十八。 作家稿酬分为一次性稿酬和版税两种。作家任意选择。作家版税都是百分之十。 我每年出版图书二十个品种,全都是捷克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 一部作品的出版,首印数几百册不等。首印能达到上千册就非常满足了。我们 国家人口一千万多一点。 最近这些年,我出版了一个女作家写蒙古国的小说,受欢迎。这部书首印两千 册,五年内总共发行了两万多册。 我每年的利润是八百万捷克克朗(折合人民币两百万元到三百万元)。除去一 切支出和工作开销,只有微利。 你们捷克图书一般都是没有定价的。一本书卖多少钱,完全由书店确定。今天 一个定价,好卖,明天扯去定价小标签,换一个价签,就涨了。我粗粗一算,你们 书价大约比中国的书价贵上三倍。 我还记得三年前到著名的捷克青年阵线出版社访问。它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中国 青年出版社。不过,已经完全私营。青年阵线出版社每年出版一百八十种图书,其 中四十种属于儿童文学,既有原创,也有引进国外版权,还有经典文学翻译,比如 我们的唐诗宋词。其他出版品种是工具书、小说、非小说、百科全书。他们出版捷 克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比如赫拉巴尔先生你的文集,共有十八本,每过一年半,都 会换个封面包装重印两三千册。因为每一代读者都会接受全新的设计。他们还有杂 志三十种,其中两种面对青少年,另外是医学、生活、如何当好父母的各类期刊。 他们还有报纸。一般图书起印三千册,但文学类图书最终都能卖到六千册。这家大 型出版社共有三百人。其中图书编辑仅二十人。主要利用外部人力资源,外聘编辑。 出版社本身并不需要许多编辑。 我的出版人帕维勒卡先生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你应该熟悉。按说他年纪也不 算老,可却满头华发,成熟得如同七老八十。他说:我们的很多图书确实是不印定 价的,但我的出版物都有定价,因为我不想欺骗读者。他们不印,是为了效益最大 化。有涨价的空间,越贵越好,可以随时调节价格。最近,税收增长,图书销售也 要适应市场,定价可以伸缩,可以卖贵一些。 我的出版社成立于两年前,只有我一个人。现在聘请了几个人,有搞装帧设计 的,有管印制的。我是编辑兼发行联络。 开始,我也没有公司,现在建立了公司,就能够发放工资了。但聘用的人员也 不是股东,他们不用坐班,计件付酬,看他完成什么工作项目。我也同时给别的出 版公司打工当编辑。 我原先只有一个出版执照。没有公司,我就不能发放工资。按法律,只有公司 运营才可以发放工资。 原本设想只出版我们捷克的小说,但挣不到钱。现在,除小说还出版历史纪实。 我正在做的是一个老人对列宁的回忆,属于访谈记录。还有一本埃及考古学家的专 著,有文学性,还有照片。另外一本,是一个阿尔巴尼亚女人的回忆录。这些都将 在明年出版。 我开始主要出版捷克三十岁左右年轻作家的作品,试了试,不好卖。我今年只 出版了四本书。去年是一本。明年打算出版二十本书。现在要考虑后年的工作了。 经济不景气,所以任何预先安排也恐难实现。 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不激动,没有什么感觉。但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尊严并值 得尊重的。它不乏政治游戏,确实也有政治因素,比如作品很好的得到奖励,但是 最好的却得不到奖励。当然,所有的文学奖项几乎都有政治因素,回避不了世界观 和立场的分歧,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有一个文学奖。这个奖,政治影响很少,至今还没有出现政治立场高于文 学的选择。它是我们公认捷克最有声誉的文学奖。十年前,由文学界的一些人士建 立,有卡罗维发利的矿泉水企业支持,这企业主是意大利人。大奖三十万捷克克朗 (折合人民币十万元)。大多是小说作品获奖,也有其他文体作品。 在捷克,还有赛弗尔特奖、卡夫卡奖、国家文学奖。赛弗尔特奖由“七七宪章 基金会”操办。这些奖项只有老作家和世界有成就的作家获得,主要考查一个作家 全部的文学活动。 我们在一九八九年“天鹅绒革命”以后,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于以往共产党的时 候,也因为语言的转变,那些当年社会主义时期优越的作家已经没话可说。因为话 语环境不同,说话的方式不同,一些当时还不错的作家,同样不被今天接受,所以 基本都不写了。一九九五年以前,他们非常痛苦,反应也很激烈,但是之后,就平 静了。 我们现在出版年轻作家的作品,一般说,也是毫无意义。一些出版社集中出版 年轻作家作品,是为了赢得市场。其实,年轻作家没有目的,也没有目标。他们也 许根本就不知道写作是为什么。写作的目的必须自己创造。可是,许多成熟作家, 他们却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很多我的同龄人就是整天等着,等着等着,等着死 亡,等死。我的同龄人,他们失去了理由。而青年人,却找不到理由。这世界真是 无可奈何的感觉。没有上帝。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也许自然最终会给他们理 由。 (我插话:这个时代,就如同布拉格的匆匆游客。布拉格到处都是这样的游客。) 只要速度慢,就不是游客。 在“卡瓦拿酒家”,我听到大家对赫拉巴尔先生你的无比赞美和崇敬。但是, 他们多数就不那么恭维米兰·昆德拉。他们认可昆德拉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可却 十分厌恶他的“作秀”。他们一致推崇去世不久的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认为他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家,但是,中国引进翻译他的长篇小说《白桦林》却并非 他的最好作品。他们认为伊凡·克利玛是今天活着作家中的顶级人物,赞扬他文学 语言的讲究,却批评他创作保守,缺乏突破。作家马扎尔引用赫拉巴尔先生你的话 :好的文学作品,如同手帕里包裹着一个小刀片,在你擦鼻子的时候刺痛你,割伤 你。赫拉巴尔先生,你讲过这话吧?你的文学果真是这么残忍。我发现,布拉格老 男人差不多都要从衣兜裤兜里掏出一块手绢擦鼻子。他们擦完鼻子,擦汗,然后同 你热情握手。 最后,马扎尔说:“赫拉巴尔总要提到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尔,写作,是一 个孤单思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