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母亲离开时，钧镇变成了钧州市，不到三岁的我，对这些变化还毫无概念。我
上小学了，注意到新城区刚盖好的楼房，外墙上贴满了雪白的窄瓷片，房檐则贴着
深红的瓷片，我们学校也是这样，放学了，从包着一层鲜亮刺眼瓷片的新城区出来，
穿过北关城门，就是灰扑扑的老城区了。

    老城十字街口连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仅剩的北关那点儿城墙和带瓮城的城门
已经用铁栅栏保护了起来，但门洞可以过车，城墙还可以爬。从写着“北拱神京”
的城门上往城里看，能看见北关大街上一片青灰色的砖瓦院落。

    姥姥嫁进来时，那些院落还都是秦家的。秦家有七房，分过家的，各房各院地
过日子。当时秦家各房的人大多还住在北大街上，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外人混杂着
住了进来，但我们的邻居中，老亲戚还很多。

    姥姥曾经是六房的少奶奶，老亲旧眷一直还叫她六奶奶。六房那院，大门上的
漆剥尽了，黑黄的木头还在壮心不已地炫耀着优良的材质，只有开关时才略带悲凉
地于门轴处瑟瑟地落下一些木屑。仰头能看到门斗上生动依旧的雕花，流云百蝠，
鹿嘴含花，桃之天天，喜鹊登枝……秦家各房的门斗都有这样的木雕，明八仙刻的
是人物，暗八仙刻的是法器，大朵的牡丹开在云头笏板上是玉堂如意……真能说得
清这些名堂的人并不多，但姥姥说我还不会走路，在她怀里抱着，就能指着说得一
清二楚。

    大门里面，其实已经成了逼仄的巷子，早辨不出几重几进了。很多户人家杂乱
地挤在一起。我记事儿的时候，已经落实了房产政策，前院的房客都搬走了，姥姥
只出租后院，且在通后院的过厅屋那儿垒起了一道墙，姥姥带着我，这才又过起了
独门独院的日子。

    院里有三间正房，两边是厢房，还有厨房和放蜂窝煤和杂物的小屋，角上是厕
所，定期会有拉粪的在我们院墙外，掀开水泥盖板，清理粪坑。我很喜欢拉粪车的
那头栗色骡子，听到它脖下的铃铛声，我就会溜出门，靠着青灰的砖墙看它清亮的
大眼睛，那大眼睛里有个穿水红兜兜衫的小妞妞，无声地跟它说着话。

    正房的门一年四季挂着帘子，冬天是沉重的棉帘，帘脚儿坠着压风的木板；春
秋天是布帘子，我最喜欢那条湖蓝色的布帘子，上面有雨丝一样的线条；夏天是青
竹帘子，竹篾子碧青。编竹篾子的线隔几年要换，刚换那年挂上去，雪白的线一点
一点在竹篾间露出来，像嵌着两串珠子。

    姥姥的日子过得讲究，讲究得无微不至，又不落痕迹。讲究倒未必奢侈，一样
的黑疙瘩大头菜，跟后院那些人从一个咸菜摊子上买回来的，姥姥切得细如发丝，
点了香醋麻油，搭白米粥吃。绝不像他们，把黑疙瘩切成黑“檩条”，夹在馒头里
满大街跑着大嚼。

    讲究的人必然是巧的，姥姥就是巧的。可惜我笨，姥姥恨起来，拿着尺子敲着
我的手背。“白长了一双水葱似的手，捏根针跟拿根通条似的，笨死算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同龄人这样度过童年。长大后才知道，我大概能归入计划生
育成为国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曾被报纸称为“小公主”、“小皇帝”的一群人，
我这个“公主”当得有点儿惨。不过倒是被姥姥的尺子敲打得学了些特殊的本事，
比如说我会锁扣眼，会缝被子，会把蝴蝶牵牛花、小猫钓鱼这样简单的图案描在的
确良布上，用各色丝线绣成门帘或搭布。

