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文佳撰文论述我国小说传统及英国小说传统的异同，引起读者的兴趣。”
我一下子站住了。辛文佳是秋的大名，这一行字杂在学人近况这篇文章中间，
忽然跳到我眼前。我凑进去看，消息不多，只说她仍在努力工作，有很多年轻人关
心她，她不寂寞。秋的生活这样好吗？文中还透露了她住处的大概方向。我向四处
看，立刻找出了那个方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报栏上滴下水来，一滴一滴，很慢。秋的近
况不久就会被打湿。我要去看她，面对面的。我走进秋住的小区，到居委会四处张
望，希望墙上贴着地址，但是没有。如果我能问，一定会得到回答，可我不能问。
这时有一个女青年替我问了，居委会很小心地给秋打电话，说有人来访，那女青年
笑说她老人家会见我的，我们约好的，可是我把笔记本丢了，地址也丢了。她满不
在乎，当然因为她年轻，她可以找。我跟着她，走过一幢幢有绿地间隔的楼房，来
到秋家。那女青年很小心地在门外擦脚垫上擦过了脚，这些麻烦事我是用不着了。
秋的房间很整洁，四壁图书，各种文稿一点不乱，我很佩服，她的风帆还没有
收起。那架斯坦利钢琴靠在墙边，它仍然在，还是那么光亮。我想弹起来一定还是
那么好听。她坐着，向来客微笑，示意那女孩坐下。那女孩恭敬地鞠躬，呈上一封
信，我猜是介绍信，果然是地方上一位教授推荐这女孩来考秋的博士生。女孩说她
醉心比较文学研究，如果能投在秋的门下，就此生别无他望了。秋很温和，说她还
没有决定今后还招不招博士生，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如果她招的话，会有招生
简章的。她安慰女孩说：“我已经对你有了印象。”女孩又谈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
说是要研究对鬼魂的描述，比如说哈姆雷特的鬼魂和聊斋的鬼魂。我听了不觉浑身
一颤。
秋专心地听着，后来微叹道：写鬼其实是一种向往，因为人总是要老的要死的。
死意味着结束，可是很少人甘心结束，便有了鬼魂。那是很美丽的想象。不同民族
对鬼魂的想象是不同的。西方男鬼多，中国女鬼多，你有没有注意？女孩用心听着，
不时抬起眼睛看秋，不知为什么忽然满眼含泪，她站起身鞠躬告辞，泪水滴在地板
上，连忙用纸去擦。秋温和地说不必了，又亲切地问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女孩默默
地从包里取出一份杂志，翻到一页，正是秋的照片，那大概是她五十岁左右的照片，
盛鬋丰容，很有神采。那时她开始成名。秋立刻明白了，轻叹道：“现在是老而丑
了，是吗？”女孩点点头，我想她可能想到自己也会变老变丑，这种为难是无人能
解决的。她们两人对看了一会，女孩再鞠躬，告辞走了。
秋站起身送她到房门口，又转身走到阳台上坐下，看着窗外。窗外有两棵白杨
树，叶子在雨中很绿，很光滑。我发现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却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阳台上很亮，她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老年斑好像放大了，还有几处莫名其妙的红
色，显然也是病或老所致。我不由得又心头一颤，怪不得那女孩要哭。我的审视一
点没有打搅她，她安详地看着白杨树。我不再看她，而去端详墙壁，墙上挂着辛校
长夫妇的照片，辛校长在‘文革’中猝死，夫人也一恸而绝，当时大家都很震动，
现在照片中人还没有老。钢琴上摆着她和丈夫阿潘的照片，照片上俩人都还年轻，
靠着一段栏杆，秋的一只脚稍稍抬起，登在栏杆上，很调皮的样子。他们离婚以后，
阿潘调到我所在的小城，后来也没有复婚，秋倒还摆着两人的合照。阿潘是十多年
前患病去世的，能够自然死亡，算是善终。旁边摆着的照片中是一位时髦女性，眉
眼略有些像秋，当然是她的女儿蔚来了。我想她幸亏有女儿，不然这房间里除了她
就是鬼魂了。
一个中年妇女拿着电话走过来，看上去像是陪伴一类。一手掩住话筒一端问：
“先生，接电话吗？”秋接过话筒，显然是工作上有来往的似熟而又不熟的那一类，
邀她参加一个聚会。秋辞谢了。她交回话筒，想要站起身，可是右半身似乎动作困
难，那陪伴忙放下话筒到右边搀扶她。可是秋用左手拉住陪伴的手，很费力地站起
来。说：“好了。”我想她大概曾经中风，或是别的病痛，右侧神经有问题，走路
的样子有些特别，也是因上肢引起。
一只喜鹊在树上跳。“嘿，小心滑倒。”原来她在对鸟儿说话。她在窗前站了
一会，仍走到书桌前，对陪伴说：“今天上午不接电话了。”她打开电脑，一行字
很清楚地显现出来。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她的回忆录。现在盛行回忆录，每个人都
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价值，不应泯灭，要记下来。这也许是多多益善，怕的是不真
实的编造，煞费苦心的涂抹。不知底细的人往往要上当受骗，历史也更难弄清。真
的，不要说回忆录，连正式的历史著作也是错误百出。现在所谓的著作太多了，胡
编乱造说梦话也算历史著作，还有所谓的“纪实”应该改为“记梦”。想象力倒是
挺丰富的，可苦了后人，怎么分辨呢？秋亲历了一些历史事件，应该记下来，她是
一个诚实的学者，会记下真相。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荧屏，谢天谢地，这文字在
电脑上慢慢流动，不需要翻阅。
