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直以来，这所中学的宣传队在全公社各中小学里都处于老大地位。有一支强
大的乐队，文艺汇演时第一个节目往往是他们的大合奏。师生一起上，磅礴弹奏，
震天动地，气氛马上就出来了。还有几个漂亮的女孩和同样漂亮的男孩，女舞蹈不
缺人，男舞蹈也不缺人。其中一个女孩是我们小学白胖老师的女儿，外号“一一”，
意思是全镇第一，这指的是她的跳舞水平。她高中还没毕业就成为公社宣传队的一
员，这个待遇她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初进中学时，我曾以为不可能再进宣传队。这所学校有一千多号学生，宣传队
已经有足够的人手，个子也高出我一截。一个舞蹈，总得挑个子差不多的上场，而
我小学宣传队的那一茬女孩，或者是低一两个年级的，或者转学，或者休学，一起
升到初中的只有三个。这当然是件沮丧的事。有天傍晚从学校对面那条狭长的小巷
子走过时，被一个瘦得背微驼的中年人拦住了，他看着我的手，并叫我把巴掌张大
给他看。我跟他不熟悉，但我知道他是谁。附近的人都叫他苏老师，据说曾是邻县
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因为肺不太好，所以一直在家休养，时常看到他在附近走来
走去，步子很轻很慢，怕惊扰到谁似的。他的二儿子跟我同一个年级，所以没什么
可惧怕的，我听话地张大手掌。他用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我的中指，翻过来翻过去
看了看，然后慢吞吞地说：“你来跟我学琵琶吧。”顿一下又说：“你一定要跟我
学琵琶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声音很细小，微微有点喘，听起来就像刚
受了委屈，惊魂未定，无限忧伤。

    这个太突然了。有几次县文艺汇演上有琵琶独奏，一个人孤零零地抱着一把葫
芦状的琴坐在偌大的舞台中央，麦克风被压低了，抵近琴弦，左手在上面从容按弦，
右手指扎着假指甲在下面繁忙地拨弦，叮叮咚咚响。好玩吗？一点都不好玩。从早
上睁开眼到夜里被母亲逼着熄灯睡去，白天对于我永远都不够用，我得跑步，得游
泳，得打球，得东游西逛，忙都忙不过来，那么静态的琵琶哪里能吸引我？

    但最终母亲还是买来一把简陋的没有上漆的琵琶塞到我手中。苏老师居然找到
我家，说服了我母亲。他的理由是从我手指头引发的，“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天生
就是用来弹琴的，不弹太可惜太可惜了！”说到“太可惜了”时，他的脸色可能愈
发苍白语气愈加忧伤，我母亲的柔肠或许正因此被揪了一下，于是咬着牙破费一次，
买下琴。我一想也好，进不了舞蹈队，弹好了琵琶说不定还有机会进乐队啊。

    我开始了背着琴去他家的经历。先进行手指训练，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无
名指、小拇指逐一蹦弹拨动，要快，要有力。他要求必须不停地动手指，即使行走、
坐下、躺下，也不妨碍手指头的弹拨，旁边但凡有任何东西，桌子、椅子、门板、
墙壁、玻璃，总之是个坚硬的实物，都要随时以手指弹击，弹出来的声音越快越响
越好。不把指头练灵活，练得掌控自如，怎能从容拨动间距那么小的琴弦？

    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把右手掌张大，举到眼皮底下端详，我看到的是一只起皱
的色泽晦暗的毫无特色的手，为什么苏老师当年在它面前决计当伯乐，竭力说服动
员？那时我个子还没长开，手指却已经提前拔节抵近最终的长度，整个人在比例上
确实很古怪。当初体操队招人时，让我们逐个张开胳膊趴在棕垫上，以尺子从这个
指尖丈量到另一个指尖，再站直了量身高二如果两臂距离超过身高，就淘汰。为什
么？以那个上海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老师经验，臂长的小孩以后个子肯定高，
而高个子离心率大，怎么适合翻滚腾跃？我从棕垫上起来后，就听那个上海来的老
师嘟噜一句：“这么长！”尺子从脚底拉到头顶，果然超出，超了很多。而我弟弟
则基本相等，是可造之才。我没被淘汰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后来事实证明人家
没有误判。

    苏老师却看走眼了，手指的假象蒙蔽了他，他以为忽逢千里马，结果却是一头
蠢驴——我很快就把琵琶弄丢了。背琵琶去他家练习，出来时只要稍稍拐个弯就可
以先回家把琴放下，那天我却像只刚从笼子里钻出的野鸟，一刻都等不及就奔向田
径场。那里可玩的东西很多，很多人都在玩，我仿佛亏了，把琴往田径场旁一放就
扑进去了。天色暗下后，我早已疯得魂魄四散，边擦着汗，边抚着咕噜叫的肚子想
象母亲可能煮出什么好吃的，一路快跑回家，把琴丢到脑后。待记起，回头来找，
没有。

