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孩子之后，
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空气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装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
不结婚”，身边的女友一个又一个，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在北京的单身生
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来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穰县相亲。
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相亲，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
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
“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
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前夜，是正林儿子的两岁生日，我们到通州
正林的家里去。—个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
间房是建在—个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破旧小
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卧室里是一张超宽的大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
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
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但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
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八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是“八零后”。二零零三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二零
零四年来北京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
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
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三百块钱。
二零零O 五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
期八百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一千二百元，这是我人生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
时我住在东五环外东坝机场二高速那儿边。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
趟车，房租一间五百块，俩人合住。在那儿干有十个月，二零零六年年底跳槽到东
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两千四百元，干了一年多。二零零七
年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月一千一百元，感觉太贵了。后来，
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盖公园，把人又往
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
一袋饼干上车，下车来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被挤
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六点多出门，有二
三百人等一辆车，365 路，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
挤多了。还有从窗户上爬进车的。城里面才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
下往上挤。排啥队！
二零零八年又跳到一个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
工资三千七百元。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五千三百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
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
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
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
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
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
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
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
户，还有翻译跟着，可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
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偶尔还说两句英文，吃西餐。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
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
几个纸箱子堆个桌子，一个小电视，阴暗潮湿，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不是有
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
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
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子，还是干专业。原来那个公司不行，一是离家远，二是觉
得在公司该学的学完了。所以，我换了一家新公司。在这家新公司，我可以去谈客
户。自己独立核算，谈判、要价、做工，都是自己干，很锻炼人。原来的公司发展
再高都不能跟客户接触。他不让你见客户，不让你接触全面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环
节、一个工具。
我现在准备去的公司里全是我以前公司的精英，一个人走了，把我们这帮入全
拉过来了。都看到弊病了。一个私人公司最后弄成大锅饭形式，肯定不行。前两年
每年利润几个亿，去年要搞国际化接轨，CEO 是美国的，CFO 是新加坡的，还有德
国的，花了好几百万请国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结果管理矛盾非常大。一是他们来了
之后把一批元老给顶了下去。那批元老都是当年跟着公司老板打天下的。现在，给
刚来的这些老外工资太高了，比他们高几倍，最低的给人家年薪六十万。而那批元
老最高年薪不到二十五万。二是，来的人眼高手低，管理模式不一样。不能说人家
不对、不好，关键是不符合咱这边的国情。他们是重视人，买材料是买好的。中国
的企业是不重视人，买材料买次的，不重视工人的健康。新领导来花了一大笔钱，
进行重建。结果老板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其实，如果全部朝国际化的方向走，可能也行，给元老们一大笔钱，全部走。
建立全新模式，也可以。但是，老板自己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在工人和材料上花
钱，抠得很。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
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每个员工现场发了二十块钱
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而是都很鄙视他。你公司赚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员工多发
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二十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
天晚上大家都到十一点多才走，我打车回家，花了六十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是
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
是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农村户口是百分之六，少一半，社保也将近一半，医疗标准
都降低，是最低医保。我在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
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
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
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进去过几次影院，结婚后一眼都没看。北京人
