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面这组定格在我心中的不堪回首的画面,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 记不清多少回了,我试图将它从我的脑海里永远地删除,但结果都无济于事。 删除不成,我又力图将其慢慢地遗忘,抑或淡化,结果呢,同样效果不佳。 于是乎,我倏然明白,人的一生中,有些经历是难以忘怀,并将终身追忆的。 我之所以难以忘怀这段往事,在于我本身就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说得再明白 一点,我就是菊儿临死时念念不忘、游戏时当过她新郎的三哥。 在我们那个名叫小箐沟的村子里,我家算是比较富裕的。我家之所以沾上了富 的边儿,主要是因为祖父勤扒苦奔、节衣缩食地购置了两丘田土,汗爬雨滴、披星 戴月地立起了三间茅屋。一年到头,粗粮细粮搭帮着吃,能捞个半饱。于是,解放 初期土改的时候,顺理成章地就戴上了一顶“富裕中农”的帽子,离“富农”呢, 也就一步之遥。那年月,家庭成分既是显示个人价值的金字招牌,也是块遮挡风雨 的护身符。如果你出身贫下中农家庭,似乎就进了保险箱。因此,每逢有什么运动, 祖父总是惶惶然如惊弓之鸟,生怕与地主富农们一起站在台子上,让贫下中农批深 批透,然后再踏上一只脚,踏得你半个月直不起腰来。许多年以后,我在填写登记 表之类的表格时,总会在家庭成分栏前踌躇,为自己不能在中农的前面加上一个 “下”字而深感不安。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读懂祖父眼里的那种惶然和凄 婉。 然而,祖父和父亲与生俱来的勤苦,在新社会却有了充分展示的平台。短短几 年,我们家又在老屋的上面,立起了九个头的新房。清一色的杉木结构,沙墙一砌 到顶,牢实坚固,冬暖夏凉,村里人羡慕得直咂嘴。有了新房,从旧社会过来的三 间茅屋便成了空屋。于是,便时不时地常有人前来租住。 说不清是第几茬了,菊儿的父母成了我家老屋的住户。 我第一次见到菊儿,是一个冬日的午后。 那天,天气奇冷,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时不时地还裹挟着一阵雪米粒儿。我 们一家吃过午饭,正围坐在青烟袅袅的火堂边,关门闭户地烤火。突然,大门“嘎 吱”一声,菊儿的父亲拉着她,浑身瑟缩,一脸谦恭地挤进堂屋里。两个大大的鼻 孔,马一般不时喷出热气。 他就是二伯。 二伯中等个头,四十开外,一脸密密匝匝的络腮胡,森林一般竖立在古铜色的 脸庞上。也许是初来乍到吧,二伯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冻得有些僵硬的两只粗糙 的大手,不停地在衣襟下面磨搓,眼神惴惴的。 哎哟,是二伯来了。母亲闻声站起身去,热情地说,快,快来烤火。随即轻轻 地拂掉菊儿头上的雪花,哟,这是菊儿吧,长得真乖! 二伯轻轻地在地上跺了几脚,抖掉身上的雪花,把菊儿牵到母亲跟前,说,快! 快叫大娘呀! 菊儿脸蛋青紫,鼻头却冻得红红的,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里,倏然掠过一丝惊 恐,下意识地又往后退。 叫呀!二伯轻轻地推了菊儿一把,说,叫大娘啊,你是裤子包的? 大娘!菊儿怯怯地叫了一声。 乖!菊儿真乖!母亲拉着菊儿的手说,来,坐火堂边烤火,这鬼天,冷哩! 我这人向来是个人来疯,母亲话音刚落,便蹿将过去,一把拽过菊儿的手,说, 菊儿,来,快来烤火。 这是老三吧,二伯拽了一下菊儿的衣襟,说,叫三哥! 不是他是哪个。母亲笑着说,人来疯! 三哥!菊儿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脆生生地喊。 哎,我拖声摇气地应答。 你看,母亲打趣地说,还是娃娃们亲近哩! 是哩是哩,二伯仿佛做错了什么似的,一个劲儿赔着笑脸。 接下来,就围着火堂烤火。 我记得,二伯冒着严寒而来,主要是与家里商量怎么交房租的事。