    我有记忆之后，生活里只有姥姥。母亲的美丽，是北关大街上余韵悠长的传说，
特别是女人们，打量着我，嘴里说着记忆中母亲的眉眼，没来由会暧昧地笑，夸张
地叹气，我觉得莫名其妙，却又无缘无故的满心羞恼。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一个陌生的阿姨，忽然到了姥姥家，说是带我去见我母亲。
姥姥给我收拾了几件衣服，煮了几个鸡蛋，放在我的书包里，我背着书包跟那阿姨
上了火车。我在母亲那儿一直待到快开学，被另外一个陌生的阿姨领着，坐火车又
回了钧镇。

    北京，是个存在于新闻和故事里的地方，母亲在那儿做什么？

    我从北京回来后就被人堵着问，大人小孩儿都问。我就是抿嘴不说。女人们扒
拉着我蓬蓬的粉色纱裙，再扯一扯袜口翻过来的奶油色蕾丝花边，我被她们摆弄得
两腮发烫。

    东院那个夏天总光着脊梁，总也找不到媳妇的牛儿，坏笑着气我：“你妈傍上
大款了，不要你了！”

    我噙了泪，咬牙说：“没有！”

    “那你妈怎么又把你打发回来了？你说呀！”牛儿在院门口堵着我问，很快会
招来一群人，对我母亲好奇的人实在不少。

    我忍住了，什么也没说，捎带着把泪都给忍回去了。

    出了趟远门，我忽然长大了，心底能存住事儿了。

    我在北京一直住在大姨家。很久之后，我才理清了大姨与我们之间曲里拐弯的
亲戚关系。这位大姨的母亲，跟我姥姥是远房表姊妹。母亲最初就是去北京帮大姨
的女儿带孩子，带得能上幼儿园了，又去别人家带孩子做饭。北京似乎有很多人家
需要保姆，母亲总是能找到活儿。

    我去了，母亲也不能天天陪我，只有礼拜天才回来，带我出去玩。我大多数日
子待在大姨家，那院子很深，挤挤扛扛住了很多人家，大姨、大姨夫都退休了，院
子里还有不少跟大姨一样的老太太，大腔大嗓、热火朝天地过着日子。我倒觉得比
跟着姥姥有趣。大姨夫一直在练各种各样的气功，不练功的时候很和气，笑眯眯领
着我看回廊下的红漆柱子，还有他养在石榴树下的那缸墨色龙井。

    我不肯说母亲是保姆，并非以此为耻，我那时候很小，还不懂革命工作有高低
贵贱之分，我不说只是因为我听话，母亲不让说，姥姥也不让说，我就不说。

    有时候，被人逼着问急了，我就想给他们编故事。我随口就能用一些听来的或
是看来的不相干的东西编成有趣的故事，就像有人手指一绕就能把柳条编成漂亮的
筐子。母亲曾带我在一家医院门口停下来买了一根赤豆冰棍儿，身后有人带着敬畏
的口气说什么友好医院；一个女人匆匆走进那医院，身上带着来苏水和夜巴黎香水
儿混合的味道——我记得母亲当时抽了一下鼻子，说来苏水和夜巴黎；我记得橱窗
里纤细的皮鞋后跟以及那皮鞋的牌子；时髦女人额头上高耸入云的刘海，后面爆炸
开的卷发，都用一种叫摩丝的泡沫喷得硬邦邦的……差不多够了，我用这些就可以
编个让他们张着嘴听的故事——总也没有机会，我稍微在外面逗留得长一些，姥姥
就会找出来，一箭双雕地把我和堵着问我的人，都骂上一顿。

    母亲带给我的真实感觉，很复杂，回头想想，八岁的我已经领略了百感交集。
从出站口出来就见到了母亲，她看着我掉泪，我却有些呆——母亲跟那个带我坐火
车的阿姨一样陌生，只是更好看。那晚母亲给我洗澡，一起上床睡下，我闻着她身
上和我身上一样的爽身粉香气，忽然哭了，母亲跟着也哭了。

    过了一星期，母亲再来大姨家时，拿着那条粉色的纱裙，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
的，带我去动物园。在动物园意外地碰到了一位胖阿姨，母亲曾经在她家做过保姆，
她见了我欢喜得拉着不丢手，跟母亲说舞蹈学院、考试什么的，还很懂行地拿手比
着量了我的胳膊腿儿。我的命运就被这次偶遇决定了。

    母亲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好好学跳舞，我就能永远跟她在一起了。我记得她
说话时的表情，脸红扑扑的，老是半垂着的眼睛也睁圆了，光闪闪亮晶晶的，说了
一遍又一遍。唯恐我听不懂，记不住。