真奇怪，荧屏上显出一个卡通娃娃，围着红肚兜，脚下踩着两个轮子。我略一
思忖，悟出那是哪吒，他踩的是风火二轮。只见两轮飞速转动，长长的火焰像一面
面旗帜在飘扬。秋聚精会神地看着荧屏，我想不出她和哪吒有什么关系。
哪吒在奔跑，我转过脸去看钢琴上的照片。照片上的阿潘眼睛似乎动了动，他
看见我了。这时秋忽然大声说：“你要看吗？你看得懂吗？你先不用看，这是个草
稿。”原来一只猫儿跳到荧屏旁。她是在和猫说话。哪吒已经不见了。
荧屏上显出“铸心”两个大字，下面是题解：“这一段历史我题为铸心。人们
被要求扔掉自己旧日的心，铸造一个新的心，这就是思想改造。”
“据《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载，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
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指示》，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
步骤地于一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学习运
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该运动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清阶级立
场，批判个人主义，并组织‘忠诚老实交代清历史’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像烈火一样烧向那些大家认为不符合
新时代的思想。每一个人按个人的身份，都要经过小组会、中组会、大组会的讨论，
交代各种问题，人人好像都成了罪犯，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很明白地说是认罪了。
50年代初，这些人其实已经是在罪人的地位，处在被改造的地位，这种改造不是一
两年而是28年，直到1979年大家才除去头上的紧箍儿。
“我从父亲和他的同辈人身上看到这改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将他们变为木乃伊。
我也看到自己这一代人怎样把血肉的心变成石头的心，装进自己的身体里，那很沉
重。
“荧屏上又出现了哪吒，他正在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这本是个血淋淋的场面，
显示出来的却是一个舞蹈，动作似乎很艰难，仿佛有无形的镣铐压着他，锁着他。
他痛苦地挣扎，撕裂着自己，大滴的眼泪随着身体的舞动撒开去，出现了一个泪池，
他浸在水中，扬头向天，似乎在大声呼喊。
“还了父精母血，原来的哪吒，那屠龙的哪吒，顽劣不驯的哪吒，已经死了。
水上出现了一朵朵莲花，它们慢慢地聚在哪吒周围。莲花向上生长，托起了他的头。
一片片花瓣缀成了他的身躯。莲花受如来佛的派遣而来，带着佛法，这就是脱胎换
骨。
“哪吒可以投奔佛祖，可怜我们——”1952年X 月X 日晚上，父亲告诉我第二
天轮到他检查，他的检查稿有厚厚一摞，我笑道有那么多可检查的吗？父亲说：
“我把想得出来的都写上，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从来就是想办好一个大学，写一
部好的历史理论书。以后我还是要这样做。‘父亲已经出版好几部历史著作了，这
一部是有关历史理论的。已经写了好几年，可是没有写完。
“那正是春天，小溪边的草绿得发亮。远处传来雷声，我怎么会记得那雷声？
“1952年X 月X 日，我下课回家，晚饭时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到门口去看了
几次，七点多钟，父亲回来了，知道我们等急了，开口便说：”今天不是我，本来
是要我第一个检查。现在移到最后一个。‘母亲问：“为什么？”谁知道呢？今天
是田康永。他的检查我看很全面了，可是大家提了不少意见。有的简直难以想象。
’母亲热了饭来，父亲默默地进餐。对母亲说：“事情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人家
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自己的看法距离很大。‘母亲说：”先别想了。’“我真想不
出田康永是怎么检查的，他是爸爸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全家的老朋友。他平常说的
话几乎每句都可以选人幽默集。就这样检查吗？想不出。
“这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始。雷声自远而近。第二天，另一位先生受到的批
评就更严重。他一次检查没有通过，又进行第二次检查。我们发现检查的安排是先
易后难，越到后来越难通过。这些显然都是安排好的。父亲那一摞检查稿已经换了
好几页，显然是受到别人检查的启发。终于轮到父亲作检查了，这一天母亲和我都
悬着心，我们以为他会更晚回来，不料他倒是准时坐在饭桌前。父母的脸色都很阴
沉，我关心地问：”意见多吗？‘父亲抬头看我一眼，喃喃地说：“枪林弹雨。’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文章在荧屏上缓缓移动，我也被带回那一段历史。我记得当时曾有几篇文章介
绍辛校长的检查，他的检查逐渐深入、提高。作为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检查分两方
