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老家父亲集资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民办小学，自任校长。大军渡江前夕，终于
实现夙愿，参加了革命。当时新建的地方政权人才奇缺，像父亲这样的名牌大学生
更是“宝贝疙瘩”。从扬州专员公署到泰州专员公署，父亲一直颇受器重；而他也
没命地投身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母亲生我们前面
弟兄四个时，他不仅从未在母亲身边，而且一再推迟回家探视的行期，以致母亲至
今说起，仍有幽幽的怨气。

    然而“宝贝疙瘩”很快就宝贝到了头。一九五三年父亲响应号召下基层，到我
的生长地江苏仪征参与创办仪征师范，先任教导主任，次年任副校长，然后在类似
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五年。

    这和通常所谓的“官场失意”无关。真要说失去了什么的话，不如说首先失去
了生活价值中最基本的“原始正义”。体制内的升迁与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
奖惩手段而使父亲受到这种无言惩罚的既不是他的工作能力，也不是他的忠诚程度。
它来自某种莫须有却又像幽灵般摆脱不掉的“信任危机”。“肃反”时某日，我们
家租寓的院子里突然住进了一位党员工友，说是夫妻失和，避一避“气头”。既同
为房客，父亲也没在意，倒是时常过去劝慰一番，生活上亦百般予以照顾。那位工
友感动之余，竟不顾“组织原则”，悄悄找母亲透了“底”：他们夫妻压根就不存
在什么失和的问题，他来这里是接受了“组织上”的委派，监视父亲日常言行的。

    内心磊落的父亲深感震惊。为了报答组织上的关怀，他只有更加勤勉地工作，
更加谨慎地生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时他还兼任着学校的“肃反”领导小组副
组长。好几年以后才知道，事情起因于我的两个叔叔。说起来那又是一起骇人听闻
而又荒诞无稽的“家族敌特集团”冤案，其结论是“案情重大，查无实据”。更年
轻的一代人恐怕已很难理解这类玄妙结论的“玄机”所在，充其量只是将其当做某
种乏味的政治人类学知识，但对父辈们而言，却是一种足以支配命运的活生生的现
实力量，终其一生都走不出其无所不在的暧昧阴影。父亲有所耳闻后曾想找组织上
“说清楚”，但该找谁说，又怎么说呢？只有自我消化，“正确对待”了。

    我也曾有过多次被要求“正确对待”的经验，对此一类术语的政治—心理学内
涵虽谈不上深知个中三味，却也算有所领教。仅仅说此乃一种十足的卡夫卡式的荒
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事者还必须进一步把这种荒诞化做内心的道德律令。正如
作为隐喻性修辞，它暗示了某种单行道式的、不可更易的现实关系一样，作为道德
律令，它通过提供自欺的升华来掩盖其双重的压抑机制。时至今日不妨设想一下，
一个人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胃，才能“消化”那段历史；需要有怎样的修持功夫，才
能“正确对待”业已被那段历史铸定了的自身命运呢？

    所谓“业已被那段历史铸定了的自身命运”并非如其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是过
去时意义上的说法。这里“铸定”一词具有逻辑的全部先验性和粗暴意味。它使一
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了某种三段论式的展开过程，从而使“命运”直接等同
于“宿命”。如果说对每一个词的感性体悟都是一次启蒙的话，那么很不幸，我的
命运启蒙恰好来自类似的体悟。

    那是一九六八冬天，我和大哥赴农村插队的前夕。早两天父亲就关照说，行前
要找我们“谈一次”。他说这话时神态之严肃，语气之郑重，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成人感。回头看，也可以说那次谈话是履行了我们的
“弱冠之礼”。

    “从明天起你们就要独立生活了，今后的路要靠你们自己走了。作为父亲，我
觉得有必要把我的历史问题向你们交代清楚。当然你们肯定已经隐隐约约听说了一
些，正因为如此，就更应该说清楚。”

