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了多一半,天就暗下来了,后来的二十里路,几乎是摸黑走的。耳边只有风 吼声,还有裤腿上的冰凌碴子发出的磕碰声。过勍香村时,看见路边的窑洞窗上有 煤油灯的亮光,真想上去敲门投宿,心想说清我是它支的教员,会有人收留的。又 一想,算了吧,咬咬牙,还是走完了最后十里路到了它支,回到自己的窑洞。 在它支待了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季开学后,又调到团柏公社上团柏学校,说是 那儿缺高中教员。这样我又从这个县的西北角去了这个县的东南角。这儿只有一个 高中班,各科教员都有,我又改教七年级,等七年级毕了业,再教八年级,就是高 中了。上团柏村不如它支村大。它支大小还是个公社所在地,上团柏连个大队所在 地也不是,属于团柏公社茶房大队的一个生产队。为什么高中设在这儿呢,只有天 知道了。 来到上团柏学校的好处是,回家近了。在它支时,要回家须先到县城,再到霍 县才能坐上南下的火车,到了这儿,步行十几华里就到了辛置火车站(霍县南边), 五六个小时可到运城,换乘汽车就到临晋了。可省一天的时间。 农村学校放麦假。麦假没有确定的时间,以当地麦子成熟为准。我们老家临晋 一带,通常都是六月初芒种前后,汾西县偏北,比我们那儿迟一个节令,在夏至前 后。来到上团柏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二年春节期间,我结婚了,十天麦假也是要回去 的。回到老家,已是地净场光,各村都在忙着送公粮。我现在不是学生了,不能挣 村里的工分了,但我们村里有个传统,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回来了可代替妻子出工。 有一天下午,约摸三四点钟的样子,我正在地里劳动,有人给我说,安远,你们家 来客人了。 赶回去一看,是历史系教师陈文秀先生(我们在学校时,对老师都叫先生), 还有一个年轻一点儿,陈先生介绍说是王志华先生,原来在中文系,现在调到校部 工作。母亲和妻子,正张罗着给客人倒水洗脸。洗过脸,喝水的时候,陈先生对我 说,他老家在永济(在临晋西南),王先生家在孙吉(在临晋西边),这一段学校 没有事,他们请了假回家,路过临晋,下车来看看我。我听了也没有多想,觉得这 两个先生都怪好的,回老家还不忘看看学生。快中午了,我让母亲和妻子准备饭食, 两个先生也没有推辞。 母亲和妻子在厨房忙活,我陪两位先生在腰厅(我家前后两进院子,中厅俗称 腰厅)喝水聊天。忽然,陈先生压低了嗓音说:安远同学,我和王先生是来外调的, 我们先跟县教育局联系,说你在上团柏学校,以为过了麦假你该回校了,我们去了 上团柏,才知道你还在家里。我们是从上团柏来的。王先生是学校专案组的,让王 先生跟你说吧。 外调?我一下子愣住了。 王先生接着说:你的一件事,在学校立了案。现在到了运动后期,要结案了, 必须调查清楚,如果属实,那就是大案子,如果不属实就可以撤案了。我们找你, 就是要落实这个案子。有件事,你想想,一九六八年前后,流传着一条毛主席语录, 说是“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一声,要支持陈永贵同志”,你记得吧? 我说记得。 王先生又说:有人揭发,说是你说的,这条语录是康生在一个什么地方遇见六 十九军的政委曹中南,在那儿告诉他的。 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真是可怕。我原以为“一打三反”运动初期住学习班的事,已宣布解脱且当众 销毁了整理的材料,我已走出校门两年,早该彻底结束了。然而,天下事绝不会像 善良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真像“文革”中常说的,“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 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至此我才知道,此事不光没有完, 还引出了这样严重的后果。 我们毕业后,学校没有学生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在教职工之间更加激烈地蔓 延开来,真可说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当初给我办学习班时,为了增加我的罪恶, 把许多不是我说的话,做的事,都算到了我的头上。