面，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历史学。他说他的历史观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他当了
许多年大学校长是为国民党政权且盼的。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他说他没有认识
到他的历史学著作给青年极大的毒害，现在认识到了。办大学教育，起的作用也是
不利于工农阶级的。在辛校长以为这是无情地解剖了。可是检查所要求的还不止于
此。当时我读了很有些遗憾，因为觉得他的旧历史观很有意思，甚至有些美感。他
把历史比作一棵树，不断生长，不断落叶，再生长再落叶。我在遗憾之余，又庆幸
有这样一场思想改造，让他检讨了，免得我被迷惑，走入歧途。
作为校长，辛先生的批判会规模很大，我也参加了。主持会的是市里教育方面
的负责人。他要大家帮助辛校长，绝不要碍于师生情分，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他
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常用句换了两个字，显得有创造性。每个人都很激
动，都觉得自己在为真理而斗争，悄悄地给自己打气。几个人发言后，会场气氛并
不热烈。忽然一个女低音响起来，声音显得平静，那是冬。我惊讶得几乎从椅子上
跳起来。她说辛校长最大的罪恶就是毒害青年，她自己就是受害者，发言时竟痛哭
失声。好几个人盯着她看，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大家不懂寡言的冬怎么能这样慷
慨陈词，作为辛校长入室弟子的冬，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
便有两三个人学样，发言激动而夸张，我想他们是不知而言。冬发言以后，沉默了
一阵，会近结束时又站起来，说她还要继续揭发。我相信冬是真诚的，以为自己很
革命，冬进步了，我当时想。
现在我对这些批判有四字批语：鬼迷心窍。这对我们这一类有些不公平。但就
一般的了解，可以暂时借用。
荧屏上的字又吸引了我的注意。
父亲原以为，在忠诚老实方面没有问题，他本是个坦率的人，以诚为立身之本，
可是竟发生一些想不到的事。他和教务长黄先生同时加入国民党，都是当时的一位
显赫人物介绍的。因为他们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他们必须加入。黄先生说他当时
并不愿意，可是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加入。当时就有人问：“是辛慎钧动员你的吗？”
黄张口结舌想了一会说：“没有。”有人说不可能，他又想了一会，说我们一起商
量过。在父亲交代自己的问题时，便有人提出他发展别人的问题。父亲想不起来他
们是怎么样商量的，是否自己起了动员作用。“也可能吧，”父亲认真地说。因为
那是不得不做的事。而且那时他并不觉得特别不好，国共合作期间许多重要的共产
党员也加入了国民党。如果是当汉奸之类，那是杀头也不能做的。帮助他的人马上
又找到了新题目，说他在检查思想时还标榜自己不当汉奸。
1952年X 月X 日，父亲明显地瘦了。这几天批判会开得更勤，火力更猛。系里
找母亲谈话，要她帮助父亲。母亲说骨髓都榨出来了，还要怎么样。母亲身体一直
不好，我只有劝慰她凡事想开些。其实我自己也很想不通，却要装出通的样子。
我也遇到了麻烦。虽然研究单位比学校的运动规模小，人员也必须检查思想。
我检查了两次，没有通过。原因是对家庭的认识不够，思想上划不清界限。我努力
想达到要求，做了大篇文章，不料还是得了一个批语：“避重就轻。”有人大声吼
叫：“你要揭发。”这吼叫让我吃惊，我的检查不是接受吼叫的规格。我不说话，
组长倒是和气地说：“思想要理顺是要时间的，慢慢来。”这组长就是阿潘，往事
不堪回首！他找我谈话，我说辛慎钧的事，你问他自己好了，他的检讨一大堆。阿
潘说：“他归他，你归你，他检查是他检查，你揭发是你揭发，事情可以是一个呀。”
我明白这是一种暗示。“我想想。”我说。
这天晚上，我回家很晚，路上遇见田康永，他留学英国，解放以后回国，现在
仍是西装革履，有那么一种绅士派头。他住在校园另一端的几间平房里，据说原来
是花园的门房。他说正要上我家去。又叹息说日子不好过，“人家追问我为什么回
国，有人竟说我是不是负有特殊使命，简直怀疑我是特务。我有时想我怎么没有做
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要真是特务，也就有可以交代的了。”我瞪着眼睛看他，
“田伯伯，你说什么呀？”他也瘦多了，好像整个人都小了一圈。他忽然停住脚步
：“组织上说，”他把这几个字连说了几遍，然后接着说，“组织上叫我来和你父
亲谈谈，让我们互相帮助，交代问题，不然我也不敢来。”
我不知说什么好。进门后，他一径进了书房。我去端了茶来，走到门前，听见
他们在说话。我不愿打搅，便放下茶杯立在门外。田康永说：“我从门房走过来，
听见几个人谈论，说夜里不锁门也睡得很安心。也许真能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
户’，可是对我们这样逼迫有什么好处？”
父亲说：“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弄清每个人的历史是必要的，尤其在社会剧
烈变化的时候，龙蛇混杂、泥沙俱下，你说的社会秩序的好转也说明这一点。我愿
