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家应该算是一个喝酒世家。的确是这样，好像除了喝酒，倒也没有什么可
以传世的了。虽然父亲的一生追求，是要我们家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家庭。就是像电
影《革命家庭》那样的家庭，父亲为了革命献身，母亲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儿女，
而儿女为了革命也献出自己的青春。父亲最喜欢这部于蓝主演的电影，小时候经常
听到父亲在喝完酒后巡视着我们一家四口，用一种满足的声音说：瞧，我们家，不
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吗？

    但是父亲绝对不会想，人家于蓝的革命家庭是不酗酒的。

    我老哥从小就有喝酒的良好底子。这底子也是父亲给打造出来的。

    那一年，在商业部门工作的父亲到酒厂去检查工作，大家都是善喝之辈，就干
脆在勾兑车间喝起来。喝酒的人里面有我老哥，大概是老妈生病住院的原因，父亲
出差便带上了刚刚四岁的老哥。等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倒在桌上呼呼大睡时，那时才
四岁的老哥居然还在那里一个人用茶缸子接酒喝，被酒厂的厂长惊为酒童。那时还
没有做广告这一说，但后来酒厂的厂长与父亲的关系好了一辈子，就是因为我老哥
的酒量。

    其实，生长在我们这个土八路的家庭，就是不会喝酒，一般也能培养出酒量来。
我和哥哥从小就被训练了出来，每逢家里有点好菜，一定是和酒摆在一起的。寇哥
当时能在酒厂坚持喝下去，实际上是因为酒厂的下酒菜是五香豆豉，那是他最爱吃
的一道菜。他吃五香豆豉有一个著名的段子。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出去搞外调，
回来的时候就要带我们到商场去转一转。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就带着哥哥去商
场买菜，仍旧买了下酒的五香豆豉。父亲在前面走，哥哥就乖乖地跟在后面，手里
拿着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一筒豆豉，等父亲买完菜，才发现，一斤豆豉都被哥哥送到
了肚子里。那是用酱油和盐腌制的，吓得父亲一晚上陪着哥哥玩。我们家乡的老话
是，小孩子吃了咸的东西，千万不能让他哭，一哭，就坏了，非把嗓子哭哑了。

    当然，我也有过光荣的历史。

    六十年代初，我们还小的时候，到公园玩时，我和哥哥就会不停地喊着：“爸
爸请客，爸爸请客。”

    所谓的“请客”，就是要让爸爸去买啤酒，中山公园门口的小摊儿上就有，用
罐头瓶子装着，5 分钱一罐头瓶。那时父亲不经常在家，在农村搞社教运动，每次
回家都要带我们去公园玩一次，或上沙锅居吃沙锅豆腐，父亲当然要满足我们这个
不算过分的要求。只要父亲说，喝去吧，我们兄妹俩就会立马跑到小摊前，一人抱
起一罐头瓶鲜啤酒，一仰脖，“咕嘟，咕嘟”地喝光，父亲就在旁边得意地笑。哥
哥一口气喝两瓶，我一口气喝一瓶。这一罐头瓶啤酒大约是半斤，我们喝了连说解
渴、解渴，把周围的人给看呆了，我们就得意地笑。

    这都是我们长大后，父亲喝酒时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的。父亲很为我们的酒量
骄傲。

    父亲培养孩子惯用军队风格。因为父亲是行伍出身。他在部队生涯中最辉煌的
一页就是与酒写在一起的。

    那一年，是淮海战役的前夜。部队紧急集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河，人员、枪
支武器等都过不去。当时父亲是红小鬼出身，在班里排在队伍的最尾部，但这时他
冲到前面，对班长说，有没有酒。班长刚好手中有一壶酒，父亲抢过便喝了几口，
然后跳下还结着冰的河里。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人每人一口酒跳到水中，硬是搭起
了人桥，将武器安全运到了对岸。但从那时起，父亲的腿就永久性地残废了。

    父亲用那条废腿换来的是三等残废军人的荣誉，每月都要享受国家的补助。那
几块钱虽少，但对父亲来说却是一笔财富。那钱他积攒了近半个世纪，谁都不知道
他积攒了多少，但父亲就是不拿出来，估计除了党费，也不会有更大的事情使用它
们了。