其中一条就是,说毛主席让康 生转告六十九军的那句话,是康生开会中途上厕所,遇到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告诉 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最高指示怎么会是从一个不洁的地方出来的呢?韩安远说 这样的话,显然是“恶毒攻击”。这事即便在整理我的材料里没有,当时也有人提 出过。现在那一派的人,为了打击我在过的这一派,又把这个问题翻了出来。这是 一个重磅炸弹,如果属实,不光给对方狠命的一击,也是山西大学“一打三反”运 动的一个丰硕成果。 我矢口否认,说我听人说过,但绝不会是我说的。 陈先生上厕所去了,王先生低声说:安远同学,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 件事太重大了,谁也不肯负责任,你要是承认你说过,将来就是你说的了。你不可 能找见那个跟你说的人,找见了人家也不承认。往后就说你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件 事,最重要的是,以后再来人外调,绝不能倒口。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下一次要 来,就不定是什么人了。等一会儿你给我们写个材料。按说这样的材料是要你们单 位盖章的,正好你在老家,就不用盖了。 我点点头。陈先生回来了。我当时的感觉,不是王先生说这话要避开陈先生, 是他们两个商量好了这么做的。只能一个人跟我说这个话,绝不能两个人跟我说这 个话。 吃罢饭,天色不早了,不会有去永济和孙吉的汽车了,我留两位先生住了一宿, 住在我的新房里。第二天一早,两位先生各回各家去了。在村口分手时,王先生又 叮嘱我,记住昨天说的话。 这事儿,我没有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妻子。多少年了,我已养成一种习惯, 自己犯的事,能瞒住的,绝不告诉家人。 就是这次回到上团柏不久,我开始写作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凭着这点儿 本事,看能不能冲出吕梁山,改变自己的厄运,进而改变家庭的厄运。 道理明摆着,若不努力冲刺,在沟壑纵横的吕梁山里待着,我的前程一眼就可 以看到底,只有一条路,就是由年轻教员熬成老教员,终老是乡,填沟壑而已。 这些年,全国的文学刊物差不多都停办了,发行的只有《解放军文艺》与《广 西文艺》。报纸副刊上也不发文学作品了,偶尔出现一篇似乎是小说的东西,署名 也是某某写作组。捂得这么严,哪儿是个天? 缝儿还是有的。有次去团柏公社办事,在一间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一本叫《 革命文艺》的小刊物,三十二开薄薄的一本,上面有一篇东西,注明“革命故事”。 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文艺作品吗!趁人不注意,我将这个小刊物塞进兜里带回学 校。我要这上面的地址。晚上揣摩上面那篇“革命故事”,不由窃喜,这样的东西, 我一晚上可以写五个! 说是这么说,写起来可一点儿也不含糊。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篇“革命 故事”叫《倔师正梁》,说一个贫农老木匠,人称倔师,生产队建库房,大梁歪斜, 跟前的人一筹莫展,但见倔师手持利斧,嚷嚓嚓劈了许多小木楔,从立柱下一一楔 入,大梁终于慢慢地正了过来。老木匠巧手正大梁,多有思想性,又多有艺术性! 署名时,发愁了。韩安远这个名字,也不是多么嫌弃,主要的是怕用了它,让 那些对我仍抱有成见的同学老师知道了,会想,啊,这小子发落到吕梁山里,还在 扑腾啊!一封信寄到编辑部,说当年怎样反动,现在还负案在身,断了我写作这条 路,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绝非自己吓唬自己,夏天王志华和陈文秀两位老师先来 汾西,再去临猗,就是明证。王志华老师在给我说案子情况时,哪个老师对我有成 见,是有名有姓的。 那就起个笔名吧,叫什么呢? 康中上学时,我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叫方仲秀,跟韩安远一样,太文弱了。 流落山乡,心志不坠,该从山字上取个名字,砥砺自己,也是与世抗争。一下子就 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呀,我是山里的一块石头,你是世上的美玉,我 这个石头,偏要攻你这个玉,比你这个玉还要硬,还要强。