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岑老师家里办了好几次黑灯舞会，它很像是私人派对，渐
渐有了点名气。新村里陆续有人搬进来，人多眼杂，顾大宏曾经提醒岑老师小心点，
但他不以为意。岑老师是个很骄傲的人，也很浪漫，否则不会被人打断腿。

    五月里顾大宏和方屠户又去了岑老师家。那阵子屠户玩得特别疯，除了黑灯舞
以外，还迷恋上了迪斯科，经常去青年官门口晃悠，那儿有个露天的迪斯科舞场，
不幸总是被人当做社会流氓赶出来。那时小霞已经消失了，换成了小红，我爸爸心
想下次就该是小李了，这样屠户就能把“李红霞”三个字给拼凑出来。

    屠户和小红跳舞，顾大宏坐了一会儿，那天人特别多，他觉得有点闹，决定先
走。虚虚实实地打了一圈招呼，看屠户情在浓处也就没叫他，独自走下楼，刚到门
口就听见下面杂沓的脚步声，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二楼，就在二楼！”

    我爸爸是何等聪明的人，一九六七年能从保派的埋伏圈里救出我妈，顺带捎上
超重的胖姑。听这动静反身就往楼上跑，楼下的人健步如飞，他根本来不及去岑老
师家里报信，顺势哧溜一下跑了上去，直到顶楼。那里漆黑一片，他点了根火柴，
看了看周围的情况，一梯四户，大门全都敞开着，里面是脏啦吧唧不明所以的毛坯
房。我爸爸多了个心眼，没钻进去，要是那天他进去了，其下场和其他人大概也差
不多。他在墙角找到一把竹梯，架起来，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方孔里钻了上去，爬到
楼顶上，顺便把梯子也收了上去。

    楼下一阵喧哗，来的是派出所和联防队，他们迅速控制了场面，两人一组，全
部带走。忽然听见一串脚步声，有人跑了上来，站在方孔下面纳闷：“哎？梯子呢？”
跟着联防队就追上来了，一阵暴打以及惨叫，把人拽了下去。我爸爸心想，真是不
好意思，你自认倒霉吧。这时楼下好像又有人逃跑，警察大喊：“站住！开枪啦！”
我爸爸心想，要命，抓跳舞还带枪吗？等了很久，到底也没有听见枪响。

    等到这些声音都消失时，已经是半夜了。四下里全无声音，他松了口气，站在
楼顶上眺望远处，一些汽车和摩托车亮着红色的尾灯离去，戴城城区寥落的灯光，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脚下的水泥屋顶泛着银灰色的寒光。他找了一张草包铺在地上，
他坐下来抽烟。当晚天气不错，有点冷，一会儿来了一朵乌云，遮住了半个月亮。
我爸爸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但他不敢贸然下去，要是被逮住了很有可能被送
去游街。他决定，干脆天亮了再说。

    我爸爸在屋顶上待了一夜。楼顶的风肆无忌惮吹在身上，他在泛着寒光的屋顶
上独自跳了一圈华尔兹，停下来抽根烟，又跳了个探戈。这么消磨着，后来撑不住
了，躺在草包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发现天还没亮，冷得像是被抛在了月球上。看
看手表，原来只是眯着了十来分钟。

    熬到天色微亮，他实在不行了，快冻死了，就把梯子放下去，钻回方孔。经过
岑老师家时看见门口贴着个封条，隔着窗户朝里探望，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想
必是被抄干净了。他蹑手蹑脚下楼，在楼下开了自行车锁，忽然看见屠户从工棚里
钻出他那肥嘟嘟的脑袋。

    “老顾，你没有被抓走！”

    顾大宏说：“你也没有？”

    屠户说：“我跳楼了，我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他们没发现。”

    “那你还不回家？”

    屠户大声呻吟道：“我的腿崴了，我是爬进工棚的。”与此同时，工棚里的建
筑工人也起床了，有人说：“要不是我们藏着你，你就等着被送去劳动教养吧。”
方屠户说：“你倒不说我给了你们一人十块钱。”建筑工人说：“操，警察走了你
倒是嘴硬了，昨天晚上躲被子里哭呢。”

    屠户没法骑车了，只能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由我爸爸骑车，两个人灰头土
脸回家。屠户说：“这下岑老师惨了。小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顾大宏说：“你
就别惦记别人了，腿没摔断都算你运气。嗯，岑老师惨了。”屠户说：“这种事情
肯定是有人告密，我怀疑是老克拉干的。”顾大宏说：“你又没证据。”屠户再次
感叹：“岑老师惨喽。”

    我爸爸艰难地骑着车子，由于样子太难看，他没有取道城南大桥回家，而是从
城外绕着，沿着公路经过面粉厂，再从城西大桥折返回蔷薇街。这条路他们很少来，
以为还像从前一样人烟稀少，这才发现它热闹了很多，好几个新村的公房都造了起
来，上早班的人络绎不绝。面粉厂还在。走着走着，屠户忽然说：“你还记得一九
六七年吗，那次你骑着黄鱼车把我拉回红旗桥。”

    顾大宏说：“那次累死我了，车上还有李红霞和大耳朵（我外公）。”

    屠户沉默了一会儿，说：“前几天小妍对我说，我还在想着李红霞。这帮小孩
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

    顾大宏说：“小妍也不小了，十七岁了。”

    屠户说：“我他娘的反思了一下，我可能真的还在想着她。我他娘的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很怨恨我？”

    顾大宏说：“我们怨恨你什么呢？”

    屠户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要是不结婚，她就不会去昆明相亲，不相亲她
就不会翻车死掉。大耳朵不会死，李苏华也不会死。你们都这么想吧？这么多年没
说出来而已。”

    顾大宏说：“我没这么想过。”

    屠户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顾大宏说：“那你也不用说出来，自己想着，就可以了。”

    他们回到蔷薇街，一个脚崴了，一个吓破了胆，总算消停了一阵子。没多久传
来消息，岑老师判了，特大流氓活动组织者，他经历了审讯、开除、公判、游街、
登报等等一系列的标准化流程。公安部发出通知，整顿舞场，清除精神污染，一时
风紧，以为从此又要回到旧时代。不料到了一九八七年，一纸令下，开放营业性舞
厅，跳舞成了一门合法的娱乐，没多久就连未成年人在舞场里混迹都没人管了，又
过了一阵子，连舞女也有了。于是岑老师就成为戴城最后一个因舞获罪的人。事情
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难以预料。那个时候，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
时代都有牺牲品，上个月的牺牲品可能是羊，下个月就成了鸡，谁搞得清呢？

    在风声鹤唳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一种马海毛的棒针衫悄悄流行起来，它宽大而
艳丽，使女性的上半身陷于一片柔光，像海藻或是蒲公英般漂浮着。在舞厅里，女
人穿着这种衣服使禁令难以实施，因为它很大，又缺乏明显的边际线，跳舞时根本
搞不清乳房和胸膛之间的实际距离。你说贴着了，里面的真材实料还差着一尺多远
呢，你说没贴着，这衣服中间的空隙只需稍稍一挺胸就能在暗中消弭。这种衣服其
实很有外国鸡的风范，只是人们不知道，以为穿高开衩旗袍的才是鸡。后来时代变
幻，人们玩起了国粹穿上了旗袍，又觉得穿马海毛的才是鸡。再后来，旗袍和马海
毛都穿在了鸡的身上。总之是他娘的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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