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一次和梁磊联系时，他刚到深圳一家认证公司上班，听我说要去看他，很高
兴。几个月之后，等我真的准备好去，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辞职，准备回梁
庄。春节期间，我和梁磊在梁庄见了第一面。—个白净、内向、有主见的男孩子，
和他的堂弟梁东的软弱、焦虑不同，他的神情有一丝倔强和阴郁，显示出生活挫折
对他内部精神的挤压。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在深圳南山区下白石洲的沙河街，我见到了粱磊、他怀
孕六个月的老婆小敏和他的妹妹梁静。
粱磊夫妻住在沙河街头—个典型的“握手楼”里，他们和另外一对带孩子的夫
妻合租一个两居室。梁磊房间的简陋、狭窄和凌乱让我有点吃惊，我感觉中的梁磊
气质冷漠、时尚年轻，不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邻居家不满三岁的女儿闭着眼睛持续地号哭，她的妈妈一直坐在客厅角落—个
肮脏的电脑桌前看电脑，不时把女孩拖过去打几下，女孩的哭声更大了。梁磊坐在
房间里那已经卷了皮的黑色皮椅上，粱静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我和已经怀孕六个月
的小敏坐在床边，开始我们的谈话。他们对那个女孩的哭声都漠不关心，既不烦躁，
也不生气。这哭声是他们在沙河街这间出租屋里的正常背景。
上学、有学历没有优势可言，深圳这边的小商贩或者捡垃圾的可能都比你挣得
多，只不过，他是力气活。
我二零零六年重点大学毕业，学机械制造专业。从二零零三年扩招之后，大学
生每年几千万的增加量。说是双向选择，但学生是弱势的一方，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学到很扎实的东西，再加上扩招，所以一般都是“先毕业，后失
业”。
毕业之后换了不少单位。先在安阳一个私人企业，生产光盘的厂子，与香港合
作，摇身一变，成外资了。我一个月两千五百元，拿那边的工资却被派到东莞干活。
刚毕业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想着与自己的专业相近一些，想着自己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再加上实践，会好的。但进去之后，发现与我的专业也没啥关系。干了半年，
我就出来了，到另外一个厂，跑业务，给一个厂子卖机械，与专业也没啥关系。后
来跑到上海，也是在一个机械厂，去了人家就不让沾设计的边儿，没办法，只好又
跳槽。坏就坏在这里，毕业初那几年，一心想找个与自己专业对口的。现在看来，
不算太正确。
二零一零年过完年来深圳，有同学在这儿，到一个认证公司上班，按国际标准
去进行认证，认证之后才能出口，电器产品比较多一些。这一业务在珠三角还挺吃
香。剐开始看不懂英语简介，做两年之后，才比较熟悉。这个行业只是一个挣钱的
行业，也会做一些假报告。同学干一年多，每月工资四千多块钱，做的也是机械这
一块，其实跟专业已经没关系了。
在这个公司待了半年。怎么说呢？公司对员工“很扯”，它全部由女人管理，
亲戚、老婆、情人，各分管一块，不是小看女性，的确是非常小气。制度也非常不
健全，不人性，加班三个小时以上才给加班费，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有人要走，
不让人家走，去要工资也不给，还把人家手机收了，最后打110 才解决。管得也非
常严，划分得艰细，各种各样限制员工行动的制度，恨不得把员工绑到椅子上，一
天一动不动地干活。
整个公司气氛很压抑。你在公司工作一天，心情沮丧到极点，每次回家都想着
第二天我不来了！就是精神折磨。我就想走。我的想法是拿的钱也不多又这么累，
没必要承受这样的压力。本来干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不开心，生活也不会开心。
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
苦也不是苦，只要能挣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
负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没有受过这些苦，也有自己的打算，也不愿
意别人欺负。观念不一样。活着为什么？不是只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
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不愿
意做。
在这家公司实习六个月才能转正。我没到实习期结束就走了。因为确实挺压抑
的。我们的部门之前的人全部都走了。工资低，制度不合理。在我之前，部门领导
带着人全走了，那时候，他们一个月才两千多块钱。我算是新人进来的，工资涨了
一些。年前我走时，我们那一批也已经走了一半。公司不停地招一些新手，都是实
习期，可以少给钱。行业门槛不是很高，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学会。但是真会写报告
的没多少人，还得需要我这样文凭稍微高点的人。
我现在也是在一家认证公司，是国际机构，美国的，前身是爱迪生一个实验室，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在英国已经上市。算是大公司了。
公司案子多，每天都加班。加班是好事，你说梁平，我光亮爷和云姑他们靠加
班挣钱，我们也是。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就不想加班，一样的，好不到哪里去，
也是全靠加班多挣点钱。工作其实我也不挑剔，只要环境稍微好一点，工作压力没
有那么大，案子多一点，就可以了。就目前来说，你干别的也是一样。又不是说技
术特别好。这个地方还是凸显技术的。我没有优势，因为不是学这个技术出身，但
是大的方面还有用，毕竟是大学毕业，各方面素质还是好些。反过来再说，啥专业
不专业？本来就是养家糊口而已。
这个公司和我谈的月薪是五千块钱。上升空间很小，我在技术部门，大家都是
干技术的，领导不走，你就没机会。工资几年之内可能不会有调整。除非你换一家
比较小的公司，能应聘一个领导职位，工资会稍微高点。
我现在倒是有五险一金。但这对我来说没有实际意义。养老保险必须交十五年
以上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能取出来，住房公积金也没用，我们宁可不交。出来打
工的，像我们这种状况，能在深圳待下去吗？你换城市，再去换这一套东西，非常
麻烦。况且，你生病感冒会去医院吗？肯定不去，一去就会多花钱。你的那点保险
根本不够。
对于打工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我问过周边的人，除了那些已
经是公司领导或部门经理的人——三十五六岁，有房有车，来深圳较早，完成了原
始积累，生活稳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很好，其他大部分人只是买个车，没有
房，不可能在这边生活。那些东西意义不大。
我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的想法很简单，有一门技术在手，再攒一点钱，
将来做一点生意。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如果能在家里做生意，即使一个月只挣几千
块钱，也会好很多。这也是我最近才扭转过来的观念，原来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将来
可能要做生意。我读书时的理想可从来不是这些。那时一心想着自己要从事一个高