按说该叫“他山”或 “山石”,我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山”多作为字的第二个字,还是叫“石山” 顺口些。 好了,就是石山了。 学校的备课用纸,是普通稿纸,工工整整抄了一份,星期天走了十多里路,去 辛置镇上的邮局寄了出去。过了一个多月,接到山西群众艺术馆一封信,说此稿拟 用,信中附有一张《作者调查登记表》。一看这个表,差点儿让我泄了气:上面有 一栏是家庭出身。只能如实填写。还要盖单位的公章,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学校领导, 好在领导也还开明,给盖了。到了年底,《革命文艺》刊物寄来了,我的“革命故 事”登出来了。 作品发表后,编辑再给我来信时,就叫石山同志了。后来还去省里开过一次会, 见了这位编辑,叫曾长青,是原《火花》的编辑。开会时,有人叫我老石,后来想 想,光石山两字,太秃了,该加上姓,往后再发表作品就叫成“韩石山”了。再后 来从汾西往太原转户口时,跟公安局的同志说了,干脆把韩石山写成本名,韩安远 写成了曾用名。 万事开头难,虽是一个小小的开头,但它给我的鼓舞却是巨大的。当时有个电 影公演了,好像是《青松岭》吧,看了报上的报道,心想,为什么不可以一鼓作气, 再写个电影剧本呢。如果拍了,肯定会震惊汾西,震惊山西,甚至会震惊全国! 有了贼心也就有了贼胆。写吧。十几天里,天天晚上伏在煤油灯下,写呀改呀。 抄好之后,专门去县城,找见原先它支学校的同事郭金铭老师,他这时已调到县教 育局,当文书兼打字员。他的字写得非常好,我没有让他用打字机打,而是让他刻 蜡版油印。金铭真是好样的,也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悄悄地刻了,悄悄地印了,待 我再去县上时,已装订好了。银钩铁划,刚劲有力,字体疏朗,版式精美。万余字 的一个剧本,装订起来竟像是一本十六开的书。简直就是正式出版物! 封面上几个扁长的宋体字:《山里的秋天》。 就在县上,我将此书分别寄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还寄了一本给 国务院文化组,这个名字是从报上看来的。这已是一九七三年夏天的事了。 等到秋天,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马德波先生一封来信,说我的本子他看了, 有修改基础,他近日将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组稿,返回时会来山西看我,一起商量修 改事宜。信上还说了可能来汾西的时间。我不敢告诉别人,只写信告诉了金铭。等 啊等啊,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看来马德波先生不会来了,让人又沮丧又气恼。 天下事真有难以置信者。过了国庆节,忽然收到马先生一信,说他将返回时, 厂里有急事电催,只好直接回北京了。同时问我,他们厂要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创作 学习班,期限是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底,四十五天,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顺便 修改电影剧本。天啊,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吗!当即回信,表示同意。 去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班,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的,人员都 经过审查。参加者不到二十人,涉及的剧本有七八个。有的本子是集体创作,已相 当成熟。比如安徽的一个本子,写赤脚医生的,叫《白衣战士》,作者三人,其中 一个叫张锲,本人是“右派”,其他两个人,一个是安徽文联的贾梦雷,一个是工 人作者祖光益。安徽还来了一个人,马鞍山钢铁厂的,叫曹致佐,上海知青,后来 调回上海,我还见过他发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吉林来的作者,名字中有个 “传”字,他把这传字写作“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文写法,东北日据时期长, 有些简化字实则是日文字。江苏来的作者,原先是前进话剧团的,写过一个著名的 话剧叫《布谷鸟又叫了》,早就转业到地方,可能是震于他的声名,也请来参加了 这个学习班。