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去运城,是跟荆冬娃、卫大鹏一起去的。冬娃是镇上教场庄人,大鹏是南连村 人,我姥姥家就在这个村。后来冬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大鹏考上西北大学。 那时运城还是个普通的县城,康中也不在现在的地方,在城内一条叫阜巷的街 上,大门朝西,两个水泥门柱上,横跨着一个弧形的铁架子,上面四个红色的铸铁 大字:康杰中学。 在教导处前的公告栏里,找见了分班的告示。四个班,排序是六十二到六十五, 我跟冬娃分在六十二班,大鹏分在六十五班。过后才知道,这是历年来康中招生最 少的一次,往常多是八个班,最少也是六个班,近十年来从没有只招四个班的。同 时也知道了,这次中考,临晋中学考得好极了,四个班共有二十二人。往年从没有 这样好的成绩,也就是两三名,顶多五名。 一个镇上的初级中学,何以会有这样好的成绩,当时我们并未深究,只以为是 我们这一茬学生学习劲头足,又赶上运气好,才有这样的成果。 多少年后,我悟出此中的一点儿道理。说来或许让人不信,我的看法是,一九 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戕害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甚至影响了国家的元气。 说什么都不为过,毕竟几十万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二十二年的岁月,有的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的一个附带的作用,却很少有人估计到,那就是 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促进作用。只要这样问上一句就明白了此中的关联:那些“右派” 知识分子都去了哪里?因为有几个著名的“右派”去了黑龙江的农场(如丁玲、聂 绀弩),或是新疆的农场(如王蒙、艾青)。好多人以为他们全都去了那些地方, 那是不可能的。那样重的处罚,也不是谁想得就能得到的。去了那些地方,纯粹从 事体力劳动的毕竟是少数。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将他们从研究机构、要害部门调了 出来,分配到内地的乡村中学当了教员。 山西就是这样的内地省份。 临晋中学,就是这样的乡村中学。 隐隐然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在起着作用,越是“罪行”重的,越是往基层打发。 而“右派”这种人物,“罪行”与能力常是成正比的,这样分配到临晋中学的教员, 是些何等人物,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必一一列举,说上几个就行了。教过我们几何的龚维尧,江苏人,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某航校的教官;教过我们物理的周彭安,浙江绍兴人,原在某高校教书, 我们甚至疑心他是鲁迅的本家呢;教过我们化学的吴惠畴,江苏人,据说他每星期 都要去集上买一只老母鸡炖了吃。教我们俄语的三个老师,全是“右派”。冯祖华 是江苏人,原在中央军委机要室任英语翻译;宿梦文,辽宁人,原是外交部的翻译, 长得就像个外国人;阎杰,山西大学的高才生,早几年就该毕业了,因为“右派” 问题严重,推迟毕业,我们去的那年才分配到临晋中学。 这些“右派”老师,不光教学认真,水平高,一般来说长得也排场,没有那种 猥猥琐琐的。他们带给当地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胸怀、做派、文明。 当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只是觉得这些“右派”老师有本事,有风度,满 口普通话,绝非本地教员可比。听他们讲课,有劲,过瘾。 康杰中学的老师队伍,却是另一种气象,名望更大些,人也更气派些。比如李 道垕老师,三十几岁,气质高雅,雍容有度,人说是李鸿章的曾孙女。教我们代数 的张保安老师,是右派,略微有些口吃,但数学之好,全地区闻名。