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到厂里，大家没有“促生产”，而是继续“干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王建
吉。王建吉的骨子里扎着一块毒根，如果不把它挖出来，不仅害了他本人，还会传
染给别的职工。厂里在篮球场上开大会，搬出一口长条形木箱做了台子。王建吉被
押到那台子上。刚站上去的那一刻，他感到身上涌过一阵暖流。这股暖流是工程师
夫妇传递给他的。自从二人来到这里，每次开类似的大会，都要搬出这口木箱，他
们都自觉地站到木箱上去。王建吉学夫妇俩的样，佝腰低头，双臂鞭子一样垂着。
与工程师夫妇不同的是，他们站上来，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而王建吉的头上，戴
的是那个被他“偷”回来的白瓷盆。主持会议的是办公室主任，他让王建吉自己先
挖那块毒根。

    这是通常的程序，以前对工程师夫妇，也是这么做的。

    王建吉平时在单位上少言寡语，都以为他放不出几个响屁，哪知他口若悬河，
说了好长一串！

    不过，他没说几句，台下就发出了笑声。

    他说的那些话，全是工程师夫妇以往说过的，他背下来了，背得滚瓜烂熟。

    两年前对一个讨口要饭的女子如何偷偷摸摸耍流氓，今天又如何偷了瓷盆，他
竟一个字也没提！

    主持人严肃地制止了大家的笑声，之后狠狠地瞥了工程师夫妇一眼。夫妇俩今
天没站台子，但也没资格坐，肩并肩地立在台下一侧。他们的腰弯得很深，坐在台
下的人，也只能看见两颗白得晃眼的头，看不清他们的脸。主持人瞥了他们一眼，
并没对他们说什么话。他早就厌烦了自己说的那一套，只希望快些完成任务，好让
自己松口气。现在，可说任务已完成一半（另一半是整理材料）——一个锅炉工，
一个文盲，偏把自己标榜成反动学术权威，这比偷盗严重得多的罪名，可不是别人
加的，是你王建吉自己加上的，那么好，他就可以简便地以这样的罪名给王建吉定
性；至少，他是中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

    晚上，王建吉被关在堆放杂物的库房里，等候发落。

    材料很快整理出来，送到了书记和厂长的手里。书记去问厂长，你看呢？厂长
没回话。书记说，分明就是个文盲，却说成反动学术权威，报到上面去，不是闹鸡
巴笑话吗？

    其实厂长也是这意思。两人一合计。把材料压下了。

    但王建吉并非没付出代价。他被关了两天才放回家，工资也降了一级。

    王建吉的工资是我们家唯一的果树，渴了饿了，都只能望着它；我和妹妹上学，
还有给母亲治病，也必须靠它。他的工资本来就那么少，少得要用那笔钱来安排一
家人的生活，比挣下那笔钱本身还难。现在降了一级，我们家的日子，只能一圈一
圈地拧紧螺丝。母亲是怎样拖着病体，阻止螺丝继续拧紧以防滴水不漏的？我不知
道，那时候也从没去想过。偶尔，母亲从菜场回来，还从包里掏出两颗糖，是那种
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的薄荷糖，给我和妹妹一人一颗。我们先把糖纸舔得寡淡，再
把糖果小心翼翼地放在舌尖上。这时候，母亲神态安详，根本看不出她有病。她像
一架固执的弹簧，随时准备承受生活之重——可她的那颗心，却在被迅速蚀空。

    她的丈夫、我们的父亲王建吉，实在太不争气了。上次跟那个女孩子的事，她
打心眼里是相信王建吉的，这从她从没因此跟王建吉吵过，甚至没说过一句抱怨的
话，可以得到证明。听说那个女孩死在了土丘上，她还红了眼圈，嘴唇张开，急促
地呼吸。她之所以不惜体力在人前风风火火，把激昂的样子做给人看，不是不相信
自己丈夫，只是她相信丈夫，却更相信集体的力量。那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她想以
自己的方式与那种力量对抗（其实，在本质上是对那种力量的顺从，只是母亲自己
认识不到）；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取得了成功，至少让那些希望在她身上表现自己
怜悯心的人，说不出话来。可这次就不同了，王建吉明明偷了一个瓷盆一在母亲的
观念中，王建吉的行为同样是“偷”而不是“拿”——几百双眼睛盯住的，她还能
在人前把高兴的样子做出来吗？

    真要那么做，就是不知羞耻。

    家里穷，这是事实，但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在于，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穷人都去偷
；自古以来，偷窃都是可耻的，不仅打自己的脸，还打祖宗八代的脸。母亲抬不起
头。当我和妹妹不注意的时候，她常以怜惜到骨髓里去的目光看我们。我和妹妹黯
淡的前景，在她眼里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她跟丈夫说话的时候明显减少。

    王建吉去问她病情，她总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反正都这样儿了。

    随后背过脸去。

    她背过脸去的时候，王建吉就把头低下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头发变得那么少，像被拔过几遍的菜地，能轻易瞧见地皮
的亮光。他比我母亲大了差不多十岁，但现在也才刚上四十，头发不该掉得这么厉
害。