好像是每年 三斗包谷,分别在年初、年中、年末交清。倘届时不交,就罚一斗包谷。 谈完正事,二伯就要走,母亲热情地挽留,让他们吃了晚饭再回去。 二伯开始不肯,说家里还有事,站起身来,执意要走。 母亲劝他,说大雪天的,有哪样事,回去还不是烤火,住进来了,就成了邻居, 有啥好客气的,见饭就吃,见活就做,以后少不了麻烦二伯你呢。 父亲吧嗒着一管长长的叶子烟,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面无表情地说,整两杯再 走嘛!忙球个哪样? 我拽住菊儿的衣襟,也在旁边一个劲儿帮腔,二伯,吃了再走嘛! 二伯一听,反倒犯难了。走吧,好像怕以后帮忙干活似的。不走呢,第一次上 门就吃房东的饭,似乎又有点难为情。菊儿呢,在我的挽留下,也是一副不情愿走 的样子。 僵持了半天,二伯架不住我们的热情挽留,这才留了下来。 母亲麻利地从吊在火堂上的炕巴里割下一刀腊肉,忙着做晚饭去了。 我们一边烤火,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冲壳子。 突然,菊儿盯着我的头,叽叽咕咕地趴在二伯的怀里磨蹭。 二伯扬起头看了我一眼,当即明白了什么,小声地训斥菊儿,你这姑娘咋这样 羼头呢,翻精倒怪的,那是男娃儿戴的,再说啦,那是人家三哥的东西嘛。 二伯这么一说,我下意识地摸了头上一把,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菊儿看上了我刚戴了没几天的护耳帽。 我至今仍记得,那是个湖蓝色的棉帽,前面有个半月形的遮阳,两侧各有一个 长长的护耳,不太冷的时候,可以把两个护耳卷起来,拴在头上,便成了单帽,就 像当年志愿军戴的那一种,很有点英气。天冷了,风大,就把两个护耳放下来,将 耳朵和两侧脸庞保护起来,不一会儿,便觉得热乎乎的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一生中戴过的唯一的帽子。因为,打从三四岁起,每到 夏天,我都是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满村子乱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两三年,直 至我发蒙读书的时候。母亲找算命先生探问究竟,老先生收了一元二角钱“欢喜钱” 后,捋着山羊胡子,摇头晃脑地说我犯了火命。于是,每天揪着我穿衣服裤子,就 成了母亲的必修课。可穿上不一会儿,我就得浑身上下热得难受,母亲转个眼睛不 见,我又三下五除二地脱了个精光。 就在见到二伯和菊儿前一个月,舅舅来我们家做客,买了这个护耳帽作为礼物 送给我。说来也怪,一向没戴过帽子的我,一见这个护耳帽,就喜欢上了,一戴头 上,便不想取下来,就连晚上睡觉,也仍戴着。可现在菊儿也喜欢这个帽子,就让 我有些犯难了。给吧,打心眼里舍不得。不给呢,菊儿那两眼直勾勾的样子,又让 我不忍拒绝。 这时,母亲出来打圆场。 我说你这个娃儿,抠包了不是?母亲快人快语地说,菊儿喜欢,就给她戴一戴 呗,又不是屁做的,戴一戴就坏了?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这一通看似随意的说道,实际上是为解决这个难 题定了调,那就是,送是不行的,戴戴还可以。 二伯当然也听出了母亲的弦外之音,为菊儿的不谙世事,一脸的难为情。 可我磨蹭了半天,也没把帽子从头上取下来。 母亲见状,一把拎下我头上的帽子,戴到了菊儿的头上。 菊儿喜出望外,霎时间便笑成了一朵菊。 二伯见状,拽了菊儿一把,说,呆子,还不快谢谢三哥。 谢谢三哥!菊儿脆脆生生地喊。 我愣了愣,眼看木已成舟,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痛痛快快地说,谢哪样谢!借 你戴几天吧。 最后,我们商定,我的护耳帽借给菊儿戴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