各种待遇、福利都比外地人好。
前段时间我刚回咱老家给儿子办个农村户口，还是找人办的，请人家吃饭。生
孩子时没有回去上户口，一直拖着。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办，有各种补贴，有地，你
可以不种，但得有。最关键的是，万一儿子以后混不下去了，还能回家，还有一亩
三分地可以守住。倒不是稀罕这一亩三分地，主要还是有危机感。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
直很向上，我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是越来压力越大，还有一种
莫名的恐惧。坐公交车莫名其妙在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
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感觉空气都是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
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
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八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
你问我想过有一天要回穰县吗？
真实想法是，我想回家。太压抑了。但是回家之前，我要先挣一笔钱。我与你
侄女不一样，她喜欢竞争激烈的生活。如果不是和你侄女结婚，不是她推我，我还
是过很安逸的生活，我是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我从来不在乎穿，我在乎生活质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回穰县，开个小卖部，抽个烟，喝个茶，晒个太阳，看着人来
人往，就行。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
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
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就如逆水行舟，不迸则退。只要有机
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可能性不大，就看你侄女的
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
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
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
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
有些人素质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
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
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
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
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
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个鱼。”
其实，几年前，在闲聊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劝过正林，不如干脆放弃他的工作，
和侄女—起去做生意，跟着侄女的父亲，我的一位堂哥到云南校油泵，那样，一年
至少可以挣十来万。以正林现在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永远不能买房，不能让孩
子上好的幼儿园，不能相对放松地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正林一直没有正面回
应我们的建议。他没说原因。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想过，每天他要在灰天泥地里挣
钱。他是有专业的人。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
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
置。
我又追问他一次：“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
“回，肯定回。”
正林确定地回答了我，他的语气有点虚弱。“穰县”、“梁庄”或许只是虚拟
的—个理想之地，—个失落了的寄托而已。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
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
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一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
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
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叫骂，与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
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
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
那里都看到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酒过三巡，梁峰喝醉了。他开始找手机拨号码，嘴里嚷着：“我非给我爷打个
电话，我想看看我爷在干啥。我稀罕我爷。”
他爷，我八十岁的福伯，耳朵有点聋。
“爷，你在干啥？”
“你一个人可少喝酒啊，自己割点肉，吃好一点儿。我老奶还好吧？”
“爷，我想你啊，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
“爷，是我啊，大峰。你在于啥？”
“我想你，爷！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啊，爷。”
梁峰声音里带着委屈的哭腔。他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站在院子里打，话又重
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屋里撇了撇嘴，“可稀罕他爷，喝醉了就要给他爷打电话。”
对话持续有十几分钟。梁峰进屋来，眼圈红红的，一直喃喃地说：“我谁都不
想，我就想我爷。我稀罕我爷得很。每次回家，我就住我爷屋里。”
大家都笑他：“醉了，醉了，大峰又醉了。”他妻子一直轻蔑地撇着嘴，推着
梁峰说：“赶紧去睡一会儿，一会儿猫尿就出来了。”
梁峰接着他老婆，眼泪流着，说：“老婆，我知道我喝多了。我想我爷啊。”
他老婆很不好意思，不断推开他，他又不断去搂她。
—会儿又搂着我，自豪地说：“不是我说的，姑，你可以去问问，厂里没人说
我梁峰怎么样。活干得好，从来不偷奸耍滑。对人，那也是没说的。”一会儿又很
低落，“姑，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打工。厂里人永远不会给外地人机会。你
干得再好，没人提拔你，你永远不可能是个车间主任。他们本地人有三险，我这外
地人，啥也没有。就个干工资。有啥指望？
“我现在一回老家，感觉很美，有地有树，多舒服。我房子也盖了，出门就是
挣点钱。城市，除了楼还是楼，除了房还是房，除了车还是车。我是没办法，我来
你北京打工。
梁峰老婆对梁峰的每一句话都表示不屑，“就显你能”，接得非常紧凑，非常
顺溜，像是唱双簧，又像是演一出熟练的戏。
下午一点半，该是梁峰上班的时间了。他老婆提醒他，他不理她，“我不去了，
姑都来了，我还在乎那几十块钱。钱算啥？”他紧紧搂着老婆，又把头靠在老婆肩
上，让我给他们照相。一张俊秀的脸上垂着的眼袋，是长期过多喝酒留下的痕迹。
他又要给福伯打电话，被老婆夺下了手机。她把他推到龙叔家的西屋里，躺在龙叔
的床上，梁峰很快睡着了。
这是秋天的中午，阳光有些虚浮，但仍然很暖。我们——我和父亲；五奶奶的
大儿子，我们叫龙叔的，他们一家，龙叔龙婶，儿子梁安，梁安老婆小丽和他们的
儿子小点点；西安万国大哥的儿子，福伯的大孙子梁峰和他老婆——在顺义牛栏山
镇姚庄村龙叔家喝酒。
村庄简陋、安静，年岁久远。有老屋，有灰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阴影。
龙叔租的那个院子分为前后院，前面是一个较新的二层小楼，房东后来加盖的；绕
过小楼，后院是老房，一个三间的小平房。平房和前面的小楼之间形成一个院子，
自来水管和水槽就架在院子前左方。右边是一个简陋的红色石棉瓦搭成的小厨房，
厨房旁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艳红的柿子挂在稀疏的绿叶中间。
平房低矮，小窗窄门。里面的设施非常简单，没有常居家庭那种积年物品的拥
挤，只是简洁的暂居状态，但奇怪的是却有家的基本感觉。是因为人，完整的一家
人，还是因为这安稳的空间，这两棵柿子树？
龙叔上个月刚回过梁庄，和西安的万立二哥、虎子一样，回家治病，割痔疮。
当生病的时候，梁庄人总是千里迢迢回到穰县治病，哪怕只是像割痔疮这样的小问
题，更不用说二哥的糖尿病、虎子的断腿。
梁安戴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黑得透亮，细瘦，不爱说话，很有主见的样子。
小丽已经又有八个月的身孕，长脸上布着一层淡淡的雀斑，忠厚里透着点小风情。
她的肚子高高隆起，但儿子要求她抱时，还能够麻利地把儿子抱起来，用臂膀夹在
旁边。
梁峰在特种玻璃厂上班，他的老婆在姚庄村的—个电子厂上班。他们住在这个
村庄的另一头。梁峰看起来非常腼腆，皮肤白皙，浓眉长眼，挺鼻薄唇，很俊的一
个小伙子。他老婆圆脸圆眼，又剪了—个娃娃头，很可爱。
和梁峰同在一个厂上班的万科三哥没来。万科是梁峰的亲叔叔，福伯的三儿子，
前几天在电话约好今天一起在龙叔家见面。问梁峰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模模糊糊，
