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花钱买下粉红舞鞋后，宣传队的日子悄然起了变化。

    世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制服大约首先是为了给自己打兴奋剂，然后再去震慑别人。
舞鞋不是制服，但既然没买它之前我们穿塑料鞋就可以跳，那么把舞鞋等同于制服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鞋尖证明今天不是昨天，这样不是那样。

    在排练间隙，老师开始安排“练功”这个环节，有时是让我们下腰劈腿，有时
是排队走“碎步”——就是绷直腿，前掌后跟轮番踩地，步子走得又快又小。这好
像是戏剧演员常用的，我们哪用得着？

    县文化馆老师来公社教化妆，现场由一位公社宣传队女演员当模特，先化左边
妆，是明眸皓齿的美貌女子，再化右边妆，是咖色抹腮帮、眼角鱼尾纹的老妇人，
一个人顿时分裂成两个人。这种专业的技术活跟我们这些业余小选手有十万八千里
的距离，老师还是急巴巴地争取到机会，把我们悉数带去现场。黑瘦老师沉着脸叮
嘱：“认真学，以后用得上！”她忘了我们已经很久没进入课堂了，差不多快把自
己作为小学生的身份忘光。那时部队偶尔会来招些文艺体育专长的小兵，如果有空
眺望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凭借一技之长，或许可以侥幸获得被招入部队穿上军
装的机会，却没想到几年之后风云突变，派上大用场的是文化课而不是化舞台妆。

    《白毛女》也是芭蕾舞，它其实在《红色娘子军》之前就拍成电影上映了，但
我们排《大红枣儿甜又香》却是后来的事。编斗笠送红军编出成就感了，连校长都
有大干快上的激情，于是红枣来了，《北风吹》来了，接着居然要排一出小芭蕾舞
剧，内容是生产队失火了，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红小兵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抢救，大
致就是如此。

    既是救火，情节与场面难免大起大落，女主角的动作也随之加大难度，跳、跨、
跃、旋转，总之柔韧度要有，力度也要有，能蹦能跳。我在体操队的那些训练可以
派上用场，我成为女主角。

    但是找不到男主角啊。芭蕾舞里的男主角仅是配角，干些托和举之类的力气活，
但要能配得上，也不好找。之前我们学校一直主打女生，男孩只是偶尔起用一两次，
比如那个在《洗衣歌》里跳炊事班长的，比如杨白劳的，却都已升上中学离去。老
师拍着脑袋懊恼，她们终于知道自己不切实际了。有了舞鞋，也根本放不起卫星。
事已至此，首当其冲被打击的人就是我，我窃喜了半天，分明已经进入女主角状态
了，并且私下里偷偷开练，甚至企图练出“倒踢紫金冠”的动作一鸣惊人。

    结果没有，男主角没找到，我紫金冠也没踢出来，拖了一天又一天，小学毕业
了。

    我进人中学前，母亲已经从外地调来，就在这所中学。中学的房子相对宽裕，
我父亲还兼任中学党支部书记，小王国里有些方便，就把家从公社院子搬到了校园。

    该怎么形容这所学校呢？“大”、“美”，词很俗，却很准确。到现在我都不
知道种在半山坡上那十几棵一个人抱不拢的大树叫什么名字，应该是松类的，枝干
笔直挺拔，针状的枝叶有限地铺展着，每一寸肢体都喷发着热烘烘的骄傲感。想看
到它的顶部，必须仰起头，它的末梢与云衔接在一起，蓝天成为衬布。

    从半山坡上下来，是两座并排的青砖教学楼。楼前种着芙蓉和扶桑，芙蓉是早
晚变化的粉、白、胭脂红三色，扶桑是玫瑰红的，中间挑出一束米黄的花芯。再往
前走，一条微微弯曲的青石小道细长幽深，两旁是密不见天的松树林，秋天时松针
落下，在地上铺出厚厚的棕黄，踩上去柔软得恨不得倒下去打几个滚。

    这些，不过是整个校园的一角。

    扳着手指头粗粗算了一下，我现在能数出来的一共有十三幢楼房，其中还有个
小院落，它们分别拥有简单明了的名字：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十三幢高矮不一
的青砖红楼错落地在校园各处散开，像一个个割据一方的诸侯，中间隔着一个田径
场、两个排球场、五六个篮球场以及难以计数的白玉兰、夹竹桃、合欢、榕树、桉
树、桃树、相思树、番石榴树。

    至今我都没见过比它更优雅从容、宽阔俊俏的中学校园了。

    三号楼是幢两层的建筑，入口处舌头般伸出一块遮阴的雨披，砌了宽宽的栏杆，
上面可坐人，而雨披的顶上，则是二楼的露天阳台。这是全校最精致的房子，有几
分西洋建筑风格。它的左前方有两棵不知名的树，开出嫩黄色的花，结出两头尖中
间隆起外翘的果，果不能吃，据说有毒，薄薄的皮一被划破，就流出牛奶状的液体。
只要一会儿，破损处迅速变黑，结出微微隆起的疤。我们家曾安在这幢楼房的一层。
我最乐此不疲做的一件事就是和这两棵不知名的树过不去：把它喇叭状的黄花拔下，
插到旁边的桉树枝上，然后坐到栏杆上，等着路过的人惊叫桉树开花了；待到它结
果，摘下，在半截处用指甲划出眉毛、鼻子、嘴巴，转眼间它就活脱脱成了一个戴
帽子的日本鬼子兵了。

    几年前曾回去参加过一次校庆，校门改道了，楼房逼仄了，树木少了，气派倒
是气派了，却多出所有城镇建设一致的通病：混乱、无序、暴发户气息横溢。有几
幢老房子尚存，夹在新楼房间无辜地看过来，眼神却已浑浊。许多东西被时光带走
了，淹没了，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得去。

    初一教室是在那排扶桑花后面，一个年级八个班。因为“复课闹革命”时的混
乱，学生年纪参差严重，成熟与稚气的脸交相辉映。我是最小的一个，个子也小，
坐在第一排。第一天课间，窗子外趴着几张脸，叽叽喳喳地看我。“这个先生仔才
这么一点点大啊！”这是他们的好奇之处。“先生”是当地人对老师的称呼，福州
话可以远溯中原，古意盎然。我母亲教初中两个年级的美术课，并担任隔壁班的班
主任，所以也是他们的“先生”。

    久违了教室，重新坐进来虽手脚憋屈，还是顿觉新鲜。居然有英语课，老师是
印尼回国的侨生，穿衣发型都与一般人不一样，很花的衣裳或尖头的皮鞋都敢穿到
课堂，头发是自然卷，黑中带隐形小花的大发卡夹起耳旁的头发。她丈夫也在这所
学校教英语，建国初他们青春年少时携手回来建设新中国，结婚、生下两个儿子后，
终于又后悔，正想法子重返岛国与父母兄弟相逢，但来得容易，走却不易，走首先
需要有我父亲的支持，所以她特别关注了我，认真改我的作业，不时过来指点。我
也觉得这豆芽菜似的文字不错，读和写都好玩，打算好好学，跟着这位洋气的说话
有股奇怪腔调的女老师学。

    但一个多月后中学宣传队把我招去，我再次离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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