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尚
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天是二零一三年六月六
日中午，芒种节气刚刚过去，没有雨，但也不见阳光，从早上起一直是阴沉沉的，
而云之后却隐约有光。这是一种有着阴险气质的天气，过于暧昧，让人浑身像蒙着
一层塑料布，汗在将出未出之间徘徊。

    我把眼从电脑屏幕移到窗外，长嘘一口气，仍然放不下刚才的诧异：居然“本
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从前……这个“如果”像一坨重物就这样迎面扑来了，它是时光深处一
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芬芳与果实，并且色彩明丽。三十、四十、五十年前，时
光往前推移，宣传队这个名称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它
的全称。唱歌跳舞弹奏器乐可以宣传思想，这似乎有点奇怪，但那时没有人追问，
不敢问，也不觉得需要问。有一个疑惑其实一直在我心底盘旋：那时的人比现在单
纯吗？

    所谓单纯不过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没头没脑地信任这个世界。世界那时候其
实非常斑驳，斗来斗去已经连绵几年，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
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上
高高的纸帽，胸前挂起大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
得翻身之类的，还用红笔画上叉，然后游街，批斗，关牛棚。

    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已经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生活被一
截两断之后又徐徐往下进行。进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长，之后是另一个公社的革
委会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全公社上山下乡这桩事。没提升，也没降职，
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审查、检讨都如同一场游戏，而他看上去也无丝毫损伤，
终日依旧不管东西南北地亢奋，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声和昂首急速行走
的姿势，仍虎虎生风，仿佛被批被斗不过是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子，水波漾了漾，很
快又了无痕迹。为什么会这么达观呢？肉体上也许真没多大损害，可关于尊严的那
种痛，是触及一个人心底最彻骨的痛，怎么可能转眼消失？相比较而言，似乎上吊
的邓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药的杨朔、跳楼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长江等人更合
情合理。当然反过来我又庆幸父亲能够那么迅速地自愈，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
“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周围的人反正也没几个是风平浪静度过的，彼
此彼此，难兄难弟，生活还得往下继续。

    关于宣传队，我打算就从这个时候说起。

    大概父亲都记不清自己结束牛棚生涯、恢复工作的具体时间了，即使记得，我
现在也无从问起，两年前他已经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父亲，那时四十岁
刚出头。打量着身边往来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岁男人，我终于忍不住揣想起
父亲的当年：也是那般健康、自得、踌躇满志？一张“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
父亲留着工整的三七开分头，穿灰色呢子中山装，围双色羊毛围巾，而中山装的口
袋上则非常隆重地插着一支钢笔。母亲多次半开玩笑地嘲讽她丈夫，说他很骚，从
年轻到老都“爱装”——福州话里就是爱打扮的意思。父亲后来的“骚”，我们都
充分领教过了，比如九十年代末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绸缎唐装，上有福禄寿喜团花
图案，是我出差浙江买给他的家居服，他觉得有范儿，昂然穿上街头，回头率百分
之两百。后来唐装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复自夸，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领出来
的。再老一点，他穿西装系领带都上了瘾，任何正式场合其实都与他无关了，如此
正式穿戴无非为了坐在家里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冬天时则穿黑呢大衣、黑礼
帽，手上再加一个拐杖。我不知深浅，觉得一个拐杖令他顿时老迈几分，他却铿锵
反驳道：“蒋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个的！”我如梦初醒，把他的穿着联系起来看，
原来他心中藏有这么一个大偶像啊。他年轻时的那个时代，不敢放胆打扮，能够派
上用场的只有一条在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围巾。而那支钢笔则是另一种装饰：
建国初期通过扫盲班才识点字的工农干部在农村占多数，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过
书，钢笔是他表达有文化，与大老粗们不一样的重要标签。