很不清楚。
梁峰夫妻来北京已经七年了。我问梁峰的老婆：“孩子们来过北京吗？”
她说：“来过。梁峰妈带着她们来过一段时间，不适应，住的地方太窄，嫌急，
花销也大，就带着孩子又回去了。没办法，只能顾一头，给钱就行。”对于孩子和
自己分离，梁峰老婆持一种平常的态度，并没有特别难过。—个切实的情况是，孩
子真来了北京，他们并没有时间照料。除了在哪儿入学、学籍、户籍这些具体的问
题之外，他们很难按照学校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每天早七晚七的班，十二小
时的工作长度，居住条件差，也请不起保姆。更何况，他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
也有所怀疑。
在吃饭、喝酒、聊天过程中，梁安很少说话，也不喝酒，一边听着，一边很周
到地照顾大家。他吃饭非常少，能感觉到他心里不舒展，有郁结。
龙叔说：“梁安啊，心事有点重。从小都好操心。小时候，村里人都说，这娃
儿将来有材料。我都给他说，凡事别想恁多，咱干哪儿是哪儿，肯定是饿不死。”
在梁庄的同龄男孩中，梁安干得非常不错。一九八七年出生，来北京打工，先
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刮腻子，拎泥包。二零零六年开始单干，做—个小“包工头”。
自己找活，承包下来，然后领一帮工人去干。二零零八年，二十一岁的梁安开着自
己的昌河车回到梁庄，盖房，结婚，共花了二十三四万。离开时把车放在家里，回
北京又买了一辆长安之星，中型面包车，手续办下来，将近七万元。
那是梁安的全盛时代。这之后，他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去年在顺义××
农业公司干个活，有个老板，关系好，时间长了，给我找些活。其实算是转包。活
儿千完了，钱还没有结完。咱只是‘清包工’，只干活，不管料，料是人家的，净
活，将近三十万。只结了一部分，还有十来万没给我。我自己投入很多，电锯、切
割机、电缆，光电钻都买了二十多把。这都不算钱。我现在不跟他干了。我找的人
干活，你不给我钱，我这边的工钱没发给工人，工人不愿意，我也失去信用。再有
活，我找不来人了。啥时候你把账给我结了，我再给你找人。这个账不结，越陷越
深。
“算利润，从二零一零年十月到现在，对头一年，挣有十万块钱左右。但是，
他这一欠，等于我这一年白忙活。包活最怕这。再加上从去年到今年，工钱都高了，
物价也涨了，工人工资也涨了。
“现在我每天在市场给人家公司拉活儿，有时候是货物，有时候找干零活的人，
不固定，干绿化的，装修的，谁需要拉人拉货给谁干。每天都结账，很利索。”
下午五点多钟，龙叔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馒头。他的长相
看不出实际年龄，平脸大眼，没有皱纹，眼神有些空茫，不含带多少情感。龙叔说，
这是梁安的舅舅。进到屋里，这青年人就叫嚷着脚疼。今天一整天他都在跑着找工
作。和梁安一样，今年装修生意不好，他就想着进厂干活，工资保现，等春天暖和，
活多了，再出来干。
我问他这些年出来打工的情况。他有些羞涩，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话语非常
枯燥，急着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十几岁自己出来，在天津自行车厂喷漆，这是九几年的事儿，一个月一千多
块，也还算不错。那油漆太脏了，干一天活，吐一口唾沫，出来的都是绿颜色的。
后来跑到这儿，搞装修，干木工。一天十五块，每年涨，比大工工资还高，木工工
资最高。
大前年，我老婆的好朋友在穰县开个小超市，说不想干了，叫我们干。我回家
看看，也不行。后来，在城里开一个干洗店，干一年就不干了，在屋里干啥都不好
干。中间一段也干过装修，也不行，工资低，活不凑手。这才又来北京。
想找个厂干。今天跑得脚疼，天冷。我以前在电子厂干过，拿不了多少钱。今
儿我又去了，工资一个月涨到两千三四，也还行，他非要叫我上夜班。我不干，我
一熬夜就不想吃饭，人也受亏。后来又去汽车配件厂，说让当保安，一个月一千八
九，按时上下班。我还没定下来。
大家说起保安的话题，我问龙叔与同在北京的韩家建升有没有联系，建升在北
京开了一家保安公司。龙叔往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鄙夷地说，从来没有。
六点多钟，龙叔家的人开始多起来，都是老乡串门。有的一看家里有陌生人，
打个招呼，不等介绍，就走了；有的会寒暄几句，问是哪儿来的，啥亲戚。我也问
问他们是穰县什么地方的，来北京多长时间，干些啥活。姚庄这一片聚集的大部分
男性老乡都是个体搞装修，他们的合作对象不固定，谁有活跟谁干。也因此，活不
固定，忙起来连饭都吃不上，闲起来可能一个月都没事干。但他们一般不会闲着，
没活的时候会去打零工。
—个中年男子来到龙叔的院子里，他的左腿微微有点瘸。龙叔给他搬个小凳子，
给我介绍说，这是前院邻居，是梁庄旁边的王营人。他的腿肿得厉害，里面的青筋
往外迸着，盘曲扭结，肌肉颜色有些发黑，好像要坏死的样子。我问他这是什么病，
他说医生说是血栓，什么血栓，原因是啥，他也不清楚。他来北京这些年，一直干
零工。
“原来工资低，最多四五十块钱，现在工资高了，一天最低九十块钱。打零工
一天是一天的钱。农村搞建筑，单位搞建筑，打扫卫生，绿化啊，都是临时找人。
只要是活，老板叫干，钢筋工，架子工，啥都干。只要想干，不怕累，都有活干。”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过来。上身穿着深绿色裙装，下面一条
黑色的打底裤，一个土黄色的高筒靴子，长长的头发束在后面，小圆脸，黑眼睛，
还有点婴儿肥的样子。女孩子走过去站在邻居大叔的身后。邻居大叔给我介绍说这
是他女儿。我向她问好，她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又用普通话逗小点点玩，不时用
眼睛瞟我，似乎让我明白她不是一般的打工者。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一个明
星培训学校学习。不是培养明星，而是培养明星助理。学校保证将来给她们介绍工
作。女孩子对自己将来能当上明星助理非常期待，觉得是一份很耀眼的工作，因此，
说话的时候，颇有向我炫耀的意思，特别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她们培训的课程，以往
那些培训人员现在的去向。
“我们上一届的学员，工作找得好的，有给大明星当助理的呢！”
女孩子睁着一双眼睛，黑白分明，非常清澈，有着无限的向往和羡慕。她的普
通话并不标准，不时进出乡音，话一说多，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孩子的神态就
显现在脸上。但是，这并不让人讨厌，女孩子身上反而有一种特别的质朴和可爱。
现在，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赶公交车，每天要来往五个小时奔波在顺义和海淀之
间。
梁峰还没有醒，躺在龙叔的床上打着均匀的鼾声。和龙叔、梁安约明天再来，
我又给三哥打了电话，说明天中午在他们工厂周边的饭店请大家吃饭。三哥答应了。
隔天上午，十一点多钟，我们到离姚庄几里地的大鸭梨烤鸭店吃饭。梁安熟门
熟路，他和他的老板朋友、哥们儿经常来这个地方。龙叔一看是烤鸭店，叫嚷着要
回去，说花这钱，不如在家买菜做饭。
我给三哥打电话，问他和梁峰什么时候能到。三哥却说，他来不了了，他已经
到外地押车了，可能要三四天才能回来。电话声音很嘈杂，也很远，好像是在路上
跑的样子。我说怎么那么不巧？他说，咱是打工，人家派啥活干啥活。
隐约觉得他有推托之意。昨天他没来，其实已经有点意外，走访了这么多城市，
像三哥这样不愿见我的梁庄人还从来没有。
二零零八年我回梁庄的时候，见过三哥几面，没有过多交流。三哥的儿子梁平
当时在吴镇上高中，谈恋爱，逃学，上网吧，偷爷爷的钱，最后因为和别人打架，
被送去劳教半年。三哥三婶这才从新疆回来。
龙叔说：“我估计梁平的事对他也有影响。儿子出这事，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儿，毕竟不名誉。”
梁峰的工厂在顺义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旁边。工厂很简陋，也很小，从大铁门
望进去，可以看到最里面半开放式的大车间。几个工人正在往—个大桌子上抬玻璃。
这是第一道工序，把拉来的玻璃按要求的尺寸切割。
我看见了穿蓝色工服的三哥。
他正和其他三个人抬着一张大玻璃往台子上放。看到我们，他有些诧异，有点
不好意思的样子，但又好像没有过多表情，继续抬着玻璃，放到台子上，和其中—
个人交代了一下，往我们这边来。梁峰走过去，戴上手套，开始干活。
我们谁也没提昨天和上午的事情。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想着再问他。厂房很
高，不时有机器切割玻璃的噪音，回声很大，我们提高着嗓门，相互问候了几句，
又停了下来。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拿着那双白线手套，左手右手来
回倒着，眼睛朝我们这边看看，又游移过去。
我让三哥带我到其他车间转转，他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很不方便的样子。我
问他，三婶今天出去干活了没有。他说一早就出去了。问他梁平现在在哪儿。他的
脸稍微红了一下，迟疑片刻后，说在郑州，先是在富士康干，后来跟着大哥家的老
二梁东干活。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站在切割玻璃的现场旁边，问了彼此的近况之后，就再
找不出话来。很尴尬，交流很困难，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就都把目光投
向梁峰。梁峰拿着大尺子，熟练地围着玻璃，量，画，用玻璃刀或钻刀划，用手使
劲往下掰或在台子边缘往下磕，并且及时托住即将掉下来的小块儿玻璃。很快，那
一块玻璃就切割成了标准尺寸，梁峰小心翼翼地举着它，往另—边靠过去。那三个
人过来，四个人又抬起另外一块玻璃。
三哥还在不停地捏那双手套。中间有好几次，他转过来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想
问我们什么，欲言又止。一阵静默，三哥的眼睛躲闪着。他不再看我们，专心致志
地看梁峰和工友们的动作。
三哥为什么不想见我们？舍不得那—个下午的几十元工钱？这可以理解。奇怪
的是他的神情和表现，敷衍，不自在，紧张。虽然也在聊天，但他的心没有跟我们
在一起，他一点也不投入。他好像急着让我们走，好赶紧去抬玻璃，量玻璃，切割
玻璃，进入熟悉的场景内，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在自己周边垒起—堵结实的墙，在
