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胡冬的信息挺准确。没过一个月，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便来了几个人，他们拿
着米尺，比比画画，挨家挨户地测量。问了一下，说是要拆迁。当时邻居们还不相
信。赵公安说，瞎他妈比画，几年前就说要拆要拆的，到现在也没拆。您想想，这
可是中心的中心，知道吗，寸土寸金啊，拆？谁他妈拆得起啊！住你的房子，甭理
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纸拆迁通告贴在了胡同里。知道这次是真的要拆了，邻居
们这才炸了营。这种几辈子都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弄得人们措手不及，情绪上都挺激
动，胡同里整天聚着一堆人，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破房子夏天漏雨
冬天透风，早扒早利索；有的说，房子再破，也是祖上留下来的老宅，说扒就给扒
啦？一向不怎么喜欢说话的宝堂也说话了，他的看法很实际，他说扒是早晚得扒，
但是光说扒不行，丫得拿好钱，掂银子！他的鸭子死了，肩上仍然扛着那只乌鸡，
既滑稽又有趣。对于宝堂的话，赵公安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关键
这是皇城根，他拆了你的房子，就是给你个金疙瘩，他还能让你搬回吗？瞧那丫说
的，“赶紧搬吧，绝对亏不着你们”……开他妈玩笑呢，我要是搬我都是他妈孙子！

    就在胡同里议论纷纷的时候，我妻子也挺着急，她说那咋办？还得找房子呀？
我说不找房到哪儿住去呀，找呗。

    那时候的北京，租房已经很容易了。怎么说呢，随着外地人不断地拥人北京，
当地人在经历了一段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之后，其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对于外
地人那种带有侵略意味的冲击，与其阻挡而又抵挡不住，莫不如顺势而为更实惠些。
于是，一些胡同里的居民，他们把属于自己的空房一临街的一面，开窗扒门，改头
换面，纷纷地对外出租。与此同时，自己却直往院子的深处后退，直到把后来扩张
出的厨房重新挪回住室，把破烂卖掉，腾出库房，租给外地人居住为止。于是，一
些天南地北的外地人，一拨儿又一拨儿地来到这里。他们有男有女，操着不同的乡
音，带着各种各样的小生意——熟食店、美发屋、小卖店，以及电话亭等诸多行当，
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哪怕是一条很小的胡同呢，也呈现出了一种乱七八糟的
繁荣。就在这些外地人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都市生活的同时，胡同里的居民，
仍然保持着一种“根儿”文化上的端庄与从容，安之若素，这可真是一种超凡的境
界。只是，胡同里原有的清静荡然无存。那些从乡下来的小青年，男男女女，仨一
群俩一伙地走在胡同里，全然没有我最初来到北京时的惶恐与敬畏。他们衣着鲜活，
发型怪异，连说带笑，招摇过市，那种无拘无束的放松的状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
这里的主人。有一次，就在二十一号院门前，我眼瞅着俩小伙子在撕皮扯肉地闹。
闹着闹着，扑棱一家伙，竟差点把赵公安的茶罐子给踢翻了，气得赵公安“呼”地
站起来，想干啥呀这是！啊？“不想干啥”的已经跑远了，赵公安还站在那里梗着
脖子骂呢：操，什么素质！

    没素质的人的确是烦人，可尽管如此，胡同里那种“院内有空房出租”的小广
告却到处可见。这是个矛盾，也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只是，想租房子已经不是个
问题了。拆迁公告贴出来之后，没过几天，我就在餐馆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选中了一
间出租屋。租金比原来的那间高了点，但房子比原来的要大，而且是正房，一进屋
便给人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挺好！

    我们是最先从二十一号院里搬出来的。搬家那天，刘大平来了。他让我把能用
的东西统统搬走。应该退还给我们半个月租金，他则如数退还，我说算了算了，不
要了。刘大平说，那不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都是出来混的人，不容易。刘大平
很认真，也很豪爽。看不出他对将要拆掉的老屋有什么伤感，倒像是有一种甩掉包
袱似的轻松。

    坦率地说，当时我的心情反而有一点留恋。俗话说，日久生情。我们毕竟在这
里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不说邻居，单是这间为我们遮风避雨的小屋——它曾吸纳
了我们多少喜怒哀乐和生命的气息啊！可是我们却不能不搬，也没有理由赖在这里
不走。

    再见了，小屋！

    再见了，二十一号院里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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