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黄永生虽然被放出来了，也恢复了工作，继续当他的律师，却依然戴着个取保
候审的帽子。食品厂也解除了查封，交给了三十一户合伙人。当年一派生机的食品
厂，现在是一片废墟，厂区内，残垣断壁，蒿草丛生，荒凉破败，锈蚀的机器被人
拆得七零八落。他们站在厂门前，长吁短叹，欲哭无泪。鲁厂长也刑满释放，从出
来，他就一言不发，整天喝闷酒，生闷气，他常常站在食品厂的大门前，触景生情，
号啕大哭。
想到这里，我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冤案，不仅消耗了有限的司法
资源，还搞垮了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厂，令人痛心啊！”
黄永生听了，没有吱声，然后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材料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打算到北京找个杂志社发出去，你是大手笔，帮我看看。”
我接过来，文章的题目是《司法腐败之我见》。我很认真地从头到尾看完，觉
得很有分量。
“大作家，有何高见？要不吝赐教啊！”黄永生看我合上材料，调侃地问我。
我说：“很好，很尖锐，很深刻。”我深思片刻说，“不过，你提出的‘司法
腐败’一词我就不敢苟同。司法中有人搞了腐败，就叫司法腐败。依此类推，农村
中有人搞腐败，就叫农村腐败，工厂中有人搞腐败，就叫工厂腐败，铁路中有人搞
腐败，就叫铁路腐败吗？”
他听了笑着说：“你说这个，也有人提出过异议。从字面上看，似乎有道理，
但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就是以偏概全。司法腐败，这一固定的词组已被大多数人
认同，这就像‘打扫卫生’这一词组，卫生就是干净的还用打扫吗？为什么人们都
这么说，因为已经约定俗成了。司法腐败有它整体的内涵，搞腐败不能人人都搞，
只能是当官的和握有实权的，农村人人都能搞腐败吗？工厂人人都能搞腐败吗？铁
路人人都能搞腐败吗？就是我们出差，托人买个座号，卧铺票，也是在花钱的基础
上，顶多算不正之风，不能叫腐败。但是，司法部门人人都能搞腐败，他们每人都
有大小不等的特权。比如一个小小的警察，他有权去抓违法犯罪的人，他也可以在
一定条件下，把他放了。一个小小的书记员，他没有审判权，他可以为当事人通风
报信，出谋划策，窜改审讯笔录等，帮助被告人逃避或减轻法律的制裁。在西方法
治很健全的国家，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
次不平的举动危害更严重。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
则污染了水源。‘我们得有多少次不公正的判决啊！“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如何制止腐败上。在如何制止腐败上，黄永生表现得很悲
观，他说：“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1951年，毛泽东只杀了个张子善、刘青山就管
了二十年。现在杀多少了？贪官污吏们前仆后继，掉脑袋都不管事，还啥管事呢？”
我说：“你要注意呢！”
他说：“没事，中国已没了政治犯，也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进步。要
在以前，我说这些话得枪毙。”
我想起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
利。”
火车到了终点。我和黄永生分手后，跟我来的两个同事执意要先去执行，他俩
说很简单，被执行单位的款冻结了，到银行把划款通知书一送达就行。谁知到银行
送达，银行拒收，说从首都往外划款有特殊的规定，必须由所在辖区的法院盖章。
我们赶到某区法院，这个区的主管执行的副院长也不说什么原因，就是不给盖章，
真没想到。我们据理力争，并且威胁他，要到他们的上级院去反映。那位副院长满
不在乎地说：“你们愿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告诉你们，中南海都归我管。”
这下我们真没辙了，回到旅店，我们就商量下步怎么办。他俩说，这笔款必须
要在年前划回去，申请执行的厂子等着这笔钱给工人开支，他们庭也等着工厂赞助
搞福利呢。明天把王奎提出来，要我俩先回去，他俩在这儿继续交涉划款的事，我
同意了。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到了最高法院上访接待室。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最早的呢，
到地方一看，大门前已被上访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各个衣服褴褛，狼狈不堪，
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平时看报纸，报上说，国家好多部门的信访接待
都不堪重负，连一些新闻媒体的门前都排起了长队。我不敢说这些人都是因冤屈而
来上访的，但总得事出有因。中国的老百姓该是最听话的，他们最能逆来顺受，忍
辱负重，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谁会无事生非地给政府添乱找麻烦？他们都是破费
钱财，创伤精神，有的是倾家荡产。我也纳闷，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法制不能说