    当然，这样的故事都是父亲在酒酣时说的。什么时候他喝到滔滔不绝讲他的光
荣史了，那说明他的酒喝得够分量了，也就是他说的喝“愉作”了（山东方言：舒
服的意思）。

    家谱里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于家是匈奴的后代，男的能喝酒，会吹牛，说是吹
牛不用打草稿。女的能干，都是姑奶奶，挽起袖子能打人。女的如何能干在我这里
是不行了，我一直就是我们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动辄哭鼻子，最主要的
是连专业都选择了吟诗赋词的中文，这一直让我父亲不满，他是希望我能当一个女
工程师。但男的，则基本上与家谱的说法相一致。从我父亲身上，确实能看到匈奴
后裔的基因。

    父亲的土八路故事，还有很多。父亲常讲的一段是，那次部队打了大胜仗，首
长们还记得那个带头下水的小鬼。还专门请小鬼的客，把战利晶拿来给他们吃。结
果他们吃出了许多笑话。他们几个小鬼吃香蕉不剥皮，还直皱眉头，偷着说这是什
么东西，软软乎乎的，还涩舌头。吃松花蛋时笑话就更大了，父亲咬了一口就丢，
首长问为什么不吃了，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告诉首长，这个蛋臭了，他们昨天已经倒
掉了一整箱。首长大吃一惊，说，你们这些土八路，这是最好的下酒菜，老子走了
半个中国才遇到这东西，给我找回来。

    哪里找得回来。首长气得把分到他们名下的一箱松花皮蛋没收交给后勤了。

    文革时，父亲常常喝醉，多少次母亲说要与父亲离婚，一直到父亲瘫痪在床，
也没有离成。

    那一天，父亲在小铺里喝多了，一回来就开始骂那些“革委会”的人。

    父亲在单位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市里那个最大的头，就是当年请他吃“臭
蛋”的首长。因为小鬼的机灵，首长曾经把小鬼调到跟前当了几年通讯员，也就是
勤务兵，首长解放后留在琴岛市当了市长，也把父亲带到琴岛。父亲转业到商业部
门，成了老资格却又年轻的入城干部。虽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首长也送了一块“欧
米伽”手表，但后来也就把这个老部下给忘了。但父亲一直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文
化，不能提拔。他经常要在酒酣时遗憾而又骄傲地说，如果我有了文化，早就不是
现在这样子。但父亲是“忠于”到底的，在单位挨了造反派的斗后，就到小酒馆里
喝酒。

    那时的小酒馆，和现在的酒吧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兼打水的“小
铺”。现在这种“小铺”早就没有了。小时候，一听小铺的水箱发出哨声，大人们
就会让小孩子拎着铁壶去小铺打水，一分钱一壶。这种小铺也兼卖酒，都是一些拉
地排车的师傅歇脚时来这里喝一盅。

    小铺的老板娘将小勺伸进酒坛子，一勺就是一小两，盛在大白碗里，也就是刚
刚盖底儿。大人们将酒喝得“啁啁”响。当然，没有任何菜肴，就是那样干喝。

    我常去那里打酒，不是因为腿勤快，而是为了赚那笔打酒钱的零头。两毛钱可
以打二两酒，还剩六分钱，买三串橄榄还剩一分，还可以买十小粒糖豆。要不就用
六分钱买五块花生糖。

    父亲去那里喝酒的时候不多。他毕竟还是个干部。但他的下级单位有一个仓库
在那里，仓库里有很多他的酒友，碰上了，就叫到一起喝。那一天，就是在那里喝
的。他到家时身上已经是尘土一片，一定是在路上就被摔过了。

    父亲喝多了是不用问的，只要他笑眯眯地走进家门，身上还带着刺鼻的酒味，
两个眼睛像刚哭过一般红，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大了以后，就更有经验，了，我们
住的是德国式房子，楼梯都是木地板的，只要晚上听到楼梯上的声音像一个木棍在
那里捣着，那一定是父亲喝高了。

    通常情况下，父亲一喝多了，家里的气氛就凝固了，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
自讨没趣。这个时候的一句话，就会像一根火柴一样，“刷”地一下点燃我母亲的
肝火。

    这一次也是这样。

    哥哥不在家，他出去钓鱼去了。父亲为了不让哥哥去社会上参加什么运动，就
给他买了全套的钓鱼家什，让他在海边钓鱼。

    我和母亲在家。

    谁都没有说话。

    我和母亲是一样的，我们都能喝酒，但我们都痛恨喝酒。如果喝酒就是为了出
丑，就是让人看自己平时看不到的洋相，还不如不喝。

    父亲开始像鱼吐泡沫样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越说越多，越说越不像话。

    我和母亲用被子盖住父亲的头，因为他在不断地嚷一些平时他绝不会说出来的
心里话，你听听，这些话足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

    “山东的小太阳不亮了，琴岛的小月亮不亮了。”

    我和母亲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母亲笑着笑着，就会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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