他吃不惯馒头,有次吃饭坐在一起,问我可愿意将自己的大米饭票换 给他。见他说得可怜,换了二斤,在我实在不算个事儿,他却很是感动。从这儿我 才知道,北方人会喜欢南方的大米,南方人则很少喜欢北方的白面。江西来了两个 作者,一个叫杨佩瑾,一个叫什么忘了,两人长得有些相似,都是不高而瘦长的那 种。山海关铁路机车厂来了个作者,是个火车司机。甘肃地质队来的作者,名字最 好记,叫苟德义。 这些人里,后来还见过的只有两人,都有显赫的身份,一个是张锲,当了中国 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前些年我去福建参加一个笔会,主办方安排我们去厦门的南普 陀游览,在禅房前的院子里,见一个高个子领导模样的人,跟一伙人谈笑风生,我 一看,这不是张锲吗!想过去,又怕人家认不出自讨无趣,待跟前的人散去,才怯 怯地过去,试探着问:“张锲,还记得吗,我叫韩石山,北影咱们……”料不到的 是,张锲当下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带着安徽腔的黏稠的普通话,朗声言道: “韩石山呀,怎么会忘了呢!”后来有朋友托我办事找到他,也痛快地给办了。念 旧情的人,总是叫人感动的,毕竟那是三十年前,我们都还是普通的业余作者。 另一个是杨佩瑾,再见的时候,他已是江西文联的主席,声名赫赫的长篇小说 作家了。在某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电梯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瞅瞅我, 眨眨眼,大概是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跟前有人,犯不着做出一 种见了名家惊喜的样子,我也装作未曾相识的样子。人生匆匆,记不得才是正常的。 这个班里,进过大学门的,好像只有我一个。那时候兴工农兵挥笔上阵,上过 大学绝不是什么优势。 给我们办班的领导就是马德波,北影文学部的主任。熟了才听人说,此人可谓 大有来头,“文革”前是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陈荒煤主管电影,他也算是 电影界的老人了。 我们学习期间,有两个电影正在拍着,一个快完了,一个正要开始。快完了的 是《海霞》,正要开始的是《杜鹃山》。海霞的主演叫吴海燕,就住在招待所楼上, 出来进去常遇见,尖尖的下巴,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个南方风情的俏丽女子。《 杜鹃山》是样板戏,剧团也就叫成样板团,派头可就大多了。在哪儿住不知道,唯 一跟我们相同的是,中午也在食堂吃饭。扮柯湘的杨春霞,过来过去,都披着一件 军大衣,在我看来,真人比电影上的女英雄还要漂亮些。人俏,衣宽,走起来有种 飘逸的韵致。有时来吃饭,脸上还带着戏妆,怪模怪样的,全没了女英雄的风采。 叶帅的女儿叶向真,正在策划拍什么片子,多次在大院里碰见,高挑个子,极 有风度。也是一件军大衣,较之飘逸的杨春霞,又多了几分伟岸。见过的著名演员, 有《英雄儿女》里扮军政委的田方、后来演《戴手铐的旅客》的于洋、早先演过江 姐的于兰。 学习的方式,一是请名家讲课,记得给我们讲过的有谢铁骊、桑弧,还有个编 过《马兰花》的老编辑。二是看电影。再就是我们自己在一起讨论。北京大学听说 这儿办班,来了三个人,不能说是学习,也不能说是讲课,按当时的说法,该叫开 门办学吧。来的三位,一位是后来成了大学者的严家炎先生,一位叫张剑福,是个 刚留校的助教或是辅导员,还有一位是个河南小伙子,也是“文革”前留校的年轻 教员。趁星期天,我去北大看望过张剑福,事先说好时间在校门口接我,一起去他 的宿舍聊天。进宿舍楼的时候,有个老人正慢腾腾地往外走,张先生低声对我说, 此人叫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朋友,今天来这儿打扫楼道。 最有意思的还是看电影。多是在厂里一个中型放映厅。最兴奋的一次是看《巴 顿》,不是后来全国公映的那个译好了的片子,还没有翻译,一面放着,银幕边站 个人给讲着。讲的人也不简单,是《小兵张嘎》里那个吃西瓜的胖翻译。他的真实 身份,也是翻译,不是日语是英语。开头是巴顿的戎装像,一会儿面部,一会儿军 刀,胖翻译说,这是为了突出巴顿的形象,让他深澡地印在观众的脑子里。还说巴 顿的影片拍了多少部,巴顿的家属最喜欢的还数这部。 有时也去新街口的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厅更小了,中间全是沙发,后边摆些 椅子。在这儿看的片子,叫过路片,意即国家还没有决定是否进口,先看一看再做 定夺。