围墙内，他是安全的、自在的。他可以对所有人和所有问题都视而不见。
我们在一起聊了、不如说尴尬了将近一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本想约三哥晚上
一起到龙叔家吃饭，但是，我没有说出口，那对他可能会是一种负担。和我们告别
之后，三哥迅速走到玻璃面前，开始专心干活，他的整个体态都放松了很多。
第一次听到“河南村”，以为是因河南人在—个村庄聚集太多而有的称号。觉
得肯定里面很有内容，因为在北京郊区，都有很多这样的聚集点。就像内蒙的老赵
说的“扯秧子”。打听之后，才知道，“河南村”在很早以前就是这一名字。一条
河，河南边的村庄叫河南村，河北的村庄叫河北村。与河南人的聚集没有关系。
不过，倒也名副其实，河南村确实居住着大量的河南人。在吴镇，就有直接发
往北京河南村的大巴。在穰县和河南的许多地方，都有开往河南村的客车。
梁安陪我到河南村去，那里有钱家合伟、韩家立子、青焕等十几口梁庄人。正
是早晨将近七点钟，河南村南门口人声鼎沸，正处于交易的尾声。
南门口既是迸城上工的人坐车的地方，也是在周边干零活的人等活儿的地方。
进城的人多在五点多钟就出门坐车，六点钟左右是干零活的人和小老板说活、交易、
谈价的时间。“小老板”，是替需要人工的公司找人、谈价、拉人的人。小老板一
般自己有车，和各类公司的老板或相关人员有联系，老板有儿活只需给他们打电话，
交代清楚，干什么活儿，要多少人，多少钱，剩下的就是小老板的事情。小老板一
大早就在南门口等人，根据活儿的需要与干活儿的人相互挑选。成交之后，小老板
负责把人拉到工作地点，晚上再拉回来，工人工钱一天一给。梁安就是这样的小老
板之一。这里面也有猫腻，干的时间长的小老板会两头吃。报给老板一个价，报给
工人一个价，工人的工资由他负责发放，这样，他可以吃个差价。
大中小型面包车横七竖八地停在路边、花坛上、饭店前。穿着朴素，苦着脸、
木着脸，或几个人在一起高声闲聊、哈哈大笑的多是等零活儿的农民，而被围在中
间的、穿着整齐、头梳得整齐、拿着小包的则是小老板。说成之后，一群人呼呼啦
啦跟着，上了车，就开走了。
八点钟左右，南门口一下子冷清起来。人几乎走光了。无论年龄大小，一二十
岁的小伙子，四五十岁的妇女，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胖的瘦的，弱的强的，都找到
了活，被一辆辆车拉走。
这个南门口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力市场，这些人力大部分是来自于河南村的外地
打工者和在周边村庄居住的打工者。
进南门，路两边的建筑物是老式的平房或简易板房，这些房子被各种商店、小
吃店所分割。约走一百五十米，在丁字路口右转，再走约一百米，前面有一大片较
为宽阔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排房子。
梁安说：“这是大队部。原来人们在村里大队部那一块儿等活，最多的时候有
上千人。村里的车根本过不去。出了几次事，上面就不让在那儿等了。有一次，一
个拉活的小老板急着走，开车把人撞死了。还有为抢人、抢活打架的，啥事都有。
南门口那儿也出过事儿，一个人没有挤上公共汽车，挂在门边上，结果被甩飞了，
人也死了。人家河南村的居民不愿意了，说外地打工的把人家村里的环境弄差了，
这些打工的吵吵闹闹的，让人家没有安全感。
“后来，就开始对河南村的打工者进行整治，当地驱赶在大队部等活的人，又
出事了，一个人怕被抓住，急着跑，撞到了公交车上，被撞死了。是个年轻人，咱
们穰县老乡，来河南村住还不到一个月，老婆刚怀孕。他妈从老家来，开始闹，好
像是最后连带河南村也赔了一些钱。惊动可大。最近说是又要整顿了，还要拆迁。
估计也住不了多久了。”
河南村里面，新房和旧房混杂，崭新的、砖红的几层楼房和空间宽阔但房子低
矮的大院子交错在村庄中，显示出急进和停滞的矛盾形态。
青焕和她的丈夫王福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青焕今年五十五岁，是梁
庄韩家的姑娘，他们家在梁庄辈分很高，我们得叫她姑奶。二零零九年，青焕在河
南村南门口被一辆小轿车撞飞，之后住院，做开颅手术，打官司，要钱。这是一个
漫长的官司。在这一过程中，青焕一家经常与我联系，托关系，找律师，找法官，
包括如何上法庭、见被告，到最后，我几乎有些害怕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在河南村的居住地。这样—个突然呈现出来的事实使我略
微有些尴尬。王福姑爷迎了出来，他至多一米五，黑红的、风吹雨打的一张脸，两
只小眼睛倒是很亮，闪着狡黠的光。此时，他的脸涨红着，手相互搓着，不知道怎
么招呼我们。青焕的侄儿合伟从后面跟了出来，对他姑夫的木讷很是瞧不上，把我
的背包拿下来，放在沙发上，让我们坐下来，又张罗着找杯子、倒茶。五十多岁的
王福姑爷一直张着两只手，小眼睛笑得眯在了一起。
合伟，在见他之前，已经听很多人讲过他的事情。
“他今年二十九了，还没有找来老婆。”这是人们用来证明他人品差的重要证
据，合伟在梁庄的名声很差。其原因不是吃喝嫖赌，而是懒惰。说是有一年出去打
工，春节回梁庄，声称自己很累，躺在床上，让爹妈端吃端喝一个月。他父亲韩九
爷又气又急，逼着他去他们承包的砖厂干活，结果，他搅拌的沙子、石子做出来的
砖是软的。他根本不按照比例来，想当然地就各自放了一些。韩九爷的砖积压在厂
里，卖不出去。这在梁庄成了一桩笑话。说起这些事情，梁安皱着眉头，非常鄙视，
“那就是个憨家伙。”
眼前的合伟穿着—件红夹克，蓝色牛仔裤，瘦长，头发枯黄。他说话很慢，神
情里透露着一丝孤僻，一种长期被孤立所产生的自我保护。看来，他清楚自己在村
庄里的形象。他的姑夫王福也有点孤僻，—个农民保持着顽固的自我，并对周围事
物视而不见所产生的那种孤僻。
我问王福，怎么没看见青焕姑奶？前几天打电话联系的时候，青焕还在。
“回梁庄了。在这儿弄不成。干活老晕倒，时间一长，这一片儿拉活的小老板
都知道她这毛病，怕出事儿，找零工就不找她。有时候她要去，一到中午，人家就
说，你走吧，别晕到这儿，负不起这责。”
“回梁庄？不治病了？”
“治啥？是后遗症，治不好了。现在连数都不认识了。十减三等于几都不知道。
她还非要出去干活。刚好前几天你明焕姑奶来，我说叫她回去，转转，说不定好些。”
“那官司呢？现在到哪一步了？”
“日他妈，那人坏得很，又开始反诉咱们了。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让咱们
赔他钱。你说，咱在前面骑自行车走，他在后面开车撞住咱，咱咋还要赔他钱？清
是说不通。”
一说起官司来，王福姑爷就处于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他开始找打官司的材料，
东翻西掀。我说不如我们先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再细说。
我走出院子，王福姑爷指着靠里的一幢楼房说，这是房东的新房。我问他和房
东有来往吗？他摇摇头，说：“这些年都没见过几面。一年交一回房租，没啥事，
有啥来往？”
“那这里的村民和打工的有来往吗？”
梁安、合伟和王福姑爷几乎同时摇头回答：“没有。”
“那年轻人之间呢？”我指着不远处的那几张台球桌，有一些年轻人正在那里
打台球。
合伟缓慢地摇了摇头，“不来往。各打各的。没发现谁和谁混在一起。”
“譬如说他们村里有什么矛盾，你们都知道吗？”
“都是听说的，模模糊糊的，人家谁也不会跟咱说。”
河南村里住的外来打工者几乎占村庄总居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这百分之八
十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河南人。但是河南村的村民和河南村里的河南人从来不来往，
或者，没有真正的来往。王福姑爷一家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他不了解河南村的内部
矛盾和人情是非，河南村的变化、利益、纠纷、扩张等等与他也没有关系。在西安
的德仁寨、金华村，堂哥、虎子和那些个村庄的交往也只限于收房租的时候，虽然
他们是这个村庄的实际居民。
他们生活在同一村庄同一场景中，彼此却完全隔膜。当地人依靠出租挣钱。在
这个村庄里生活的河南人只是借居者、流浪者，没有权利拥有河南村的居民所拥有
的任何事物。但是，它又是王福姑爷的第二个家。他已经七八年没回穰县了，“在
这儿都习惯了。回家，两三天行，时间长了都急得圆圈转。”
王福姑爷在河南村的周边收废品。一开始，沿街叫着，或到工厂门口等活。时
间长了，和几个厂子有固定联系，人家有废品了，打个电话，他就去。一个月也能
挣两千多块钱。依靠这收废品钱，他供养他的儿子大学毕业。
“我今年五十七了，再干个五六年，估计干不动了。”
“你想回家吗？”
“不愿回家，没有回家二字。在这儿习惯了，觉得是第二个家。也没有梦到过
家。”
吃过饭，重又回到王福姑爷的房屋。王福姑爷不善言辞，说话颠三倒四，说到
一个地方，就四处找柯关的文件，仿佛要让文件证明自己说的话。—会儿，打官司
的文件、青焕的病历、照的各种片子就占满了整个房间。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下午六点半的时候，那天没下雪。青焕骑着自行
车，下班回来，她在飞机场清理垃圾，归类，在沙浮村那儿。刚开始工资是一个月
九百五十块钱，被撞住前，工资一千二百块。
对方是北土村的村民，开的是夏利车。两人同向而行，咱自行车在前，他车在
后，快到南门下，他车开得快，把咱人撞飞了，估计飞有两米多远，把前面正在走
的俩人也撞倒了，最后才落到地上。当时头上就出血了。青焕不停地叫着头疼，对
方两人也没有走。
当时我没在家，老乡们打了110 ，来了拍照弄啥的。我赶紧回来。我蒙了，不
知道咋回事。刚好120 来了，我就赶紧跟着车，把人往医院送。交警也跟去，说是
人先治病。过了一个多小时，司机和他自己的人才去。我押了七百块钱，钱不够，
把手机也押上了。司机来了，押了六七百块钱。第二天就做了手术，开颅，说是里
面积血，总共住院住了五十三天。第一次住了三十天，一开始就不清醒，一直昏迷，
换了颅骨之后，脑袋右边全都塌了下去。
在医院里住的时候，俺们只要不打电话，车主人就不去，一般都是医院催钱，
我打几次电话，他往卡上输个两三千块钱。又不见人。从来没有给赔个错道个歉啥
的。到八九天的时候，车主就开始催着出院，说要治你治，我不管了。打电话不接，
不管你了。主治医师不让出院，说要是自己出院了人家不负责任。当时车主就出了
三万九千块钱，咱自己坚持住了一个月院。我自己花了将近匹万两千元。在家休养
了五个月，然后去检查、补头骨啥的，又住了二十三天。车主一般不接电话，接了
说自己没钱，让我们先垫上。态度坏得很，恶狠狠的，还通过别人放出话来，说他
公安局有人，让我别想着讹他。
我想着，通过交警，交警拍了片子，你也跑不了。这中间，交警队的交通事故
鉴定书出来了，咱想着交警肯定是按理来的，咱对法律也不懂，想着那肯定就对的，
所以，就同意了，交通事故书上对方是主要责任，咱是次要责任。后来，说当时车
主开车的速度只有五六十公里每小时，我不相信，五六十公里每小时人能撞恁远？