    罗列父亲的这些外部特征，是为了说宣传队。注重穿着打扮，又自以为有文化，
父亲的文艺腔一直不得要领地保持到生命的终点。在当时，则转化为对宣传队的豪
情壮志。

    “文革”开始时奶奶已经被送回她娘家，我们姐弟三个也先后跟随。奶奶的娘
家是福厦公路旁一个原本相当大的村子，如今村子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一家大型
合资汽车制造公司所盘踞，宽阔的厂房和一辆辆工整排列的汽车把退缩在角落里的
村庄反衬得寒酸局促，但“文革”前却是另一种模样。背后是像一把大扇子连绵摊
开的小山岭，前面是广阔而肥沃的田野，春秋水稻或者芋头、甘蔗、荸荠、蔬菜此
起彼伏，高低错落不一而足，蓬勃滋润得像一位初长成的少女。奶奶只是寄居，没
有一寸土地，我却可以在每一块地头自由奔跑跳跃，傍晚则伴着夕阳，拿一根竹竿、
一个自制的塑料袋，袋口上箍着一道铁线，这是钓青蛙的必备工具。然后入了夜，
如果没有月亮，整个村子就漆黑得像滑进墨池里。还没通电，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
油灯，为了省钱，灯芯捻到最小，玻璃罩早被烟熏黑，透出来的光朦胧而晦涩。就
是在这样的油灯下，每晚奶奶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讲鬼故事。那时很奇怪她肚子里
为什么能装得下那么多鬼，后来才知道，其实大都是《聊斋》里来的。她不认字，
也是道听途说，然后演绎发挥，夸大诡异惊险的部分，见我们听得龇牙咧嘴面无人
色，才很有成就感地咧嘴轻轻一笑，吹灭灯睡觉。灯熄后很久，我都闭紧眼大气不
敢出，仿佛四处窸窸窣窣，有鬼横走。

    她说夜里在外行走，每个人肩上都亮着两盏灯，转一次就灭一盏，两盏都灭了，
鬼就扑过来了。不是开玩笑，每次她语气和神情都认真而庄重。我信了，不可能不
信。哪天夜里她忽然头疼难忍，需要去一趟小药铺，买一种已经多年未见的名叫
“安乃近”的药；或者烟丝没有了，她必须一筒接一筒吸水烟，这时候被逼出门的
往往就是我。乡村狭窄的青石板路幽长而寂静，各种不知名的虫子藏身角落哧哧呜
叫。我快速地跑，却又跑得僵硬局促，鞋底与石板撞击出的声响居然有惊悚回音，
我真怕骚扰到鬼。等回到家，肩膀沉而且酸——为了维护亮在上面的两盏无形的灯，
一路上我绷紧身子，脑袋往旁微微侧一下都万万不敢。

    到了父亲恢复工作，奶奶又带着我们一起跟来了。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大镇，需
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蜿蜒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有声。我那时只
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样站没站样，到处
惹是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顾不上这些，他太忙了，没
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两部自行车，首先保证
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就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
两天。

    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
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了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站着人，
但很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是庄重而欢欣的，像融人一桩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灯
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
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

    对于这个晚会的记忆是零碎的，我一直想梳理打捞，最后脑子里浮起来的仍然
只是灯光。

    镇上的电影院外表不起眼，围墙仅一人多高，刷着淡黄色的漆，已经斑驳脱落，
有各种简陋粗俗的涂鸦，里头却宽大整洁。因为有灯，灯扑面而来，夜顿时如昼，
它们应该是我在村庄的夜晚里一遍遍渴求的，所以淹没了那晚舞台上的一切。反正
都是歌舞，吹拉弹唱，蹦蹦跳跳。当时我大概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成年人，离自己
很远，毫无关联。

    那时街头贴着“复课闹革命”的标语，一首歌也雄壮地唱：“……复课闹革命，
我们坚决来响应。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嘿！”学校似
乎已经恢复上课一阵子了，我在村庄里不知道，也不迫切，父亲把我们带到镇上，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姐弟三个“复课”。荒芜了几年，从老师到家长到学生，
都有点惊魂未定或者魂不守舍，就复得混乱，比如停课前是五年级，一复课却复到
四年级去，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课堂更多时候只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容器，把适龄
孩子囫囵吞枣随便一装就了事。

    我不记得自己上的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虽是插班，却坐到了第一排。一是因
为个子矮，二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分管教育卫生文化，全公社各中小学自然就在
他权力范围内。而我被招进宣传队，是否也是因为父亲？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总
之进入这所小学不久，我就成为了校宣传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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