教我们语文的 唐天榜老师,湖南石门县人,有过从军(旧军队)的经历,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 官,解放后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是康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高三教我们俄语的李 卓老师,闻喜县人,黄埔九期学员,当过国民党主力部队的上校团长,率部与日军 打过几次硬仗。解放后,回到闻喜老家,跟着广播自学俄语,经考核后录用,成为 康杰中学最好的外语教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并不老,也就四十七八的样子。在 这所中学,有军界经历的教员,不止唐老师、李老师,更早一些的张炳南老师,当 过张学良的秘书。我在校时的副校长张襄国老师,曾任二战区某师政治部主任,少 将军衔。 老师中,我最敬佩李卓老师,敬佩他的军人风度。 李老师的军人风度,表现在教学与生活的一切方面。做什么事,都是卡着钟点, 不迟不早,正好。钟声响着,走在去教室的途中,钟声一落,推门而入,分秒不差。 一米八的个头,笔直的身板,通常的装束是,黄呢子军上衣,蓝呢子马裤,黑色或 棕色皮鞋,什么时候都锃亮锃亮。平日在校园里走过,总是跨着标准的军人步伐, 膝盖略微抬起,小腿轻轻地甩出去。若是去食堂,手里端着饭盒,若是去教室,手 里端着粉笔盒,不管是饭盒还是粉笔盒,端在他手里,都像平端着一顶军帽那样郑 重其事。我跟一位要好的同学,曾在宿舍里模仿李老师走路的步伐,学来学去,怎 么也不像,总觉得自己一蹦一蹦的跟猴子差不了多少。 康中的校园,是很有特色的,最大的特色该是宽阔、气派。教学区的地势高些, 我们在的时候,还是旧式教室,一排一排,由北而南,中间是一条甬道。另有花园、 康杰堂、教研楼等建筑。生活区的地势稍低些,面积是教学区的几倍,西边是老式 宿舍,东边是新式宿舍,也是一排挨着一排,像兵营似的。东西宿舍之间,是大礼 堂、灶房、篮球场。北边是大操场,有大门,里面有足球场、跑道。东南角还有一 片农田,种的是小麦或玉茭。最南边有个自流井,终年流水哗哗,形成一条清澈的 小渠,由南而北,绕过半个校园。 这样好的教员,这样好的校园,怎能不激发我们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又怎能 不膨胀我们出人头地的个人理想? 看看早上的情景,就知道我们当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了。 早上起床后,先是列队去大操场出操。人多,无法做广播体操,全是跑步,先 是慢跑三圈,再是快跑一圈,最后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操场大门,直奔各自的宿 舍,拿上毛巾牙缸牙膏,跑到自流井一带,早了还可以在井口处的水泥池子边上洗 漱,迟些就只能在井口接上水刷牙,在就近的水渠边洗脸了。这是指男生,女生另 当别论,自有她们一套争抢时间的诀窍。 洗漱过后,还不能停下来。不跑了,匆匆地走着,将洗漱用具送回宿舍,去教 室取上书,语文课本、俄语课本或是本子上记的“优美诗歌”之类,在校园里找个 好位置,多半是树下或渠边,要么是康杰堂前的花园里,哇啦哇啦地大声念。声音 之大,不是真的听了,是不会相信的。用“可着嗓子”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因 此位置的选择非常重要,前面空旷,左右无人,念起书来最为过瘾。若是近处有人, 那就看谁的嗓门大了,总有一个会被对方巨大而聒噪的声浪冲跑的。只有雨雪天气, 才会在教室里念书。有天下雨,早自习时间我有事出去,办完事往回走,迎面教室 里传出的念书声给我的感觉,这哪儿是念书,分叫是拼命!一股股巨大的声浪,从 门框,从窗户,甚至是从屋顶的瓦片间,喷薄而出,震人耳鼓。就在那一刻,我突 然明白,“响遏行云”绝不是占人的诳语。再后来就更明白了,康中的好成绩,就 是这样念出来的。 还没有完。下自习的钟声响了,赶紧将课本送回教室,临放下课本前断不会忘 了将今天应当记住的几个俄语单词写在手心,夏天出汗则是小臂,然后拿上碗筷, 匆匆赶往食堂前排队,一面随长长的队伍慢慢地蠕动着,一面默诵着手心上的俄语 单词。有时太专注了,到了画票的事务长跟前,一声断喝才猛醒过来。 有这样的苦读功夫,任何一个中等材质的学生,都会考上大学的。 一面刻苦读书,一面也感受到了饥饿的滋味。 一九六二年,按后来的说法,仍在三年灾害的时限内,是三年的最后一年。灾 害这种东西,来不是一下子来的,走也不是一下子就走的。