尚的行业，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觉得自己又勤奋、又刻苦，人也不算笨，起点也不
算低，肯定能混得很好。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想着去做个小
生意。不过，现在还没有想好，不知道往后会干啥。先把自己目前的生活照顾好，
挣不来多余的钱，那就只好先这样。
如果房子买在这边，我肯定会留下来。我们旁边的房子是三万元一平方米，怎
么可能买得起？就是再降一半，还是买不起。即使买了房子，在这边，也够呛。咱
们一个老乡，他比我大很多，一个月九千块钱，在这儿买了房子，要还房贷，孩子
还要上学，压力很大。万一失业了，就麻烦大了。不过在深圳的好处是，失业之后
一般都很快能找来工作，机会很多。
我们这批人比较尴尬。网上不是说吗？让你活得不好，但也死不了。我们这种
人，是吊在半空中的。上不去，机会很少；下不来，不愿放下身段。
都说深圳适合创业，我们出来的时候，各种制度相对比较健全，创业机会已经
很少了。“八零后”的人没有机会去钻制度的空子。“九零后”出来比我们更差，
但他们抗压能力又没有我们强。“七十年代”的人都比我们好很多。二零零三年前
来的人，稍微有点脑子的都发财了，就是不发财，也都有房有车，机会比较多。二
零零三年国家开始扩招，其实形势已经不行了。我们那个大学一年都招一万多本科
生，再重点又有啥用？本科毕业就相当于高中生。上大学不一定是好的选择。高中
毕业之后学一门技术，说不定更好。
回中部也是一样，只是机会较少。中部的生活质量会比较好一点。整天忙于工
作，哪有幸福感？其实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譬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出去玩一玩，
回到家里一家人坐一起吃个饭，看个电视。但是，像我们都比较少出去，你走个路
都需要钱，走个路你还需要买瓶水喝，都得消费。
我户口还在梁庄家里。我们都是农民，只不过不种地而已。只要形势差一点，
还得回去。有一块地在家，心里还踏实些。
我们这边可以办深圳户口，有啥用啊？我不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在这儿生活，我
所知道的同学，没有可以在这儿生活下去的。房子是个首要问题，孩子上学肯定也
不行，上个幼儿园还得去找人。所以，还得回家，你的社会关系都在家里，最起码
不受罪。
你问我将来在不在梁庄住？这个还真难说。还是不能去预判。百分之八十的可
能是不会住村里，也不太方便。在外面找不到归属感的话，总是想回家。你在外面
如果有归属感的话，可能这种感觉会比较淡一点。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和我
这样的打工者，在哪个城市都没有归属感，家庭也分离，所以才老想着回家。不然
哪有春运？
梁磊始终有些沉闷，似乎有什么东西他无法放开。他对我写村庄里的事表示高
度的担忧，他认为我这样深地介入不太对头。他和他的同代人，经历了这个国度最
大的变化，他们在“前现代”那一刻出生，在“日新月异的巨变”中经历童年和少
年，等长大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个“后现代”社会的超越景观。而此时
的他们，感受最深刻的不是景观的宏大耀眼，而是这景观背后的支离破碎。
傍晚，梁磊带我去沙河街吃小吃，顺便体验这著名的城中村的夜生活。村中道
路也是弯弯绕，没有哪一片空地被留出来，楼的间距很窄，楼层又很高，整个村庄
潮湿、阴暗，透着阴郁的气息。几个中年男女坐在店铺中间，在昏暗的灯光下，搓
着麻将，那偶尔抬起的看过往行人的眼神，好像是从中世纪来的。怀着一种阴郁的、
冰凉的心情，终于走到了村庄的主路上。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各类饭馆里面
雾气缭绕，看不清里面的人，但听得到年轻的、肆意的阵阵笑声。路边各种临时小
摊绵延而去，大排档也坐满了人，那羊肉串在长长的铁炉上吱吱地响着，一阵阵带
着焦香和煳臭的浓厚烟雾也随之飘起，笼罩着整条街。
街道边污水横流，街道中又摩肩接踵。麻辣的浓香、啤酒的清香，也有肉的臭
味、食品腐烂的味道，它们交织在一起，泼辣厚腻。走在其中，人好像被什么吸力
拉回到地面，回到纯粹形而下的、然而又是结结实实、可感可触的世俗生活。
梁静去年刚大专毕业，计算机专业，暂时处于失业状态。梁磊特别期盼她能找
到—份较为稳定的工作，这样，也能找到—个条件相对好点的男朋友。梁静性格沉
闷，对深圳还处于适应和调整的阶段。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有一种压抑着的苦恼。
感觉深圳这边节奏比较快。在老家那边上学，不咋说普通话，我适应能力比较
差，猛一下说不出来。这边工资是比较高，但是，房租贵，吃饭也贵，算下来，也
落不住啥钱。稍微不节约的话，还不如咱们那边。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想的是虽然
消费比较高，但是挣钱多，图的是拿住钱那会儿高兴；说起来一个月能挣那么多钱，
好听一些。
我去年六月份开始找工作，在南阳那边找。第一份工作做销售。做保健品销售，
针对中老年。你发广告，找来客户，先让人家体验，成为潜在客户。然后通过各种
形式去拜访。卖产品一般是先接受你个人，然后才接受你这个产品。做到十月份，
我业绩还算不错。
过完年和我哥一起来深圳。来之后，先在淘宝一个服装店做客服，给客户介绍
情况。经常加班，有时候很忙，有时候很闲，工资一个月两千多一点。也还行，比
南阳那边好，但感觉没啥意思。不能锻炼人，面对冷冰冰的机器，不知道干啥。有
时候想学个软件，又不能。店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客服，一个美工。干有两个半月，
我辞职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店里不管住，我得找地方住。
再去上班，在宝安那边，是个房地产公司。我看中它管我住宿，但是人家不管
吃。一个月一千五百元的底薪。俺们主要是打电话，发广告，在网上发布信息。也
不好做。我去发了一下午广告，很累，站在路口，晒着太阳，还得受白眼，难受得
很。但是，看你图啥？对于我来说，一是有住的地方；二是锻炼人。脸皮厚一点儿，
嘴会说一点，做人做事的能力得有吧，比较锻炼人。我太内向，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我得改变我自己。我去看过他们的工作情况，一般都是给人家打电话讲房子的信息。
有人专门收集个人资料，不知道从啥地方买来的信息，个人电话。按照那电话，一
个一个打出去。被拒绝的比例非常高，十个电话有六七个都被挂断了。对方挂了，
这边也挂了，继续打下一个电话。不会不高兴，人家拒绝太正常了。还有人上来就
破口大骂，骂他骂，那也当没听见，继续打下一个。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让人疲惫而愤怒的房地产广告电话、保险推销电
话或哪一个什么销售电话就是小静这样的姑娘打来的。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一天要
接到多少这样的电话？恐怕数也数不清。在开车或开会时，在听到那语速迅疾、没
有任何停顿的套话时，再怎么说“谢谢”也挂不断时，那愤怒是油然而生的。于是，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直接挂断，听都不要听，更不用说给他们说一声“谢谢”。
是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堂妹、堂弟或哪—个远亲的孩子。但是，
我会怎么做呢？在知道了自己的堂妹也加入其中的行列后，我会更耐心点吗？我不