意配合，就是认识跟不上。”
他们谈到开批判会时的情景，对于他们那样的人，实在是很难堪的。好像人本
来衣冠整齐，满怀信心地要在新社会工作，现在先把大家都剥光。剥光了还要再榨
出什么来。只听父亲呜咽道：“真希望当初多做点错事，也好有交代的材料。”我
想起田伯伯在路上的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不想打搅，走了开去。过了一会，
又到书房，听见有哭声，我忙走进门去，父亲和田伯伯正在抱头痛哭，哭声把两个
斑白的头缠绕在一起。我愣住了，定了定神，转身去绞了两个热手巾来。田伯伯接
过手巾，掩住脸。父亲泪流满面，勉强忍住抽噎，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们
算不了什么。”我也哭了，我替他们哭。我哭比他们哭要合理得多。他们把手巾递
还我，手巾上沾着他们的热泪。
我也要替他们哭。可惜我现在没有哭的能力。如果我们还会哭，早把世界淹没
了。我飘到辛先生像前，他的神情有些呆板。我无法和他对话。作为魂灵的他，也
已消散许多年了。
秋离开座位，也走到像前，我连忙让开。我觉得相片中的目光改变了，变得慈
祥而关切。辛师母也在亲热地望着女儿。秋用左手遮住脸，又回到电脑前。
“母亲从厨房走过来，低声问：”有客人吗？问问爸爸要不要留饭。‘我拉着
母亲到后院，我们都觉得最好不去打搅他们。田伯伯停留的时间不很长，我们却觉
得很久。后来他走了，父亲到厨房来，已经很平静，三个人把简单的饭菜望了半天，
没有举箸。
“夜深了，春天的气息从窗中透进来。那是青草和丁香花叶的气息。我还要对
付明天的小组会，我写了好几篇纸，批判家庭影响。这影响最显著的是要保持精神
贵族的地位。然后又揭发父亲曾转述一个老朋友的话，那老朋友说他必须要走，因
为国民党统治下没有说话的自由，而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更没有不
说话的自由。这话父亲交代过。我打点好了草稿，想着明天要先给阿潘看一看。
“第二天在离研究所不远的小树林前，遇见了阿潘。他劈头就问：”检查写好
了吗？‘他的关心是显然的，我们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我默默地把检查递给他。他
一目十行翻完。’这样的揭发实质不是揭发，不过也可以。最好再想一点什么，加
重一些分析、批判。‘我还是说：“我想想。’直到下午开会时也没有想出来。我
发言以后，阿潘先讲了几句，定了调子，就稀里糊涂通过了。”
1952年X 月X 日。过了些时，形势似乎缓和一些，可能领导方面也觉得已把人
逼到尽头了。又开了两次会，对父亲的批判有收的趋势。久挂在一边的田伯伯经过
几次帮助，一位负责同志和他握手说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我想这话不大对，他
们怎么能说“回到”呢？我当时想，应该说：“革命队伍欢迎你。欢迎你来到革命
队伍中。”我问田伯伯当时怎样想，他沉吟道：“不管是回到还是来到，我们实际
上是漂在水面上的浮萍。”我微笑说：“那就好好改造吧。”
1952年X 月X 日，这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父亲也回到革命队伍中了。这是市
里的那位负责人宣布的。会后，他和父亲一起到家里来，又说了些勉励的话。我们
以为父亲从此可以算作一个正常的人，我们是太天真了。晚饭时，大家还是难以下
咽。好像肠胃也像思想一样给打得七零八落，也需要整顿。
夏天很长，空气像是一团糨糊，时常有雷阵雨。我和母亲都怕打雷，父亲居然
没有忘记那句他说过多次的话“狐狸才怕打雷呢”。我们到松堂去，母亲提议约阿
潘一起去，在松堂吃饭时来了雷阵雨，雷雨过后，山更青，树更绿，遍体生凉，父
亲随口说：“殷勤昨夜三更雨，赢得浮生一日凉。”阿潘也接口道：“这话可以来
形容思想改造。”
新的学期要开始了，一天早餐桌上，父母亲仿佛都很高兴。母亲轻声说：“知
道吗？爸爸又要上课了。”我也觉得心上一松。凡事都得有个头。“教师最大的愿
望除了授课也还是授课。”父亲郑重地说，“总支书记说了，虽然可以讲课了，也
还要注意思想改造。”我说：“那总不一样了。”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父亲仍在校
长职位，但那是名义上的。他和系里关系更密切。对于他们这些人，只要能教书能
读书，别无他求。困难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头，如果大家都甘心只用一个统一的头，
事情就好办了。
这天我没有去上班，有人敲门，是冬。她对我点点头，眼光把我从头到脚扫了
一遍，像是观察一个陌生人。我也冷冷地打量她。她们三人本来都是我家的常客，
尤其是冬，母亲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因为她没有什么亲人，是在教会学·校周济
下长大的。若说阶级成分，她可以追踪为宗室，也可以就地算作城市平民。我过去
没有注意这些，对于我，她是同学，是朋友。她是怎样变成一个陌生人的？我想问
她，可是我没有说话。她一直走到书房，大声说：“系里派我来做你的助手。”
“很好，”父亲说，“我很需要。”“以后你的讲课提纲先交给我。”冬用一种命
令的口气说。“很好，希望你提意见。”冬并没有答话，我觉得房间里弥漫着寒气。
冬停留不到五分钟，说了不超过十句话，可是这寒气久久不能散去。以后冬隔几天
来一次，对父亲说话的态度俨如上级。我们明白了，老教师上课，是树立批判的靶
子。好让同学们操练枪法有的放矢。而冬就是帮助操练枪法的人。我有一次听见她
