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个冬天的夜晚，李振声忽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每天出
入的档案库里，一直躺着我的堂哥李振声的档案。躺了十六年了，就在L 柜，Z 栏，
S 列。

    我说过，我对命运的事情总是尤其敏感。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村孩子，得以离开
那个穷乡僻壤来到这个大城市，是我，而不是隔壁跟我一起玩大的廖团结，这就是
命运对我友好而深情的一个拥抱。我把李振声的档案躺在我办公室这件事情，同样
看作了命运对我友好而深情的一个拥抱。我可以借此机会跟李振声联系上，用我母
亲的话来说就是——做做人情。可是我父亲和我大伯却不这么认为。当得知李振声
要我帮他转档案的时候，他们兴奋不已。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血缘的、不可逃避
的关联。

    李振声在电话里约我到天河城见面。他说那里有一家日本料理，菜品不错，环
境很好，我们到那儿聊。说实在的，我有些紧张，好像被一个大人物接见。

    去之前，我把我们约见的事情打电话给家里通报了。那样，我就不是一个人去
见李振声，而是带着我们廖姓家族的人一起。我大伯和我父亲一左一右地坐在我两
边，我们三个人成一排坐在沙发上，对面是我那成功人士堂哥李振声。

    大概是出来时间太长了，李振声的管山话有点失灵，他一会儿管山话，一会儿
普通话地跟我讲话。这样，他一个人仿佛变成了两个人。正如我听人讲过的，李振
声的口才很好。我母亲早就说过，一张利嘴走遍天下。我的堂哥就是用一张利嘴混
成了广州的富商。

    李振声长得一点不像我大伯，倒有几分我大伯母的影子。最突出的是那口稍微
暴露牙龈的牙齿，不说话的时候，微微做出抿嘴的努力才能将牙齿全部覆盖起来。
由于我大伯母不怎么爱说话，她长期抿嘴的姿势就成了她嘴巴的形状。李振声爱说
话，所以每当他抿起嘴来，我都觉得他在努力地朝我大伯母的嘴型靠拢。

    李振声不仅不像我堂哥，他连管山人都不像了，他很像一个地道的广州人。我
早就发现，就算广州外地人多得满街都是，但是真正的本地人，他们相互之间是一
眼就能辨别出来的，因为他们无一不散发着一股本地气息。那气息跟李振声极其相
似。他们貌似随便的衣着其实暗地里很昂贵，他们貌似待人很热情其实暗地里划着
距离线，他们貌似很随和其实暗地里瞧不起别人，他们貌似平庸其实暗地里却是极
其有来头的人……李振声也是这样的。当他随随便便地往沙发上一靠，就是一个普
通人。但是他用眼睛看着我，却正好把一根线划在了饭桌的一半距离之处。这饭桌
倒很像每天我坐着的柜台，一半是顾客的领地，一半是我的。我和我堂哥就透过这
柜台上一个无形的窗口谈话。

    我果然没有猜错，李振声要转走档案。他告诉我，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
在公司里干，刚开始由于频繁地换公司，档案居无定所，转来转去也嫌麻烦，只好
托管到人才交流中心，这一托管就是十六年。十六年来也没想到过用档案，也没什
么大碍。最近，政府物色他到建设领域的某局当一把手，已经开始操作调动了。这
个时候就想到要档案了。

    “当公务员跟在公司就是不一样，所有证件齐备了，审查完，才能上任。你都
知道的，公务员总是不自由的。”李振声几乎花了吃饭的一半时间跟我讲公务员这
一行当的热门，为了说明他之所以放弃赚大钱的机会而跑到清水衙门去的原因。他
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盘算，如果我将他的话都转达给我父亲和我大伯听，他们
一定会觉得这孩子脑子出问题了。他们只要听说当了公务员每月工资就降低好多，
一定打死都不会同意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李振声找我的重点。他的重点在我们将各自面前那一壶温热
的日本清酒喝光之后出现了——李振声提出要亲自把档案带走，而不是用机要递走。
经验告诉我，那份躺在我单位L 柜、Z 栏、S 列有着一个固定编号的李振声的档案
里，沉睡着一个定时炸弹，沾着一个迫切需要清理掉的污点。那一定是过去的李振
声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关于这个秘密，李振声只说那是在大学时候犯下的一个错误。那时候他跟所有
男孩子一样血气方刚，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等到做下了，后果出现了，已经来不
及啦。那个学生处的老师指着他的鼻子说了一句——记过处分是小事，记在档案却
是一件大事，白纸黑字，一辈子都涂不掉的！

    大概由于那一辈子涂不掉的白纸黑字，李振声像抛弃手足一样将档案抛弃掉了，
将此后的人生及时地关闭在档案。要不是他步入中年得以成为国家干部，他一定会
将那份记录了自己某次耻辱的档案变为“死档”。在我们的档案库里，这样被人终
生抛弃的“死档”并不少。

    即使李振声不是那个刘长武，他是我大伯的儿子，是我亲亲的堂哥，也是我们
管山人的骄傲，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当我表现出为难的神色时，李振声却表
现得很有耐心，他说：“不着急，回去慢慢想，调档函要到过完年后才发，还有时
间。你回管山过年吧？”

