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约在三十年前，堂嫂的父亲在稻田里于活，被钩端螺旋体细菌感染了，开始
以为是感冒，拖着没去医院，快不行了才去医院。乡医院的医生不知道这是钩体病，
当成重感冒治疗，把堂嫂的父亲治死了。堂嫂家里的人不清楚，死者下葬后，陆续
又发现几起，才知道搞错了。堂嫂的大哥去乡医院找医生的麻烦，反倒被医生提着
棍子追得屁滚尿流。这个医生是赤脚医生，当过兵，力气和胆量都比其他人大，堂
嫂的大哥，只比闷灯稍为灵光点，拳头和口才都不是医生的对手，从此以后再也不
敢去医院找麻烦。

    “这就是我堂嫂不让堂哥去打针的理由？医生应该早换过了吧？”

    “我说的隐情不光是这件事，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都要出人命了，他还卖关子。乡村知识分子一上年纪，大都会有种说书人的做
派。我暗自得意（惭愧！）地想，幸好我出来了、离开了。要不然，我现在也和他
差不多。甚至比他更糟，更像说书人。

    “我替你堂嫂写过情书。你没想到吧？那时候我才上初二。”

    堂嫂十八岁时，媒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还没正式确立两家关系，这个对象
就当兵去了。这个对象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堂嫂那时候胖胖的，在乡下也算好看
的了。她只见过一次就喜欢上那个人。对象入伍后，她更爱他了。她不知道如何表
达，也不会写信。在三年痛苦与甜蜜的煎熬中，未来的黄老师替她写了三次，其实
都是很普通的信，没有一个字提到爱情。但在怀揣爱情的姑娘心里，这已经是岩浆
一样炽热的爱情的表达了。当兵的人没有回过一次信，也没有把随信寄去的鞋垫退
回来，她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不对。当兵的人复员后没有来看望这位眼巴巴的“未婚
妻”，而是娶了另外一位姑娘，并且不久就去卫校培训去了。堂嫂羞愤交加，直到
二十七岁才嫁给我堂哥。在她眼里，或者在她理解的众人眼里，我堂哥是配不上她
的。而赤脚医生没有娶她，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赤脚医生在乡卫生所行医时，
堂嫂是不去医院的，后来她父亲死在医院，大哥还被医生追打，从这以后她不仅白
己不去，也不允许家里人去，有病要么扯草药，要么忍过去。年龄越来越大，这个
决心也越来越大。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这都是什么事呀，这么复杂。”

    “你比我小七八岁，所以不知道这些。”

    “给秋江注射变质狂犬疫苗的，也是这个医生吧？”

    “是啊。当时全乡就这一个医院。说是医院，其实只有两间瓦房，一个医生。”

    “后来不是改建过了吗？医生也不止一个了呀。”

    “你晓得的，撤乡并镇后，我们这个片区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医院了，要看病只
有到白银镇。后来虽然建了一个，那个赤脚医生重新学习了两年，回来当院长兼主
治医生，分到医院来的年轻人要么是白学成才的，要么是县卫生局培训的，也好不
到哪里去。”

    “不去村里面的医院，可以去镇里面呀。”

    “看来，你没听明白。天下所有的医院她都不去，她恨的不是一个医院，是所
有的医院。”

    我无法理解她如此“恨屋及乌”，但我知道她会“恨屋及乌”，我是从她的大
脸盘和她“日绝”人的功夫上知道的。就像有些人，他在某个城市受挫，他会再也
不去这个城市。这样的人不多，但世间上就是有。据说，有人吃鱼被鱼刺卡过一次，
就再也不会吃鱼。这种人还劝不得，谁劝他跟谁急赤白脸。有时候是条件反射，有
时候是天性如此。

    有那么多人看着她，上吊和喝农药都不可能。我又开始担心起堂哥，怕他错过
注射狂犬疫苗的最佳时间。我让已经陷入回忆的黄老师转告侄儿，哭没有用，别耽
误治疗。

    放下电话，下班时间到了。我没回家，我感到有点儿兴奋，一种莫名的兴奋。
我并不想把堂哥堂嫂的故事写出来。我有点儿迷信，觉得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发表，
早晚要遭到报应。

    我拿过助手早上送来还没来得及翻看一下的新书，这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I 》，当我读到帕蒂·希尔向杜鲁门·卡波蒂这样提问：你最好的短篇小说或者单
行本是写在人生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呢，还是感情承受着压力的时候，你的工作反
而能更出色？

    卡波蒂是这样回答的：我多少有那么一种感觉，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
“稳定阶段”似的，除非你把间或由安眠药诱发的情境也计算在内。

    同样的问题，我如何回答呢？

    我没有急于去想怎么回答，而是放下书，把堂嫂逼堂哥喝狗头汤写下来。老兄
啊，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小说，那就用吧。如果觉得不是，就动动鼠标删掉吧。

    写作间歇，我把堂哥的问题也办好了。我给乡长打了个电话，请他派医生赶到
我堂哥家，把堂哥叫到另外一间屋子注射了狂犬疫苗。堂嫂几十年不去医院，不知
道这人是医生。她怄了几天，气消了。该吃饭吃饭，想“日绝”人就“日绝”人。
我堂哥呢，依然用他的大脚板把乡村小路拍打出肉叽叽的啪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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