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但我真正永远告别的却首先是父亲，念此不禁黯然神伤。正如所有的父亲都希
望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儿子，我也和所有的儿子一样，自小就希望有一个非比寻常的
父亲，一个可能的、想象中的父亲。假如我现在仍然这样希望，我想并不是出于幼
稚；因为阅历和成熟并非是泯灭这一心愿的理由。这种心愿根植于人性深处。它可
能被遗忘，被扭曲，却不会被泯灭。它比死亡的力量更强大。事实上这也是我写下
这篇文字的原始动力。

    然而在这篇文字中我只能面对一个平凡而普通的父亲，正如他的一生只是千百
万和他一样平凡而普通的父亲的缩影。我无法清晰地勾勒出那位可能的、想象中的
父亲的轮廓，尽管他肯定存在，因为我和现实的父亲一样平凡而普通。孟子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最早
从父亲口中听说这句话时不超过十岁，当时只觉热血沸腾；转眼我已四十出头了，
血的沸点自然也高了许多，知道那样的话终究只能由孟子那样的人来说才有分量，
常人引以自励尚可，却不可当真，否则徒然自我喜剧化而已。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
灵不会反对我这样说，至少不会因此责备我“没出息”。

    既非“斯人”，作为常人就只能如俗话所说的那样“认命”，就只能混同流俗，
就无由见出其“心志”和精神了吗？未必。常人自有常人的心志和精神；他甚至能
于寻常处显示出不寻常的心志和精神。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在“文革”中的一次经历。那是在一次批斗会上，父亲
和学校的另一位领导分别做完检查后，照例被宣布为“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
悔”。此时，一个造反派头头为了表明其“革命怒火”，竟鬼迷心窍地想出一手怪
招。他命令两位“当权派”各自打对方的耳光，以示惩戒。

    此言一出，立刻博了个“满堂彩”。那位领导是一把手，当然应该先出手。只
见他面如死灰，蹒跚着走到我父亲面前，右手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枯叶，却迟疑着怎
么也举不起来。四周静得能听得到彼此的呼吸。那位造反派头头喝道：“快点，磨
蹭什么！”

    两位老搭档几乎同时抬起一直低着的头，四目交接。只一瞬间，父亲便平静地
合上了眼睛。那位领导小声招呼：“老唐，对不起了。”说完轻轻在我父亲的脸上
拍了一下。

    周围哄的一阵，有人叫好，有人大喊：“太轻了，重来！”那位造反派头头带
着快意的微笑转向父亲：“现在轮到你去打他了。”

    父亲不动。他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父亲仍然不动。造反派头头恶意挑唆道：
“他已经打过你了，你为什么不去打他呢？”

    父亲瞥了他一眼，平静但坚决地轻声回答：“不，我不打。不能打。”

    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头头猛扑上来，揪住父亲的头发拳打脚踢，一迭声吼道：
“你竟敢抗拒造反派的命令！去打！去打！”旋即搬来两张木椅，架在一起挂在父
亲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不许抬头！什么时候想打了，再把椅子拿掉！”

    两张木椅加起来足有三十余斤，只靠一根四棱的横担挂在父亲的脖子上，其滋
味可想而知。不一会儿，豆大的汗珠便从父亲的脸上滚滚而下，但他始终骄傲。当
然也可以说他只不过做到了人所应该做到的：但我恐怕绝大多数人，也包括我本人
在内，彼情彼景下不易做到。问题不在于能否视强横为无物，在逆境中恪守普遍的
道德良知，而在于能否明知可以平衡道德良知仍不改初衷，向内建立起自己的人格
尊严。父亲的那位搭档打过游击，曾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说害怕造反派
的拳脚肯定是笑话：他真正害怕并最终未能战胜的，其实是无所措置时的惶惑和怯
懦。从另一角度说，他招呼在前而轻轻一拍在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暗示自
己在做戏，请求配合。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足以成为父亲原谅他的理由，而
我相信父亲也确实从一开始就已原谅了他。反过来，假如父亲也轻轻拍他一下，这
些同样足以成为父亲自我原谅、同时对方也会原谅的理由。我不认为以父亲之聪敏
当时会想不到这一层，正如我不认为他当时内心会一无惶惑和怯懦一样；然而他终
于战胜了自己，既没有为强横所利用，也没有为自己的惶惑和怯懦所利用。我心知
后者较之前者又不知要难过多少倍；父亲身负暴力的压迫和摧残而能做到这一点，
做儿子的能不为之感到由衷的骄傲吗？

    写到这里父亲和小板凳的形象忽又重合在一起，但心情不觉已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先前因有感于命运的高不可问而生的酸楚竟自淡了许多，虽然并未完全消失。
经验的盲目性毕竟是阶段人生的本质特征之一；岂但人，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法，
就连我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也是如此。仅此而言，常言所谓“命比人强”并无大错，
像贝多芬那样，能做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终究是极少数（甚至如贝多
芬者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之为人的关键不在于强过命运，
而在于始终不向命运屈服；不在于超然于命运之手的塑造之上，而在于即便在最困
难的情况下，也不怠地依其本性进行自我塑造，同时又不致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迷
失其本性。这就好比我那张小板凳，在被那位了不起的木匠制成之前并不知道自己
将是什么，犹如谁也不能说那棵桑树长着就是为了被打成小板凳一样；然而它之所
以能令我长期萦萦于怀，由视若诗的体现而视若父亲的遗嘱，就因为它始终是一张
不松不懈、经得起岁月的摔打、一拍当当响的小板凳。这个比喻的缺陷需要另一个
予以补充，即人同时是他自己的木匠和小板凳。

    如此说来，那位非比寻常的、可能的父亲也大可不必诉诸想象了。他其实一直
生活在我那所去不远的、平凡而普通的父亲体内。

    父亲在世时我曾经历过和他的多次告别，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六七年初秋为他送
秋衣的那次。当时“文革”武斗风正炽，交通中断，我是步行前往三十多公里外他
所在的山区中学的。在那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三天形同囚禁的生活，一起分食了母
亲捎去的唯一一块月饼。回城时经父亲再三恳求，造反派恩准他送我一程。在一处
高坡顶上父亲被押送的红卫兵喝令止步，他第一次像对大人那样握了我的手，然后
目送我离去。

    长长的、缠足布似的山区公路一眼望去空无一人。我还没走出几步，热泪就一
下子涌出了眼窝；再走几步，竟忍不住变成了号啕大哭。我一边哭一边埋头疾奔，
一口气下到坡底，其间几度回首，泪眼模糊中总见到父亲笔直的身影伫立原地，对
着我频频挥手。

    爬上对面的坡顶，我最后一次回过头去。父亲的身影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在正午秋阳晒起的空气涡流中微微晃动。昊天漠漠，四围寂然，我慢慢站定，提足
一口气，扯直了嗓子，明知父亲听不见，但仍然不管不顾地喊：

    “爸爸——”

    现在生离死别皆已成为过去，可我仍常常在心里喊：

    “爸爸——”

    我想父亲一定能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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