和父亲谈话，口气非常傲慢，几乎是在训斥：“你的思想是隐藏不了的。昨天课后，
同学们有一大堆意见。有些我替你解释了。大部分还得你自己多交代。”父亲说：
“我们讲历史就要讲古人的历史，讲那最靠近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我们解释的。我
们的解释是另外一部书。”冬说：“不对。讲历史要有观点。你连这点还没弄清楚。”
她接着讲了一通道理，我发现她变得能言善辩，这还是寡言的冬吗？而我的话越来
越少，我无话可说。她从书房出来，看见我，仍冷冷地点点头。我想起“冻死人”
这个说法，她的谈论也散发着一股冷气。她的心正在逐渐地冻死，变冷变硬，在
“铸心”的过程中，她是先进分子。
1952年X 月X 日，那天黄昏时下大雨。水从雨衣上流过，鞋袜都湿透了。回到
家看到父亲站在院中。母亲在门内叫他，他不动。我走过去拉他，他还是不动。我
要把雨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他叹了一口气跟着我走进房里。母亲帮他换衣服，他
说：“我是想清醒清醒，每次上完课都有一个小型批判会。同学们看来准备得很充
分。什么道理？”母亲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冬，是冬在作怪。”是的，冬作为助
手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父亲改造思想。她当然是受命而为，不过她也太积极了。
父亲渐渐习惯了检讨，检讨自己的历史观，他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和同学们配
合，日子有了暂时的虚假的平静。
不知从什么时候，人和人不再来往，只在开会的时候见面。只有田康永偶尔还
到我家来，来和母亲说说话。父亲和田康永都变了，他们不只外表上瘦了，小了一
圈，精神上也瘦了，萎缩了，好像有一圈看不见的篱笆，荆棘编成的，把他们的头
脑圈住了，那是金紧禁三种箍儿以外的一种。它应该有个名字，这名字要由过来人
—起讨论。
我大声叹息：“第四种箍儿是看不见的，可是最厉害。它不只会制造头痛，还
会让痛者不觉其痛。”我大声宣布这一看法，在房间里来回急走，没有任何反应。
阿潘从钢琴上望着我，他在想什么？
转眼几年过去了，人们是健忘的，社会在变化，似乎是要进入社会主义了。党
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这些读书人奔走相告，他们以为自己改
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可以说、可以写了。紧接着一系列大会小会动员大家提意见，
积极发言的人受到鼓励和表扬。父亲很想积极一下，帮助党整风。他写了发言提纲，
对大学教育提出意见，认为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头脑的人，而不是培养没
有头脑的工具。他反对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主张。如果人都变成了驯服工具，整个民
族还有什么前途？母亲劝他不要讲话，他固执地说这是战略问题，关系国家民族大
事的。有话不说对不起人嘛。他的意思是对不起党，不过不习惯那样说。母亲那几
天身体不好，常在半卧床状态，为父亲发言之事十分焦虑。我说：“不是常常开会
吗，让说话平常是只能说一种话，现在让说多种话，也很好。”母亲费力地说：
“我是不懂，我就是希望他别去。”我笑着说：“除非生病，我看爸爸是一定要去
的。”
夜里母亲来喊我，说父亲病了，急性腹泻。果然他躺在床上说已经泻了几次，
很无力。真是莫名其妙。于是连夜找校医折腾了一阵。爸爸终究没能去开会。
田康永去开会了。田康永又活过来了，积极发言，以他特有的风格，发言又深
刻又风趣，不料这次会竟以某月某日的专有字样载人历史。田康永说：“我们生活
的最大痛苦是对非党人员的不信任。”我当时想，这是当然的现象，不一样的人怎
么能一样对待。他的浮萍观还没有改掉。
以后的事谁也料不到，忽然间积极发言帮助党整风的人，都遇到了弥天大祸。
那天下班后，阿潘在小树林等我，说形势变了，知道吗？我们沿着一条小路慢慢走，
望着西边的火烧云。这样的晚霞现在已经没有了。阿潘说：“生活太复杂了。前些
时，视为样板的发言，现在又成了批判对象，我必须检讨。好在我发言不多。”那
时阿潘是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各方面应付得很不错，我想他很累，每个人都很累。
他拿着一片叶子在手里揉着，说：“我记得你从前是喜欢高谈阔论的，现在话少多
了，倒也好。”我说：“我们生活的内容绝大部分就是说话，而且重复地说。我就
要少说些。”他看着远天说：“和你在一起，觉得平安。”平安是人最起码的要求，
在很长一段时期却成了奢侈品。
反右运动开始了，许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和地、富、反、
坏排列在一起。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名额，如果填不满，负责人自己就会被划为右
派。刚刚恢复些元气的田康永进入右派的行列。父亲因时不时生病竟逃脱了。一天
晚上，我们一家三个人坐在一起，父亲对我说：“其实我的思想比田康永更右，应
不应该去坦白？”母亲正在用小块碎布拼做书包，把手中活计向桌上重重一放，便