知道。我想更多的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的。因为那确实是一种轰炸、一种侵犯。但这
是小静的正常工作。她必须一个个打出电话，这些电话就类似于魔鬼训练，我内向
的小堂妹希望通过此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人。我唯有祝愿她没有
被骂，祝愿她能够经得住那一次次拒绝和一次次坚决的挂断。
隔天下午，朋友带我去参观深圳书城。据说不去书城，就等于没来深圳。从沙
河街路口搭出租车，经过一个转盘，就上了深南大道。车速马上快了起来，风掠过
耳畔，清凉，舒适。平坦、宽阔的大路，两边是修剪整齐的景观树，远处是威严而
设计感极强的楼群。
无论从建筑、功能还是美学上看，深圳书城都堪称完美。广场宽阔，热闹异常。
有各色人等和团体在这里活动。怀才不遇的摇滚歌手、手拿古老乐器的民间音乐家，
公益演出、志愿者招募、募捐等等，仿佛多元而开明的文化生活时代已经来临。
书城里面是另外一种阔大、高尚的、高雅的生活由此开始。读书会，阶梯式休
息室，肯德基快餐，瓷器店，各种名吃和名店。冷气开放，一些孩子在书城里面阅
读、玩耍，三五朋友在此逛街、聊天、欣赏和吃饭。书城一层楼梯角落种植着名贵
的阔叶绿色植物，它们向上伸展，直伸向二楼顶层的地方，生机勃勃。顶层—条宽
阔直道，一边通向郁郁葱葱的莲花山，另一边通向那具有象征意义的金属建筑。开
阔的、开明的、开朗的生活和文明。
是的，这才是深圳。当我们说“春天的故事”、“南方的神话”，当我们说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我们指的是这个被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和北环大道
连接的深圳，指的是那富士康加工厂和无数个企业累积出来GDP 的深圳。它不包含
那拥挤在沙河街上和居住在富士康那带铁丝网的宿舍里面的打工者，不包含梁磊那
个出租屋和他所必须面临的焦虑。
我最后一次见万敏哥是一九九二年，他到我教书的乡下去找我。那时候，他刚
结婚，在穰县卖菜，到我所在的镇子去进新鲜的蘑菇。他瘦高、黝黑，眉宇间有现
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焦虑，但是，我们竟然还谈了—会儿文学。我刚在—个日报发
了一篇小散文，他把它抄写了一遍，像宝贝一样带来让我看。他写一手的好字。在
高中时代，因为会写文章，会打篮球，能长跑，他赢得无数女生的青睐。他的老婆
就是当年迷恋他的小女生之一。作为一位痴迷文学的青年，却从离开学校那一天开
始，他的生活就与文学无关了。之后的二十年，他一直在北京、广西、广州等城市
间辗转，最后在东莞安定下来，先是做服装批发生意，这几年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加
工厂。
万敏带我去快捷酒店旁边一家当地的早点店吃早餐。早餐店里几乎可以说是人
山人海，一个将近两百平方米的大厅里全是人，几十张大圆桌塞满所有的空间，服
务员推着装满各种粥的小餐车在桌子间艰难移动。这些坐着、站着和大声吆喝的人
以家庭为单位，老、中、青、幼，七八个人，穿着背心、短裤，坐满一桌。他们吃
着早点，喝着茶，在巨大的嘈杂声中从容地聊着天。间或有小儿发出刺耳的哭闹声
和奶奶低声的、甜软的哄劝声。喧闹而徐缓。喧闹是一种生活习惯，徐缓是一种心
理状态。这些人全是当地的房东。每一家都至少两三套楼房，—套自住，另外一两
套出租，一栋四层楼房会租给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厂子，每年会带给他们几十万的收
入。这还不包括村庄固定的分红。他们不需要任何劳动，只需享受生活。因此，早
餐和早茶的时间可以无限延长。
在平时，万敏绝不会跑到这样的店里吃早餐，这种浩大、繁杂、丰富和舒缓的
早餐不属于他这样的外地人。万敏们的地点是晚上的大排档。忙碌了一天后，约几
个同道中人，到“美食大排档”喝酒聊天，那里是虎门小老板们和打工者们去的地
方。
走出早餐店，走上马路，两旁是—排排四五层的长方形楼房，光秃秃的，呆板
的，丑陋的，没有任何装饰。万敏指着这些楼房说：“虎门这地方，推开每一扇门，
后面都是工厂，每座楼的每一层都是—个小工厂。工厂多得你都想不到。就像这条
街上，靠街的这几十栋楼，全是工厂，估计有几百家。都是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搞
服装的。这两年金融危机，倒了很大一批，有许多人没撑过去，又变成了—个打工
仔。但是，你倒归你倒，房子从来不会空着。房东的房租不会不要。人家不认你人，
到时候了，房租一拿，扭头就走。你要是没钱，对不起，那肯定不行。”
我们走进—栋楼，沿着那长长的铁楼梯往上爬，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都有一
个铁门把守，铁门紧紧地关着，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制衣厂”或“××印花
厂”。万敏的厂在四楼，楼梯口的墙上写着四个字：英雅制衣。是万敏的字，刚硬、
骨感，但气有点散，收不住，显示出字的主人好大喜功的性格。
推开铁门，嗒嗒嗒的机器声立即传进耳朵里。万敏的服装加工厂，就是—个简
陋的加工车间。大开间，水泥地，白灰墙，老式玻璃窗，天花板是一些裸露的管道，
上面挂着许多个吊扇。迎着门，并排三行缝纫机，约二十几台，有十名工人在操作，
其余的机位都空着。万敏说：“招不来工人，那些熟练工人到处抢着要。另外，也
不敢招，招来了没有活给人家干，咱还得倒贴钱。”
房间的右边分三个区间。最靠里的区间是—个拼起来的大长方桌，桌上堆着红
红绿绿几个品种的儿童服装，几个妇女，包括万敏的老婆霞，站在那里，正低头检
查并剪去衣服上的线头。中间—个区间是设计处，一张长桌子上摆着图纸、衣样、
剪刀、电脑和一些碎的布片。一个相貌秀丽的矮个姑娘正俯着身子拿长尺子在图纸
上比画着什么。靠这边的是熨烫区，—个瘦高穿红背心黑短裤的小伙子背对着我们，
熨斗在衣服上飞快地来回滑动着。
车间尽头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这是万敏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个
隐藏的小隔间，三四平方米的样子，是万敏夫妇的卧室。办公室旁边还有—个长长
窄窄的通道，往里再走，左右共四个宿舍，一个简单的卫生间。继续往里走，是楼
房的顶层，一个宽宽的平台，平台靠后有—个低矮的小房间，这是英雅制衣的厨房。
我似乎有些明白为什么虎门这些出租楼都盖成这么长的长方形，它适应这些家庭作
坊式小工厂的需求。一条龙服务，吃喝拉撒睡、工作，在—个楼层内，一个家庭作
坊所需要的功能都能够达成。
这些工人似乎根本不关注我的到来，面无表情地扫视我一眼，然后就把头垂下，
继续着单调而紧张的缝纫工作。缝纫机前一共有十名工人，六个男工，四个女工。
年龄大点的—个男工是监工，他也操作机器，间或站起来去看另外工人的工作状况，
并进行指导。—个穿粉红横格T 恤的男孩看起来非常时尚，前额头发稍长，全偏向
一方，是经过仔细打理的样式，脖子上挂一条菱形的鱼状项链，神情中还有略微的
稚气，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我想和他交流几句，但他只是朝我微笑一下，
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其中—个圆脸的小女孩，穿—件红色圆领T 恤，黄色短裤，梳一个小独辫子，
额前稍偏的地方别—个红发夹。额头光光的，略有点“锛儿”，眼睛黑黑大大的，
看起来纯朴可爱。我在一旁观察着她，只见她一只手撑着一块小布片，另一只手迅
速地在旁边的筐里拿起另一布片，两块叠在一起，放在针眼上，手往前拉，脚快速
地蹬着踏板，手再快速把布片往左拉，又是一道缝合，再从筐里拿起一块布片，拼
到另外—个地方，再缝合，以另外的叠加方式放在一起，这样，—个衣服的前襟形
状就出来了。她的右手往前一划拉，直接把缝合好的布片推到缝纫机前面的地下，