刚入学,新鲜,心劲足, 还不觉得什么。一到冬天,就感到了饥饿,总觉得肚子里空荡荡的,老像是没有吃 饱。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的伙食,除了白面、玉菱面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红薯。 当时的折算是,三斤红薯抵一斤粮食,实际上红薯这东西,吃到嘴里不耐嚼,咽到 肚里不耐饥。晋南是产麦区,老辈子的习惯,红薯只能算副食,蒸馍馍时顺便蒸上 几个,吃个新鲜,从来没有拿它来抵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图产量高,大面积 种植,又不能当公粮上缴,这才折算成粮食成了主食。这是我们很难习惯的。 饿了想吃,该是天赋人权。再没有饿了能想出办法的了。 当学生跟当兵差不了多少,刚入学是新兵,啥也不敢做,过上两个月就是老兵, 再过上两个月就是兵油子了。这还只是时间的磨砺,更要紧的是智慧的进发。不知 有人研究过没有,有个说法是,要想聪明你的头脑,必须先清空你的肠胃。确也是 的,脑满肠肥从来是愚蠢的象征,寒门却同时出产孝子与举子,平日饥肠辘辘该是 最主要的原因。以我之见,还要再加上一条,饥饿不光进发人的智慧,还会让你的 胆子变得忒大。饥饿生盗心,肯定是历史的总结。连陶靖节先生都感叹“饥来驱我 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他后来是去乞食了,若连食也乞不到呢?再一个 最好的例证,该是我了。那么一个勤勉向学的年轻人,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就学会了 杜子美先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呵斥过的南村群童的伎俩:“忍能对面为盗 贼”。 我的盗心很简单,就是想办法多领一份儿红薯。 我们吃饭用的是一种带格的饭票,排队领饭,到了跟前,递上饭票,司务长在 上面画个“√”,旁边一个炊事员递给一个馒头。往里走,伸过碗,又一个炊事员 给舀上一勺菜,常是清水煮白菜,上面飘几个油花儿。再往里走,有炊事员递给你 两块红薯,说是称重量,实际上只是秤杆舞弄一下做做样子。馒头是不能捣鬼的, 只有一个,拿上就走,一刻也不能停留,稍作停留,后面的人就要嚷嚷。汤上不必 捣鬼,稀得能照见人影,白给都不要。可以捣鬼的只有红薯。那个地方总是热气腾 腾,对面几乎看不清人影。因为要过秤,要掂量轻重,人流不畅,常是挤成团儿。 且有两三个炊事员管这个事儿。这就有了作案的机会。要领一是不能怕烫,接到手 里,侧转一下身子赶紧塞进棉裤兜里。二是要装作迷迷瞪瞪的样子,好像你的眼睛 叫热气熏得什么都看不清,或者你原本就是个只知念书不知别的事该怎么办的书呆 子。再转过身就往另一个炊事员那边挤,到那儿仍是迷迷瞪瞪的样子。这时炊事员 常会大声呵斥:“瞎啦,眼睛是出气的吗?”说着就会将称好的红薯往你手里一塞, 一面催你快点儿走开。那边门口,一口大锅,有炊事员会给你舀上一大勺子白面汤。 出了门,不能往同学多的地方去,走到僻静处,吃完第二份儿红薯,再端着汤碗和 菜碗(馍馍在菜琬里放着),去同班同学集中的地方,就不会有人疑心你做过贼了。 后来我发现,这样做的不止我一个,我们班就有好几个。贼跟贼碰了面,谁也 不说破,相视一笑而已。真有古君子之风啊。 这种办法只可隔上三两天偶尔一试,断,ifr eetxt.com,不会天天如此,至 少我是这样的。倒不是怕事务长或炊事员识破了难堪——真要识破了,也有话说。 是你塞到我手里的,又不是我从你手里夺过来的。要问为何将第一份儿放进裤兜里, 就更好回答了:你管得着吗?我所以不会天天如此,主要是,红薯这种东西,吃得 再多也抵不了多少饥,反而坏事,不是肚子胀得难受,就是一天到晚不停地放屁。 对付饥饿,我的解救之道,主要还是靠家里寄的钱和粮票。 来运城前,对我的生活,爷爷做了周密的安排。每月用保价信封(这种信封现 在已没有了),给我寄十五元钱、五斤全国粮票。爷爷每次给我寄钱和粮票时,还 要附一封字迹道劲的信,勉励我几句。康中生活费每月只需八元五角,剩下的,就 是我的零花钱。额外还需要什么,到时候写信,会及时寄来。怕我在运城有什么一 时不便,还给我们村在运城工作的王占辰先生带了信儿,若临时用钱,可去王先生 那儿取,过后由爷爷在老家归还。王先生是运城缝纫社的社长。他的二女儿,后来 嫁给我的三弟,这已是爷爷去世多年之后的事了。 平日最饿的时候,是下了晚自习、熄灯睡觉前这段时间。