    那时候，各种少儿艺术培训班还不像后来那么遍地开花，不过也已经有了，只
是不大像样。我把母亲的信交给姥姥，姥姥就带我去找母亲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
是个小学老师，姓王，我叫她王老师。她爱人也姓王，早年毕业于国家舞蹈学院，
如今在群艺馆工作，我也叫他王老师。男王老师就是我的舞蹈启蒙老师。

    读研的时候，一位教“西方艺术史”的老师说，我们至今还在用训练杂技演员
的方法培养舞蹈家，着实荒谬。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反正从一开始我就注定不
会成为舞蹈家。舞蹈对我基本就意味着踢腿下腰折磨自己的身体，但我依然很刻苦
地练功，因为母亲说，好好学跳舞，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无论是姥姥敲打下学的女儿手艺，还是群艺馆王老师的舞蹈训练，我都不喜欢，
却也习惯了。我同样不喜欢，却很习惯的，是—个人的夜晚。

    从记事起，我就是一个人住。姥姥跟我分住正房的两个房间，中间隔着堂屋。
所以，除非偶尔有留宿的远来亲友，我童年的夜晚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总有东西，
在我睡着之前，搅扰着我，让我忍不住要流泪。春天秋天是院子里那些花草的气味，
要是下雨还有雨的声音和气味，冬天却是那份静，尤其是雪后，仿佛天地都冻得不
能呼吸了，我缩在被窝里，积雪下那些干枯的树枝发出细微的开裂声……这种时候，
我的心突然会被一种东西抓住，揪扯，困意再也不来，难受得眼泪会流出来——我
还太小，不知道那种感觉叫做寂寞……

    最难熬的是夏天。放学后在院子里做作业，吃晚饭，偶尔姥姥心情好，吃完饭
能让我看一会儿《七巧板》，更多的时候，姥姥吃完饭就插好院门和房门，上床睡
觉了。外面还是大亮的天光，后院那些小孩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呼啸而过，叽叽嘎嘎
地笑着，奔跑追逐，姥姥的话，野马一样。

    我也想像野马一样，可惜不能。揣着野马一样念头的我，当然不可能睡着，下
了床，铺张草枕席坐在堂屋的青砖地上，歪着头，看宽厚的木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里
透进来的明亮光线，想着有什么有趣的游戏，可以像野马一样奔跑，却不会弄出任
何声响……那些有魔力的光线带着奇迹降临，我开始给自己编故事。

    我编的故事常常让自己流泪，泪水无声无息地滚下来。我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
时候学会这样不发出声音地哭，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鼻息和呼吸，即使在落泪的
时候，也能让自己的声音一如往常，应付姥姥突然的呼唤。

    姥姥最看不惯谁动不动就淌眼抹泪的样子，她那鄙夷不屑的表情，弄得我一直
到现在，偶尔多愁善感那么—会儿，还有罪恶感和羞耻感。

    不管自己编的还是别人编的，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哀的，只要是故事，我都喜
欢。电视机我做不了主，只有去书里找故事，寻到的每本书，都能被我嚼得连渣儿
都化了。我从来没有向姥姥要求买故事书，甚至脑子里都没出现过这种妄念，母亲
跟我们的联系是一封封的信、汇款单和一袋袋漂亮的糖果。那些糖果被姥姥控制着，
酌情发放给我，我从来不吃，替每样糖果编一个来历非凡的故事，然后把故事和糖
果放在一起去换同学手中的故事书。那时候“忽悠”这个东北方言里的语汇还没传
遍大江南北，我不知道该怎么命名自己的江湖骗术，心虚却是有的。但我很注意分
寸，绝不会惊动老师和家长，渐渐地，我倒也积攒下了几本书，最喜欢那一套橘色
封皮的《意大利童话》。

    我对故事的瘾越来越大，跟着男王老师学跳舞，早把心操在了女王老师那成架
的书上。三年级以后，认的字足够我读她那些没有插图的厚书了。每周上完课，还
书借书成了惯例，女王老师对我很大方，我倒有些过意不去，破天荒朝姥姥要果仁
巧克力，攒下来，还书时带给女王老师，她反应很强烈，又是笑又是叹的。

