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
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
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
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
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
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
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
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
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
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
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
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
“大人物”。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
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
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
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
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
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村
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
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
“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
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
排忧解难的。

    当问起国家对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
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
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
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
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
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
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
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
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着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
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
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他家里那些机器都哪里来？
他指望啥？”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
着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
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
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这一点
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小
学：“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
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
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
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
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
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
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
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
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
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
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
“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
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
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还有的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
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
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有
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子等
小家畜家禽，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
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
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那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
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
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
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
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的灯光使得偌大
的客厅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
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
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望我。毕竟曾经做过
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
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
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
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
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
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一九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
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
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一九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
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
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
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
真是一条心，没有谁说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
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很，都干哩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
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
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
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
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
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_ 九九二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
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一
九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
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
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
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
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
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
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
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
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
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
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
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知那
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
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
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
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
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
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
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
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
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
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
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
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
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
美。再恢复恢复不了啦，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
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①，农民又不是上下
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
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送接。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
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
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
活费、零花钱，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
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
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
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
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
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
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失。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
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
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
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
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
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
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
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
觉。家乡人虽然还希望学生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
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
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
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
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
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
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没成功。秀清，单
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
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
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
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
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
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
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多的收入使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
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
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
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
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提问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
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
打游戏、逃学，成绩单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
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二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
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
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
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
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
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
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使尽千方百
计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
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
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呆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
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
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
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
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
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
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
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
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
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
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
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
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
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
“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
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
“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
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
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
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
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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