    我的堂哥果然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才不会像刘长武那么猴急，更没有刘长武那
么暴躁。他将事情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提起过。可这种轻描淡写竟然有千斤之力压
在了我的心上。

    分手之前，我终于开口问李振声有没有回去看过我大伯？

    李振声看着我，想了想，仿佛明白了些什么，回答说：“要是你今年过年回家，
我们一道去看看吧。”

    年前，李振声果然说要驾车回管山，约上我一道。我很犹豫，我还没有想出能
帮他转档案的方法呢。可是我的父亲却坚持让我跟他一道回，他说：“李振声跟你
一道回，就是要来看你大伯。你大伯这辈子就盼这一天了，你不帮他谁还能帮他？”
我听了之后很生气，朝我父亲吼了起来：“我帮个卵啊，我又不是玉皇大帝，说能
帮谁就帮谁，他那么有钱都不帮帮我们，我的饭碗不保谁帮我？我买不起房谁帮我？”
自从我到城里工作以后，我的父亲就没再大声教训过我，他既帮不到我也管不了我。
于是，我父亲在电话那头就没声气了。

    坐上李振声那辆黑色奥迪车，我听他说有十四个小时的车程。看起来，他对这
条路很熟悉。我坐在副驾位置，这样，我就感觉我的堂哥跟我并驾齐驱，一起翻山
越岭，往家乡开去。

    一路上李振声倒跟我说了不少他在广州的事情，广州的房地产生意、广州建筑
的优点缺点等等。他那很放松的神态和语调，仿佛伸出了一只不远不近的手，轻轻
地搭在我的肩膀，让人亲不起来，又冷不下去。

    没话题了，李振声就教我看车。春节期间，每一条公路都虫子一样地爬满了往
故乡赶的车。我算是领教了李振声的本事，几乎每一辆车他都能认得清清楚楚，牌
子、型号、功能、价位、品质等等，只要一辆车出现在车窗外，他就会很快地将那
辆车搞得清清楚楚。更厉害的是，他还将人家的出处都认出来，凭借车牌，他可以
准确地告诉我，这是长沙的，那是九江的，这是徐州的，那是江门的……就算一个
地图上很不起眼的小城市的车牌他都没弄错。

    最绝的一次，李振声指着前面一辆银灰的丰田车，我一看是“粤A ”的车，忙
抢着说，这不就是广州车吗？他笑了笑说，是广州市政府的车。天啊，他连人家单
位都弄得清楚。他告诉我，广州那些军区、武警、政府、公安、消防等单位的车，
都很容易识别。

    这些车在李振声的眼里仿佛都不是车，而是一个个路人，贴着标签的路人，他
们的身份、地位、个性等等，他一眼能将人家的老底翻出来。他认车的时候，像极
了我每天到档案库里找的那些贴了编号的档案袋，几乎一眼就能知道它的出处了。

    回到梅林村，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按照地面上的积雪，我断定雪是不久之前
停的，车轮不时被厚厚的积雪弄得吱吱响。

    李振声将车直接开到我们家的晒谷场上，来路留下一道很深的车痕。我们家那
条养了十三年的老狗，一边吠着一边跑到那些车痕边嗅来嗅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嗅
出了广州的气味，它兴奋地喘着气，在雪光的照亮下，可以看到它干瘪的肚子一下
一下地起伏不停。

    堂屋的灯亮着。我还没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我父亲已经走到了车边。看到他，
李振声礼节性地下了车。我注意到他没称呼我父亲，只是很冷地跺着脚、搓着手、
抖着身体、吸着冷气，做出一副热烈地要将这寒冷抖掉的动作。在这一系列动作里，
顺带朝我父亲点了点头。

    我的父亲一贯是个很有霸气的农民，他在我们村里的声誉很高，面子很足，但
他此刻却变得有些笨拙，不知所措地说了句：“来家啦。”

    李振声又哈着冷气，唉了两声，算是回答。

    等我卸完行李，我父亲拎起一个大包，朝前走了。李振声对我说他先回去了，
太晚了，改天再过来。

    我和父亲在雪地里，目送着那辆黑色的“粤A ”车发动好，一歪一歪地开往李
村的方向。我父亲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嘿，这伢，发了大财也还是个伢子样啊！”

    等我们拖着行李进了屋，我才惊奇地发现，我大伯就坐在里边，蹲在一只火桶
上。要知道，农村的大雪天，月亮升起来之后，人们晚上九点以前就压床上了，天
大的事情也等太阳升起来再办。我父亲朝我大伯摆谱地说：“家去吧，家去吧，明
天再说，小伢一路上困死了。”

    我大伯看到我，好像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咧开了嘴，点着头。跨出火桶的时
候，一条腿差点伸到了底下的炭火里，掀起了一阵炭灰。那炭灰将我大伯呛了一大
口，他一边咳着，一边从我们家后门的厨房里穿过去。他咳得眼泪都出来了，用袖
管在眼角边揩了揩。咳嗽声在寂静的村路上，显得特别响亮，我大伯中气十足地边
咳边走远了。后来，声音已经变得很依稀了，谁知道猛地又剧烈了两声，仿佛其实
已经咳够了，最后还故意来那么两下响的，响得像两声吆喝。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