    母亲怒不可遏地大吼，吼过扔下一句话：“不管你了！”所谓不管就是不可能
再花钱买琴。我顿时大喜，恨不得笑出声来。那时三个从小学宣传队升上初中的人
已经一起进入舞蹈队。单单我们三个本来不够，不过一个年级集合了全公社诸多小
学升上来的学生，各小学都有宣传队，从中再挑选出五六个，这一茬又凑齐了。我
们称舞蹈队为“前台”，乐队仅是“后台”，二者明显差一个等级，我自然不必再
试图以乐器曲线敲开门。但若干年后这却成为我心头的一块隐痛。世上很多好东西
都似高处的星空，仿佛可触，却除了念想与垂涎，终其一生都遥不可及，所以得而
复失或擦肩而过，才格外扼腕叹息。当然，豁达的话也可把一切归于宿命，吟一句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也就释然了。

    苏老师有两子一女，他们后来分别是省、市、县剧团的演奏者。二十年前有一
次我在县城电影院看苏家小女儿演出，某个瞬间恍惚了一下，想起那个黄昏，那个
狭长小巷，苏老师慢吞吞地告诉我应该跟着他学琴。舞台中央那个高瘦的女子仿佛
是我，我问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没有答案，我不知道。

    学校的舞蹈队与乐队其实并不矛盾，舞蹈队的女一号“一一”，就能弹一手好
扬琴。大合奏时蝴蝶状的扬琴摆在舞台正中央，其余乐手围绕着铺开，美丽的“一
一”众星拱月般端坐，成为一景。说到底是我自己造化不够，丢失琴仅是外因。

    带宣传队的是音乐老师，也能唱能跳能弹，钢琴、风琴、手风琴都不错。她个
不高，大约仅一米五五，胸却奇大。走路总是把下巴向上扬起，仿佛那样便可拔长
身高。夏天时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双鞋跟五公分左右的凉鞋，这在当时也属惊世骇
俗之物了。人家啧啧称奇，羡慕嫉妒恨都有，她无所谓。“我这么矮，我就要穿！”
这话一说，谁也没办法了。

    我初见她时觉得脸熟，后来听母亲一说才想起来，原来她从前也在县城那所中
学，母亲和同事欢天喜地唱歌跳舞时，她就是其中一员主力。她和母亲一起跳舞，
再教母亲的女儿跳舞，世事从来纵横纠缠，所谓“缘分”就是一种最通俗的解释了。

    日子没什么变化，不用进课堂又是小学时的重复。即使有一阵清闲了，无须整
天排练，终于坐进了教室，突然哪天中央什么会议召开，几中几中全会，并有重要
公报，在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公社往往要以文艺晚会来庆祝，于是上场。这时总
是需要一个欢呼舞，有时是我们独立排一个，有时要以人海战术营造更热烈的场面，
就得和其他学校或公社宣传队的混在一起，下午排一下，走一下台，明确队形和各
自站位，晚上就匆匆拉上去了。其实很简单，男的彩旗，女的长绸或者纸质花束，
做临近喜极而泣状一队队冲上台，把手里的东西上下左右死命舞动，虽每次曲子不
同，动作却是老一套，彩旗哗啦啦响，长绸蛇一样游走，五色花束把台下人眼晃花，
无非如此这般，技术含量低得我们都可以当南郭先生，随便混在里头出几个错也不
会有人知道。

    一次正上着语文课，有人在教室外对我勾了勾手，我立即站起，提着书包不跟
任何人打招呼就径自走出去。来人也是宣传队的，她是受命来喊我们的。这种事不
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正上课的老师也不意外，随便你。一切为宣传队让道，这是全
校的共识。在这一刻小小的虚荣心总是很享受，一坐进教室，就开始盼中央开重要
的会——忽然之间就与父亲不谋而合了。

    那时父亲已经调县体委工作，独自去了县城。他离开了，学校里的文艺热忱并
未消减半分。除了应对公社和县里的各种汇演，学校每年照例在五一、国庆或者元
旦还有两三次汇演。各班、各年级出节目，最终评出等次，授予奖状和奖品，奖品
是笔记本。一评奖，马上就有了比赛性质。反正也没其他可比，升学率及格率之类
的词还远远没有出现，所以每个老师都憋着劲要为荣誉而战。这个班如果有校宣传
队的，马上就占了便宜，自编自导自演就够了，班主任乐得轻松。

    学校其实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激励，来什么运动就推什么积极分子，学雷锋积
极分子、学《毛选》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体育积极分子等等。前几样奖
状我从来没拿过，初一时同桌是个结实微胖的圆脸女孩，她每天煮早饭时都对着灶
里的火光读《毛选》，一篇接一篇地背诵，所以学《毛选》积极分子总是非她莫属。
她一登台拿奖状我就羡慕，但她一下了台我就忘了羡慕。我背不下那些话，反正也
没人逼着背。每年的文体积极分子是我拿到的唯一奖状，我觉得自己占了便宜，都
是玩的东西，还能被表扬。

