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记忆中当时已近黄昏。我和大我一岁的哥哥正在门前的空地上玩耍，忽听有人
吆喝：“卖——小板凳。”抬头一看，是一个中年汉子，扁担两头的架子上挂满了
小板凳，正踩着长长的影子从面前经过。父亲闻声而出，从后面叫住了他，我和哥
哥也围拢了过去。中年汉子回头一脸殷勤地招呼：“要买吗？桑木的，可结实了。”
那时我刚过三岁，不懂什么桑木不桑木，只记得新打的凳子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刨光的表面纹理夺目。父亲精心挑选了两张，付了钱，转身进屋拿出笔墨，就着夕
阳的余晖，在小板凳背面写上我和哥哥各自的名字，并标上日期。

    那是一九五四年四月的事。我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当时父亲轻灵的笔触在心中
挑起的那种神奇的感觉。我的名字仿佛不是被写上去，而是幽灵般地被一根魔杖从
象牙色的木质深处召唤出来。不过，假如不是因为那两张小板凳本身的一再提示，
我的有关记忆恐怕也早已湮灭在遗忘的深渊里了。

    说来近乎一个小小的奇迹，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家历经坎坷，数度搬迁，不知扔
了多少破烂，可是这两张小板凳却始终完好无损地跟随着，像两只长不大也不愿长
大的、忠实的小狗。这和珍惜与否无关，它们是太皮实了。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
个，援引老大老二之例，每添一个弟弟，就添一张小板凳，其“日常待遇”可想而
知：高兴起来当成玩具（尤其是当成战争游戏中的攻防武器），不顺心时就是出气
筒，真不知被摔踢过多少回。随着岁月流逝，三个弟弟的都先后朽坏，不知所去了，
唯有我和哥哥的两张，尽管表面早已被汗渍得发红，背面则霉成了灰黑，却历久弥
坚，越活越见筋骨，连打楔子、焊榫头这样的小手术都未曾需要过。南方潮湿，木
器常遭虫蛀，奇怪的是，蛀虫从不光顾这两张小板凳，仿佛对它们心怀敬畏似的。

    我注意到这小小的日常奇迹是在学诗以后，每每独自对着它们发呆，心想要是
能把诗写得像这两张小板凳那样，不松不懈，经得起岁月摔打就好了。有时我会故
意把它们轮番拎起来再扔下去，听着落地时笃笃实实的一声响，感受那莫名的快慰
和惆怅。我一直怀有一个荒唐的念头，应该见识一下打制它们的那位木匠。对我来
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木匠。

    但是，这几年再见到那两张小板凳时，我的心绪却全变了。不！首先是它们的
意味全变了。先是大哥不耐病痛撒手人寰；紧接着，本已从容挣破病魔扼制的父亲
亦遽然离去，其间相隔尚不足一年！我和亲人们满怀连遭命运伏击的悲愤和无奈哭
了又哭；泪眼模糊中，那两张小板凳也悄然褪去了原本的诗意，转而成了生命无常、
物是人非的惨痛见证。

    父亲走得突然，以致来不及留下哪怕一句话的遗嘱。静时不免就想，假如时间
允许，他会说什么呢？可以肯定他不会说得很多，但我仍然无法代他立言。每逢此
时，小板凳就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在眼前，而父亲当年就着夕阳为我和哥哥写上各自
名字的情景也随之涌出：轻灵的笔触在象牙色的背板上迅疾移动，默无声地渗向深
处……

    直到一天我做了个梦。梦中的小板凳眼睁睁地变成了一个活物。它先是悠悠地
升上半空，然后模仿着父亲熟悉的笔迹在空中写着什么。我看得不甚分明，似乎在
写我的名字；正待仔细分辨，它却闪电般侧身而下，带着啸音重重地撞在我的胸口。
我大叫一声醒来，只觉背后冷汗涔涔，犹能感到心头的余痛。突然我隐有所悟。我
想这就是父亲的遗嘱了，它胜过万语千言。大哥若在，定也会同意我的想法。

    我开始把我的小板凳当成一个生命对待（尽管它不在身边），并尝试着和气、
谦逊、清正以及把这些综合在一起的坚韧。在中国要做一个父亲，广而言之，做一
个人，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品质了。同时我也不想隐瞒从中感到的一份酸
楚，它来自高不可问的命运。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然而，让一个儿子真实地谈论父亲却要困难得多。孩
童时父亲是他心目中的“大人物”、近在身旁的权威和无意识模仿的楷模；青春期
父亲是他私下反抗的对象、莫名敌意的所指和检验自身独立性的镜子；而等到他足
够成熟，可以和父亲像两个男人那样面对面谈话的时候，却又会因为不深不浅的阅
历和意识到的差异而产生某种盲目的自尊，以及不愿彼此伤害的谨慎。这种情形一
直要到父亲臻于老境才会有所改变；然而及至此时，理解的渴望早已让位于经过岁
月过滤的亲情，他宁愿更多地恪守对父亲的无言敬意。

