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到那家餐厅时，他还在那儿。Z 那天穿着件条纹T 恤，两手抱在胸前窝在沙
发上，看上去非常疲累的样子。餐厅里依然萦绕着理查德·克莱德曼。我问起他叔
叔的事情，他摇着头说不提也罢。这是我预料中的。在乡村处理这类纠纷更不是一
个“法”字就能解决的。乡村自有一套规则，一个律师在乡村能干什么？我曾经在
报纸上读到过一篇文章，一个大学生写的，他的父亲外出打工，妈妈和奶奶带着一
个小妹妹在村里生活，他们养了一头牛、几只羊。牛在山坡上吃草的时候，被人偷
了，不，几乎就是被抢了，大白天的，对方开着辆无牌皮卡。妈妈追啊追，当然是
追不到。没多久，羊也被偷了。清早起来，妈妈在空空的羊圈里捡到个手机，正想
着好歹算是弥补了点损失，没想到手机响了。对方说，今晚把手机放在村头的杨树
下，不然，有你娃好看！妈妈怕得不得了，只好把手机放到指定地点。大学生写道
：牛没了，羊也没了……这篇文章曾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很多人都说，妈妈应该勇
敢一点，报警啊！可是，可以让妈妈勇敢报警的社会，牛就不会在大白天被抢。我
不敢说我对乡村很了解。小时候在去县城酒厂批发部买酒的路上，要穿过一大片稻
田，稻田总是散发着一股热烘烘的气息，令人头昏脑涨。农人们像土地一样沉默，
把身子弯得像张弓，汗流浃背地在稻田里劳作……我不知道大学生所写的是偶然事
件还是一个表征。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在乡村长大，但乡村也养育我们，我们
距乡村很远，我们并不了解乡村，甚至，我们也不关心在乡村发生的一切。和我们
这些人不同的是，Z 背后有一个具体而实在的乡村，在这个乡村里还有他一群血脉
相连的亲人。我不知该对Z 说些什么，只好安慰他说，人没事就好。也就是在那天
晚上，Z 告诉我他要考公务员。

    Z 喝着咖啡，说，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唯一有的，就是这点法律知识，结果
却用不上。惭愧啊！我拿什么回报家人？是谁说的，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
法的东西也都不再有力量！还真他妈透彻！

    我笑了下，不知该说什么好。现实如此，法律就是这样，你不能对它寄予厚望，
但也不能完全不抱希望。只是，一直以来，我都认为Z 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律
师的，尤其是小宇的案件之后，我更坚定了这一看法。尽管他常常在工作中混入一
些不必要的感情，但有时候这也是一个优点。没想到他却要放弃了，反而是平庸的
我要一直做下去。我不免有些黯然神伤。

    Z 说考公务员也是他父亲的想法。Z 弓着脊背，把两手插在双膝间，抖动着一
条腿，模仿着那位手艺精湛的老木匠的语气，用家乡话很不屑地说：律师？原来算
个屁啊！

    我大笑起来。

    那天Z 还问到了小宇一案的开庭情况。这个案子尽管是不公开审理的，但媒体
还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很多情节被过度渲染。一开始小宇被描绘成冷酷的没
有人性的问题少女，后来又把她描绘成一个楚楚可怜的受害者。人们很好奇，目光
始终聚焦在少女援交与杀人事件上。多家媒体想从我这知道一些特别细节，我一一
拒绝了。我认为我没有权利将一个犯下大错的孩子推到舆论的审判台上，而与此同
时那些身负罪责的成年男人却隐身在看客中，这不公平。而且我认为自己也并不知
道所谓真相。什么是真相？有时候真相就是那些你以为一清二楚，实际上却一无所
知的东西。我只不过是看到了我看得到的。但人人都想听一个离奇故事，包括律师
事务所的同事，和他们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跑题。连常胜姐也别有用
心地打趣我，嘿，这个案子，给你简直是浪费了哦。Z 是个例外，他始终关心的是
案件本身，并不想听一个离奇的故事以作消遣，这是他忠厚的一面。

