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到厂里,大家没有“促生产”,而是继续“干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王建 吉。王建吉的骨子里扎着一块毒根,如果不把它挖出来,不仅害了他本人,还会传 染给别的职工。厂里在篮球场上开大会,搬出一口长条形木箱做了台子。王建吉被 押到那台子上。刚站上去的那一刻,他感到身上涌过一阵暖流。这股暖流是工程师 夫妇传递给他的。自从二人来到这里,每次开类似的大会,都要搬出这口木箱,他 们都自觉地站到木箱上去。王建吉学夫妇俩的样,佝腰低头,双臂鞭子一样垂着。 与工程师夫妇不同的是,他们站上来,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而王建吉的头上,戴 的是那个被他“偷”回来的白瓷盆。主持会议的是办公室主任,他让王建吉自己先 挖那块毒根。 这是通常的程序,以前对工程师夫妇,也是这么做的。 王建吉平时在单位上少言寡语,都以为他放不出几个响屁,哪知他口若悬河, 说了好长一串! 不过,他没说几句,台下就发出了笑声。 他说的那些话,全是工程师夫妇以往说过的,他背下来了,背得滚瓜烂熟。 两年前对一个讨口要饭的女子如何偷偷摸摸耍流氓,今天又如何偷了瓷盆,他 竟一个字也没提! 主持人严肃地制止了大家的笑声,之后狠狠地瞥了工程师夫妇一眼。夫妇俩今 天没站台子,但也没资格坐,肩并肩地立在台下一侧。他们的腰弯得很深,坐在台 下的人,也只能看见两颗白得晃眼的头,看不清他们的脸。主持人瞥了他们一眼, 并没对他们说什么话。他早就厌烦了自己说的那一套,只希望快些完成任务,好让 自己松口气。现在,可说任务已完成一半(另一半是整理材料)——一个锅炉工, 一个文盲,偏把自己标榜成反动学术权威,这比偷盗严重得多的罪名,可不是别人 加的,是你王建吉自己加上的,那么好,他就可以简便地以这样的罪名给王建吉定 性;至少,他是中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 晚上,王建吉被关在堆放杂物的库房里,等候发落。 材料很快整理出来,送到了书记和厂长的手里。书记去问厂长,你看呢?厂长 没回话。书记说,分明就是个文盲,却说成反动学术权威,报到上面去,不是闹鸡 巴笑话吗? 其实厂长也是这意思。两人一合计。把材料压下了。 但王建吉并非没付出代价。他被关了两天才放回家,工资也降了一级。 王建吉的工资是我们家唯一的果树,渴了饿了,都只能望着它;我和妹妹上学, 还有给母亲治病,也必须靠它。他的工资本来就那么少,少得要用那笔钱来安排一 家人的生活,比挣下那笔钱本身还难。现在降了一级,我们家的日子,只能一圈一 圈地拧紧螺丝。母亲是怎样拖着病体,阻止螺丝继续拧紧以防滴水不漏的?我不知 道,那时候也从没去想过。偶尔,母亲从菜场回来,还从包里掏出两颗糖,是那种 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的薄荷糖,给我和妹妹一人一颗。我们先把糖纸舔得寡淡,再 把糖果小心翼翼地放在舌尖上。这时候,母亲神态安详,根本看不出她有病。她像 一架固执的弹簧,随时准备承受生活之重——可她的那颗心,却在被迅速蚀空。 她的丈夫、我们的父亲王建吉,实在太不争气了。上次跟那个女孩子的事,她 打心眼里是相信王建吉的,这从她从没因此跟王建吉吵过,甚至没说过一句抱怨的 话,可以得到证明。听说那个女孩死在了土丘上,她还红了眼圈,嘴唇张开,急促 地呼吸。她之所以不惜体力在人前风风火火,把激昂的样子做给人看,不是不相信 自己丈夫,只是她相信丈夫,却更相信集体的力量。那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她想以 自己的方式与那种力量对抗(其实,在本质上是对那种力量的顺从,只是母亲自己 认识不到);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取得了成功,至少让那些希望在她身上表现自己 怜悯心的人,说不出话来。可这次就不同了,王建吉明明偷了一个瓷盆一在母亲的 观念中,王建吉的行为同样是“偷”而不是“拿”——几百双眼睛盯住的,她还能 在人前把高兴的样子做出来吗? 真要那么做,就是不知羞耻。 家里穷,这是事实,但另一个更大的事实在于,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穷人都去偷 ;自古以来,偷窃都是可耻的,不仅打自己的脸,还打祖宗八代的脸。母亲抬不起 头。当我和妹妹不注意的时候,她常以怜惜到骨髓里去的目光看我们。我和妹妹黯 淡的前景,在她眼里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她跟丈夫说话的时候明显减少。 王建吉去问她病情,她总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反正都这样儿了。 随后背过脸去。 她背过脸去的时候,王建吉就把头低下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头发变得那么少,像被拔过几遍的菜地,能轻易瞧见地皮 的亮光。