我的办法是,偷偷跑 出学校,去街上吃碗肉炒面。这个时候,街上黑灯瞎火,大多数饭店早已关门,开 门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院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再就是火车站前的人民饭店。 这两处的肉炒面价钱一样,都是三两粮票,两毛七分钱。当然不会天天去,只能是 隔一段时间,偷偷出去解一回馋。 再一个最饿的时候,是星期天。学校平日三顿饭,到了星期天成了两顿饭,上 午九点,下午四点半,最难熬的是两顿饭之间的这段时间。早就习惯了中午十二点 吃饭,这天忽然没有了,一到这个时候,常会饿得心慌,书也看不进去,洗衣服都 没有精神。好些同学这段时间,只好躺在被摞上睡大觉。这个时候,我会出了学校, 去二郎庙一带转悠转悠。这儿是运城的自由市场,热锅子、羊肉泡、烤红薯、火烧、 蒸馍,应有尽有。 那时真是年轻,特别能吃,我曾创造过一次吃五个火烧的记录。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去了二郎庙,买了五个火烧,刚出炉的,装在一个小布袋 里提在手上。一边往回走,一边对自己说:先吃上一个,剩下四个,以后每天吃一 个。于是将一个吃掉了。还是饥,又对自己说,今天是星期天,特殊些,吃上两个, 往后三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仍有些饥,又对自己说,今天吃 上三个,剩下两个,往后两天,每天吃一个就行了。于是又吃掉一个。这会儿不能 说饥了,只是嘴上还想吃,又对自己说,,ifreetxt. com,干脆今天吃上四个, 剩下一个明天再吃。于是又吃掉一个。快到校门口了,嘴上还是想吃,又对自己说, 要吃就吃个够,剩下一个做什么。于是将最后一个也吃掉了。可怕的是,一口气吃 掉五个火烧,并没有饱胀的感觉。实在是当时只买了五个,要是买了六个,也会吃 掉的。 有一年中秋节,学校供应福同惠的月饼。福同惠是运城的名店,平常根本买不 上。每人两块,班上好多同学不要,我要了一斤。一斤八块,我也是用这种办法, 自己哄着自己,一口气全吃掉了。那次的后果很严重。月饼不比火烧,死面油疙瘩, 吃下去能把肠子坠断,半夜里肚子疼得我咬住被子角儿,差点儿打起滚来。 不管是晚自习后出去吃肉炒面,还是星期天出去买火烧,我从不相跟别的同学。 不是不想叫上,是怕传出去让人说闲话,影响自己的名声。班上的同学,大都来自 农村,好些人都有助学金,不多,少的三块两块,多的不过五块六块。就这样,有 些享受了助学金的同学,仍上不起,中途退了学。我们班报到时四十五人,满员, 第一学年下来,就少了两三个,三年下来到高考时,我记得只有三十七人。 到了高二,灶上不吃红薯了,饥饿的感觉就轻了些。困难时期过去了,灶上的 油水似乎也重了,但我仍然改不了偶尔出去吃顿肉炒面的习惯。 与肚腹饥饿伴随的,还有另一种饥饿的感觉,那就是对知识的疯狂追求。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康中有个图书室,当时还不叫图书馆,有两个教室那么大, 里面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全是书。尽头住着一个老师,姓王,年纪不小了,总在四十 岁以上吧。说不定要小些,我们那时年轻,看见谁都觉得挺大的。学生一次只能借 两本书,去得多了,王老师看我像个真正爱看书的,允许我一次借五本。再后来, 允许我进里面挑书,还让我把一本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印的初版《辞海》借出常年使 用。我的课桌带个小锁子,里面除了课本,多是从图书室借的书。常是借上几本翻 一翻,又还了重借。我不怎么爱看小说,太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最爱看的,还 是写古代文人生活、解放前文人生活的散文。 有时也去王老师办公室聊天。王老师口才很好,说起什么都是眉飞色舞,洪亮 有力。记得跟我说过多读书、多掌握词汇的好处。一边说一边比画:肚子里词儿多 了,写文章拿起笔(伸出食指挥来挥去,像是笔在空中舞动的样子),这个词儿跑 来说用我吧,笔尖一摆,走开吧,哪儿轮得上你!再一个词儿跑来说用我吧,笔尖 一摆,去你的!再一个,还是不用。第四个跑来说用我吧,嗨,这个还差不多,用 了正好!