双手掩面抽泣起来，父亲忙道：“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我们都没有上过战场，但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处在生死界上。父亲他们系里有
一位女学生，被划为右派以后，总是为自己的思想辩护。因为检讨不合格有抗拒情
绪，被枪毙了。
秋停住了，分明是不忍再写下去。她起身坐在沙发上。
我那时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目睹了这次残杀，当时组织了几万人观看，很多人
低着头不敢看。我看了，看见她那穿着白衣的、瘦弱的身影，她还讲话说她对不起
党和人民，对不起毛主席。我几乎要跑下看台去，把她从枪口拉开，当然我没有，
旁边有人小声说：要站稳立场。
秋又回到荧屏前，荧屏上的字幕继续流动：要站稳立场，同情反动分子是万万
不可的。许多人这样告诫自己。
阿潘去看了，他以后的检讨声泪俱下。田康永去看了，本来观众中老教授极少，
而他被点名前往。据说他嘿嘿冷笑了几声，有人说田康永要发疯。
反右运动过去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儿又缩小了一圈。父亲原来便较谨慎，这时
更是依靠党的领导，凡事唯书记之命是从。田康永的诙谐不知哪里去了，我为了让
他开心，央求他说：“田伯伯你说个笑话吧。”他沉思地说：“让不会笑的人说笑
话，是大笑话。”想了想又说：“真的，其实说笑话的人常常是不笑的。”我不懂
他的意思，只觉得心酸。
大运动暂时停息了，小运动却接连不断。我不止一次拿出鲁迅的《知识即罪恶
》来读，母亲也读。文中的“油豆滑跌小地狱”让我们不止一次落下泪来。我仿佛
看到许多人在那里跌。这不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那种跌倒，而是永远站
不起来的，勉强站起就要跌的那种“倒”。伟大的鲁迅！怎么能未卜先知地看见人
间有这种地狱。
阿潘变得十分谨小慎微。写一篇文章要改很多遍，怕有不健康的思想流露，稍
微有一点新鲜的意思，就要削去。我告诉他：曾看过一张漫画，一只鸡进入编辑部，
出来时毛被拔得精光。你这倒好，自己先拔，省事。母亲说他不像是会出事的人，
图个平安吧。
我记得他们的婚礼，像那时一切婚礼一样简单，只是几样辛师母手制的点心，
让人还感到一点遗风。冬出席了。春和夏都没有出席，她们陷在自己的灾难里。而
我是碰上的。我那时要到南方去，因为在运动中表现不太好，有点小麻烦，我被派
往基层。不知为什么，我想去看一看辛先生，在我是一种告别，告别我的学校生活，
告别那逝去的年华，那时我们笼罩在理想的光辉里，连自己也在发着光。我把我的
梦留在了这里。他们还住在老地方，房间里人不多，那是初冬，秋穿了一件绿地红
点碎花小棉袄。阿潘在她身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安排。秋确
实应该出嫁了。大家笑着说了几句话，辛校长说：“剑下面去锻炼，是好机会。听
说大家都要轮流去的。以后要向你学习呢。”我认真地看老人的脸，想看出智慧的
光彩，可是我感受不到，好像连脸都格式化了。有人提议唱歌，却想不出合适的歌。
我忽然想到《当我们还年轻》那首歌。这太不合时宜了，难道我们老了吗？我吃了
一块点心，向辛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强忍住眼泪，我想再也看不到过去的那种灿烂
和辉煌了。我离开时冬已经走了。
秋跳过了这段记忆，荧屏上没有这一段。荧屏上一行行字向上飘去，停住时已
是“文化大革命”了。
那是中国人特有的。那些都是中国人特有的。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武
器，叫做大字报。以后一定会有人研究这一段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研
究出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可以研究出“文革”的灾害。可是他们永远不会体
会到过来人的切身感受。他们义正词严地责备这责备那，他们不知道自己离真实有
多远。
反右运动以后，父亲就离开了校长职位，应该说是离开了形式上的校长职位，
因为他早已经不能管理学校了。他的病始终断断续续，他只剩了一个愿望：写那本
未完成的书。可是“文革”开始，他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大字报铺天盖地，名字上打上红叉，好像即将绑赴法场。这时人们不再是在油
豆上滑跌，而是戴着脚镣在烧热的铁板上舞蹈。许多年以前徽钦二帝在铁板上跳舞，
那时的观赏者是战胜的异族。而这时在烧红的铁板上蹦跳的是读书人，他们的观赏
者是谁？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从研究所回家来，在荷塘前的空地上目睹了一次批斗会。
斗争对象是生物系总支书记。他颈上挂着一块沉重的石板，写着姓名。石板坠得他
向前弯着腰。“跪下！”有人在人群中喊，他索性跪下来，石板竖在地上。人群意
识到这是便宜了他，马上又有人喊：“站起来！站起来！”有人上去拽他，一手撸
去了他的手表。有人拿着痰盂，横眉立目地向他头上扣下来。人群中许多人低着头，
我要离开，一转身正见田康永在我旁边。他脸色十分黯淡，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
我低声说：“田伯伯，你不要站在这里。”便骑上车走了。“野兽！野兽！你们都
是野兽！”我在心里喊，我的心几乎要涨破了，自己用力把这几个字咽下去。同时
向四面观察，怕被别人发现这种想法。真奇怪，我现在还记得许多年前的这一点儿