人家肯定找人了。
咱不想打官司，咱是外地人，一个打工的，谁也不认识，人家是本地的，肯定
有人情。我就打电话，找交警队，想着只要你给我治病钱就算了。找了几个月时间，
交警队也不管了，他一直不给钱。逼得没办法，只好找律师。
找律师的过程你都知道。俺们把人家约到双兴酒楼，瞧人家，说是需要六千元
的费用，先付三千元。咱还给人家律师个人一千元。第一审是两下协商，找法医进
行伤残鉴定，最后，叫法院指定，就到石景山区。这中间都把咱弄晕了，一会儿这
儿，一会儿那儿，不知道咋办。人家就是这儿的人，肯定有关系。咱又啥都不懂。
两天之后，咱和律师到顺义法院正式起诉。也说要审，审了之后，再进行伤残鉴定。
再后来，那个人根本都不出现了，只在法庭上见面。见面连招呼也不打。
术后并发症可厉害了。今年八月份，忽然就晕了，癫痫症发作。摔到院里，头
上摔个血包，眼睛红得很，嘴里吐白沫，浑身抽。十来分钟的样子才醒。到老乡的
药店拿生脉饮，喝喝好了。第二次手术完之后，就犯过癫痫。出院后，隔几天到医
院检查，医生说是继发性癫痫，药物维持最少得两年，吃“德巴金”，还有什么
“丙戊酸钠缓释片”。
最近一次发病是九月十二号，在工地上干零活，又晕过去了。干零活可辛苦，
累得很，茶、水、饭都不赶。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开始干活，十二点收工，下午一点
上班。中午就自己吃个盒饭，有的人舍不得只吃个馒头。女的东一起西一群坐在地
上，男的就躺在台阶上、烂纸箱子上或者地上睡会儿觉。青焕的身体根本受不了。
老板一看人晕了，惊了，说你赶紧走，你干这一晌，我给你开一天的钱，你可别来
了。
今年看来，脑子清是差，反应慢得很。人清是废了，做饭都不敢做。她闲不住，
还非要去干活。
第二次出庭见面之后，相隔有俩月吧，那个车主要求在顺义西单大卖场见面，
说谈谈，要求和解。我说和解不成。你不配合。再说，你也始终没说到家来看看，
拿啥不拿啥的不要紧，关键来看看人，也算是你的态度。这是我最气的事儿。我说，
就按法律来。
从青焕碰住到出院到现在，那个人至多出现三次。刚开始那一次。在医院里从
来没有去看过，才开始要钱还往卡里打钱，后来，人也不见，钱也不给了。中间上
法庭见过一次，后来反诉又见过一次，不超过三次。电话打死，就不照面。
法庭判之后，总共说是二十二万。保险公司是十二万，那个人给了七万多，咱
自己出了四万多，因为咱是次要责任。我这才知道上当了。那个人认识交警队的人，
早都串通好了。现在，他还欠我三千九百块钱，就不给咱了。
在这时候，那个车主又请个律师，反诉俺们，叫咱赔他车，说因为咱也有次要
责任，所以得赔他的修车费。说咱人把他车撞坏了，叫我赔五千多块钱。你看这混
账不混账！我想着，咱在前面好好地走，你追隹我了，你把我人撞飞了。俺们骑的
自行车，你开的小车，咋还让我们赔！这说不通啊。
为这事我又找律师，律师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实际上是推托了。日他妈，
一看没钱，律师也不想管了。
现在我每周五去法院。他撞住人还恁恶，凭啥？反正我这收废品的活也不要时
间点儿。周五是法官接待日。我去要钱。我非得把这钱要过来。我不能便宜他。不
说咋了，你到我屋里看看人也行。我耽误多少工夫，我为这在两年里花了多少钱？
王福姑爷在屋子里那一小片空间里走来走去，眼睛看着天，嘟嘟嚷嚷地说着，
一脸悲愤的样子，—会儿用手比画着那颅骨切掉陷下去的形状，—会儿又拿出青焕
姑奶服药的小瓶子，让我看上面复杂的药名。他头脑里有一本混沌的账，他被这账
里面的小细节纠缠着。见到我之后，他一直试图在理清这笔账，以希望我明白他受
了多么大的冤枉。但是，在讲到“每周五去法院”时，他看着我，眨着小眼睛，说
不清楚是执著的，还是生气，让人感觉到，他在做意义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会不急
不缓地坚持下去。
说起打官司，大家都认为外地人肯定要吃亏。梁安说：
咱们有一个老乡，在我那儿干活，下班回来，一辆雪佛莱车撞住咱，腿上刮破
皮，脸上也有伤。司机和四五个人从车里下来，骂他不长眼，又扇他几巴掌，踢他
几脚，把他肋骨都踢断了，威胁他不准告。骂完打完，走了。咱报案了。刚好事情
出在歌厅门口，人家歌厅有摄像头。调出来找到了车和车主。那车主掏出三千块钱，
威胁咱们说，我这钱给了，你就不要在顺义混了。他想着他是本地人，厉害，可以
欺负住外地人。咱这个老乡很害怕。后来我说，别说这，都是中国人。你要是不给
钱，咱非告不可。你这逃逸是真的，我告你，你得坐半年。你也不好受。后来，才
算赔了一万块钱。
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是咱那儿河东人，给一个公司装通
风管道。那通风管就几个螺丝钉固定着，根本不牢固。正在下面固定，通风管脱落，
哐一下，人硬是被砸死了。俺们都去看了，那真是没法说，惨得很，人都成酱了。
后来家属来，咱也找了咱这在北京混得还不错的老乡去谈判。你知道人家多恶啊，
知道你是外地人，带理不理的，拿这拿那来吓唬家属。俺们在这儿撑着，让家属不
要怕，谈判就得几个来回。家属不听，让人家给吓住了，最后四万块钱给打发了。
晚上七点多钟，在外面干活的立子、红旗、成子陆续回到河南村。他们都在做
建筑方面的活儿，油漆、砌墙、铺瓷砖、木工，干什么的都有，依着活儿的地点变
动奔走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
大家约好在南门下的饺子馆等，红旗、成子先到，穿得干干净净。他们两人在
一个工地干活，铺瓷砖。这类活儿有时按天算，有时按活儿算。按活儿算，就是不
管你多长时间干完，总共这么多钱。他们最喜欢后者，会连干一两个通宵，挣上一
两千块钱。来钱快。红旗、成子都是一九八五年以后出生的人，但看起来很是少年
老成。
“咋不把老婆也叫来呢？”我问红旗，梁安说红旗老婆也一直在这儿，干零活。
“叫她干啥？”红旗有点不好意思，“俺们直接从工地回来。”
“不会吧？看你们俩的衣服怪干净的。不是铺瓷砖的吗？干一天活能有那么干
净？”
“没有，没有，那活可脏。俺们拿有衣服。干完活把衣服一换。那身衣服放那
儿，第二天去再换上。”
脱去“工作服”，换上干净衣服，坐车，回家。这倒是一种新鲜的做法。好像
还有某种尊严的表达在里面。不以贫穷、肮脏和低下示人，不看轻自己的劳动和身
份。
立子将近八点才到。他刚从工地回来，和一直在南门下等他的老婆、小女儿一
起来到饭馆。立子看起来非常疲倦。果然，他说他连续几个晚上只睡到四个小时。
他在一个建筑工地负责分发物品，老板看重他老实忠厚，让他管理这一摊子，工资
比其他干活的人要高一些。但问题在于，工地是连轴转，工人倒班，这一摊却只有
他一个人。他几乎没办法睡觉。
立子老婆很时髦，染一头红发，穿一个黄色小皮夹克，眉毛有文过的痕迹。她
喜欢替立子发表意见，喜欢显示自己的能干和见过世面。这和木讷、一脸灰尘的立
子，刚好形成鲜明的反差。她在广州待了十来年，在大商场卖过化妆品，和梁安老
婆小丽一样，也在富士康工厂待过几年。她和小丽并不认识，但都因为结婚离开广
州，离开后再也没有回过那里。
整个一场饭，只听见立子老婆呱呱地谈她卖化妆品的经验，谈她对立子家人—
—她的婆妈、公爹——的看法，一种略带嘲讽的又完全否定式的评价，显露出一个
乡村媳妇对婆家天然的排斥。立子父亲今年中风偏瘫，他以六十岁的年龄要扛起装
有两百多斤粮食的麻袋，弯腰下身，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了。立子妈在家照顾
自己的丈夫。夏天在村庄的时候，每个傍晚都能看到她在村头站着和妇女们在一起
聊天，还是眉眼乱飞，保持着我在少年时代隐约可感的某种风情。
我问他们平时和梁庄村里其他同龄人联系多吗。都摇摇头说：“各过各的，没
啥事，很少联系。”
我又问：“想过梁庄吗？想回梁庄吗？”
这几个年轻人似乎被这个问题问愣了。立子老婆在一旁说：“想啥？回家一分
钱挣不来。要是俺们回家，他爹治病的钱谁出？”立子用愠怒的眼神看了老婆一眼，
老婆大声抗议：“咋，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想过在这儿安家吗？”
“那不可能。”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和犹豫，所有人都给了我否定的回答。
在吃饭的过程中，大家也很少和合伟交流。梁安、立子、红旗、成子，都自觉
不自觉地忽略他的存在。合伟来回跑着，拿东西，招呼服务员，要么坐下来，抽支
烟。他也找不到话和他们交流。在抽烟的时候，一点点不易觉察的可怜相从他被烟
雾半遮的脸庞上泄露出来。
合伟，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一个被自己的亲密关系的人排斥的人。在北京，他
同样受制于这样的排斥，因为他无法超越于这样的关系。他这样的打工者，连活儿
都难找到。他们的活儿多来自于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对于这样的懒家伙，梁安连
话都懒得跟他说。
傍晚将近七点的时候，表姐夫青哥才从城里回到林河村。
这是深秋的傍晚，微冷微寒。一辆辆公交车停下，走出一批批的人，或过马路
进到河南村的南门里，或沿着公路往两边的村庄走，个个神情漠然。这群人身上有
特别明显的标识：农民打工者。标识来自于哪些地方？宿命的表情，简陋的穿着，
还是某种因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而流露出来的气质？在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被自觉认
同了的命运属性。农民被局限于—个无形但却有明确界限的围墙之内，这围墙由几
千年的历史累积而成，牢不可破。农民自觉退让，围墙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固。
青哥下车了。光秃秃的前额，瘦长脸，穿着皱巴巴的西服，里面是红色鸡心领
毛衣和洗得有些发光的蓝圆领秋衣。—个忠厚、诚恳的农民。他每次来北京，都要
奉表姐之命先到我家坐坐。只是，我从来没有到过他的居住地。
离开河南村南门口的主路，向右转，约—公里的样子，就到了林河村。沿着青
哥指的路，我们进入村庄。林河村规模比河南村规模略小，也更安静些。在一条小
路尽头，青哥指着前面的院子说到了。
这是—个长方形的院落，房子很老很旧，一排过去，七间格子房。平房低矮，
门是薄的铁皮门，锈迹斑斑，有些门下半部分用硬纸壳钉着。青哥打开其中一间房
门，请我们进去。
房间约有六七平方米，很矮，我这样的个子，站起来几乎就要撞头。没有窗户，
房间里所有的物品，凳子、桌子、案板、碗、床等等，都将就着堆在各处。屋顶横
七竖八地拉着各种线，墙上白色的石灰脱落殆尽。左墙上面斜钉着两个宽厚的长木
条，下面用一根木头顶着，这间房的墙体已经有点倾斜了。床是用砖头支起来的—
个木板，上面堆放着被子、衣服及其他杂物。靠门左边是一个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
简易桌子，上面放着—个长案板，案板旁放着半个包包菜、两半把面条、盐袋、醋
瓶、洗洁精瓶、塑料盆和大瓷碗等等，油烟把墙上蒙的一层塑料布熏成了油黑色，