    昏暗的二十五瓦灯泡；窗外西北风尖厉的呼啸；父亲低垂的目光；他枯涩的语
流中潜藏着的深深歉意，以及所有这一切交织成的极度压抑气氛……二十八年了，
我仍然记得那次谈话的几乎每一个细节。父子两代被“历史问题”这个当时的“大
字眼”压得喘不过气来。

    父亲在南京读大一时正值汪伪政权濒临崩溃。为了造势壮胆，也为了制造尽可
能大的对立面，伪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卑劣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强奸民意，让大学生
集体入“党”。是年初夏，父亲班上的一位同学曾往他寄寓的姑母家中送过一张
“党证”。当时父亲去了江北老家，我姑奶奶不明就里，便留下了。待我父亲回来
说起，因此事既未征求过本人意见，又未履行过任何手续，父亲只觉可笑，随便应
一声，转身也就忘了。不料“肃反”过后那位同学为了“立功赎罪”，给我父亲所
在单位写了一封检举信。其时父亲刚刚入党，有关负责人遍阅个人履历材料，未及
此事，这就足以构成了“欺骗组织”之嫌。于是内查外调，多方寻证，虽无新的发
现，然终不放心。一年预备期期满后又延长一年，再期满时，正赶上“反右倾”。

    此一期间父亲工作克勤克俭，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却无法阻止那高悬的达摩克
利斯之剑终于落下。父亲去世后我曾翻阅过他那一阶段的日记，真可谓字字悲苦，
满纸伤痛。见到处分决定的那篇写道：

    ？摇？摇？摇？摇XX递过文件，“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几个字狰狞地看着我…
…

    另有一篇和我有关：

    ……电影散场后回家，渡儿突然问：“爸爸，你是共产党员吧？”相询之下，
才知白天他和小朋友为此发生过争执，内心不觉一阵刺痛……

    此事我虽已毫无记忆，但当时读到，内心同样不免一阵刺痛。我想到父亲的
“刺痛”固然部分是出于自伤，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因为不忍孩子受到了无辜伤
害？而我当时年幼，伤害了父亲却不自知，虽属无意，终是不懂事；现在感到“刺
痛”，已然晚了。

    父亲因“历史问题”所受的处分整整二十年后才予以改正，恢复了党籍，党龄
从当初的预备期算起。我是在校园里倚着一段竹篱笆读家书知道这一消息的。父亲
说到此事时口气很节制，位置也处在信末，属于“顺便告知”一类；但我心里清楚
他其实挺激动。人总需要某种归宿感，而父辈中大多数人的归宿感跳不出政治的圈
圈；父亲尽管一直努力保持书生本色，且早已宠辱不惊，但在这一点上亦不能外，
只不过他和当初一样，更多的是从道德、正义、良心的角度理解政治罢了。现在政
治上的冤屈得以澄清，道德上的错误得以改正，良心上的缺憾得以弥补，可见历史
到底是公正的，他能不为之激动吗？

    然而我却激动不起来，或者只是在另一向度上激动。那天傍晚我绕着竹篱又弄
什么呢？是算这种“公正”自我证明的演绎程序必要的统计资料呢，还是为了认识
这种“公正”，所必须付出的庞大“学费”的一部分？抑或干脆只是一些政治纳税
人对这种“公正”应尽的义务？真正思之可怖的是，所有这—切似乎早在一九四五
年初夏的某一天，就由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通过一张莫名其妙的“党证”预先设置
好了。这一纯粹偶然的事件像一颗种子蕴藏着果实那样，把丰富的人生可能性变成
了单一的因果关系，所谓“公正”据此把自己显示为某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铁的必
然性。

    这样的“公正”乃是彻底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公正”。由这种“公正”所支配
的命运无非是格式化、公式化的命运。它与其说是生命的运行，不如说是对生命的
持续诅咒，并且连咒语都是从外部强加的。没有什么比这种“公正”更野蛮的了。
必须永远告别这种野蛮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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