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班不久,有人来把王建吉带走了。
带走王建吉的同时,也把那女孩赶出了厂门。
那时候她的衣服刚刚烤干,刚刚把王建吉脱给她的棉袄换下来,把自己的衣服
穿上。
当天下午我就听人说,我父亲王建吉是流氓。
流氓自然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的王建吉被打了一顿,打得眼泡皮肿,还停
发了一个月工资。
至于那个女孩,是一个多星期后被人发现的。那时候她已经死了。洗选厂与镇
子之间,有个顶部平坦的土丘,从春到秋,镇上的居民去那丘上种些蔬菜,冬天没
什么菜种,就让它荒着。不知道那女孩为什么要跑到荒地里去。女孩的死让我们这
些小孩特别恐惧,再不敢爬上土丘去玩。直到今天,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没再上过
那个土丘。——当然,它现在不是土丘了,它现在成了镇子的一部分,到处被水泥
路面覆盖,路面之上,耸立着商场、酒楼和夜总会,成为镇上最热闹的去处。
难道我父亲又耍流氓了?杨叔叔既不告诉我,也不让我进去。那时候的我很不
争气,动不动就掉眼泪,现在我的眼泪又下来了。自从父亲成了流氓,我自然就是
流氓的儿子,我母亲就是流氓的老婆。我本人并没受到多少冲击,去年的某一天,
我的同学申华(他爸爸在镇供销社卖布匹)下课后唱歌一样叫喊:王秋生的爸爸是
流氓!为这句话,老师把申华叫进办公室,让他站了两节课的时间,之后,垂头丧
气的申华跟随老师走上教室的讲台,当着全班同学给我道歉。从那以后,就没人敢
这么骂我了。可怜的是我母亲。她本是那么孱弱的人,自从出了那件事,一旦走出
家门,她就风风火火,说话做事,都显出高兴和激昂的样子。她把姿态做给人看,
却快速地耗损着自己的精力。
正在我跟杨叔叔僵持不下的时候,那个从重庆来的女工程师站在远处朝这边张
望。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单知道她姓江,她丈夫姓董。我也只是偶尔来厂的时
候看见过他们,因为俩人虽干着工程师的活,却是被管制的“分子”,不许出厂门,
上街买菜也不许。他们的菜都是厂里指定一个靠近菜场的电工帮忙买的。然而,对
这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我比对邻居还熟悉,都是从父亲王建吉口里熟悉起来的。
王建吉崇拜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王建吉自己没上过什么学,这个世界呈现给他、
让他会认也会写的文字,大概只有王、建、吉,可他迷醉于知识的香气,不仅自己
迷醉,还经常把那对夫妇的事拿回家里来说。去年夏天的时候,江工程师望着漫天
翻卷的金色云团,感叹一声:多么壮丽啊!王建吉听见了,问壮丽是什么意思,江
解释过后,王建吉牢牢记住,回家后又兴奋地给我解释了一遍,他说秋生啊,我儿
啊,我们只知道那些云是云,不知道它是壮丽,现在你知道了吗?我说我知道了。
他有滋有味地咂摸着嘴,像“壮丽”这个词是可以吃的。更让王建吉震惊的是,有
次董、江二人边散步边讨论问题,走到锅炉房旁边,王建吉听见董说,负数……什
么?数字也有“副”的?以前,王建吉只知道党委书记和厂长有正副,从没听说过
数字也有正副!他觉得自己的脑袋上被铁榔头敲开了一扇天窗,回家后对我说,秋
生啊,我儿啊,既然数字都有正副,证明锅碗瓢盆也同样有正副,以前我们哪里知
道呢?说不定,我跟你妈端了副碗,却让你小子占便宜端了正碗!说到这里,王建
吉快乐地笑起来,嘿!嘿嘿!笑过后,他变得很严肃:儿子,你一定要好生读书,
将来像董爷爷和江婆婆一样,做个明白人!这时候我母亲说话了:再是明白人又怎
样呢,还不是遭整!王建吉沉默了。在芸芸众生里,他只是一个“副”数,无力改
变别人的命运,唯一能做的,就是家里偶尔称两斤肉,他总是割下一点,用纸盒装
了,上早班时偷偷放到工程师夫妇住的平房门前。他们不知道这是谁送的,因此带
着慈爱和感激之心,面对厂里的每一个职工。
江工程师并不认识我,她看见的,只是一个流泪的孩子,于是朝这个流泪的孩
子走过来。
她的个子小小的,走路的步幅也小,且如尺子量过一样均匀,肩膀微微地斜着,
脖子端得很正。从大城市下放到这荒山野河的偏僻小镇,还接受管制,她却能保持
如此的优雅,至今想来也是奇迹。
走到我身边,她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她的声音像少女的声音。
杨叔叔说,王建吉家的。
杨叔叔的口气里带着怜悯,好像我做了王建吉的儿子,是一件多么值得同情的
事。
她说,哦,王……师傅家的呀。
杨叔叔的眼神厉害地暗了一下。
过后我才知道,杨叔叔认为王建吉已是罪人,江工程师不该再称他师傅。
我说江婆婆,我爸爸怎么啦?
她的眼里放出亮光,你怎么知道我姓江?
