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和妻子一直住在餐馆里。我们的餐馆不大,六张散桌,一
个包间,包间旁边有个四平方的小耳屋,外加一个油乎乎的厨房,仅此而已。当时,
北京的小餐馆差不多都有两种功能:白天是餐厅,夜里做宿舍。我们的餐馆也不例
外。晚上打烊了,休息了,男伙计睡前厅,女服务员住包间,我和妻子就在那间四
平方米的小耳屋里下榻。整个餐馆,从里到外,横七竖八——到处都是放倒了的人
体。
有句话,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其实不一样的。睡着了不用说一人就是一块
呼吸着的肉,灵魂可以乘着梦的翅膀尽情遨游。醒着的时候就不行了,干点什么都
不方便,极其别扭。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建议妻子,到外边去租间房子,哪怕小点
呢破点呢,都行,没关系,只要关键时刻能让人喘几口粗气就好。可我妻子总以
“餐馆刚开业,死活还看不出个上下呢”为理由,一次次推诿。她说,还是等等吧,
看生意能不能稳定下来,刚跑出来创业,这么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哪行啊,你说对不
对?
我承认她说得对,有道理。可一想到夜里的处境我就很烦,觉得她的道理太注
重理论而忽略了实际。而实际一点的话我又不能说,也没法说。是啊,困难,困难,
不就是困觉的时候有点难吗?身为女人,她能够克服,且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
我还能说啥呢。那就挺呗,熬呗!结果一直熬了三个多月,她才主动提出到外边去
租一间房子。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她熬不下去了,也不是因为我们餐馆有了比较稳
定的收入,而是高大脑袋一句话让她受了刺激。
高大脑袋是我在煤矿工作时的邻居,大我三岁,是个妇产科医生。一个男人为
什么要做妇产科医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煤矿的时候我从没
有跟他探讨过这样的问题,只是觉得他的职业挺好,很神秘。一见面,我就喜欢拍
着他的肩膀,悄悄地问他,又把谁给看了?或者说,高大哥,今天又看了几个?这
时候,他就会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盯着我说,你眼热了是不是?告诉你,哥们儿看一
百个可以当标兵,你多看一个那叫犯错误!知道不?我就嘿嘿地乐。
高大脑袋是个出色的妇产科医生,同时他还喜欢琢磨政治。有天晚上,我去他
医院值班室聊天,他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啊,国家的形势要变了。我问他怎么个变
法。他说打个比方,说用不了几年,只要有钱谁都可以把这座医院大楼买下来!现
在看,这无疑是一句稀松平常的话了,可当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大楼可是
国家的,你想买就能买?做梦啊?我说这你可吹大啦!他说你不信?那就走着瞧吧!
没料到,几年后他的话果真应验了——倒不是说谁真的买下了那座医院大楼,而是
说公有变私有、变民营、变股份等经济模式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事实。这件事,
让我对高大脑袋特佩服。—个偏远煤矿的妇产科医生,他对国家形势看得咋就那么
准呢?我到了北京这些年,也常听一些人谈论国家大事,说这事这样,那事那样;
谁该上去了,谁该下来了……听口气,犹如板上钉钉儿。可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
预测得一点都不准,就像那种常常出错的天气预报,说是明天有大到暴雨,第二天
却风和日丽,一个雨点儿都没落。挺尴尬的。
书归正传。那年夏天我从北京回到了煤矿。晚上,几个哥们儿请我吃饭。我刚
走进一家餐馆,就碰上了高大脑袋,他一把捞住我的手,钳子似的握。当时高大脑
袋已经是一家私人医院的大股东兼院长了,身份变了,人没变。他还是过去的样子,
不仅脑袋比一般人大一些,身材也魁梧,能喝酒,只要眼角上带着血丝,至少一斤
白酒灌下去了。他红着眼睛看着我,问我啥时候回来的,话未说完,他便钳着我的
手,硬往一个包间里拉。
包间里一大桌男女,已经喝得乌烟瘴气。有认识的,便一惊一乍地迎过来和我
握手、寒暄;不认识的,就坐在那里生着眼睛看我。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高大脑
袋伸出两只手,向下压了压,意思是让大家静一静,他要讲话了。高大脑袋喜欢在
这样的场合讲话,口才也好,随便扯出个话题就能滔滔不绝。这次讲话,他主要是
称赞我是个敢闯敢干的人,能顺着时代的召唤走,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去创业,
令人钦佩!与此同时,他还特别称赞了我的吃苦精神——前不久,他趁出差的机会
到我餐馆去过一次,对我在北京的情况,也算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说到我和妻子
住宿的地方,他巡视了一下众人,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就这么大个小屋……他伸
开两只胳膊比画着,同时回过头来看着我,几平米?我说四平米。他像拍蚊子似的
往脑门儿上拍了一掌,说,妈的,这记性……对了,四平米!你们说,四平米的屋
子,一张小床,两口子咋睡?谁说对了,我喝一杯酒!半天没人吱声。后来还是两
个女人说话了。女人对于这种竞猜式的提问,或者互动,总是显得比男人更积极、
更有兴趣。
一个说,挤着睡呗。
另个说,轮着班儿睡?
高大脑袋看都不看她们,他失望地摇摇头,说不对,都不对……你们的想象力
咋就这么差呢,跟你们说吧,人家两口子是摞着睡!头半夜,是他在上边,弟妹在
下边:后半夜,是弟妹在上边,他在下边……
几秒钟的静止之后,在场的男男女女一阵七长八短的笑声,我也乐了。坦率地
说,我并没感到有什么难为情,哥们儿嘛,开句善意的玩笑没什么,很正常。当时
还没等走出那个包间呢,我就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再次想起高大脑袋那句话,是我回到北京之后。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
也睡不着觉,便浮想联翩。想着想着,竟禁不住扑哧一声乐了。我妻子问我咋的了,
我说没咋的。那你笑啥?她用胳膊撑起身子,诧异地看着我。这时候,如果我再说
没笑啥,因此而产生的后果就不好了。试想,假如有人在你身边莫名其妙地笑了一
下,又说没笑啥,你会怎么想呢?我是个心理素质很差的人,不喜欢在一些无聊的
问题上制造悬念,折磨别人。于是,我就把高大脑袋那句调侃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
了她。我妻子听后也乐了。她沉吟着说,这个高大哥……可真流氓!接着就再也没
有了下文。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四平方米的黑暗中,我听到了一声悠长的叹息。
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我妻子就很认真地叫着我的名字,她说有个事儿想跟
我商量商量。
我问她啥事儿。
她说她考虑了半宿,要不还是去租个房子住吧。
我说,租不租都行,无所谓。说真的,我都麻木了。
她说,租!
我用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提醒她,租个小点的平房也得六七百……
她说,那也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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