是不健全，我们政府的职能部门不能说不面面俱到，我们的公职人员也不能说都昏
庸无能，怎么还有这么多上访的人？我们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设了专门的信
访接待室，每年要拿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这项工作。上访告状的不见少，根源到
底在哪里？
九点多钟，接待处的铁门才打开，成群的人蜂拥而进，一位工作人员在发放着
登记表，两百份表格一会儿就发放完，按他们的能力，每天只能接待这么多人。我
看看门外黑鸦鸦的人群，就是不再增加，把他们全接待完，也得十天半月的。我们
推开主任室的门。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他正在吃一碗方便面。他看我们着法
院装，放下面碗接待我们。我们掏出证件，说明来意，他很客气地说：“你们稍等
一下，我还有几口就吃完。”
我说：“不忙，再忙也得吃饭。”我又问，“怎么，刚吃饭？”
主任边吃边没好气地说：“还不是这些个上访户闹的，我们接待不过来，就越
聚越多，排不上号，也不走，就在接待处的后边，用破塑料布、席子、纸壳搭起了
临时帐篷，就地取暖，就地做饭，破饭盒、废弃物、残汤剩饭、手纸扔得到处都是，
弄得乌烟瘴气，满地垃圾。附近居民怨声载道，到处上告，领导要我们赶紧清除。
这不，从早上五点一直忙活到现在……”
一名女工作人员风风火火地进来：“邢主任，领导来电话，说山西有五六个上
访的，在大门前跪着申诉，要我们赶紧去车接过来。”
邢主任急忙放下方便面碗，指着我们对女工作人员说：“小赵，你把他们这个
手续办一下。”他对我们说，“我得赶紧走，弄不好要造成政治事件，我吃不了得
兜着。”
叫小赵的女工作人员看过我们的证件，填了一张表，要我签上字，就出去了，
半天才把王奎领过来。他造得我都认不出来了：长发披肩，满脸的花白胡须，外边
穿了一件八成新的、法院淘汰的呢子大衣，可能是哪个干警送给他的。
王奎看见我一愣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要过年了，领导让我们把你接回去过年。”
王奎就嘿嘿的，傻笑不是傻笑、冷笑不是冷笑的。
“你有天大的冤枉，也得过年呀。”
“你家里的人都盼着你回去呢。”
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劝着他。
王奎半天才说：“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也不用劝我。”他看着我说，“就是看
你的面子，我也跟你们回去。”
我们在门口商量了一下，他俩说：“我们还得继续执行那个案子，王奎就交给
你，没啥事就先回去，不要非得一起走。”我知道，他俩是厌恶王奎，想把我俩甩
开。
我领王奎洗了澡，剪了头，换了一套衣服，到饭店吃了饭。吃过饭，我说：
“咱俩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到车站去看看车次，能买到票，咱俩就返回去。”
他说：“车次是有，半夜十二点的，就怕买不到车票，花高价买黑票，啥时候
都能买到。”
我说：“买黑票也回去，要是旅游季节在这儿多呆几天，现在大冷的天，有啥
意思！”
我俩去了火车站，很快就买到了黑票，还带座号。看看天还早，王奎说：“你
可能也好长时间没到北京了，旁的地方去不了，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留个影，
也算没白来一趟首都。”他想得挺周到，也合我意。
我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我照了几张相后，就向天安门城楼走去。在金水桥上，
他突然停下来，眼睛直勾勾看着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摘下帽子，规规矩矩给那画
像三鞠躬，他是真情的，眼里充满泪水。有一个警察向我俩走来，到王奎面前竟亲
热地打招呼说：“啊，是王老爷子。”
我问那警察：“怎么，你们认识？”
警察说：“嗨，早就认识，这老爷子，为他儿子的案子，这两年哪年不来几次。
路过天安门，对着毛主席像就鞠躬，有时还唱还跳。开始，我还以为他是精神病，
经过仔细观察，他可不是精神病，他对毛主席是打心里怀念。”
火车呼隆隆地跑着、喘着、叫着，驶向我的家乡。夜深了，人们互相偎着，靠
着，睡着。王奎却没有睡，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四四方方的纸包，
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本法律知识书，书名叫《全国司法考试大全》，很厚。
我问他：“你买这个干啥，你要看书，就到我那儿拿去呗。”
他说：“不是我看，是给王凯买的。我在外边上访，他在里边申诉。没有法律
知识申诉材料就写不好，想说的话也说不明白，监狱里也开办法律函授大专班，他
正学着呢。”过了一会儿，他央求我说：“郭法官，我想一捎去看看王凯，顺便把
这本书也给他。”
“这……”我真的有些为难了，一是时间不允许，马上就到年根了；二是我太
筋疲力尽了；三是要领导知道得挨批评。
“那就算了吧。”他长叹说，“我是太想王凯了，天天都能梦着他。”他说着
泪流满面了。
看着他那可怜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我说：“那就去一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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