据说有些大人物也来这儿看,谁家里也没有这么好的放映设备。看过些什么 片子,全不记得了,没翻译,只能是看热闹。 班上还组织我们参加与电影有关的劳动,具体是给《杜鹃山》剧组做道具。搭 好的山景上,有许多竹树,竹竿是从南方运来的,叶子分两种,近处是绢做的,远 处是塑料做的,一簇簇放在筐子里,根部有细细的铁丝,我们的工作是将这些叶子 缠在竹竿上,疏疏密密,尽量做得跟真的似的。后来电影公开放映的时候,我指给 妻子说:你快看,雷刚旁边那蓬竹竿上的叶子,好些是我缠上去的。 我在北影学习的时候,山西文联的马烽和孙谦二位老师,也住在北影招待所里, 正在修改他们的电影剧本《山花》,直到“文革”后这个电影才拍了,改名叫《泪 痕》。河南作家李凖也在那儿写剧本,后来拍出来叫《大河奔流》,当时还没个谱 儿,电影厂请来谈设想。我们在三楼住,他在二楼住,星期天晚饭后,我拿上剧本 送他指教,封面上写着“李辈老师雅正”,他看了,没说我的本子怎样,直夸我的 钢笔字写得漂亮。 学习班年底结束,马德波又留下我,为我调来两个“文革”前写农村生活的电 影,其中有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厂里派了车,让做副导演工作的钮 立山先生陪我去了一趟平谷县。说是我的本子写的是女队长领社员寻水打井的故事, 山西见闻有限,平谷是北京远郊的农业县、山区县,算是让我深入生活开阔眼界。 因为打的北影的旗号,平谷县的一位副书记还特意接见了我们。 这么说我的剧本有指望了?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在小组讨论会上就给否了。 所以给这样的待遇,是老马对我的一种安慰。他对钮立山说,韩石山这个人很聪明, 又肯下苦,将来会写出东西的。一九八。年我去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 学习时,还特意找到他家里看望了他。粉碎“四人帮”后,他似乎没有受到重用。 可惜我当年太穷,只给他买了一袋不怎么好的苹果。记得递过去的时候,我都觉得 害羞。他倒不嫌,见我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来看他,很是高兴。 “文革”期间,学校都是春节开学,冬季毕业。北京归来,先回了一趟家,春 节后回到上团柏,我们那个九年级班的学生,早就毕业了。同时上头也来了文件, 将这个学校的高中部撤销。 正月里,在县城中学集训的时候,听说教育局让我回县城中学教书。也是那两 天,刚调到勃香中学当校长的任仰奎老师找见我,说还是去勍香中学吧,我说,那 你跟教育局说吧。后来有人对我说,你怎么放着县城中学不去,要去勃香中学,二 返长安又进了深山。这话还真不好回答。一则,我觉得既然已决定让我留在县城中 学,任老师是老乡,年纪又大,他那样说了,我那样回答了,不过是句搪塞的话, 谁能想到任老师一说人家就真的又把我打发到老山里。 再就是,或者说是深层的原因,我是愿意去勃香的。自从陈王二位老师去了韩 家场之后,我就知道,我在山西大学的事没有完,随时都有人会旧事重提,只怕再 提的时候,不会有这次这样幸运了。这两年,我老觉得背后远远的,有一双警惕的 眼睛在盯着我,随时会找我的碴儿,再一次将我置于死地。同时又隐隐地感到,处 境越是艰难,人身越是安全。古人说的“危邦不居”做不到,俗话说的“乱世入山” 还是能做到的。 在勃香中学,利用课余时间,我将电影剧本的素材改为一部长篇小说,叫《磨 盘庄》,三十几万字。油印出来,厚厚三大册。油印的费用,是教育局贾宝贵局长 特批的,花了四五十元,主要是纸钱。印出后,请假去北京送稿,要给人民文学出 版社。没有关系,先到北影找见钮立山,他托人托到了人文社的老编辑王笠耘。见 了王先生,没说几句话,他说留下看看再说。还见了谢明清,好像是个负责人。 也是在人文社,见到一个大个子年轻人,王先生给我说,那人叫冯骥才,正在 他们那儿修改一部关于红灯照的长篇小说。我真羡慕,什么时候咱也能来人文社, 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修改长篇小说。 我的长篇,自然没什么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一九八。年我去北京参加文讲所 时,在所方的底簿上,看到我的推荐单位里,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来是中国作 协去人文社了解各地作者情况,王先生或是谢先生推荐了我。 天下事,真是说不来,有时你认为没有戏的地方,还藏着你不知道的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