连线都没有断，那里已经堆着厚厚一摞加工过的布块。她头也不抬，又拿起另一块
布片，快速而又机械地重复着前面的动作。这一系列快速的操作让人眼花缭乱，双
手和脚配合得非常默契。
“这个姑娘和那个熨衣服的小伙子是一对儿。”万敏指着房间另一头熨衣服的
小伙子，悄悄地对我说。那个熨烫的小伙子，一直背对着我们，脸朝着墙，双手飞
快地操作。他抬起头来看我一眼，—个年轻俊秀的小伙子。我在虎门的那几天，一
直偷偷观察这年轻的一对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严肃，一整个上午或下午，
都能做到互相不看一眼。
霞嫂兼做厨娘。她清晨五点多就要去市场买菜，十点多开始准备午饭，活不多
时，年龄大点的女工会过来帮忙，如果活多，她就只能一人做这二十几口的饭。虎
门的春夏秋冬只有热或更热之别，在厨房里转圈并不是—件享受的事情。霞嫂一边
在厨房里忙着，一边向我抱怨：“说是老板，老板娘，其实是连工人也不如。人家
拿的是净钱，不管你赔赚。咱这是出苦力，担大责，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不是你敏
哥坚持，我是早都不干了。干档口多舒服，雇两三个服务员看店，生意也熟，坐在
那儿，不动弹就能挣钱。你敏哥非要干，说这是事业。可倒好，钱赔光了，事业还
没见影儿。”说到“事业”时，霞嫂嘲弄地笑起来，一副夫唱妇随的样子。
中午十二点，英雅制衣开饭。两个大锅菜，土豆丝、豆角、一大锅米饭。工人
们拿着自己的碗，自己盛饭，自己找地儿吃饭。大部分工人又回到车间，车间有吊
扇。那一对小情侣终于走到了一起，端着饭到女生宿舍，门半掩着，其他人自然也
就不进去。设计处那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伶俐聪明的女孩已是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
大家叫她娟子。此时，也带着儿子过来吃饭。她的儿子去年来到虎门镇，插班上三
年级。平时，这孩子和他母亲—起在万敏这里吃饭，晚上也和母亲—起睡在厂里宿
舍。这个厂就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在另一家工厂做印染技术工，住在那个厂里的集
体宿舍。
下午一点钟，英雅制衣开工。机器声音响起，娟子送儿子去补习班，回来继续
画图。那个熨衣服的小伙子拿出—个收音机，搁在他面前的窗台上，放起了音乐。
这音乐混杂在机器声中，只漏出微弱的声音。万敏带着我，开着他已经破旧的金杯
车，要到镇上的面料城、辅料城去对色找衣料，找蕾丝边。—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儿
童服装，至少需要一二十种不同料子的布和各种如拉链、绣花这样的配件，这都需
要万敏——采买。有时买来的布料颜色不符合最初设计的要求，还要再次返工，那
就意味着这批活儿他要赔了。
八月的虎门，像下了火一样。我和万敏一起去采买原料。车上的空调早已坏了，
太阳把前座两个位置晒得滚烫，坐上去就像坐到烧旺的铁炉上。万敏带着我，在面
料城、辅料城、蕾丝批发城、物流站和其他地方出出进进。下午五点多钟，终于转
够了圈儿，我们坐到车里，开始往回开。车内像蒸笼一样，坐进去，顷刻就大汗淋
漓。万敏扬了扬他的左胳膊，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左右胳膊不一样？”我一
惊，以为他的胳膊受过伤，凑过去看了看，连伤痕都没有。万敏说：“你再看看。”
我又仔细看了看，发现他左边胳膊颜色深些，右边胳膊颜色浅，更白一点。万敏得
意地说：“你知道这是咋回事？我天天在外面跑车，不出虎门，一天都要几十公里。
每天都是这样。咱这又没空调，开着窗，只晒到左胳膊。一到夏天，那皮一层层地
往下脱。时间长了，一边就比—边黑了。你说，我累不累？”万敏的神情满是得意，
为自己的忙碌、拼搏。
晚上七点开饭。粥，馒头，凉拌黄瓜，肥肉熬白菜。吃完饭，七点半多钟，工
人又开始干活。他们要做工到晚上九点钟。每个人都神情淡然，吃完饭，自动地坐
到机位上，发一会儿呆，就开始干活了。
我、万敏，还有昨晚和万敏一起去广州接我过来的那个强哥，坐在办公室里聊
天。隔着玻璃，我看到娟子的儿子在厂里来回跑动，—会儿到妈妈那里，—会儿又
到缝纫机旁的—个年龄稍大的妇女那里，有时候，也抓起布片，剪上面的连线。八
点多的时候，他自己到后面的宿舍睡去了。
万敏坐到电脑前，要给我看他的博客，上面记载着他的汶川之行。= 零零八年
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开着自己的金杯车，拉一大车物资，矿泉水、手套、口罩、饼
干等约六七万块钱的东西，带着内弟和强哥，长途跋涉，到汶川救援。干事业
别以为我们就没追求，也总想着为社会做点啥事。
你看这些照片，都是二零零八年去汶川路上拍的。当时，每天看电视，我都哭
得吃不成饭。那么多孩子，一下子都没了。那么多人咋办？我就想着，不行，我得
出点力。你霞嫂也支持。我就去买东西，快把虎门超市的水搜罗光了，花有六万多
块钱。你想，那时候，我总共就那百十万，加上来回路费，三个人的吃喝，下来基
本上小十万了，等于是我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了。现在想想，可能舍不得，那会儿也
不管那么多了，看见水、饼干就想买。
我还去弄块红布，自己写上标语：“救援汶川，人人有责”，“汶川，雄起”，
挂在车厢的左右两边。前面车头也拉上标语：“汶川救援物资”。看这张相片，你
哥的字还有往日风采吧？这标语，还很有用，许多收费站都不要过路费。从虎门往
汶川去，有两千公里吧。我和你霞嫂的弟弟，还有强哥，我们三个人轮流开，开一
天一夜。到汶川边上，就有人拦住了。说是车不能进，东西可以放下，他们来统一
分配。
我们看着，当时确实紧张，很忙乱，就打消了自己送进去的念头，不能再给国
家添乱。我们自己背着包，在边缘地方转了转。过了几条河，看那路都断了，很惨。
当时兢想，还是得挣钱，要是挣到钱咱就能出力了。
以前开档口仅仅是挣钱，维持个生活，买个房，买个车，就这。现在是在干事
业。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是辛苦些。这个东西是我要的东西。不管咋着，是个事儿。
如果操作好的话，是个事业。只要老板不胡整，肯定可以发展。钱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很重要的指标。
我说过一句话，没有三年时间，是不能在制衣行业发言的。我作为老板，只抓
大局，跑外圈，你如果插手里面，可能会坏事的。
在虎门镇，开奔驰宝马的，还都是做制衣的。利润比较可观，百分之十还是有
的，做得好了百分之二十。当地人大部分靠红利生活，很大的红利，好的一个人分
十万，啥也不用干，稍微有能力一点的都会盖一两栋房子，出租出去，这是最正常
的收入。我这一层一年五万块钱，总共四层，一年二十万，我这家房东三栋楼，一
年加上分红，有百十万，啥活不干，属于是正常的。他们都是银行贷款盖楼，当地
人喜欢贷款，三两年就回来了。现在房子比较饱和了，以前整天都在盖房，房地产
老板盖，村里人也盖，反正只要盖起来，就能租出去。
但是我们去贷款，肯定不给贷，用房子、车抵押，只能贷七万块钱，不可能贷
多。超过十万块钱肯定贷不来。为啥？你没保证啊！你是外地人，不保险啊。
大厂数量也不多，但能量很大。有很小的，夫妻俩带两个工人，总共五六个人，
这种家庭型加工厂能量也大。小的好维持，租一个住房，买几台机器，不担任何风
险，也没有本钱，也比较自由。并且这些小厂好招工，比较灵活，挣钱也快，这也
导致大厂缺人。
像咱这种厂，二十来个人，属于中型的。这种规模的不是很多。咱走的是小型
公司模式，主要是看你这个老板怎么经营，资金充不充裕。一般是这样，我们拿下
个订单，在我们车间裁好，让小型夫妻厂去加工，那才是真正的加工厂，拿回来我
们再车好，再包装，送回。我们是半公司半加工厂，一个主管师傅跟一个老板，很
固定，能合作十几年，工人是流动性的，得力骨干是不会叫他流动的。老板和主管
师傅之间一定得相互信任。