情绪。
我惦记着父亲。不知他会有什么遭遇。到家门口，见母亲正在门内张望。我们
不由得抱在一起。母亲是这样瘦弱，只剩了骨头。刚上小学的女儿从内室跑出来，
挤在我们中间。母亲抚着她的头对我说：“爸爸去了劳改大院，今天上午去的。不
知是不是要开批斗会。”我想说不会的，但我说不出。
晚上，爸爸没有回来，我们有心理准备。我们还是三个人，母亲、我和女儿。
她的名字叫蔚来。
第二天，进校门就看见大字报：讨伐自绝于人民的田康永。我几乎从自行车上
跌下来，走到墙边靠了一会儿，才勉强上了车，不自觉地向田康永住处骑去。快到
了，我忽然一惊，我去干什么？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田伯伯已经不需要人去看望他
了。门前的柳树静静地立着。又过了几天，历史系找我去谈话，应该说是“训话”。
讲了一番似通非通的口号以后，拿出一封信来。说：“你看吧！”打开看时，竟是
田康永的遗书，写给我的。怎么是写给我的？我匆匆看了一遍，信上说：你是最后
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我对生活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决定结束生命。我很庆幸在活
着的时候看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至少是从积贫积弱中站起来了。以后怎样不能知道。
而我是无用了。
我把信交回。系里的人说，这是要留做档案的。
我向母亲讲述这信，我们都哭了。田伯伯到死不能忘记祖国的强大，这是父亲
那一代人所能接受思想改造残酷摧残的主要原因。母亲正在叠衣服，忽然停下来，
怔怔地望着我。我走近去，抱住她的肩，她低声说：“我告诉你，你不要惊慌。我
们有过类似的念头，不过我们不会做的。”我说：“我知道你们不会做的。因为有
我、有蔚来。你们不放心。”他们不放心还因为没有了阿潘，我们已经分手。母亲
凄然一笑：“还有他未完成的书。”也许这是最主要的。总之这些因素造成一只小
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暂时没有沉没。
他们甚至想过具体的办法，一起沉湖，慢慢走到湖水的深处，那湖水已经揽进
许多宁为玉碎的读书人。而我的父母亲走到湖中心也会往回走，因为有蔚来在牵扯
他们。父亲还有事要做，父亲不会死。
我把田康永的遗书用工楷默写出来，早晚拿出来看。一遍又一遍地想，他们这
一代人太爱国了，为国家可以捐躯沙场，也就可以承受一切。死能解脱他们的痛苦
吗？我们这一代人发育时就患着软骨病，我们永远不能像他们飞得那样高，可是跌
得也许更重。
又过了些时，一天中午，因为母亲这几天不舒服，我回家来看望，在校门口看
见大字报，其中一张竟是冬的，批判的对象是母亲，母亲的名字上也打上红叉，她
说母亲怎样拉拢她，腐蚀她，目的是配合辛慎钧把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王国。又说母
亲手制的点心是毒药。我只觉得浑身冰冷，恨不得上去撕掉这张纸。这时我看见父
亲一行人排着队来看大字报，父亲也看见了冬的。他对我看了一眼，微微摇了摇头，
十分沉静地继续往下看。我回家不敢告诉母亲，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躺在床上，
只轻轻说了一句：“人心叵测。”
我在所里也荣幸地得到几张大字报。“资产阶级文学吹鼓手，修正主义好苗子”，
这些头衔老早就有了。现在的新材料是：我曾在一次讨论翻译的会上宣传《鲁拜集
》中的腐朽思想，还背诵“一瓶酒，一块面包，还有你……便是天堂”。“简直是
肮脏透顶！”倒是没有“助纣为虐，用笔杀人”这一类的字样。我想我跟着父母亲，
就该有几张大字报。要打成什么分子就一起当吧！这样想着，觉得痛快。我很思念
阿潘，不知他的情况怎么样。要是也打成什么什么就好了。不过他那样畏缩地活着，
该放他一条生路吧。
一个星期天，父亲获准回家来取衣、服。回来便和母亲一起在厕所的一个纸箱
里翻找，居然找出那部父亲以前关于历史学的著作，这部书没有出版，竟也没有交
代，藏在这里。母亲说：“我藏的地方好不好？”父亲应该在傍晚六时前回劳改大
队，他一天都坐在书桌前，午饭也吃得很少。母亲低声说他要给它一个结尾。我说
可以慢慢来，让蔚来去劝他休息，他竟喝了一声：“不要打搅！”我们屏息在门外
听动静，过了很久听见他站起来，以为他就要走出房了。就在这时，一个沉重的声
音吓得蔚来抓住我的手。我们冲进去，看见父亲倒在地上，就在书桌旁。他没有写
遗书。他不必专门写遗书，他的思想就在他的著作里。万分遗憾的是，他没有写完。
我不知道他最后要说的是什么。
母亲没有惊叫，只大声说：“你——你——”随即扑在父亲身上。我也扑下去
抱住他们，但我立刻定住神，要蔚来守在这里，自己跑步先到校医院找到医生，又
给系里打了电话。等我回到家，蔚来正跪在爷爷奶奶身旁，大声哭叫。他们已离开
了这个世界。
辛先生的生命结束了，我从荧屏上的字里行间亲眼目睹了这一夫妇同归的情景。
我的头和心都像要炸开了。我更关心他的书究竟是怎样结束的。人死了，书应该还
活着。它能不能活，怎样活？我巡视四壁整齐的书籍，有几本辛慎钧的著作，却找
不到那一本。我跺着脚在秋的耳边大叫：“你把它放在哪里？”秋不理。
荧屏上出现了哪吒的画面，一瓣瓣饱满丰润的莲花渐渐发黄，变干，一片片落
下来。哪吒有些惊恐，“怎样帮助你？”我向荧屏扑去，但我只是一团空气，我和
哪吒都没有感觉。莲瓣几乎落尽了，哪吒用尽力气舞动着风火二轮。池塘中冒出了
新的莲梗，一会便长高一截。含苞的花围绕着哪吒，这是他自己的花，不是佛祖派
来的。
哪吒略显镇定，我也镇定。哪吒消失了，荧屏上显出两行英文字：