再往后,就不是它们来了,是你写到这儿,需要用什么词儿,准准儿来了 的就是你要的那一个,别的自知无用,早吓得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到了这个份儿上, 就是真的会写文章了。有的老师说,要挑选词儿,那是起初,要是老在挑选词儿, 构思好的东西早就跑了,哪里还能写出好文章。 真是一篇生动的文章论! 先是爱借书,后来胃口大了,变成了爱买书。 运城南街上有家新华书店,星期天上街,常会进去转转,见到喜爱的书,由不 得就想买。买过的书,记得有《三国演义》、《封神榜》。这都没有什么,毕竟是 古典文学名著嘛。可笑的是,还买了些绝不该买的书,白白地糟蹋了钱。有次见书 架上有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本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就买了下来,定价不低, 记得是一元三角。回来一看,大为扫兴,原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更 为可笑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栾调甫著,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 出版。这本书现在还在我一个书柜最下面一层插着。 买得最有远见的一本书是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令译》,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 版。前不久李辉质疑文怀沙年龄时,还拿出来摩挲一翻,看文氏的译文,是不是真 的像论者说的那么糟。 来运城上学时,爷爷给我带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白木箱子,高中三年我买的书, 竟占了这个箱子的一半,总在三四十册吧。 后来我才知道,我上高中时的花费,是很宽裕的,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最典型的该是配眼镜。 高一的第二学期吧,看见高年级同学有戴眼镜的,很是羡慕,总觉得自己的眼 睛也有了毛病,看黑板上的字影影糊糊的。放暑假回到家里,给爷爷说,我的眼睛 近视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想配副眼镜。爷爷问需要多少钱,我说问过眼镜店, 运城配不了,验了光,要寄到上海才能配下,得十几块钱。开学时,爷爷给我多带 了二十块钱。那时验光,是要放大瞳孔的,一个星期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起初的几 天,跟瞎子似的,只能看着一点儿光影儿走路。一星期满了,再去眼镜店检测,店 里人说,只有七十度,不用配。我已拿了钱,怎么能不配呢,我问得多少度才可以 配,店里人说一百度,我说那就配个一百度的。就这样,花了十三元,等了近两个 星期,才取回从上海寄来的近视眼镜。 刚戴上眼镜,别提有多高兴了。我是我们班第一个戴眼镜的,大概全年级也是 最早的。 爷爷对我这么好,可是,有件事,却让爷爷伤透了心。 到了高二,我给爷爷写信说,往后最好让爸爸给我寄生活费,表面上是爸爸的 工资高,实际上我的小心眼里,是觉得钱由山东德州寄来,比由临晋镇寄来体面些。 这也是源自我那因出身不好而生成的自卑心理。一九六三年后半年,学校不断地强 调思想革命化,班主任老师开会时,常强调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跟家庭划清界限。小 组讨论会上,别的同学发言不发言无所谓,韩安远是一定要发言的,表个态嘛,清 算自己头脑里的剥削阶级思想。这事儿,弄得我一听开会就紧张,一说出身就灰头 土脸的。叫父亲给寄钱,意在向同学们表白,我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的父亲是在司 法部门工作的。 爷爷看透了我的小心眼,伤心归伤心,只能同意我的要求。大约从高二的第二 学期,就是父亲给我寄钱了。也是十五元,只是不夹寄粮票了。每次回到家里,爷 爷仍会十块八块的给些。 思想革命化中,我又做了件让爷爷伤心的事。一次小组会上,为了说明自己的 认识提高了,我说,前些年最困难的时候,我家后院北房是队里的库房。