工人对咱有啥感觉？第一，他得拿到他想要的工资，这点首先得达到，不能低
于外面，加班是都加，那没办法，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咱只能保证不比人家差；第
二，管理人员必须得认可老板。工资是一方面，另外他得看到希望，心里舒心，遇
到好的机会，自己也有好的发展。主管级和师傅级的，一起干活三年五年很正常。
工人流动对工厂影响不大，师傅经常流动，那损失太大了。肯定有人打听他们，他
们也打听别的公司多少钱多少钱。像娟子，也是我挖过来的，原先就认识，这也得
给人家许愿。工资、儿子和待遇问题，说好了才过来。干一段时间，觉得老板可以，
她就会待下去。
娟子是做纸样的，服装是个几千年的行业，有很多技术，我们的衣服像手机一
样，有欧美标、中国标，有个国际标准，不是想咋做就咋做，必须按照人家的要求
来做。每个国家都有个标准，我们做是按中国标准去做的。以前开档口卖服装时，
我很瞧不起做服装的，一进来发现太复杂了。
首先得有设计师。大的设计师中国一个也没有。真正的大设计师是意大利的、
法国的。但是，中国服装业真是很发达，每天在中国做出来的服装够全世界的人穿
几件。我们一个厂每天都要出几千件，像我们这种厂何止几十万，大厂更不得了。
我们是低档次的，在一个专门的服装网站上看图片，他们组织人在全世界各地
去找，参加各种发布会，把上万个图片发在网上。娟子看中了，把图片打印出来，
修改，变成自己的设计，其实是模仿。我去买布，做纸样，制版，制好版之后，到
大公司挂版，让公司挑选。被挑中之后，人家给我们下订单，我们才去做。有些不
是品牌，我们可以随便模仿，大品牌不敢做，人家发现了，把你的东西没收，甚至
把厂都封了，还要负法律责任。但是，模仿利润高。其实，很多厂都在模仿，大品
牌也管不过来。一般情况下，专卖店卖的绝对是真品，在下面各个店卖的肯定是假
的。
我四十岁时开的这个厂，绝对是最后一拼，算个事业。那时我手里有一百万。
和有钱人比，不算个哈；跟普通打工的相比，还行。坚持这四年，硬是把这钱败光，
才算刚寻到门路，找到点诀窍。像我们这种小老板，十个人中有八个人都失败，只
要能坚持下去，应该都能活过来。现在我最缺的就是钱。要是能找来投资，我这生
意就不是这样了。
我和强哥一直在商量，想搞个联营公司之类的东西，就是老乡们在一块儿，集
中财力，做大，一是自己赚钱，二是带动老乡也赚钱。你看咱们穰县，出来就是打
工，永远是打工仔，不能发财，主要就是没知识、没想法、目光短，想着有碗饭吃
就行。
做事业这一块，我们不比那些坐办公室当领导的，他们是夸夸其谈，我们是通
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践来实现的，比较朴素。工厂这边也是人才济济的，也许
学历不高，读书不多，但是通过长久的实践学到的东西很多。
现在想一想，从上学到现在，我总想着肯定要做个啥事，一直有这个自信。不
光是为挣钱，还得有个目标，有个追求啥的。如果真干不了的话，说明你确实不行，
咱还老老实实搞咱的服装批发去。目前来说，我这个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是辛苦些。
万敏对自己去汶川的壮举非常自豪，他最高兴和最愿意谈的也是这段经历，他
也坦率地提到他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商机，但是，以他那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性格，他
肯定把汶川之行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了。他认为自己放弃已略有规模的服装批
发生意，而去开工厂，是因为这是“事业”，需要智慧、智力，可以实现自己的价
值。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为挣钱，但挣钱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问他对他的工人怎么样，这样加班工人是不是太累了。他叫起屈来：“不加
班肯定不行，活来的时候，谁都得上。不存在你想的啥剥削。咱对他们都不错。你
说，同吃同住，我平时忙成啥样，钱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他们也能看见，也大致
知道，咱不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不管别人的人。工厂条件都差不多，咱肯定不是最
差的。机器少，活少，空间还算大，没有啥大污染。管理也松，你要是有啥事，请
假干啥都行。工人在小制衣厂更能挣钱，因为老板缺人，管理不呆板。
“像我们这种小厂，工人比老板强。工人不操心，不管你这个月挣钱还是赔钱，
活多还是活少，你都得给他钱。我和霞等于是不拿工资的工人。我还得承担所有风
险，得有想法，得跟人交往，找活儿干。三险啥的，咱这儿都没有。只要多给他点
工资，啥都有了。”
万敏肯定有美化自己和替自己辩解的成分。他和工人的关系也许并不如他所说
的那么好。既然成为老板，在某种意义上就和工人成为对立面，至少，也是统一的
对立。不管你多么讨好工人，在工人眼里，你也只是发钱的老板而已，真正的亲密
关系很难建立。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挣到钱，并且倒贴了自己前半生的积蓄，这一
现实给万敏带来了一些道德资本。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工人，并对自己的很多盘
算心安理得。一两天的时间，我明显看出，万敏对娟子要更好一些，不但她的儿子
可以在工厂吃住，可以随意玩耍，并且，娟子对万敏显然是平等且有决定力的。娟
子是设计师，厂里所有的活儿都是她制版、投标，中标之后，才能够制作、加工。
万敏最大的任务就是留住娟子，不只是钱，还要投人情感，从亲情上感动娟子。
这样—个家庭式作坊，感情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工人会很快流失。
我和万敏说话时，那位疲倦内向的强哥一直听着。他的动作很少，表情也少，
对万敏说的话几乎没有回应，即使说到去汶川，他的眼神也没有多少起伏。好像他
的全身都被累垮了，累麻木了，无法再回应外部对他的剌激。
晚上九点钟，一直在耳边响动、也就自然忽略了的机器声突然停了下来。整个
空间安静下来，空虚突然侵入，让人莫名害怕。工人们离开自己的操作机位，开始
往后面的宿舍走。他们的面部表情好像还被那机器声所控制，心还按照机器的节奏
在跳动，梦游一般，心神分离。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他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
作坊，除了中午在阳台上看到的阳光和窗户的光亮，他们在虎门的生活只与这个空
间相关。九岁的打工者
早上九点多钟，工厂已经在井然有序的运转。
娟子的儿子也在厂里，今天补习班休息一天。他穿着绿色的碎花T 恤，牛仔短
裤，在整个车间飘忽来去，一刻也不停。此时他正躺在一堆布料里，跷着二郎腿，
双手抱头，头在布堆里不断地晃着，以找到最舒服的位置。正在忙碌的娟子朝他大
喊，让他起来。他却得意地看着我，腿不断晃动着，很镇定也很显摆的样子。娟子
看他不为所动，就过来拉他起来，却差点被布料绊倒。小家伙哈哈笑起来，一个鲤
鱼打挺跳起来就跑，娟子又去拉他。儿子跑，年轻的母亲追，母子俩在车间跑个不
亦乐乎。娟子个子矮小，抓不住她灵活的儿子，气得大叫，但从旁边看，就像两个
小伙伴在玩逃跑游戏。娟子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呢。车间的工人都被这母子俩的追打
逗笑了。这场景，给英雅制衣的简陋车间带来了一丝活泼和温馨。娟子其实只是—
个初中毕业生，原来在大厂的时候，跟着—个师傅学习画图、设计和制版。经过几
年的不断学习、实践，娟子可以自己独立设计服装，并且能制出准确的版。万敏给
