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下午四点，丹月正在家中洗衣服，电话铃响了，一听，是王局长打来的，说晚
上请老师“坐坐”，让老师指点一下他的唱腔：“我知道，我唱的好多地方不到位。”

    丹月客气了一下，没答应，也没拒绝。王局长说：“还去徐馆长的泉畔酒家。
晚上六点十分，请您说个地方，我开车去接您。”

    三年没人用车接她唱戏了，就是市电视台组织晚会，也是自己打的去，顶多把
的票给报了。到电视台演唱是没有钱的，你不愿来，自有一百个愿意来的。但市电
视台对从北京请来的那些腕儿级的流行歌手待遇就两样了，不仅报销往返机票，住
在四星级的天河大酒店豪华房间里，还开记者招待会，豪华轿车接送，每晚的出场
费二至十万不等。市电视台、天河晚报从香港请来一个男歌手，在容纳五万人的体
育场内举办演唱会，一个晚上就给他税后六十六万。且连演三场，座无虚席，空前
火爆。演唱会上，连闪闪发亮的摩托车都推到舞台上去了，车上坐了个穿黑色三点
的白嫩摩托女郎。

    丹月在电视上听了那个大腕的歌，忍不住说：“这狗屁破嗓子，唱的什么呀？”

    她暗暗后悔，自己真该早改行去唱民歌。有一次她试唱了一下《青藏高原》结
束句中那个最高的音，居然很轻松地飙了上去。

    可后来又唱了几次，却找不着感觉。但一听到京胡月琴的伴奏，一听到锣鼓点
儿，一唱起京戏，就感到精神抖擞，浑身是劲儿。人哪，这辈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

    坐在车上，丹月说：“局长，您让我指导，说实在话，铁镜的唱腔，我还可以
说个一二，可这四郎的唱段，我还真不大行。”

    王局长说：“老师可别老叫我局长。我在单位是个头儿，对部下一本正经，公
事公办，可在您面前就是学生了。您叫我老王，或王兄都行。”

    丹月“哟”了一声：“像您这样的领导，真不多。”又说，“局长也别叫我老
师，叫小丹，小月，或丹月都行。”

    到了泉畔酒家，还在那间梨园阁雅座，却只有他们二人。一个服务员端上酒菜，
就不再进来了。二人边吃边聊。窗外长长的柳条在轻轻摆动，星光在幽黑的护城河
水中闪烁。丹月觉得挺轻松，一时把烦心的事儿给忘掉了。

    之后，王局长给VCD 机放上光盘。在放伴奏音乐之前说：“丹老师，今天您先
指导我唱第一段。您教多了，就是填鸭式，我一顿也吃不了。从小学到大学，我这
人就比较笨。我是笨鸟先飞，才超过了一些人，混到这个模样的。”

    接着，“过门”起了，王局长就唱了起来。唱一句，停停机子，丹月纠正几个
地方。再唱一句，停停机子，丹月再纠正几个地方。她跟老生陈老师的合作持续了
十几年，陈老师怎么唱，她已经很熟悉了。

    休息时，王局长说：“今天老师这么一点拨，真是胜过我二十年瞎琢磨呀！”

    丹月挺感慨：“您对这个戏，咋这么喜欢呀？”

    王局长长叹了一声：“我十八岁那年，下乡去了黄河入海口三角洲上的一个建
设兵团农场。我太幼稚，只知道种地，认真学习四卷宝书。可干了两年，连团也入
不上，更不用说入党了，成了全连的后进战士。连我自己对这个后进都疑惑不解。
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天，我进兵团四年多了，前途一片漆黑，心情坏到极点，就一
个人坐在河滩里。面对白花花的芦苇穗子，黄枯枯的秋茅草，哼起了《四郎探母》。”

    说着，王局长低声唱了起来：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

    “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时王局长眼中已是水光闪闪。

    “那时候，我非常想家。我父亲去世得早，就我妈当个集体小厂的车工，拉扯
着俺姊妹三个。我上面两个姐姐。上级号召下乡的时候，大姐二十二岁，中专毕业，
已经有了对象，要是她下了乡，对象十有八九得吹。二姐二十岁，身体又瘦又弱，
也不能让她去。我就对我妈说，我去。我妈虽然心疼她唯一的儿子，还是同意了。
在兵团不顺的时候，我非常想念母亲。当时规定，只准春节期间回家，平时请假是
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战士来去挺随便。我回到宿舍又唱：”思老母不由人
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人泪洒胸前。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儿的娘啊！要相逢除非
是梦里团圆。‘谁知让一个积极分子听见了，汇报给了连长。连长立刻让人搜了我
的东西，结果搜出来我抄在笔记本上的《四郎探母》。连长大为恼火，如临大敌，
召集全连开了一个批判会。说我热爱叛徒杨四郎，把被’文革‘伟大旗手点名批为
叛徒戏的《四郎探母》奉若神明，公开抗拒革命样板戏。连那个积极分子也用一口
抑扬顿挫的普通话对我进行批判，批我是封、资、修的黑苗子，小吹鼓手，小应声
虫。我原来是低着头的，后来抬起头，看看那个长得还不错的积极分子，禁不住吃
了一惊，这个小伙子，怎么变得这么可怕了啊！“

    “后来呢？”丹月不忍心打断他。

    “后来，倒没给我什么处分，可我在连里是抬不起头来了。这种局面，一直持
续到最后一批和历史反革命、资本家、老右的子女一块儿回城。我刚一进家门，就
给母亲跪下了。”

    “大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要是活着，得八十二岁了。老人去世时，虽不算高寿，可也过了几天好日子。
我一直让她跟着我，我老婆对老人也挺好。”

    “你倒是个孝子呀！”丹月瞅瞅王局长，这人看上去挺年轻的，可按他讲的下
乡回城时间算起来，起码得五十岁出头了。

    临分手时，王局长恳切地说，明晚还是这个时间，还上这里来，请她指导。又
说明天下午他去西郊开个会，再去接她来不及。“您打的来吧，的票我可以报销。”
他不由分说把一个信封放进了她的黑色手袋里。

    当丹月在家中的卧室里从装着口红、小镜子、餐巾纸的手袋里取出那个牛皮纸
信封时，才看清里边装了五张粉红色的大票。

    丹月多少有点儿奇怪。

    身后有脚步声，丹月忙把大票装了起来。

    石助理进来了，问：“哎，行不行？”

    丹月头也没回，说：“不行！”

    离中学开学还有十天，丹月已经绝望了。早上起了床，为吃油条还是吃烧饼，
又跟石助理吵了一架。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火气那么大。石助理上班后，她把
七斤的自行车推到了院外修车的金师傅那里，让给全面地检修一下。又去给七斤买
了个大一点儿的新书包。上四十八就上四十八，有什么了不起的！姑奶奶当年不就
是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吗？后来不也成了红极一时的台柱子？要是自己有几百万块，
自己办个京剧团，自任团长，到处去义演，再去国外演出，不也可以称之为京剧表
演艺术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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