他比我母亲大了差不多十岁,但现在也才刚上四十,头发不该掉得这么厉 害。 单位上同样很少有人跟王建吉说话。不过这没什么奇怪的,他守着锅炉房,守 着煤堆,以前跟他说话的就不多。只是现在变得更少。没把他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 名论处,厂里无一人去追究。大家都知道他不够格。要说反动,他是够格的,一切 与集体意识背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反动的,这没什么好说;但权威他就不够格了, 何况是学术权威。那时候学术不是个好东西,知识也不是个好东西,但奇怪的是, 要是谁比别人多认几个字,却很喜欢拿出来炫耀。可以炫耀于人的,王建吉沾不了 边,他只会耍流氓,只会偷瓷盆。 尽管放王建吉回家之前,山上的瓷盆就一个也不剩了,但没有人去过问。 有什么好过问的?你又去过问谁?记住王建吉是小偷就行了。 王建吉处在集体的蔑视里,可他似乎并不因此而不悲伤,依然准点上班,空闲 下来,依然专心致志地拍煤堆,远远地望见工程师夫妇,依然深怀景仰。 只在夫妇俩从他视线里消失之后,惆怅才泛上他的心头。他坐下来,想抽支烟, 伸手去兜里掏,掏了衣兜又掏裤兜,却掏不出一支烟来。自从降了工资,他就不再 买烟了。 他把头低下去,露出亮光光的头皮,自言自语:我拿去的是个双料盆儿,拿回 来的是单料盆儿…… 不悲伤,或者说不做出悲伤的样子,既是他的尊严,同时也是跟工程师夫妇学 的,可这时候他也犯糊涂了:当那夫妇俩离开人群之后,也从来没为自己悲伤过吗? 他们都还没上六十岁,头发却自得那么干净彻底,白得像蚕丝一样,难道不能泄露 一点他们心里的秘密吗? 有天中午,工程师夫妇饭后散步,走到锅炉房外,见王建吉在拍煤堆,两人对 视一眼,又对视一眼。之后,江工程师喊他了:王师傅。 王建吉停下手。 江工程师问:你儿子呢? 王建吉受宠若惊,江工程师竟问起他儿子! 他乐呵呵地说,我儿子在学堂里。 江工程师说,晤……你儿子,真乖! 那天下班后,王建吉是跑回家的。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江工程师表扬他儿子的话,说给他儿子听。 可就在这一天,我母亲死了。 母亲死后没几天,就下起了雪。 雪片扯天扯地,把清溪河都下白了。只一会儿工夫,积雪就从凤凰山奔跑下来, 舒舒坦坦地横躺在街面上。这时候春天已走了很远的路,谁也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 雪。 多年以后,我利用春节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我的归期,从清早就坐在门口迎 接我,直到下午三点过才把我接住。这时候的父亲王建吉,已老得不成样子了,头 发自然更少,灰扑扑的,干枯而凌乱;从凳子上起身,也要扶着门框,腰再也站不 直。 哪怕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动作,也被岁月没收,不再属于他了。 他的这种老态,浓缩了他的全部生活。 母亲死后,父亲没再续弦。尽管有几个寡妇都愿意跟他过日子,他却一个也没 答应。他害怕将来的继母对我和妹妹不好;不是打我们骂我们克扣我们吃穿的那种 不好,而是不让我和妹妹读书。家里穷得一片多余的纸也没有,还读什么书呢?关 键是读书有什么用呢?这是最通常的也是当时最合情合理的逻辑,但锅炉工王建吉 却不按这逻辑行事。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工程师夫妇回了重庆,听说是得到解放 了,王建吉让我们读书的劲头也就更大。妹妹上高中那年,王建吉退休,他的退休 金无法把儿女的学业支撑起来(那时我是大一学生),便跟随民工潮南下广东,在 建筑工地上推斗车。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已基本上不包分配,找工作的难度也在逐 年增加,新的读书无用论,已不是在暗流里涌动,而是被许多人接受了。知识虽不 再反动,却也说不上有多少益处:读书不就是为了挣钱吗,现在打工也能挣钱,等 你又花钱又误光阴地念完大学,却成为待业青年,结果还比不上一个打工仔!每当 有人拿这样的话去劝王建吉,王建吉都笑眯眯地摇头,那样子仿佛是说:你们不懂! 他在广东一直干到妹妹读大三,我一再表示我有能力把妹妹供毕业,他才肯回到镇 上的家里…… 往年的除夕,都是我一家人,妹妹一家人,围着父亲团团转,今年就冷清了, 只我一个人回来。我儿子下半年中考,寒假要补课,他妈妈也就动不了身;妹妹半 月前随一个科研队去了巴基斯坦,妹夫便没心思带着孩子往乡下跑。父亲明显很失 落。抓住这机会,我再一次说:爸,你去跟我住,或者跟妹妹住,省得一个人寂寞。 他照旧不同意,说我在这里住惯了。你去城里待一段时间,同样能习惯。他低头不 语,过一阵说,你们妈在这里,总不能撂下她不管,总得留个人守住她。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母亲埋在凤凰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