我说我听别人说的。
我没说是听父亲王建吉说的,我怕把王建吉的名字跟她联系在一起,让她感到
屈辱。
她纤细的手在我脏不拉叽的头上揉了两下,说没事,你爸爸没事。
接着江工程师给我讲了王建吉的事。还没讲完,杨叔叔就黑着脸呵斥:该回去
了,这是厂房重地,别在这里捣乱!这话是对我说的,也是对江工程师说的。在他
看来,既然江工程师是被管制的对象,那么凡是正派人都有权呵斥她;没直接把她
呵斥,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江工程师当然明白,但她的神情一点也没改变,轻声对我说,小家伙,回去吧。
我父亲王建吉这次又丢了一回脸。
不是跟女孩子的瓜葛,而是跟凤凰山上的那些白瓷盆。
昨天吃过午饭不久,凤凰山突然起火。山上并不茂密的林木丛中,隐着一大片
墓地,镇上的人死了,都葬到那里去。山火大概正是某人去墓地祭奠时引起的,长
久不下雨,又不下雪,空气干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镇上便于组织的大单位,
只有洗选厂,于是政府通知洗选厂领导。让全体职工上山救火。山上有口堰塘,最
好的救火工具就是盆子。几百号人跑回家,拿上家家户户都有的白瓷盆,冲过吊桥,
扑趴连天地往山上爬。洗选厂唯一没上山的,就是守门的老杨——也就是说,工程
师夫妇也得到了这份殊荣。当厂长在广播里通知了这件事,夫妇俩不约而同,先后
跑到领导办公室请战。领导很着难,可又一想,镇上说的是“全体职工”,这两口
子虽是戴罪之身,可眼下也有职工的身份。厂长准备再请示一下,书记摇了摇头;
书记以前在县城当过码头工人,说话很粗,他边摇头边说,算球了,十万火急的,
还请示啥呀,让那两口子去吧,看住就是!
开始,每个人从堰塘里舀了水,再跑将近五十米泼到火海里去,可很快发现这
不行,一盆下去。只要不是紧跟着泼下第二盆、第三盆,火势又红彤彤地旺起来。
董工程师提议,让大家站成若干列,将水传递过去。以往,董工程师和江工程师的
意见,都要经厂领导批准才能实施,今天厂领导还没发话,大家就照他的意见做了。
这办法很见效,经过两个小时奋战,火被扑灭了。
可问题也出来了。
人们再也认不出自家的瓷盆!
几百个瓷盆不仅颜色相同,大小、样式也几乎没什么区别,排放在一起,就像
一棵树上的叶子。
当然也有能认出来的,比如哪里脱了块瓷,哪里冒了个泡,哪里凹进去哪里凸
出来,这些简单的记号,来自家庭,与家里的某个成员有关,与某次争吵和笑闹有
关,总之织进了家庭的岁月,浸透了家庭的气息,嗅一嗅就能认出来的。可大家都
没动手去拿,自己也不好去拿了。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觉悟。
最后,书记发话:我看这样啊,既然分不出彼此。就一个也别拿走。今天救火,
大伙儿表现得都还像个人样,把瓷盆留在山上,也差不多算是给大伙儿树碑立传了。
现在就下山,但下山后不要回家,直接去厂里,今天,我们不仅要把没上完的班上
完,还要加班两个钟头。上山救火,是干革命,干革命是为啥?为促生产。要是干
了革命却丢了生产。那还要得个卵!
王建吉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身上的补疤棉袄,救火时都没脱下来,这时候却
脱下来了,裹成一团抱在怀里。他抱着这件棉袄比救火还累,因为他得花许多心思,
尽量抱得好看些。
可再怎么努力,怀里的东西都不合他的心意,不是块头太大,就是棱角太分明。
——那里面藏着一个瓷盆!
好在一个队伍里,大家都在冒汗,脱掉外衣的不在少数,王建吉把棉袄抱在手
上,并不显得突兀,因此没人去注意他那棉袄团起来的块头和棱角。下到山脚,过
了吊桥,王建吉混杂到了队伍中间,这样镇上人也注意不到他了。距厂门大约两三
百米的地方,有排歪歪斜斜的石梯通向河流,队伍开到这里,厂长让大家到河边去
洗把脸。也确实需要洗洗,脸上不仅有汗,大多数人还被焦煳的柴灰弄得分不出鼻
子眼睛。本来,在山上就该让大家去堰塘里洗的,但书记希望带着黑面孔下山,好
让镇上人(特别是镇上的领导)切实感受一下洗选厂的英雄们,是怎样历经千辛万
苦才把火扑灭。
王建吉那时候如果冷静,大大方方地跟随队伍下河,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可王建吉没法冷静,他觉得自己不是“拿”回了一个瓷盆,而是“偷”回了一个。
他站在路边上,迟疑起来。后面一个焊工说,走哇建吉,为啥不走?另一个说,这
家伙肯定想回去用热水洗。焊工平时喜欢跟王建吉开玩笑,说那不行,凭啥我们洗
河水你洗热水?那是国家的热水!说罢将王建吉的棉袄一扯。
这一扯不打紧,棉袄里的瓷盆露出来了!
王建吉像搂着一块烙铁,手不是松开,而是猛地朝地上一掼。
瓷盆迫不及待地从棉袄里逃出,高高兴兴地在路上滚了半圈,才铿的一声平稳
下来。
四周很静,只有河水溪沟一样淙淙流淌。
静默了许久,书记说,王建吉,哼,龟儿子王建吉!
这不是偶然的!厂长跟了一句。
王建吉如果保持沉默,或者马上低头认错,事情恐怕也不会那么严重。
可是他既没保持沉默,更没低头认错。
他说,我拿去的是个双料盆儿,拿回来的是单料盆儿。
(双料厚,经用;单料薄,容易损坏。)
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明明错了,却不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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