她的基本工资是—个月四千元，再加上年底分红和平时奖金，娟子一月能拿到五千
元，是普通工人的两倍。
和母亲追打—会儿，小家伙跑到机位这边，先是倚着—个女工，抱着女工的腰，
头靠在她的后背上，回头向母亲做着鬼脸。过一小会儿，小家伙拿起剪刀，蹲在女
工操作的机器前面，开始干起活来。地下是一堆缝合好的衣片。为节约时间，女工
们都不剪断衣片之间的连线。小家伙麻利地拎起白色的衣片，把中间的线剪掉，再
把衣片铺在地上，然后再剪，剪断之后，两只小手捏起衣片的两角，两边比画着，
摞在前一个上面。看来这活儿他常干，他蹲在这堆衣料前，稚气的脸上显现出和他
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投入。很快，他面前就摞起一叠整整齐齐的白色衣片。那女工
悄声对我说，娟子担心孩子老在这儿白吃白住，老板不高兴，就让小家伙干点活。
放学回来，作业做完，剪剪连线，活也不重，不会累着。小家伙几乎把剪线的活儿
给包下来了。
我在他面前蹲下来，笑眯眯地看着他，试图和他聊几句。事后回想，在他眼里，
我的笑容估计和童话里的狼外婆差不多，狡诈阴险。
“你叫什么名字？”
“钱保义—一”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很细，末—个字拉长，软软的，很好听。
“上几年级？”
“三年级。”
“会背什么诗啊？‘他的动作停了下来，手里还捏着衣片，拿眼睛警惕地看着
我。
“我不告诉你。”
“给我背两首，好吗？”
“我不想背。”
“嗯，我怎么觉得是你背不过来？”我用激将法激他。
“我会背，就是不背给你—一”他很得意地看着我，好像识破了我的秘密，
“我知道你是在骗我，骗我背，大人经常这样骗人，别以为我会被骗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背不过来。‘春眠不觉晓’，会背吗？”
“谁不会啊？我们一年级就学了。我不背给你。”
“离离原上草‘，会吗？”
“我会，我会背得很快，你听不懂。”他得意地看着我。
“我不信，你肯定不会背。”
“离离原上草，一岁—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家伙把剪刀、衣
片都扔到地上，看着我，用极快的语速背了出来。我几乎没来得及听清楚，他已经
背完了。
我和他都蹲在地上。我逗他说：“没听清。没听清等于没背。我？你没背我为
什么要背？”
钱保义睁大眼睛，分辨清楚我话的意思，生气地把头别了过去：“哼，我说你
们大人好骗人吧？光骗人。我妈就老骗我，说出去—会儿就回来了，出去一年也不
回来。”
话还没说完，他突然站起来，朝他母亲那个方向跑过去。那里满是散乱的布头、
原料、麻袋和一卷卷的布匹。只见他腾起身体，噌的一下子蹦到那放在地上的几匹
布上，准确地落在布的缝隙中间，屁股着地，头枕在那几个摞在一起的布匹上，跷
起二郎腿。然后，回头得意地望着我。
我被他晶亮、闪光的眼睛逼得有些视线模糊。这个九岁的小男孩，年龄最小的
打工者，在这嘈杂的车间，在这群工人之间，如鱼得水地生活着。
万敏已把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好。先到强哥的绣花厂看看，中午在强哥的印花
厂吃饭，他约了几个老乡聊天。下午到几个稍大一点的服装厂去参观。
绣花厂离万敏的厂不远。还未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就传了过来，咣当咣当，
很有节奏。强哥的绣花厂只有—个狭长的车间，两排机器，机器平面上平摊着牛仔
裤的裤腿。机器上的一排针正在屁股后面的口袋上来回穿梭，两个女工站在机器前。
这两个女工，个子都很矮小，也很瘦弱。—个是湖南妹子，我跟着她，想和她说话，
她一直拒绝我，往机器的另一头跑。另—个是广西妹子，她倒是站着不动，愿意和
我说几句话，但是，她的方言我又几乎听不懂。
车间里面有—个小房间，算作办公室。强哥的哥哥坐在沙发上等我们。他看起
来要比强哥坚定、乐观多了。旁边—个堆了很多杂物的大写字台前坐着—个年轻人，
正在电脑上设计颜色的比例。按这一比例，把线团安在机器的不同部位，就可以自
动织出不同的图案。
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印花厂的生意萧条。几个合伙人只有强哥一人懂业
务，生意不好，各自都有意见，有人萌生了退意。如果厂子倒闭，强哥至少要赔十
万元。
万敏约了另外一个吴镇老乡过来聊天，说他很有故事。这位老乡，万敏叫他山
哥。山哥从番禺过来，做手提袋加工，挣过大钱，前年金融危机时工厂倒闭，目前
正四处考察，寻找商机。山哥身材矮小壮实，面相老实，微笑着，表情不多，但也
不呆板。
他礼貌性地抿了一口啤酒，夹了一口菜，把筷子放下。双手抱着一只膝盖，微
微踮着，身体也随之向后摆动，开始讲自己的经历。
说起来，我出来这几十年，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十三岁开始出门卖鞋底，拿
新的换旧的，拿废料再去鞋厂卖。这种生意你们肯定都不知道了。后来自己开鞋厂，
鞋厂赔了。又卖辣椒，赚了一些钱，那辣椒粉里都掺些红砖粉，肯定赚。咱们穰县
那儿又兴收废铁废铜，很赚钱，主要是收那些违禁东西，才赚钱。后来被国家逮住，
东西全被没收了，还说要坐班房。满满一屋子铜锡铝啊，至少值二十来万。当时那
个钱可是不得了的。实际上凡是收废品都收那些东西，不收根本赚不来钱。咱是后
台不硬，不会搞关系，才被抓住。后来，又花钱找人托关系，才算没有坐牢。这算
把赚的钱全部赔完。你嫂子天天哭，都想着死了算了。
一九九零年正月到番禺。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本钱没本钱，名誉没名誉，栽
得大了。先是在一家韩国手袋厂里干，干了几年，刚开始去一百多块钱，慢慢升到
六七百。加班时间长，工资也是加班加出来的。干有八九年，一共存了几千块钱。
一九九七年收复香港，怕打仗，就回咱吴镇了。在吴镇开半年饭店，不挣钱，还把
在番禺挣的那点钱赔进去了。去他妈的腿，不干了。
一九九八年又回到番禺。还是在厂里打工，也是一家韩国手袋厂。一年多，摸
到了一点窍门，脑子开始活泛。咱这个人好做生意，老老实实打工肯定不行。就借
钱自己买了两台机器，放在家里，请个人，帮人家加工手袋内部件。加工一套，人
家给你多少钱。那个时候，自己开厂的人少得很。我算是比较早开窍的人。我这个
人好琢磨。那时我自己还在厂里干活，一是保证有货源，厂里有啥活儿干不完，可
以直接拿到我那儿干，另一个缺啥零件也可以拿出来。有时候，实在干不过来，还
偷偷拿到厂里让朋友给做。拿厂里活，还让厂里干，还让厂里出钱。也算不错了。
那几年挣有十来万块钱。在番禺买了房子。番禺那边，很多外地人，像小老板、打
工的，可多都买了房子，买了房子户口就可以过去。番禺那边开发得早。我买了房
子，但是户口没迁过来，不敢迁。那房子三室一厅，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只花三万
多块钱。又添了几台机器，儿子也接过来上学，算是春风得意了。
实际上，咱当时的本钱还是有限，做不了很多，如果有钱，可以干得更大。
后来，一个加拿大的老板来挖我，咱技术不错，能解决问题，也愿意下劲儿管
理。到加拿大那个人的厂里，一月三千六百块钱，干了三年。工资算是高的了，算
是个高层管理者。工作很简单，每天把活儿分配分配，下面有车间主管、组长，啥
质量啥要求，一说，他们清干了。我可以自己干自己的活。我自己那个厂一年收入
几万块钱。到二零零二年，我自己那个厂都有七八十工人，货源充足，一年有个十
几万、二十几万，总共挣有百十万块钱。最兴盛的时候，外来工对咱很信任，都愿
意到我这儿干活，都叫我“王老大”，跟当地关系各方面都很好，没得说。
二零零二年，我又栽了。韩国老板要的货，六十五万的货，他把货收了，人跑
了。平时我和他关系不错，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开着车到处找，在番禺街上转，要
是找到他，就是要他死，不是活。一直找不到。找政府，政府也管不过来啊。那段
时间厂子倒闭的可多，老板都跑了，都是两三千人的大厂子，在番禹，韩国厂有十