    Z 对我说，以前我低估你了，现在看来，你能成为一个好律师。他两手抱在胸
前，笑着看着我。我问他为何会有这样的判断，他说换个人可能会频繁接受记者采
访，引起公众注意，让自己迅速出名，你没有这样做，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原来是这样。这个晚上，我们各自都给了对方一个发自内心的评价。我一直没
有什么朋友，但是，Z ，我认为他应该算是一个。

    记得那晚Z 送我回宿舍，我们默默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
话，Z 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低着头踽踽而行：走到我住的楼下时，Z 对我说，还
好你找了个搞学术研究的博士。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我早把那次的戏言忘了（后
来戏言成真，我果真嫁给了那个海洋鱼类学博士，不过那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
后来我也常常想起Z 说的那句话。在博士生病之前，我们的生活一直平淡安稳，每
当我从外面回家，就好像走到了一个远离世界的安静角落，我可以稍作休息，我可
以隔日重来……这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Z 那时候就预感到了这种安稳。那晚我听
他提到了博士，就想跟他说说在博士那儿看到的情形，那些莫名其妙的植物，还有
那条世界上最小的鱼。我正犹豫着要怎么开口，Z 突然道了声再见，忽地转身大步
离去。他将一只手举过头顶从背后向我挥了挥，连头也没有回一下。

    Z 在那一年果然考上了公务员，他在四千多人争两个岗位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占据了那两个岗位中的一个。他去了附近一个叫开平的地级市工作，是一家区级法
院，他要从书记员干起。Z 离开律师事务所后，我们也时不时会通个电话。有一阵，
他好像谈起了恋爱，我那时也开始跟博士约会。开庭的时候，偶尔我会看着审判台
上的法官想，如果是Z ，他会怎么判这个案子呢？如果他主审我代理的案子，会是
一种什么情形？这种想象非常有趣。那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但却一直保持联系。
在一个充斥着虚假的年代，能与人保持一种真诚的关系，这让我们彼此都觉得奢侈
而珍贵。偶尔我们会在电话里讨论当时发生的一些大案，我们都对那种引据明确、
恰到好处的判决倾心不已。我记得我们讨论过好几起让我们备感无奈的案子，后来，
类似的案件越来越多，我们渐渐对此变得沉默，不再有什么谈兴。又过了一两年，
Z 调到了该市的中级法院工作。先是在民一庭，后来到刑庭，最后又到了执行庭。
我结婚的时候，他刚调到中级法院，他快递了礼物给我，一个他自己做的首饰盒，
非常精巧，我一直用到现在。

    从Z 离开律师事务所，到他自杀，我们见面不多。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可能见
过几次。他去世后，我查了一下我的工作笔记，很确定的次数是见过七次。我想把
其中几次见面的情形告诉您，对您，我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当然，亲爱的周，我并
不期望您会怎样，这件事，除了您，我实在是也没有什么别的人好说了。

    作为一位作家，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曾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去附
近的广场散步，我坐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孩子在广场上玩滑板，我时常会感到恍惚，
觉得这一辈子有许多时光，似被人偷窃了一般。我呆呆坐在那儿，想不清它们去了
何方。现在，当我回想这十多年时，就会有这种感觉，那么长的一段时光，它去了
哪里？是谁，把我们变成现在的模样？

    Z 离开律所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博士结婚前的一个月。一天下午，我
要去商场买只床头灯，我和博士的新房里还缺那么一只灯。我走在路上时，接到了
Z 的电话，他说他过来办事，问我在哪里。我跟他约好在那家商场五楼的星巴克见
面。我买了盏灯罩上有精美刺绣的水晶台灯，到星巴克刚坐下，Z 就过来了。两年
多没见了，他稍稍长胖了一些。可能是刚刚赶了路，他的脸有些发红，看上去气色
非常好，头发比以前短了一些，显得很精干。他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后，把两
只胳膊肘撑在扶手上，十指交叉横在胸前，整个身躯看上去比两年前宽了不少。

