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老家父亲集资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民办小学,自任校长。大军渡江前夕,终于 实现夙愿,参加了革命。当时新建的地方政权人才奇缺,像父亲这样的名牌大学生 更是“宝贝疙瘩”。从扬州专员公署到泰州专员公署,父亲一直颇受器重;而他也 没命地投身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母亲生我们前面 弟兄四个时,他不仅从未在母亲身边,而且一再推迟回家探视的行期,以致母亲至 今说起,仍有幽幽的怨气。 然而“宝贝疙瘩”很快就宝贝到了头。一九五三年父亲响应号召下基层,到我 的生长地江苏仪征参与创办仪征师范,先任教导主任,次年任副校长,然后在类似 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三十五年。 这和通常所谓的“官场失意”无关。真要说失去了什么的话,不如说首先失去 了生活价值中最基本的“原始正义”。体制内的升迁与否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 奖惩手段而使父亲受到这种无言惩罚的既不是他的工作能力,也不是他的忠诚程度。 它来自某种莫须有却又像幽灵般摆脱不掉的“信任危机”。“肃反”时某日,我们 家租寓的院子里突然住进了一位党员工友,说是夫妻失和,避一避“气头”。既同 为房客,父亲也没在意,倒是时常过去劝慰一番,生活上亦百般予以照顾。那位工 友感动之余,竟不顾“组织原则”,悄悄找母亲透了“底”:他们夫妻压根就不存 在什么失和的问题,他来这里是接受了“组织上”的委派,监视父亲日常言行的。 内心磊落的父亲深感震惊。为了报答组织上的关怀,他只有更加勤勉地工作, 更加谨慎地生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那时他还兼任着学校的“肃反”领导小组副 组长。好几年以后才知道,事情起因于我的两个叔叔。说起来那又是一起骇人听闻 而又荒诞无稽的“家族敌特集团”冤案,其结论是“案情重大,查无实据”。更年 轻的一代人恐怕已很难理解这类玄妙结论的“玄机”所在,充其量只是将其当做某 种乏味的政治人类学知识,但对父辈们而言,却是一种足以支配命运的活生生的现 实力量,终其一生都走不出其无所不在的暧昧阴影。父亲有所耳闻后曾想找组织上 “说清楚”,但该找谁说,又怎么说呢?只有自我消化,“正确对待”了。 我也曾有过多次被要求“正确对待”的经验,对此一类术语的政治—心理学内 涵虽谈不上深知个中三味,却也算有所领教。仅仅说此乃一种十足的卡夫卡式的荒 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事者还必须进一步把这种荒诞化做内心的道德律令。正如 作为隐喻性修辞,它暗示了某种单行道式的、不可更易的现实关系一样,作为道德 律令,它通过提供自欺的升华来掩盖其双重的压抑机制。时至今日不妨设想一下, 一个人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胃,才能“消化”那段历史;需要有怎样的修持功夫,才 能“正确对待”业已被那段历史铸定了的自身命运呢? 所谓“业已被那段历史铸定了的自身命运”并非如其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是过 去时意义上的说法。这里“铸定”一词具有逻辑的全部先验性和粗暴意味。它使一 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了某种三段论式的展开过程,从而使“命运”直接等同 于“宿命”。如果说对每一个词的感性体悟都是一次启蒙的话,那么很不幸,我的 命运启蒙恰好来自类似的体悟。 那是一九六八冬天,我和大哥赴农村插队的前夕。早两天父亲就关照说,行前 要找我们“谈一次”。他说这话时神态之严肃,语气之郑重,都是此前从未有过的。 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成人感。