    单位上同样很少有人跟王建吉说话。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的，他守着锅炉房，守
着煤堆，以前跟他说话的就不多。只是现在变得更少。没把他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
名论处，厂里无一人去追究。大家都知道他不够格。要说反动，他是够格的，一切
与集体意识背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反动的，这没什么好说；但权威他就不够格了，
何况是学术权威。那时候学术不是个好东西，知识也不是个好东西，但奇怪的是，
要是谁比别人多认几个字，却很喜欢拿出来炫耀。可以炫耀于人的，王建吉沾不了
边，他只会耍流氓，只会偷瓷盆。

    尽管放王建吉回家之前，山上的瓷盆就一个也不剩了，但没有人去过问。

    有什么好过问的？你又去过问谁？记住王建吉是小偷就行了。

    王建吉处在集体的蔑视里，可他似乎并不因此而不悲伤，依然准点上班，空闲
下来，依然专心致志地拍煤堆，远远地望见工程师夫妇，依然深怀景仰。

    只在夫妇俩从他视线里消失之后，惆怅才泛上他的心头。他坐下来，想抽支烟，
伸手去兜里掏，掏了衣兜又掏裤兜，却掏不出一支烟来。自从降了工资，他就不再
买烟了。

    他把头低下去，露出亮光光的头皮，自言自语：我拿去的是个双料盆儿，拿回
来的是单料盆儿……

    不悲伤，或者说不做出悲伤的样子，既是他的尊严，同时也是跟工程师夫妇学
的，可这时候他也犯糊涂了：当那夫妇俩离开人群之后，也从来没为自己悲伤过吗？
他们都还没上六十岁，头发却自得那么干净彻底，白得像蚕丝一样，难道不能泄露
一点他们心里的秘密吗？

    有天中午，工程师夫妇饭后散步，走到锅炉房外，见王建吉在拍煤堆，两人对
视一眼，又对视一眼。之后，江工程师喊他了：王师傅。

    王建吉停下手。

    江工程师问：你儿子呢？

    王建吉受宠若惊，江工程师竟问起他儿子！

    他乐呵呵地说，我儿子在学堂里。

    江工程师说，晤……你儿子，真乖！

    那天下班后，王建吉是跑回家的。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江工程师表扬他儿子的话，说给他儿子听。

    可就在这一天，我母亲死了。

    母亲死后没几天，就下起了雪。

    雪片扯天扯地，把清溪河都下白了。只一会儿工夫，积雪就从凤凰山奔跑下来，
舒舒坦坦地横躺在街面上。这时候春天已走了很远的路，谁也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
雪。

    多年以后，我利用春节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我的归期，从清早就坐在门口迎
接我，直到下午三点过才把我接住。这时候的父亲王建吉，已老得不成样子了，头
发自然更少，灰扑扑的，干枯而凌乱；从凳子上起身，也要扶着门框，腰再也站不
直。

    哪怕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动作，也被岁月没收，不再属于他了。

    他的这种老态，浓缩了他的全部生活。

    母亲死后，父亲没再续弦。尽管有几个寡妇都愿意跟他过日子，他却一个也没
答应。他害怕将来的继母对我和妹妹不好；不是打我们骂我们克扣我们吃穿的那种
不好，而是不让我和妹妹读书。家里穷得一片多余的纸也没有，还读什么书呢？关
键是读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最通常的也是当时最合情合理的逻辑，但锅炉工王建吉
却不按这逻辑行事。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工程师夫妇回了重庆，听说是得到解放
了，王建吉让我们读书的劲头也就更大。妹妹上高中那年，王建吉退休，他的退休
金无法把儿女的学业支撑起来（那时我是大一学生），便跟随民工潮南下广东，在
建筑工地上推斗车。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已基本上不包分配，找工作的难度也在逐
年增加，新的读书无用论，已不是在暗流里涌动，而是被许多人接受了。知识虽不
再反动，却也说不上有多少益处：读书不就是为了挣钱吗，现在打工也能挣钱，等
你又花钱又误光阴地念完大学，却成为待业青年，结果还比不上一个打工仔！每当
有人拿这样的话去劝王建吉，王建吉都笑眯眯地摇头，那样子仿佛是说：你们不懂！
他在广东一直干到妹妹读大三，我一再表示我有能力把妹妹供毕业，他才肯回到镇
上的家里……

    往年的除夕，都是我一家人，妹妹一家人，围着父亲团团转，今年就冷清了，
只我一个人回来。我儿子下半年中考，寒假要补课，他妈妈也就动不了身；妹妹半
月前随一个科研队去了巴基斯坦，妹夫便没心思带着孩子往乡下跑。父亲明显很失
落。抓住这机会，我再一次说：爸，你去跟我住，或者跟妹妹住，省得一个人寂寞。
他照旧不同意，说我在这里住惯了。你去城里待一段时间，同样能习惯。他低头不
语，过一阵说，你们妈在这里，总不能撂下她不管，总得留个人守住她。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母亲埋在凤凰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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