    他看着我问道，你知道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想什么吗？

    我笑，问，想什么？

    他说我想见到你后就问你，要不要改主意嫁给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不用问咯。

    这就对了，问也白问！我笑着说。

    我问他来办何事，他犹豫了一下，说是一点私事。他的语气随意而亲密，谈到
了在区级法院忙乱而不乏有趣的生活。因为他晚上还有个饭局，我们聊了会儿天，
愉快散去。第二天我去律所，在电梯里正好碰到常胜姐。常胜姐把一只手搭在电梯
内侧的扶手上，对我说，Z 昨天过来了。我说我知道。常胜姐又说他很快就要调到
中院去了。我说这我不知道。常胜姐若有所思地笑了下，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扶手。
常胜姐说，年轻人，总要往前走的。

    我一点也不怀疑常胜姐的话，尽管我也刚和Z 见过面，尽管Z 没有跟我透露一
点口风。我明白，我和Z 是朋友，但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谁都一样，有些话，永
远只能跟可以共谋的人说。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我很好地掌握了与Z 保持友谊的分寸，
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都一清二楚。我唯一求他办的私事，是小宇获得减刑提前
出狱后的工作安置。小宇出狱后不愿继续在欢城生活，卢焘托我找Z ，Z 给她在开
平市一家单位里找了份打字员的工作。这份工作很适合小宇。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常胜姐的话，年轻人，要往前走——我也希望Z 能一
直往前走。

    没多久，Z 果然就在开平市中院的新办公室里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
告诉我他已调到中院。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后来他到刑庭当副庭长，又到执行
庭当庭长，这个电话一直跟着他走，十多年来，许多事，许多人，都变了，这个电
话却一直未变。我们时常会在电话里聊几句，有时候是我打给他，但大部分时候是
他打给我。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风趣，不知不觉多了些中年人的豁达。有次在挂
电话之前，我跟他开玩笑说：有空来欢城打麻将，只要你来，我保证你赤条条回去
无牵挂。他呵呵呵笑了，说你不会得逞的，现在我们已经禁麻了，唉，唯一需要花
自己钱的事儿也不让干咯！

    我们先是在电话里大笑起来，接着，又不约而同地都沉默了。

    七个月前的一天，我为我代理的一桩破产分配的案件打电话跟他探讨，我正好
也听闻开平市中院很快要换届了，Z 是常务副院长的有力人选之一，我想顺便预祝
他能更上一层楼。电话响了好几声，没有人接，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开庭，我正要把电话放下，电话却又被接了起来。

    喂！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男人声音。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找Z 庭长，请您——我还没有说完，对方打断我问道，你
哪里？我说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了，想问候一下。

    对方很生硬地说他不在。

    我问，他什么时候会在？

    对方犹豫了一下，说，不清楚。

    我放下电话，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马上拨打Z 的手机，关机。我变得有些心神
不宁，面前那一堆破产企业的资料，我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做律师那么多年，这样
的事情常有，好不容易和某个法官熟起来，可没多久，他进去了，所有的付出全打
了水漂。而他们进去之前，往往就是这样，突然找不到了，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有
人接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隔段时间看看报纸，哦，
原来他生活腐化，又贪污又受贿——总是这样。我对那些一百多年都没有出过法官
贪渎案件的国家充满好奇，不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这
样啊。

    我也希望Z 能平安无事。

    我发了一会儿呆，就想去找常胜姐问问情况。常胜姐不在办公室，她的助理说
她有两三天没有来律师事务所了。我想了想，给她发了条短信，问她有没有时间见
个面。常胜姐一直没有回音。

    那晚夜静更深我也没有睡着，博士在旁边打着不大不小的呼噜。那段时间他的
病情稳定，中性粒细胞数涨到了零点六，网织红细胞数稳定在一点二。他睡得很香。
半夜两点，我听到手机叮的一响，拿过来一看，是常胜姐。常胜姐说，我在外地，
Z 的事你问卢小宇。