多家，倒闭有好几家。
咋办？又成零了，光剩机器了。我把剩下的钱给工人发发工资，又帮工人找好
厂去干活。咱用不了人家，也不能不管人家，人都得讲信用。咱没想着跑，想着再
翻盘。又开始慢慢给人家加工半成品，本钱少，就少于点，慢慢发展，一年多又开
始做成品了。外单不做，只做内单。这个阶段没人敢接外国人的活了。但是内单小，
赚得少。二零零四年到二零零五年只算是维持工人工资，赚个七八万块钱。
二零零五年我儿子大脑里长个虫，一头栽那儿，都要活不成了。天天抽，口吐
白沫，一开始不知道为啥，到医院一查，说脑袋里有个虫。我听了，就哭啊，我就
这一个儿子，他要是出事了，我和老婆都活不成了。为给儿子治病，我把房子卖了，
光他生病都花有十几万。当时手里就几万块钱现金，只有卖房了。好在儿子的病没
留后遗症。
二零零九年，金融危机。咱一下子又不行了。可明显，最具体的就是订单没有
了，厂又开不下去了。去年到今年，番禺关的小厂非常多，萧条得很。我把三分之
二的机器都卖了，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发到湖北，看能不能在那儿继续做环保袋。
想着东山再起。来东莞这个把月，想看看市场行情咋样。开厂其实风险可大，再多
的钱都能被吸进去。我这都五十多岁的人，还得从零做起。我是小学二年级毕业，
基本上算是个文盲。老栽跟头与不识字肯定有关系。
去年回家盖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万。手里就那么多钱，再不盖估计以后就盖
不起了。盖好之后，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很生气，说我闲花钱。我这是为了争口气
盖这个房。在外几十年了，啥没哈，没法混入。咱还是陈旧思想，老是改变不了。
盖起就后悔了，三五年回家一次，没人住，房子也要放坏，把本钱都吃进去了，
靠啥再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老了肯定还要回去，到那时，你连个房子都没有，哭
都哭不出来。
比较来说，猛一回老家，很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愣是不习惯。
经济来源很差劲，另外也觉得农村有点脏。我回家，自己给村里铺铺路，路乱七八
糟的，横竖都没有趟。出去了也没有人跟你闲聊天。老了肯定还是要回去的，六十
岁以后，啥也干不了了，再回去。
我现在再拼搏个十年不成问题。从头开始，攒点钱，将来回家养老。
山哥的命运可谓比较起伏，到五十多岁，资产仍然是零。这真是个百折不弯的
农民。每一次大的危机，他都未能逃过，但他仍然有豪情壮志，还要“再拼搏个十
年”。因为形势正在好转，“这都要感谢政府，原来都是替老板说话，现在开始替
农民工说话，给农民工要钱”。
从强哥的印花厂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到虎门一家在全国已有些名气
的服装厂去参观。产销一条龙，设计、生产、销售都自己完成。万敏认识的小伙子
是管理外包活的部门科长，在业务上和万敏有直接联系。但是，像万敏这种小厂，
要想接到这样厂子的活儿，非常难，资质、技术和财力都不够。
正是吃饭时间，巨大而低矮的车间里空寂、安静，无数装满布料的大袋子堆在
每—个机器旁边。车间四面都是窗户，但却仍然幽暗。想象着这几百台机器同时开
动时的声音和盛况。物欲横流的世界，机器喧嚣，人被淹没在其中，连一声微弱的
叹息都听不到。
我们又到益发制衣去参观。万敏说，这是他们这行中发展得不错的小厂，年收
入至少二三百万，这是他将来的目标。万敏和工厂老板的弟弟很熟。那弟弟不在，
我们直接进到车间里。车间是一个有四五间房那么大的开放式空间，三排，五十几
台机器。车间放着音乐，欢快的流行歌曲，机器“咔嗒咔嗒”地响，各种声音交织
在一起，非常热闹。几个工厂参观下来，我发现，所谓大工厂和小工厂其实区别不
大，只是空间大一些，机器多一些，活儿更多一些。在工人的工作状况和工资待遇
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都是靠更多加班来挣更多的钱。
那弟弟进来，看到我拿着相机，粗暴地把我和万敏赶了出来，对万敏做出了并
不相识的神情，这使得我和万敏非常尴尬。他们对这种拿着相机、四处张望的人有
本能的警惕。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回到万敏的工厂，和上午走的时候一样，工人们各自忙碌
着。我看到小保义又蹲在那个年轻姑娘的机器前面，在熟练而又专注地剪那些连线，
细心地一层层摞着。他前面，是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布片。
这是一位老乡在万敏的工厂里给我讲的故事。他来之后，经过攀谈，才知道，
我们也算是亲戚。他是我妹夫的堂哥，死者是他的亲弟弟，叫金。
金人好，务实。挣二十年钱，盖一座房子，前后一进院，气派得很。住了不到
一年时间，人就走了。
他初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别人在山里打被套，湖北南漳县，挑着担子下乡，
干了一年多，那时才十七岁。跑到山里卖衣服，也跑了有几年。曾在湖北竹溪摆摊
卖衣服。一九九五年在湖北荆门卖电烙馍。在那儿干有十几年，也挣了一点钱，最
后不敢在那儿干了。当地一个地痞生意不好，就老琢磨着把他们撵走。有一次金在
店铺，人家上来就打他，把他胳膊都打折了。他那做生意的地方小得很，最多八个
平方，上下铺，上面排着睡两三人，下面卖馍。早晨三四点起来，晚上八九点卖完。
被打得干不成，二零零八年的时候，东西都转给别人，回家了。把房子盖盖，又盖
了鸡舍，在衬里养鸡，最后没挣住啥钱。后来到郑州干绿化，跟着我那小兄弟干。
后来，爹中风，弟弟说你回来照顾，我给你钱。他心里不太美。你们都忙着挣钱，
叫我干活。这事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其实我那个小弟也不是坏心眼，他就想着，
让老爹有个人照顾。二零一零年七月份，金就到东莞这儿干活。从家里走，他是带
着情绪走的。
在虎门这儿，把房子租赁好，两间房，对门，一间厨房，一间住人，这边还算
比较发达，大路灯，大马路。就打电话让我那弟妹玉平来，做计件工，可以领回家
自己做。玉平带着小孩儿从家里坐车往这儿赶，前一天晚上九点，在路上发短信还
通，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玉萍到东莞这边，找不到地儿，一
下子也不知道找谁，就往家打电话，找老乡的电话，问金说的地方在哪儿。这一片
儿有老乡。耽耽搁搁，等到虎门，已经是半夜了。叫门，一直不开，又到其他老乡
那儿找，也找不着。再回去叫门，又不敢大声叫，怕引起注意，还是一直不开。一
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人回来，老乡那儿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想着肯定是出事了。
第三天早晨十来点钟，周边住的人都走了，老乡们赶紧过来，偷偷把门别开，金躺
在床上，已经不行了。估计是给玉平通电话的那个晚上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说，人出来可怜，这要是在村里，说啥也不会出现这事儿。你一天不开
门，大家都会想，是咋回事了？
门别开后，金身上啥也没穿，在床上斜躺着。心口乌紫乌紫的，往下陷着。俺
们都是闭住气进去的。用被子包起来，人抬到车上。从上去到下来连十分钟都没有。
俺们开着车出来，老乡们马上散开，到各个路口，怕人家挡住。原来出过这种事。
人死了，被房东发现，房东拦住不叫走，说晦气，还要赔偿他几万块钱。
人装在尸体袋里，夜里出发，第二天下午五点多到家。我坐在那个车里，中间
有好几次，我被憋得上不来气，让司机在路边停下来，哇哇吐着，眼泪鼻涕的，把
苦胆都吐出来了。后来就是干呕，啥也吐不出来。我想着我这兄弟可怜，两个娃儿，
一个十二三岁，一个七八岁，以后日子怎么过？