硬直地挂在窗户上。桌子下面是一个白色的、圆形的装乳胶漆的桶。我在很多出租
屋里看到这样的桶，用来装水、米、面，或腌制酸菜。靠右墙边堆着一些长铁条、
自行车篓、钢精锅、纸箱子、各种塑料袋。房子中间是一小片不到三块瓷砖的空地，
那朱红色的瓷砖，发出刺眼的光。
“青哥，你咋连个电视都不买？这样待着，会傻的，至少得有个电视吧，看看
新闻，知道发生啥事了。”我有些着急，不解，我被房间的简陋、粗糙和那种封闭
的气息弄得诧异了。没有任何精神的意味，也没有任何放松、休闲、丰富和湿润，
就好像一条深海里的鱼，被死死地夹在石头缝里，不能动，不能看，一任黑暗的、
冰冷的水流过。青哥并不是迟钝之人。他的眼神所透露出来的柔和和细腻，他整个
动作和话语的内向和怜悯，都可以让人觉察他内心丰富的情感。
青哥笑着，用手挠挠头发，说：“也不是没有，有个小收音机，晚上回来听一
会儿，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看到我的夸张表情，他补充了一句，“晚上干完
活回来，一般都得七八点，再做饭吃吃，都九点了。没有时间看电视。”
青哥说话声音很平和，带着一点点软弱的、温柔的语气在里面。在表达感情时，
总是笑笑的，习惯性地抓挠着头发。此时，他坐在房间唯一的那个矮凳子上，左腿
跷在右腿上，上身朝着大腿部挤压，仿佛要把自己缩起来。他拘谨地边抽烟边聊着
天。
我是二零零四年来这儿住的。一开始，房租一个月五十块钱，后来涨了二十块
钱。这几年房东也怪好，没有涨。这房间里的东西也是房东的，一般租房都是给你
张床，给你个坏桌子，就行了。
这村子的人，本地村民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住的基本上都是打工的。村子等着
拆迁，等了几年了。哪一家都至少有两个院子。打工的和村子里的人基本上不来往，
我住那个院子，是别人帮着看的，房东连收水费电费都不来。有的和房东住在一个
院子里，你那儿要是来个人，说话大声，喝个酒他都不愿意。娃儿们哭一下闹一下，
都不愿意。有些人有歧视，说话口气能感觉出来。
我来北京有十一年了。一开始来砌墙，跟着工地走，没有租房子，住在工地上，
那可辛苦，冬冷夏热，受罪得很。二OO二年的时候，一天五十块钱，在当时要说是
不算低。天不明就起来，五点半左右吧，六点多就上工，十一点半收工，吃饭，下
午一点上工，晚上五六点收工。就在工地上。有啥娱乐活动？吃罢饭，嘴一擦，有
的上街转转，有的歪那儿休息，有时玩个牌。我不喜欢玩牌，有时买个闲书，打发
个时间，看小说，都是在街上胡乱买的，一本书四五块钱。也看算命的书，麻衣相
法，求财的，胡看的。在双兴小区，干有三年。有时候工地上包点活，粉刷，砌砖，
砌一千五百块砖算一个工，五十块钱；超出五百块砖，再另外计，还按工累加。挣
得多的时候，一月能到快两千元。
后来老乡说这边的工钱高，一天高五块钱，五十五元，我就过来了。也干有两
年，还是在外边工地。二零零六年的时候，人家说搞家装工资高一点，就想着干家
装，在室内干，条件应该好一点。一开始也不行，原来在工地上管吃管住，现在没
地方住了，得自己租房子，有时候还找不到活儿。慢慢有了活路，一开始给人家贴
墙砖、地砖，一天七十块钱，当时活路少，还不如在工地干，一个月能得个一千多
块。
慢慢活儿多了，涨到八十块钱。二零零七年底二零零八年初的时候，一天都涨
到一百二十元，二零零九年又涨，到二零一零年涨到一百五十元左右。干得好的话
能给到一百八十元。啥叫好的？意思就是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给人家有保证。干这活
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大致是多少，是啥样，你偷奸耍滑大家都知道。也会遇见坏
人。去年秋天，有一个坏货，都是老乡，说在一块儿做点活，到时平分，我就找几
个活做得不错的，干了一个多月，到最后算算，一天才顶一百块，那段时间市场价
都到了二百五六。大家都不愿意，但是，是人家联系的活，钱在人家手里，没办法。
最多以后不和他合作了。在通州白庙那儿干过一个活，五六天，一天顶四百多。不
过这种现象很少。二零一零年在这儿干十一个月，拿回去两万多块钱，二零一一年
在北京干有八九个月也拿回去这么多。
那几年上哪儿攒钱？一年到头，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一般能带上一万元，最多
一万五，回家花花，也没啥了。这两年好一点，能挣个四五万。不过家里花销大，
人情世故，一年得一万多。我在这儿一年日常都得一万多。落到手两万多。我给你
算算，按月算：
房租：七十元
烟：一天一包半多，一包三块，一月一百五十多元
电话费：一百元
生活费：一天二十元左右，一月约七百元
日用品：卫生纸、肥皂、牙刷牙膏、洗衣粉等，一月约五十元
一月总计：约一千一百元
就说这一天吃饭的花销吧。早晨：三元左右。一碗粥一块钱，三四根油条，一
根五毛钱，有些五毛还买不来，约得个两元钱，鸡蛋不敢吃，那又贵了。中午：十
元左右。在工地，没地方吃饭，有时有盒饭，一般都是买最便宜的，十来块钱；要
是没有卖盒饭的，就在小饭馆吃，得多花俩，吃碗拉面，有时要个小凉菜，再喝瓶
啤酒，得十几块。咱很少吃肉，随便一盘都得二十块以上；实在想吃了，就割点肉
自己做，食堂吃肉那多贵。晚上：六元钱左右。鸡蛋面条，弄个西红柿，加点青菜，
有时候买个包包菜，一吃吃几天。偶尔也请一块儿做活的老乡吃个饭，又得几十块
钱。其实每个月也都要超过八百元。
这还不算从老家到北京来回的路费钱。我一年至少回去两次。原来种地，麦收、
秋收都得回去收。这两年没种地了（地租给别人，一亩地给三百斤麦），那回去也
不少，一年至少在家两个月。主要是你表姐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小卖部，她一个
人照顾不过来。这来回路费算下来又得千把块。
你问我表姐怎么没想着来？平时不想表姐吗？
家里还有一摊子，走不开。有啥想哩。时间长了，主要是想屋里的事。小卖部，
二胖的学习，房子咋样？不过也是干操心。年内你表姐不合适，做一个子宫切除手
术，我回去一星期。这儿又有点活，老板打了可多个电话，非要我回来，我又回来
了。刚好大胖回去了，要是不回去，真不知道咋弄了。
你表姐心里也不美气，身体都成那样了，也照顾不成。可是她也想叫我过来。
那你说咋办？都是为维持这个家。你还想挣俩钱，还想待在屋里，哪恁美的事？
在说话的时候，青哥的两只手一直相互抓着、挠着，手掌有些部位是粉红色，
还有过敏的痕迹。一九九五年冬天，我在南阳读书的时候遇见过他，他正在我们学
校的建筑工地上千活。当时他手里正拎着泥包。他的整个手背裂着无数的口，从里
面浸出些黄色的脓水，这些脓水混合着沙子、泥，成糊状溢在他的手背上，手心也
红肿着，有些地方翻着红肉。那双手有些触目惊心，所以我记忆很清晰。
手是咋回事？一九九四年、九五年的时候，在南阳工地上干，那时候一天九块
钱。一开始手上磨个沙眼，就是把手上那层皮磨掉了，浸血，我自己缠个胶布，就
不管它了。可能缠得太紧了，等几天过后揭开，皮肤发皱发白。就开始过敏。不懂
得，如果天天揭，就不要紧。后来，手掌手背都烂了，还在干活。最后，实在干不
成了，才回去治，也治不好。都一二十年了。叫人家医生瞅瞅，说，别干这个活就
好了，石灰绝对不能碰。说得可好，咱就是干这个活儿的，不干咋办？所以，就好
好烂烂，烂烂好好，好不了了。
说起来，打个工不容易。那几年在一个木器厂干活，一天涨到十几块钱，我自
己也拉了一队人马，做有几万块的活，最后，那个木器厂欠我几千块钱，不给了。
工人钱我肯定得给，都是一个地方的，咱不能不给人家。我自己把这钱欠住了。每
年都去要，他自己也被欠，对方给他一些烂袜子、廉价衣服抵账，他又给了我抵账。
我要那些东西干啥？好几百双袜子，这些年我一直在穿，现在还没有穿完。卖也卖
不成，褪色得很，穿上把脚都染黑了，还发臭。
现在打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工，基本上都是一家一家的，夫妻俩在一块儿，
男的搞装修，女的干个零工，每天在河南村南门下等活，一天也能挣个百八十块钱。
春节大部分都不回家。把娃儿接来，过个年。回家花销大，再说，人情也淡了，觉
得回家没意思。爹妈是管不了了。你不知道，现在农村人情可淡薄，爹妈老了，可
怜得很。许多人被送到养老院，不是孝顺，主要是不想管，也没有时间管。
在北京的郊区，尤其是像河南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我见到很多如青哥这样的
出租屋。几将废弃的房子，主人简单收拾一番，或者，就在自己院子的空地里，临
时搭一些简陋的板房，出租给打工者。
在温泉村，我伯父的儿子红义哥的出租屋盖在房东后院辟出来的—个小块空地
上。一间低矮的十几平米的石棉瓦小板房，红义哥在小板房内用—个旧柜子从中间
隔开，后面放一张床，作为夫妻俩的卧室，前面放一张沙发床，是十六岁的闺女住
的地方。紧靠板房，一个更低的小棚，是厨房，那是个两平米左右的、用几块条形
薄木板和石棉瓦搭成的窝。
后院的另一端是主人家的大狼狗的蜗居，窝的高度可比红义哥的板房。从前院
过来，必须要经过这个狗窝才能到红义哥的小房子。每次从那里走过，那条黑色的
狼狗就拼命地挣着链子，发出凄厉、低沉的嗥叫。
那间房一月一百元房租。价格很低廉，因为红义哥是熟人。红义哥在温泉村住
了二十几年。他骄傲地告诉我，他认识所有温泉村的居民，温泉村的居民也都认识
他，都叫他“老梁”。
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的而又舒展的
东西，是作为—个人所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一盆花，一幅画，干净的地面，整
齐的床铺桌椅，等等，都可以看作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内心的某种光亮。青哥的房屋
显示了他这一层面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或者说自我剥夺了除挣钱之
外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哪怕最微小的那一点。完完全全的枯燥。没有一点空间和
亮光。
那天谈起穰县老乡在北京打官司时，梁安轻轻一句，“连李秀中都来了”，李
秀中在北京老乡圈里的威信和地位可见一斑。很多来北京的吴镇人，都以见到他为
荣。我是很晚才知道，他是我的初中同学。我印象中，他个子高高的，眼睛眯眯笑，
说话声音也低声细气，没有看出他有多大的闯江湖的能力和魅力。
二零一一年深秋的一天，我们约好到他的新公司见面。秀中的办公室豪华、气
派。房间正中央放一张巨大的、紫檀色的办公桌，后面是一整墙的隔架，架子上放
着各种瓷器、根雕和类似于古董的玩意儿，靠窗户边是一个巨大的根雕样式的功夫
茶具。
李秀中还是眯眯笑的模样，看不见眼睛里的具体内容。但是，偶尔睁开一下，
能看到精光闪烁。我问他到底有多少资产，人们都哄着说有几千万？李秀中朗声笑
了起来，爽朗，开心，好像默认了这个传说。
我让他谈谈自己的发家史。父亲告诉我，李秀中曾经跟他学过做凉粉的技术，
走乡串户卖过。他早年丧父，弟妹又多，家庭相当困难。