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
The Leaves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
生命的酒酿不停地一滴一滴消失
生命的树叶不断地一片一片飘落
我译出了这两句诗，觉得心里是一片空白。荧屏上也是一片空白。不久，出现
了下面的句子，这些都来自《鲁拜集》：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持一卷诗在树丛旁一瓶酒一片面包还有
你在我身边歌唱在旷野上旷野便足已是天堂荧屏的字向上飘去。和你一起歌唱便是
天堂。和你，你，你在哪里？
我和阿潘的婚姻从开始就有些貌合神离。他太要强了，想做一番事业。在那时，
便只能察言观色以图上进。他聪明勤奋，改造思想很积极。十天半个月就要向组织
汇报思想，表示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有时拿我的议论也去作有分寸的汇报，表
功地说是帮助我改造思想。我也要求进步，但是受不了这样的进步。我们在分手的
路上挣扎着。他毕竟是我女儿的父亲，我们怎能把他挖出去。而且我需要他，我知
道一个人过日子的艰辛。但守着一个类似窃听器的东西会让人发疯。我们终于在
“文革”前离了婚。后来一次所里有支边任务时，他被调往南方一个县城教中学。
所里同事议论，说如果你们不离婚，不会把他调走。
秋停下了，好像在思考这个微妙的问题。
我在反右后到基层工作了一个时期以后，在江南一个县城工作。我很喜欢南方。
那细雨迷蒙的景色，很适合我的心境。我在那里结婚生子。好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
里，风浪就要减弱。“文革”中也没有太大冲击。一天，我擎着伞在细雨飘拂的小
巷中走，忽然听见有人叫我。我把伞举得高些，对面是阿潘。我颇为吃惊：“你怎
么来了？”“我已经来了两年了。不常出门。没有遇见。”我陪他一直走到中学，
才想起听得有人说北京来一位潘老师，教课极好。“原来是你。”他一个人住在学
校里，以后便有时到我家来说说话。“文革”的风暴最狂劲的时期过去了，我要到
北京去买建筑材料。阿潘知道，对我说：“你要去看秋吗？”我说：“可以去也可
以不去。”“你去吧！”他用请求的口气说，我忽然发现他很瘦，不时用手捂着腰
部，像忍着疼痛的样子。我说：“你病了？”他点点头，说：“你去吧，我要请她
原谅我。”我想我必须要传递这一口信，因为“文革”中人们不敢写信。我又问：
“你病了，怎么不早说？病了就要治。”他摆摆手：“治了没用。”
我去见秋时，她已经失去了父母。研究所介绍了她的住址，但是说她现在不在
北京，到外地讲课去了，要一周后才能回来。一周后，我在一间小屋里见到她，她
先问我，你从那座小城来吗？我说是的，我已经是那里的土著了。“阿潘呢？”她
故意放慢了口气。我迟疑地告诉她那口信，她忽地从椅上站起，说：“我去看他，
你什么时候走？”“我下午走，已经买好车票。”她随手在桌上拿了一张纸，写了
几个字，我从旁看见，写的是“亲爱的人，等着我。”她要我先带信去，她随后来。
她送我到门口，又说：“我每年寄照片给他的，蔚来的照片。他没有收到吗？”
“我不知道。他倒是常说起你们。”
我回到县城，赶上了一个隆重的葬礼。竟是阿潘的。县城里的学生和学生的父
母形成了长长的送葬队伍，他们用土葬，是几个家长安排的。我也赶上铲一锨土。
棺不必厚，坟不必高，众人真切的悲痛让我感到阿潘的价值。我把秋的短简在新坟
前焚化，那里已经种了一排小树。
不久我也离开了那小城，我不知道秋什么时候来吊唁的，我相信她一定去过。
以后我便成了阿潘的同类，而他已经消散了，我没有遇到他。
“文革”过后，渐渐地人和人之间可以正常来往了。冬经常来看我。她从一个
寡言的人，到张口就是批判词句，现在又很少说话。
父亲百年冥寿，学校开了纪念会，来了很多人，也有不少人到家里来，在父亲
像前鞠躬、默立。冬也来了，她站了很久，等人散尽了，忽然跪了下去，跪了很久，
我去拉她起来，她走到门口又回来跪下，反复了几次。我说冬你不必这样，你只是
太天真了。她看着我，似乎不大懂我的话。她走后，我才发觉她不记得自己刚刚做
的事，所以跪了一次又一次，这是她明显发病的开始。
陪伴又拿了电话来，秋接着，露出惊异的神色，说：“明天我来。”陪伴问已
经是下午了，要不要吃点儿东西。这时有人敲门，来者正好是冬。秋关了电脑，对
冬说：“春来电话说夏病了，发高烧，可能是感冒。不碍事的。”冬说：“夏病了？
夏病了。”“我要明天去看她”，秋说，“你去吗？”冬想了一下，说：“我不能
去，明天有个会，很重要的。”秋怀疑地望着她。
她们说着各方面的事。从她们的谈话，我知道辛慎钧的书因为犯了不知什么禁
忌，不能出版。秋平静地说：“禁忌总不能是永远。我们都经过了。”我想问那结
尾呢？恰好秋说：“这书缺个结尾，但爸爸最后一天的劳动，显示出这书还是要照
原来的样子成长。我仔细读了，其实书已长成了，杀不死的。”她们相视一笑。那
么，虽然没有写完，也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冬拿着蔚来的照片端详了一会，长叹
了一声。秋说：“她们会好的。蔚来要回来工作。”
冬告辞，走到门边回首看那架琴，低声说：“多想再来一曲四手连弹。”秋微
笑着看着自己的右臂。
我随冬出门，等电梯时看见秋门上整齐的门牌号和辛宅两个宋体字，人似乎活
得像个人了。可是书呢？能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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