回头看,也可以说那次谈话是履行了我们的 “弱冠之礼”。 “从明天起你们就要独立生活了,今后的路要靠你们自己走了。作为父亲,我 觉得有必要把我的历史问题向你们交代清楚。当然你们肯定已经隐隐约约听说了一 些,正因为如此,就更应该说清楚。” 昏暗的二十五瓦灯泡;窗外西北风尖厉的呼啸;父亲低垂的目光;他枯涩的语 流中潜藏着的深深歉意,以及所有这一切交织成的极度压抑气氛……二十八年了, 我仍然记得那次谈话的几乎每一个细节。父子两代被“历史问题”这个当时的“大 字眼”压得喘不过气来。 父亲在南京读大一时正值汪伪政权濒临崩溃。为了造势壮胆,也为了制造尽可 能大的对立面,伪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卑劣做法,其中之一就是强奸民意,让大学生 集体入“党”。是年初夏,父亲班上的一位同学曾往他寄寓的姑母家中送过一张 “党证”。当时父亲去了江北老家,我姑奶奶不明就里,便留下了。待我父亲回来 说起,因此事既未征求过本人意见,又未履行过任何手续,父亲只觉可笑,随便应 一声,转身也就忘了。不料“肃反”过后那位同学为了“立功赎罪”,给我父亲所 在单位写了一封检举信。其时父亲刚刚入党,有关负责人遍阅个人履历材料,未及 此事,这就足以构成了“欺骗组织”之嫌。于是内查外调,多方寻证,虽无新的发 现,然终不放心。一年预备期期满后又延长一年,再期满时,正赶上“反右倾”。 此一期间父亲工作克勤克俭,如履薄冰自不必说,却无法阻止那高悬的达摩克 利斯之剑终于落下。父亲去世后我曾翻阅过他那一阶段的日记,真可谓字字悲苦, 满纸伤痛。见到处分决定的那篇写道: ?摇?摇?摇?摇XX递过文件,“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几个字狰狞地看着我… … 另有一篇和我有关: ……电影散场后回家,渡儿突然问:“爸爸,你是共产党员吧?”相询之下, 才知白天他和小朋友为此发生过争执,内心不觉一阵刺痛…… 此事我虽已毫无记忆,但当时读到,内心同样不免一阵刺痛。我想到父亲的 “刺痛”固然部分是出于自伤,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因为不忍孩子受到了无辜伤 害?而我当时年幼,伤害了父亲却不自知,虽属无意,终是不懂事;现在感到“刺 痛”,已然晚了。 父亲因“历史问题”所受的处分整整二十年后才予以改正,恢复了党籍,党龄 从当初的预备期算起。我是在校园里倚着一段竹篱笆读家书知道这一消息的。父亲 说到此事时口气很节制,位置也处在信末,属于“顺便告知”一类;但我心里清楚 他其实挺激动。人总需要某种归宿感,而父辈中大多数人的归宿感跳不出政治的圈 圈;父亲尽管一直努力保持书生本色,且早已宠辱不惊,但在这一点上亦不能外, 只不过他和当初一样,更多的是从道德、正义、良心的角度理解政治罢了。现在政 治上的冤屈得以澄清,道德上的错误得以改正,良心上的缺憾得以弥补,可见历史 到底是公正的,他能不为之激动吗? 然而我却激动不起来,或者只是在另一向度上激动。那天傍晚我绕着竹篱又弄 什么呢?是算这种“公正”自我证明的演绎程序必要的统计资料呢,还是为了认识 这种“公正”,所必须付出的庞大“学费”的一部分?抑或干脆只是一些政治纳税 人对这种“公正”应尽的义务?真正思之可怖的是,所有这—切似乎早在一九四五 年初夏的某一天,就由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通过一张莫名其妙的“党证”预先设置 好了。这一纯粹偶然的事件像一颗种子蕴藏着果实那样,把丰富的人生可能性变成 了单一的因果关系,所谓“公正”据此把自己显示为某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铁的必 然性。 这样的“公正”乃是彻底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公正”。由这种“公正”所支配 的命运无非是格式化、公式化的命运。它与其说是生命的运行,不如说是对生命的 持续诅咒,并且连咒语都是从外部强加的。没有什么比这种“公正”更野蛮的了。 必须永远告别这种野蛮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