    这下我确定Z 是出事了，只是令我吃惊的是，怎么会跟小宇有关？我感到了不
妙，常胜姐是Z 做律师时的师傅，她一定是想躲开这风口，所以才去了外地的、她
都要躲开了，这件事看来不轻松。我在黑暗中大瞪着两眼，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在开平市一条狭小的旧巷里找到了卢焘一家人。要不是提前给卢焘
打电话，要不是他提前走到巷口来接我，我自己只怕是难以找到他们家的。那里差
不多就是开平市的贫民区，街道坑坑洼洼，房子又破又拥挤：我见到卢焘时，也差
点没认出他来。不过是十四五年的光景，当年那个干练的中年男人，已完全是一副
居家老人的样子了，灰白的寸头，一件深蓝色圆领老头衫，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拖
鞋，唯有身板依然挺直，隐约可见军人遗风。我们握手寒暄过后，卢焘带着我顺着
条狭窄肮脏的小巷来到了一座小院前。这座小院的破败令人吃惊，墙脚生满苔藓，
门前污水横流，所有的门窗似乎都有些歪斜。进得院来，只见一棵榆树占据了大半
个院子，满地的榆钱儿无人打扫，兀自发黑腐烂。卢焘一家居住在东侧两间房内，
房檐下靠墙倚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男式单车，大约这是卢焘的主要交通工具。当年小
宇案发后，卢焘卖房卖公司对受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我知道他肯定是要元气大伤
的，但还是没有料到他竞已伤到如此地步，看来当年他真是倾家荡产来进行赔付的。

    屋内的陈设非常简单。一间会客室也是夫妻俩的卧室，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
几把椅子，一台不大的电视机外，屋内什么也没有。卢焘指了指隔壁房间，说小宇
这段时间一直睡不好，她刚刚才睡着，你先喝口茶，我一会儿就过去叫她。我连忙
点头，说不要紧，我不赶时间。

    卢焘的妻子不在家，她退休后依然在一家私人诊所坐门诊。卢焘自己，年近六
旬的人，部队自主择业的退休金本来也够生活的，但他还是时常到工地上去干点零
活。卢焘说他们夫妻俩一直有种失败感，从来没有搞明白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过现在他们比较肯定的是，一套房子，应该是小宇真正需要的东西之一。夫妻俩
努力赚钱、省吃俭用，就是想在两个人离世之前能给小宇买套不大的公寓房、夫妻
俩以前从来没有这样齐心协力地去做过一件事情一有套自己的房子，才能有相对安
稳的生活。卢焘说。

    我把为卢焘妻子买的一条真丝围巾拿出来搁在桌上。卢焘马上站起来推拒。我
按住他的双手，说就请收下吧，多亏阿姨提供的草药配方，博士现在情况很好。卢
焘不再推辞，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安静地退回到椅子
前坐下。卢焘说，别看他瘦，当年他在那些年轻的文职教员中身体算是很好的了，
他会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博士有过一段很短暂的军旅生涯，和卢焘在同一所军校工作过两年，
因为极度不适应军校的生活，转业是“闹”成的。博士去澳洲读书的时候，卢焘像
个长辈一样把他一直送到广州飞墨尔本的飞机上。

    我端起茶杯，低头喝茶。过了一会儿，卢焘开口说道，真是对不起得很，连累
了Z 庭长……他低下头，神情万分愧疚而沉痛。

    我说，先不要这样讲，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我就是想找小宇问问相关情况，
我听说……我停了下来，小宇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她穿着一条浅灰色棉布长裙，
倚着门框站着，脸白得像张纸一样。

    我站起来向她走去，把她扶到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开
始无声地抽泣。年过三十的女人，还像个无助的孩子，当年的执拗与满不在乎已难
觅踪影。我尽我所能地安慰她，她平静下来后，慢慢跟我说起了那件可能是给Z 带
来牢狱之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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