农村的大 房子,都是双扇门,用铁链子在下面套住,扣在门槛的铁钉上,铁钉上有圆孔可上 锁,稍一推,门便敞开一条缝,用小炭锨伸进去,可铲出粮食来。我曾见我祖母用 小炭锨伸进去铲粮食,外面用簸箕接住,铲了满满一簸箕,端到前院饭厦。这事儿 小组长汇报上去,班主任在总结思想革命化成果时,还把此事写在黑板报上,一时 间弄得我跟做了叛徒似的,走在路上,都觉得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我最担心的是, 班主任把这事儿写信告诉我们村里,村里开会斗争我祖母。为了让家里有个提防, 我给爷爷写信说了这件事,意在让爷爷做好思想准备,万一村里知道了怎么办。 万幸,班主任老师没有给我们村写信。放寒假回到家里,爷爷说,邮递员送报 时,里面夹着我的信,往商店的柜台上一扔,那封信出溜到柜台下面去了,他也是 最近才见到的。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多少年后,祖母在“文革”中(一九六八 年)惊悸而亡,我总觉得有自己一份儿罪孽。 那两年,我的精神状态是:一面发愤努力地读书,觉得前程无量;一面又隐隐 地感到·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总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 一九六五年夏天,高考来临了,什么都不想了,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复习期间,不时听到一些不利于我这样的考生的消息,有人说今年的政审比去 年还要严厉。去年就有一个学习很好的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而没有录取。中考时, 我说过那样的大话,什么只要招一个也是我,到了高考,虽然自信我的成绩仍在优 秀者之列,却再也不敢说那样的大话了。 社会教会了我怎样看待自己。 人间还是有真情的。高考期间两件小事,很让我感动。 那时学生都没有手表,高考时能戴个表,对掌握时间肯定有帮助。最简便的办 法是向老师借。越早越好,就是当下不用,也要早早定下。有个考文科的同学,向 代我们语文的唐天榜老师借表。能开这个口的,总是平日还有些交情,然而没想到 的是,唐老师说:啊呀,对不起,韩安远同学已经跟我说过了。过后这个同学跟我 说起,问我真的跟唐老师说过吗,我急忙说,说过的,就在前两天。而我心里清楚, 我还没有向唐老师说过,只能说高考前,我肯定会向唐老师说的。高考的前一天, 我去找唐老师借表,唐老师多少带点儿抱怨地说:你这个孩子呀,也不早来说一声, 我一直给你留着呢。 再一件小事是,考外语前,就要进考场了,李卓老师匆匆走来,对我说:“我 还以为你在那边考场呢,安远同学,给你个任务,先答你的卷子,答完之后,给我 抄一份考题。”让学生抄考题,各科老师都会这样做的。早点儿见到考题,可以从 容应对同学们下了考场的询问。这种事,常是委托课代表去做。我并不是外语课代 表,李老师委托我来做,是对我的信任。他知道,我做这样的事,不会影响自己的 高考成绩。考场上,我答完了自己的卷子,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考题,记得还是 第二名或第三名下的考场。 考完试,待了一两天,就各回各家了。 临晋离黄河不远,约三十华里。傅作义当水利部长的时候,给家乡办了件好事, 建起夹马口引黄灌溉工程,全县半数农田都可以浇上黄河水。黄河泥沙大,这个工 程的一个特点是,每次要上水了,都要征调民工挖引水槽,俗称“上水利”。我回 去不久,正赶上“上水利”。这活儿,常是一批完了再去一批。韩家场是个小村, 年轻人少,要换人了,队长问我愿不愿意去。这批去的,有我小时的同伴姚平定, 我从未去过黄河滩,就去了。我们住在一个叫堡里的村子,每天步行四五里地去黄 河滩上挖淤泥。自己起灶,不时有人回去取粮食和蔬菜。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取粮食和蔬菜的人回来,在河滩上喊我,说,安远你回去吧,你的通知书来了。 安远是我的原名,石山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 当天我就赶回韩家场。通知书就在东房(爷爷的房间)桌上放着:山西大学历 史系。 谢天谢地,真该作个长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