那说来话可长了。一人一本故事。我啊，五年级上仨，初中一年级上仨。上五
年级时忽然发现原来咱那儿有个河头，恁大恁好玩。从此以后，说是去上学，其实
就是去河头。夏天整天在河里钓鱼，冬天逮野鸭子，我妈一直不知道我逃学。二十
岁结婚，开始在吴镇河坡开荒，种地，卖菜，大战河沙滩。一个人开了四十亩荒地，
真是把命都泼上了。后来为别人看不起我，打了一场大官司，到最后，我偷偷把雷
管都买好了，准备和仇家同归于尽。那场官司后，我明白了许多事，人不能老鳖一，
非得活出个人样来。
我是一九九六年最后一天来的北京。我记得清，第二天是一九九七年阳历年。
来投靠老丈哥，人家生意干得不错。我在屋里弄丝毯厂，赔了两三万。只好走了。
到北京以后，寄人篱下，相当难受。到人家家，咱也知道，不是做客的。扫地，做
饭，啥都干。譬如煤炉里面的煤，北京是把烧过的煤夹出来，咱家里是踩下去的，
我不知道。弄坏了，她哥说，看看这都知道你们是啥人家儿。这叫狗眼看人低。人
到贱的时候很贱。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四个月。右不是，左不是，咋也不行。废件下
面，拆拆看看，练练手，他去了，脸一绿，出去了。不知道啥意思。没有任何沟通。
吃饭，那时候在屋里出气力，咱饭量大，他们喜欢吃小馍，吃糊汤面，饿得胃疼。
男子汉觉得丢人。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那些机器零件，百十斤，
提来提去，腿都站肿了。我去的时候快过春节了，没地方待，人家俩人涮个火锅，
连让都不让。
一九九八年正月初九我开始单干，那冒很大风险。主要两边有两个大修理厂，
把市场基本上占完了。可我去干成了。关键是思路，经营策略。那两个厂大，但它
们有个缺点，就是有个上下班，咱的优点是没有上下班。它还有个缺点，工人上班
干也是那么多钱，不干也是那么多钱，积极性不高，咱是不干就无法生存。
另外，我价也要的低。别人一拆一装一百，维修还要钱，配件也要钱，我是一
开始就不要钱。硬顶了三个月，就把客户拉来了。有一两年，他们干不下去了，客
户来找咱不找他。他们也没有忧患意识。咱有忧患意识。那时候有些泵型咱也不知
道，学的时间也短。人家客户来了，非得拉住，不能让人家走啊。我就晚上自己拉
个电灯，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拆，我咋拆咋装还不行吗？从没有一点理论到最后掌握
一定的理论，进步很快，只有掌握了理论才能触类旁通。你的思想不开阔也不行，
包括你用人。这就涉及后期发展的定位，还有你的人员管理。
一九九九年开第一个分店，二零零零年一下子开两个，到二零零二、二零零三
年一年开两三个店，培养的人都不够用。最高峰的时候在这条路上布了十一个点，
全是我的。到二零零八年全撒了。不是不挣钱，主要是车辆排放标准变了。原来欧
二排放标准，现在是欧三。欧三这块儿，有的变成电控柴油发动机。这就淘汰了一
部分人。有的根本都看不懂电脑。很多东西都干不了。
另一方面，亲戚太多，素质太低。叫他看门，男的过来了，女的过来，儿女也
过来了。这事那事，整天都在忙着给他们擦屁股。靠扩张修理点儿发展也确实很难。
他干多少活你也不知道，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这个店是我的生产店，准备以这儿为主，发展生产，不只维修。维修那一块我
只保留我最初的那个根据地。前期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主要卖配件、修配件。现
在上马的是自己开发兼生产。汽修市场很大，只要肯用心，肯定可以分一块蛋糕。
在管理方面，我主要就是靠提成管理。对工人很有效，你要是多干活，就能多挣钱。
学徒按积分来算。维修一个喷嘴十分，一分两块钱。前台、库房、配件都各自管一
摊，清清楚楚。这种管理模式都是我自己琢磨的，没地方学。实际上，我后来的发
展跟前期的积累，跟在吴镇的经历和受的难是有关系的。一是吃过苦，不怕吃苦；
二是不怕失败。
我现在主要做公交车生意，给公交车校油泵和清洗喷油嘴，占其中一个公交公
司份额的四分之一。我已经起步晚了，早几年我集中做社会车辆生意，生意非常好。
是好事，也是坏事，忙于应付那些，把北京这一块市场给耽误了。现在难了，非常
难进入，和种庄稼一样，上午下午错半年。我从二零零八年开始才跟公交打交道。
现在也算打开一些局面，这都需要关系。咱这儿一个老乡认识公交维修车间主任的
弟弟，是一个公交司机。就这，起大作用了。通过他，给车间主任送礼。别看就是
个车间主任，可起作用了。
送礼可是大学问。你知道办成一个事儿要打点多少层？这个中秋给一个副总送
月饼，让司机去，之前打好电话，结果去了人家说不认识，非常冷淡。这几天正琢
磨着还得请人家吃饭、玩，还得再去给人家赔不是。谁都不敢得罪。
说起“送礼”，李秀中很有心得。除了安排公司大的发展方针和专家谈判之外，
他的主要工作是陪吃陪喝，洗澡按摩唱歌，疏通各种关系。他进到里面的房间，拿
出—个朱红的、长方形的礼品盒说：“像这样的人参，一年至少送出去几十根。”
打开盒子，里面一支长着须的人参娃娃，圆润饱满地躺在那里。
秀中的校油泵事业也曾遭遇了如内蒙恒文那样的难题，只能是夫妻店，无法扩
展，无法发展成现代管理企业。还有，就是亲戚的问题。和其他进城农民不一样，
在最初的努力失败之后，他直接拒绝和他众多亲戚们发生生意上的联系，包括他的
亲弟弟妹妹。
家族企业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好人不行。如果说发展，原始积累靠家族，到一
定程度，家族会阻碍你发展。他水平达不到，必须要引进新的人才。干什么事，到
一定程度，必须要打破这种思维。
但是咱那儿绝对不行。亲戚不共财，共财再不来。来的亲戚，舅舅、表哥、堂
哥、堂妹，还有啥拐弯亲戚，都是我带出来的，到最后全有矛盾。把人搞得很疲乏。
我把他们都撵走了，你生气也罢，断亲也罢，也是没有办法。
我四个姊妹，我是老大，我压根儿也没有想着叫他们来一块儿千。管理很难。
你说让他当领导，他说是应该的，你要是有一点对不住他，他就会说，我是亲妹子
亲兄弟，你还这样？你也没法说他。他们也都成家了，都过得去，平时各过各的，
有难的时候，我帮一下。这就行了，我不叫他们掺和我的生意。
农村人到大城市，更多的是在战胜自己，不是在战胜别人。得有下一步目标的
定位，并且，还得有适当的管理条例，得修订自己的管理。别说先战胜别人，先得
战胜自我。老想着在家盖个房子那肯定不行，得挑战自己的极限才行，台阶上面还
有个台阶。实际上，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也在这里，一个目标实现了还有另一个目标。
挣钱也能上瘾，实际上钱到一定时候就是一个数字。到这时就是怎样融合这些钱，
乐趣在这一过程中。真是到一定程度，到最后跟公益事业差不多。只是一个追求而
已。
咱那边人穷是一方面，关键是社会风气不好。我回到家，有人问，你在哪儿干？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别的还有油水没有？自然都会问到最后一点儿。你要是个小老
板，他就会问，你有秘书没有？从很小的说话细节反映到很大的素质问题，是病态
的，就像树长毛了。温州人为啥发财了？有互信，有团结，就有合作的基础。自然
就会发展。不管到哪里去，河南人不抱群。只要有什么事，各奔东西，各找各妈。
一个修水箱的老板跟我说，他手下有几个修水箱的河南人，争着说对方坏，后来没
办法，只好都不让他们干了。老板说，今天你说别人坏，连老乡都说，说不定有一
天会说我。你看，斗来斗去，最后所有人都吃亏了。
整个河南帮，我所知道的，十个八个都没有发展前途，在规模层次方面还不行。
关键是不能突破自己，不能自我突破。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你问我北京有“河南帮”吗？
啥河南帮？就是一群河南人，搅在一起，天天想着歪门邪道。咱那儿人风气不
好。我不和他们搅。为啥二零零零年叫得非常响，“不用河南人”？那时候就是明
摆着不用河南人，现在是隐形歧视河南人。因为我是河南人，我吃大亏了，很大的
亏。别人给我介绍一个领导，让我去见。去了之后，领导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河
南的。领导直接让我走了。后来，介绍人给我说，领导埋怨他说，你怎么给我领个
河南人过来了？人家不让我做他的供货商。我也气，气有啥办法？自己不争气。有
几个地方的人受欢迎，四川、山东、安徽、河北，干活踏实。我认为咱那个地方主
要是地域文化、底蕴太差。
其实我也努力过。北京这边河南校油泵的最少三百家。我曾经想建立平台，成
立一个河南人校油泵协会。一是技术上我从厂子里请人，给大家培训；二是保证进
货渠道畅通。等于是给大家弄个平台，既带有相互支持性质，也可以垄断这一片的
生意。后来我不给他们干了。他们来了之后，跷着腿跟我谈价钱，好像我从中得多
大利益似的。他们再打电话，我不管了。不团结，不信任，啥办法乜没有。
秀中在谈到他和三个弟、妹之间的关系时，他的老母亲在一旁神情焦虑地看着
我们，一再表达：“他们都可不错，都过得不错。”但是，她急迫的表达，反而让
人觉得那只是一个顾全家庭声誉的老人所特有的遮掩方式。秀中的三个弟、妹也在
北京郊区各开一个校油泵点儿，生意很一般。我听说过他们兄妹之间有一些矛盾。
也许，秀中的这一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仍然生活在普通线以下的弟、妹们的认同。
秀中对兄妹和亲戚的冷漠基于他对事业的理解。但从他的言谈中，我也能隐约
感觉到，他的冷漠不只源于对“个人”、对“现代企业”的理解，也夹杂着他成为
新富阶层之后对过去生活的厌弃和对“农民”身份的回避，他以“现代管理”的名
头来遮蔽他的厌弃和逃避。
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秀中精神境界并不稳定，心灵空间的宽度也游移不定。他
仍然纠缠在昔日贫穷的阴暗中，在言谈之中，始终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有
一种很狭隘的情绪和情感。讲起他老丈哥对他的污辱和自己的屈辱经历，秀中仍然
耿耿于怀。他讲了很多细节和例子，在许多地方都忍不住提一下别人对他的轻蔑。
另一方面却又很开阔。现在的秀中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一员，经常被邀请参加这
个行业最前沿的开发会议、销售会议。他已经摆脱了如内蒙古恒文和众多穰县校油
泵店的“停滞”特点，而建立起一个有发展可能的、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企业。从
单纯的“挣钱”过渡到去思考“公益”，时下最新的理念他也都有所认知。
这以后，在不同的老乡聚会场合，我都能碰到秀中。他的笑声爽朗，神情开阔，
享受着周围的人或多或少对他的奉迎。他也会不断地讲起他正在运作的新项目，他
还告诉朋友们，他在穰县的山里买了一面山坡，山坡对面就是一条河。他准备盖几
幢别墅，养几条狗，约几个朋友，将来在那里养老。而吴镇的房子，早已塌了，他