回家之后，尸体袋一揭，人都交了，全身都发紫了，变得都不认得了。当时也
没想着火化还是土埋的事儿。一是怕火化，不想火化在外地，魂连家都找不着。真
要是死在家里，政府非要火化，咱也就火化了。另外一个是想着老父亲再看看，娃
儿没了，连人都看不见，那老头肯定受不了。还有一个，人是暴死，不明不白的，
悬在外处，非得回来才算落住根，要不然；魂也没个着落。
金在家盖了十四间房，二零零九年盖的，花有十几万，也没住几天。我这兄弟，
一辈子没享过啥福。这还刚又出去，人就没了。
金的哥哥用他粗糙的大手抹着眼泪，长声叹气。大家都沉默不语。千里运尸，
我们在电视、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情节。但是，这样的事件，居然就存在于我的身边，
就是我所认识的亲戚的命运。除开电影那喜剧的、夸张的表达，要面对的—个最具
体的问题是：那漫长的运尸过程，尸体该有怎样的变化呢？作为人的那一部分，它
还在吗？
金突然在异地死亡，家里人连想都没想，就把他往家带。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
走，花钱，费时费力，忍受着异味，回到那个村庄？因为村庄是他的家。那个城市，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葬在那里，只能是孤魂野鬼。哪怕是相貌呲变，异味冲天，他
也要回家。
伤心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状态，以至于我们把它尘封在心里，以为忘了它。当我
们提起它时，眼泪才突然迸发出来，那伤心仿佛刚从黑暗中醒来，萌芽，并慢慢生
长。
二零一二年的春节，我到金的村庄去看他。金的老婆不在村里过年，她在外地
打工，孩子跟着姥姥住，她就直接回娘家住了。
金就埋在自家地里，一个孤零零的坟头，坟边有一地鞭炮的碎屑。金的哥哥领
着我们，在颓败而又有着喜庆气的村庄里穿行。金的老房子在村东头，土坯的房子，
院墙还没有塌，但已经摇摇欲坠了。他盖的两个长长的鸡舍在村头的地里，红砖的
高阔的房子，也空空的。墙壁周边不知被谁家堆着玉米秸秆和烟秆，这些枯萎发白
的植物叶子簇拥在那里，有着意外的萧条和温暖之感。
金的新房子临着村庄的路，封闭式二层楼房，屹立在那里，很是雄伟。打开房
门，客厅里堆着凌乱的物品。在凌乱的茶几旁边，我看到金的遗像。金穿着黄色的
军装，肩上居然还有肩章。头发微卷，眼珠里带着一点微黄的光泽，嘴巴略有点歪。
这是—个还算英俊的年轻人。他透过玻璃相框看着我们，没有笑容，也没有表情，
就那么看着。金二零一零年夏天去世，终年四十岁。
从上海坐飞机到广州，准备下午直接到中山市板美镇，我的三个堂侄梁时、梁
清和梁高在那里的服装厂上班。预备在那里停两天，第三天上午回广州参加会议，
然后当天晚上直接到东莞虎门镇，在虎门住下，见万敏。给梁时他们打了很多个电
话，反复地核对路线、商量时间，最终，才确定好这个方案。梁时说他当天下午不
上班，在家等我。
但是事情并不都会按照所安排的来进行。本来就已经晚点，好不容易坐到飞机
里，以为就要起飞，结果，人家让你坐在飞机里，却通知因为交通管制要等待，上
午十点多的航班，直到下午两点多钟，还没有起飞。当然，原因是天气不好。这样，
我的严密的安排就出现了重大漏洞。以这个时间到广州，如果再赶往中山板芙镇有
点太晚，而接机并送我到中山的朋友是朋友托朋友的关系，根本不认识，不好意思
让人家一直无限期地等，而如果第二天才到板美镇，就只能停留一天时间。只好又
给接机的朋友打电话，给堂哥、堂侄打电话，取消原来的约定。刚取消完，广播通
知，飞机马上起飞了。
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来一趟。梁清、梁时在中山市板芙镇，丰定兄弟在中山市
南萌镇，他们都在中山待了十几年。对于这些梁庄的晚辈们，我几乎都没有印象，
我离开梁庄二十年，那时他们才七八岁，以后即使回去见面，也都是孩子的模样，
分不清彼此。成年之后，他们也都离开家，再难碰到。所以，彼此都很陌生。因此，
第一次给他们打电话时，我还得问一句：“我是你清姑啊，你知道我吗？”他们会
稍微迟疑一下，然后回答：“咋不知道？我爹给我说过你。”
但是，我却没有再去。我拖延着，整个十一月、十二月，我一直在计划着去，
却每次都找个理由不去了。春节回梁庄过年，在见到梁时、梁清和梁高后，我直接
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我看到的是几个瘦弱的、普通的打工仔，没有特别的经历，也
没有特别的想法。
我知道这不太对头，作为一个调查者，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就像屁股后面的衣
服有个大洞，尽管遮掩得很严，总还是心虚。我在琢磨，我为什么不想再去？当然
首先有懒惰的成分。并且，走得越多，这种懒惰、躲避的心态越明显，这跟我最初
的预期相差很远。我觉得我会像战士一样，愈战愈勇，愈跑愈带劲。因为我对我所
做的事情充满探索和思考的兴趣，因为我看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人生。但是，我
却越来越失去勇气，越来越觉得迷惘和厌倦。是的，厌倦。这种厌倦的感觉如此清
晰和强大，以至于每次我都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再次走出家门。
相同的风景。相同的命运。如果都是在工厂打工，电子厂、鞋厂、服装厂，年
轻夫妇多在附近租一个小屋，或在附近农村租一间房子。房间里的风景和生存大同
小异。可以想见，中山这些堂弟们的出租屋和西安堂哥家、河南村的王福姑爷家、
林河村的青哥家和深圳的梁磊家会有多相似：简陋的地板，几个大大小小的纸箱子，
箱子里面堆满衣物和各种生活用品，简单的床，几个一坐就仿佛到地上的矮凳子，
一张桌子上放一张灶，周边会散乱着放几把面条，几个蒜头，一个或红或绿的塑料
袋里盛着几颗鸡蛋，一个吃一半的卷心菜或别的什么青菜。从外部看，不会有什么
大的差异。在我所走过的十几个城市中，只有在内蒙古韩朝侠的家里，让我感觉到
一种彻头彻尾的城市品格。其他几乎都是临时、过渡的出租屋。
千篇一律的出租屋，除了相对稍好和稍差之外，都是差不多的精神气质。千篇
一律的小型的、简陋的企业，几台机器，几个人，就是一个工厂。至于环境、待遇、
污染和《劳动法》，那都是不说也罢的话题。
这很奇怪，没有去中山，却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多地想到房屋的问题。也许是因
为当要想象中山的生活，想象我的那些打工的梁庄亲人们的生活时，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这千篇一律的、贫乏的出租屋的形象。
也还算是找个理由吧。不管怎样，我得承认，我没有去中山。但心里又实实在
在地觉得，去没去过中山并不重要，因为它并没有存在于一个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
的女工心里。那个女工，丰定的老婆，她十五岁去中山南萌镇的鞋厂打工，在那儿
生活将近二十年，回梁庄还不到半年，在说起她在那里的生活时，语气已经非常遥
远，而更奇怪的是，她竟然连那个镇的名字都忘了。
二零一二年五月，我到深圳去看梁磊，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没去
中山。我给梁时、梁清和梁傲分别打了个电话，又给已回到梁庄的丰定兄弟打了电
话，算是大家都同在一起了。我查看地图，东莞、中山和深圳呈标准的三角状，沿
珠江分布。我的这些年轻的堂兄弟们，从黄河沿岸跑到珠江三角洲，横跨半个中国，
去寻找梦想，关于金钱和自由的梦想。然而，这梦的翅膀，被折断在那简陋的无法
装饰的出租屋里了。
我已经见过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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