    父亲极少提起他少时之事，我们只能间接地探知一鳞半爪。据祖母说，父亲早
慧，读私塾时在乡邻四里颇有点儿名气。“他画也画得好，八九岁时总在江滩上画
双枪陆文龙，活灵活现，一位老先生看了说，这伢儿长大了不得了。”我是诸兄弟
中唯一见过父亲绘画手迹的。那是“文革”期间，我步行“串联”串到了姨父家。
一天吃午饭时姨父突然神秘地说：“快吃，吃完了给你看样好东西。”我三口两口
扒完了，跟着他来到卧室的一张旧宁式床前。床迎头雕板上原先嵌画的地方当时照
例都贴着毛主席语录。姨父小心翼翼地取掉图钉，揭开语录，露出藏在里面的画。
“这是我和你姨妈结婚时你爸画了送给我们的，一共三幅。那时他才十八岁。”姨
父边说边如法炮制，揭去了另两幅语录。我凑过去，就着昏暗的光线仔细看了，都
是中国画，印象中属青山绿水一路，风格甚为隽秀。可惜数年后我再想看时，那三
幅画已连同那张旧宁式床一起被“处理”掉了。

    十岁那年父亲去南京插班读小学四年级，寄寓在他姑母也即我姑奶奶家。初中
毕业后因家境不济被迫辍学。谁都没想到他一边在小学代课糊口，一边发愤自修完
了高中课程，于次年径直考取了金陵大学政法系。姑奶奶提起这一点甚为自豪，说
父亲当时虽然年纪小，又少三年学历，但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两年后父亲转至安
徽国立大学，在班上被同学戏称为“小总理”，可见其才、胆、学、识都胜人一筹
；此外大约也是喜欢指点江山，很有点儿自以为是的。我曾试图就此请父亲说点儿
什么，他含含糊糊对付过去了，显然是不愿谈；但证之以家中保存的他大学毕业时
的照片，大概是不错的。照片上他头戴学士帽，身着法官袍，可谓器宇轩昂，英姿
勃发。小时常听到父亲的一句口头禅是“一切人生困苦都不在话下”，斯之谓也。

    守灵之夜，四周挽联挽幛低垂，我痴痴地看着父亲的遗像。遗像所用照片是一
九八六年他第二次心肌梗塞猝发，缓转出院后拍的，当时开玩笑说是“九死一生的
纪念”。照片上的父亲静穆、端庄，眉宇间一派与世无争的安详。不知为什么他那
张大学毕业照一下子就叠映在上面，泪水禁不住又一次汩汩涌流……

    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命运不公。前些年我集中思考前辈诗人的心路历程
时，曾问过他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如若当初怎样，可能将会怎样。父亲轻轻摇
了摇手，只说了一句：“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我不认为在他听来我的提问毫无
意义。业已铸定了的历史无从假设是一回事，追问历史是另一回事；就好像历史的
选择是一回事，以此作为口实使一切合理合法化是另一回事一样。个人在历史面前
的无力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成为以历史的名义施虐的正当理由。我相信父亲私下里未
必没有考虑过这些；那么，我无意间触及了他心头的隐痛了吗？

    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历史的选择”。被事后认定为“历史的选择”的，其实
不过是当下许多活生生的选择综合形成的大势；而对像父亲这样的一介书生来说，
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和道德、正义、良心，和人生地平线上的远景联系在一起
的。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起过大学期间他所经历的反差巨大的心情变化。一九
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他刚读完大一，“国民政府”凯旋还都，举行盛大入城式时他是
狂热的欢迎人群中的一员。当时胸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心想这下国家有望了。然
而一九四八年他大学毕业时，对国民党统治却早已完全绝望。

    那时他已偷偷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
经常怀想一个叫王亚平的共产党人。此人是活跃在老家一带的新四军某分队的分队
长。我曾祖父在当地算是一个乡绅，其时任两面政权的保长。王带着队伍过来时，
大都落脚在我家，队部就设在曾祖父的书房里。父亲寒暑假回去，常常能见到他。
“王当时不到三十岁，气质风流儒雅，极富感染力。”多年后父亲忆及他时仍然极
为倾心，“参加革命前是一个读书人，也喜欢结交读书人。”他称父亲为“大朋友”，
无事常叫父亲去书房长谈，甚至抵足而眠作彻夜谈。他显然很看重父亲。父亲最后
一次见到他是抗战胜利前一年。他反复动员父亲去延安“抗大”，说可以由他保荐，
并为此半正式地与我祖父母进行过交涉。但过后不久，他就在一次鬼子的偷袭中牺
牲了。

    我问父亲，假如王没有死，他会不会去延安？他笑了笑，说不知道。这毫不奇
怪，父亲一直受的是所谓“正统”教育，其时没有疑虑和游移，反倒不正常了。不
过，当他一九四八年仲冬独自提着一只皮箱直奔下关码头时，却是不折不扣铁了心
的。

    其时南京城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不仅封了江，盘查也比平常严苛得多，稍觉可
疑，便会被诬为“匪谍”、“通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父亲找在“国防部”
做文书的姑爷爷借了一身军装，诡称去上海，却在半途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船，星
夜回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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