也不要了。他很鄙夷那个他曾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
韩家建升也是梁庄打工神话人物中的一个。梁庄人都说他发财了，但神情中又
带着某种不屑。建升在北京通州那里办一个保安公司，有亲戚邻居来北京打工，找
过他，在他公司当过保安，闹过矛盾，翻过脸吵过架。我在北京这些年见过他好几
次。他很喜欢参加穰县老乡组织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很热心。二零零
八年，穰县组织了一台地方戏进京汇演，建升跑前跑后，张罗联络，很是用心。
建升说话的声音非常高，开朗、健谈，言语之中，他非常讨厌北京人，但其实
已经很有北京人气息了。说话语流平滑顺畅，略微有点儿卷舌，表示愤怒之时，时
不时蹦出“丫的”等口头禅。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个饭馆，请我和父亲去吃炸酱面，
不看菜单，直接点了爆肚、炸饹馇、油豆腐等北京小吃。他的妻子瘦小，大眼睛，
剪一个娃娃头，看不出实际年龄。十一岁的儿子在通州实验小学上学。
他的公司给通州一个小区做保安工作，建升就把自己的家也安置在小区边缘—
个简陋的平房里。
建升能够很准确地表达自己，就好像这些话一直排列在嘴边，只等着人来问他，
他就像倒水、倒豆子那样，不用思考，哗哗哗地就流了出来。
一九九零年，我舅家表哥从北京回来，说北京招保安。当时我的想法是，这辈
子没当过兵，当个保安就相当于当兵。
我是一九九一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到的北京。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一下火车，
月亮那个圆啊，我问人家说，大叔，这是啥日子，人家说是八月十五。我这才知道，
心里可难受。坐火车一天多，舍不得吃，饿得不行，一听说是八月十五，眼泪都想
掉下来。坐火车花二十四块钱，下火车也不懂，有人在车站拉客，就把我们拉到三
里屯幸福三村。住一夜，十七块钱，说好了是十块钱，人家非多要。一开始从家走
的时候，是想着挣五千块钱就回家了，可是经过一夜，觉得受骗了。就萌发一个念
头，不混个样就不回家。我和另外一个老乡从地下旅馆出来，拿个大被子，大行李，
去坐405 路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让俺们上，说满了满了，挤什么呢，讨厌。尖着嗓
子的北京话。
当时找的一个保安公司不要人。就在一个服装厂蹬三轮，给人家送货、拉货。
冬天，从通州拉一车货到北展，几十公里。俩多小时，站着蹬，一是累，二是站着
拉快，一天六块钱。干到一九九二年春天。为啥不在那儿干？想着来北京是当保安
的，蹬三轮没啥前途，学不到真才实学。
刚好保安公司招人，交押金二百块。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号去当保安，是武警
总队办的分公司。“六一”给我分配到燕山石化，公司发一百七十块钱工资，不管
吃，管住，但是，可以给厂里干些杂活，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钱。自己做饭吃，得
花三四十块钱。咱工作不错，深受领导喜爱，踏踏实实干到九四年，九四年下半年
当班长，对我来说，这是个积累。
当时北京公安局成立保安总公司，成立了工会，成立了团委，所有的保安都看
到一丝光明，想着受到国家重视，很有希望，有闪光点。
一九九五年我从燕山石化调到凯迪克大酒店，为世妇会服务。在那儿以后，开
始发胖，那儿生活好，直接升上副中队长。咱对工作热情，廉洁奉公。每个行当都
有门道，也可以腐败一下，但我坚决抵制。因为啥？我们家你韩叔到死写信都是
“遵纪守法，团结同事”。我老婆来了，他写信又给我添了四个字，“相依为命”。
一个中队六十个人。那时候管吃管住，五百多块钱，年底奖金六百多块钱。另外，
一心想着，是给共产党干的，干得好了，说不定到时候自己还有可能转正啥的。
一九九五年冬天，保安行业评“优秀保安员”，考试，考你的保安知识、业务
技能、法律常识、保安体能、术语和待人接物等，有笔试、口试。我考九十七分，
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保安员”。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希望。
建升的脸有点涨红，他还沉浸在他早期的希望之中。有谁会知道，在这样—个
胖头大脸的中年保安小头目的心里，还藏着邱娥国这样的共和国典型——个好警察，
“做人就做邱娥国”，那是—个明亮的、可以超越一切的形象。
大概一九九五年左右是建升人生最光辉的几年，讲到那时，他两眼放光，声音
也提高了很多，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一个尽职尽责的保安，经常培训、考试、定级，
这使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最关键的是，北京市成立了保安总公司，成立了工会、团
委，“保安”被纳入到了制度的秩序之中，它是一个得到国家承认的、可以升迁的、
有荣誉感的、当然也可以改变命运的职业。那时候，建升觉得前途无量。他喜欢那
种荣誉感，依靠自身的贡献而被社会承认而带来的荣誉感和身份感。
但是，这希望犹如—个火花，在他人生中闪一下微弱的光亮，就熄灭了。他希
望依靠自己的努力、尽职获得职业通道的幻想被粉碎。
一九九七年，公安大学下面办一个保安公司，我去帮人家带队。当时公家成立
的保安公司已经被瓜分好了，朝阳的用人单位必须用朝阳保安分公司的人，全是公
安局办的。二零零二年以前，不是公安系统的人不让办。
当时，他们也进不去，就让私人去办。衍生了黑保安，就是借人家的资质，注
册一个擦边球的公司。又干了两年，到一九九九年，感觉自己也吃透这个行当，知
道它的奥妙之处，其中的猫腻之处也都知道，咋去运作都清楚。就想着自己去干。
二零零零年通过一个人去联系崇文交警队。那个人也是一个好人，是我靠真诚认识
的。他曾经是我的上司。
我运气也不好，刚好赶上北京清理整顿保安市场。那时，只要不是“二十八家”
的（“二十八家”是公安机关自己办的），全是黑保安。挂靠的全部被取缔了。因
为黑保安老出事，人员参差不齐，保安行业犯罪率上升。
我的公司是二零零零年五月成立的，开始招兵买马，也没有手续，当时人家说
没手续也可以招人，我们可以用你的人。咱的保安就是他的“协管员”。刚开始五
个人，慢慢七个、九个，到最后，变成三十七人，贵州、云南、甘肃各地的人都有。
给人家开工资，管吃住，管发衣服，管烟抽，住的是地下室，劲松一个地下室，
打地铺，铺了四五层报纸，就当床铺了。我给他们做饭，还得去查岗。总体还算取
得人家满意。我的人都在十字路口，就是协管员，逆行、闯红灯、骑车带人、停车
越线，都属于俺们管的范围。保安骑自行车，一圈儿下来得一个多小时，真是冬冷
夏热。那时候管吃管住一个月三百五十元至三百八十元。我从中一个人扣五十块钱，
算管理费。
我还要考查对方给我保安的环境怎样，住的情况，吃的标准。保安一顿两个菜，
根据大家的口味，煮面条啊，贴饼子啊。每个月查账。人多的话还单独配个做饭的。
这也不好弄。咱们那边人说，早晨起来哪怕炒个萝卜丝也行，北方人只是吃成菜，
吃炸酱面。南方人说他好几天没吃饭，我说你放屁，咋可能没吃饭？后来才知道，
南方人管吃米饭叫吃饭。
EMS 物流找我，叫我派保安去。我一问，他说没地方住，我就不让我的保安去。
晴天还行，下雨咋办？那几年工地我也不让去。我在工地待过，真是艰苦得很。那
年清华大学盖宿舍楼，俺们在那儿看着。真脏，浮土太大，土没过腿，风一刮，把
人的眼都迷坏了。工地上太冷，冻得太可怜。从老家来的孩子，都不会生蜂窝煤，
也没有水，屋里比外面还冷，那个工地简易棚，早晨起来被子都冻得拉不动。娃儿
们手都像肿瓜一样。我说，咱又不是不能找来其他活儿，不受这罪。
然后才开始涉足干小区，接厂子。这也需要培训，这是两个概念，在马路上保
安是执法，到小区保安主要是服务。一般是通过关系，找到物业经理，给人家提供
保安服务，这纯属服务行业，保安费来自于物业费。我的人最多的时候是六十多人，
一个人我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
我的孩子，我也不让他当保安，社会地位太低。那天有个人说，牛什么牛，不
就是个保安吗？想想也是。这个行当是四大低行业，保洁、保安、服务员、壮工，
收入最低，谁都能骂几句。还有几点，一是社会上还是不承认，不把保安当作一个
正当职业，就是低级工；二是歧视外地人。北京户口的保安有五险一金，外地保安
没有，北京的工资也比外地的高。
要想使这个行业有起色，社会必须得尊重它，一尊重，自然而然待遇会上去。
奥运期间，《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十来个小区，只有一个保安是微笑的。你说咋可
能微笑？妻儿老小都在家，两地分居，节假日人家都休息，他不能。比较正规的公
司，平时还要训练、学习，还要考核，考完啥也没有，没有说法，也不知道走那形
式干啥。工资太低，也有很大的职业风险，遇到小偷，万一伤了、死了怎么办？又
枯燥无味，三点一线的。你说有啥笑的？笑也是假的。
我们一直聊到傍晚，建升的儿子放学回来。很自然地，他谈起了儿子的问题。
我现在最困惑的是，孩子上学怎么办？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到上高中时，就得
让你嫂子回去，带着孩子上学，娃儿不一定能适应。那年回家，娃儿出一身痒疙瘩，
治了很长时间才好。人家不适应，不是梁庄人了。我们可怜，娃儿们这一代更可怜，
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到咱们这个年龄，连小时的玩伴都想不起，都四零五碎，越来
越孤独。
“在外这么多年，想不想梁庄？将来回不回梁庄？”
想梁庄，咋不想？我梦见过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家里，家里那几间烂房子也
找不着了，最后哭醒了。前两天还在做梦。每次坐上火车，离梁庄越来越近，我就
会不断地想，要是回到家，会先碰到谁，后碰见谁，千万别说一些让人家反胃的京
味儿话。我可注意得很。我要是从家里回来，也得说几天家里的话，改不过来。
但我肯定不在梁庄住，不会在梁庄盖房子。我将来根肯定也不扎在这儿，可能
会在吴镇上，你哥的房子旁边，也弄个房子，每天能跟你哥说说话。
有时在这儿还真有个恐惧感。我经常想，如果有个啥事，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拉
走了，你嫂子去找谁？连个人都找不到。或者想，正走着，谁给你打一顿咋办？突
然生病，倒在路上咋办？找谁？在吴镇，我可以找你哥，没啥说的，他肯定会帮我。
就不用想啥原因，心里踏实。在这儿，虽说有俩朋友，但还没有到那地步。没有归
属感，就好像风筝断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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