    这些都要瞒着姥姥，姥姥不喜欢故事。不过对姥姥阳奉阴违的日子，终于要结
束了。

    十二岁那年，我考上了国家舞蹈学院附中。走在北关大街上，老亲旧邻的目光
跟头顶的烈日一样灼得我脸皮发烫，女人们还会拉住我从头到脚地掰扯着看。我比
平时更加不愿意出门，只在自己屋里闷头看闲书。那天听见姥姥叫我，掀开门帘出
来，—个陌生男人坐在堂屋里抽烟，雪白的衬衣，看上去很文弱。姥姥开口，说他
是我爸。

    这话像个雷似的在我头上炸开——父亲是我生活里的禁忌，偶尔想想，年幼的
我自然想不清楚，可也不会去问，不敢。严严实实遮着父亲的幕布忽地揭开了，刺
眼的投光，还有雷一样的配器一我的父亲生了一张如此瘦长的脸。

    我竟是怕他的——我手把绣了紫红牵牛花的半截白门帘，有点儿想往后退，却
又怕那“雷”追着我进到里屋去，竟然硬着头皮朝他笑笑，挪到了门口，靠着门框，
低头，忽然很想哭，但还是忍住了。

    姥姥慢条斯理地说了句：“妞儿大了，出息了。”

    姥姥就是这样，家常话，淡淡说，可不知怎么的，就让人觉得被她压了一头。
对这个“前女婿”，她的傲慢更不会收敛。姥姥的傲慢不是无礼，反倒是礼数周详，
只是那礼数是她自矜身份，对方是阿猫阿狗却无所谓。

    父亲大概也知道这趟来得尴尬，这些年对我不闻不问——他走后，姥姥说，他
又有了一窝老婆孩子。他丢了烟蒂在砖地上，起身到我跟前，跟我说了句什么，我
脑袋嗡嗡直响，根本没听见，只记得他塞了张一百块钱在我的口袋里。

    父亲走了，我掏出那一百块钱放在方桌上，拿笤帚扫他留下的烟蒂，青砖缝里
灰白的烟灰，我也拿扫帚尖儿给挑干净了——省得姥姥啰唆，洒了清水，下了半截
竹帘子，我正要走，一直坐在方桌边的姥姥还是叫住了我。“收起来吧——”

    她朝桌面上卷着的一百块钱努嘴，我过去，没有拿钱，倒是拿起了父亲喝过的
茶杯，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刷洗。

    白花花暑天的日头晒着我的脸，脸上汗津津的，眼角的余光忽然看见一道浓黑
的影子投到我身后，是张瘦长的男人脸，他又回来了？我惊得一跳，杯盖失手掉在
水泥池子里，碎了。碎瓷器的声音过后，院子里一静，连槐树上的知了都被吓得顿
了一下，缓过神来才蝎蝎蜇蜇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我也回过神来，那不过是厨房窗台上一只扭曲变形的塑料瓶的影子。我在院子
里磨蹭着，不肯进去看姥姥的脸色。姥姥说什么我能猜到：东西倒没什么，姑娘家
最要不得就是冒冒失失，心慌意乱……

    那茶杯倒真不是什么好瓷器，日杂店里买来的处理品，钧镇是出名贵瓷器的地
方，颜色好的杯盘瓶罐多了，只有姥姥用这寡素素的青花，故意要跟人不一样似的。
我看了看杯上眉眼不清的八仙，丢在了水池沿子上，扭脸看见卷了下端的帘底出现
了姥姥的半截老蓝裤子和雪白的袜筒。

    姥姥没有出来，只是在帘子后面淡淡说：“你也值当的？认他作爸，那是人伦，
这些年他跟异姓路人有什么两样？拿一百块钱来，不够打嘴现世的！”

    父亲那“打嘴现世”的一百块钱，还是由姥姥收起来了。那天我的收获是对父
亲的容貌有了具体的印象，十二岁的我，为此心慌意乱地打碎了茶杯盖。过后几天，
父亲的出现和那一百块钱带来的快乐，慢慢从我心里沁了出来。从北关大街上走的
时候，后背挺挺的，脚步也有些骄傲的雀跃。

    那是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去了南方，一个十二岁名叫殷彤的小姑
娘，也就是我，去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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