    高一时重新调整班级，很巧，两个宣传队的男生和我同一班。从附近初中也升
上来一些新人，其中一个女生坐在我前排，清秀，娴静，脸窄长，唇非常薄，说话
细声细气，轻轻咧嘴笑起时，唇边一颗小黑痣一跳一跳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
曾是乌龙江边那所小学宣传队的。有了她，恰好两男两女，可以排出很多花样的节
目。

    从另一所初中还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女生，脸圆得像只球。总是笑，动不动就咯
咯咯大声笑，嗓音甜美高扬。她始终未被校宣传队接纳，只是代表班级登台。独唱、
小合唱时，她也很正儿八经地唱革命歌曲，但私下里她唱《洪湖赤卫队》，唱《人
说山西好风光》《我的祖国》《九九艳阳天》《苦菜花开》。“娘啊娘啊，儿死后，
你要把我埋在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我没想到歌竟然可以唱死唱坟墓：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呀，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这暧昧得简直很奇怪啊！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青春居然还可以被如此吟唱。高中两
年，这个能唱很多“文革”前电影插曲的女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的笑声
和那些歌滋润了那个岁月。后来她是一家民营工艺厂老板的妻子，好多年没联系了，
我现在有点想她。

    邻班也有两个校宣传队的女生，当我们还按惯性排少数民族舞时，她们却赴福
州请人教跳芭蕾舞《沂蒙颂》。“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
…”没有舞鞋，也不似我们当年傻乎乎地以男式塑料鞋代替，但动作全部芭蕾舞化，
身体完全打开，幅度极大，抑扬顿挫舒展流畅，与早些年县剧团翁毓玲教我们跳的
《纳军鞋》是一路风格的。真漂亮，她们排练时，宣传队的几个女孩都忍不住跑去
学，仿佛一下子备下了B 、C 、D 、E 诸多配角。有人开玩笑说，到汇演时要是你
们谁病了也没关系啊，我们随便哪个都可以代劳。

    演出后十几天，那两个女生中个子稍高的那个果然就病了，住院、病危、死亡，
一切突如其来得像场噩梦。她其实早就有严重的肾病，只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完
全看不出来啊，难度这么大的舞她都敢跳，她对自己的体力如此自信。肾病得控制
盐分的摄入，但她是家中独女，偏偏爱吃咸东西，父母怎么拦都没用，就一下子恶
化，救不了。这些都是我们半懂不懂听来的，究竟什么病，又因什么去世并没人真
正弄清，全傻了，一连几天凑在一起脸色苍白地交换消息。她入殓时弄出很大动静，
因为死在医院，按当地风俗不能回家，尸体只能摆在家门外，请来乐队弹奏，还请
人念经做“迷信”。好多同学结伴去她家，我也跟去，离二三十米处又不敢了。后
来听人说她化了很好看的妆，脸蛋和嘴唇都红红的，好像要演出，衣服也是粉红色
的，像演出服装。不过她的鞋后跟被剪开，这样做鬼就跑不快了，跑太快怕她会去
追哪个活人，尤其可能把谁家男孩子拖到阴间当丈夫。

    那一年她才十六七岁。

    这事很快过去了，对于学校而言无非少了一个学生，对于宣传队来说，她本来
也不是最核心的那几个之一，总之都无关紧要。我也继续吃喝玩乐，每天东游西逛
不谙世事，但是一入夜，想象她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却成为重大主题，挡也挡不住。
这么年轻居然也会死？这是我之前万万想不到的，之前我以为死是老人的专利，而
老离我还有几万年之遥，即使偶尔听到哪里哪个小孩因病死掉，也觉得不过像小人
书里的故事，不真实得如同骗人的鬼话。但这个邻班的女生却不同，她明明不久前
还活蹦乱跳，明明我们还跟着她一起跳《沂蒙颂》，明明刚刚开过A 角B 角C 角的
玩笑，突然之间说死就死了。

    我终于也开始对自己不放心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时吃了很多西药，白毛藤、扁
柏之类的中药也接连喝下，还打过很多B12 针剂。它们全部被我讨厌，偷偷丢掉药
片，或者趁母亲不注意吐掉草药汁等等，每回成功都得意地哧哧小笑，此时却后怕
得想抽自己几巴掌。转氨酶早正常了，医生说已经痊愈，但真的没事了？会不会因
为没吃够药量留下病根？会不会忽然也恶化？也无法救？也死去？那几个月我再也
不敢右侧而睡，肝在右侧，我怕它压累了，生出是非。

    人生的险恶第一次山一样横亘眼前。我那时想，要是我活不过二十岁，母亲怎
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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