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去福利院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小苏却意外发烧了。我和杨迟往他嘴里塞了一颗
退烧药，将其架上出租车，车开到半路，又意外地下起了小雨。我记得这天，一九
九七年的好日子，我们从戴城的南郊一直杀到东北角很远的山后面，那一带有座寺
庙，多年来它一直是戴城的旅游景点，然而作为本地人，我们很少涉足此地，太荒
凉也太遥远了。随着汽车出城，穿过开发区平坦的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路边的风
景变得凌厉起来，高楼消失，房屋渐稀，树木浓郁得像是炸开了。司机越开越快，
老杨坐在副驾位置上，不停地转头看他。
我们在无人地带寻找福利院，出租车绕着圈子跑，最后杨迟才找到进口的路，
十分阴森，两侧的竹子都像要倒下来似的，路上尽是石子，汽车碾过发出哗啦啦的
声响。我随口说，昨天看报纸，这附近杀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我们的司机崩溃了。他停下车，从驾驶座跳了出去，沿着道路往里跑。我们看
着他远去，杨迟说：“这辆车给我们了？”这时司机又跑了回来，拿了一根很长的
竹竿，站在车前，做出鱼死网破的样子，大喊：“把车还给我，把车、把车，还给
我，求求你们。”
杨迟下车安抚他：“我们不是劫车的，也不是绑票了到这里来抛尸的，我们去
福利院。”
司机拿着竹竿说：“我不拉了，你们走吧，车钱我不要了。”
杨迟说：“这可不行，我们这儿有个病人，走进去还很远呢，再说又下雨。”
“我不想拉了，我就是不想拉了。”司机提着竹竿说。
他的头发沾着雨水，贴在头皮上，明显已经谢顶。他又老又软，即使在他年轻
的时候也不会是我们三个小伙子的对手，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来弄死他的。
他和杨迟对峙，谈话。老杨是戴城农药厂的金牌销售员，一九九七年他奔波于
中国内地的各个县城，指导农民使用该厂出产的龙阳牌甲胺磷。他口才非凡，又善
于安抚那些敏感而狐疑的心。但是这位司机显然惊吓过度了，他端着竹竿不许老杨
走近，始终保持两米的距离，也不管老杨说什么，一直重复着“我真的不想拉了”
的论调，直至他相信了老杨，相信我们是好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福利院来认养
一个孤儿，但他还是说：“我真的不想拉了。”
我说：“报纸上说，那个死掉的出租车司机，被人从后面套了一根钢丝，勒死
了扔在河边。好像还抢了一点钱。”
杨迟隔着车窗说：“你闭嘴。”
小苏撑起病弱的身躯说：“实在不想拉就算了，我们走过去吧。”
小苏是个好人。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温和的人就是他，最诚实的是他，最有耐心
的也是他，他是戴城农药厂的化验员。耐心、温和、诚实，是化验员必备的品质，
否则他会干砸。我失业，我不需要任何品质，除非有人愿意雇用我。
于是我们下车，沿着石子路往前走。司机扔下竹竿，跳上汽车，踩着油门向后
猛退，很快就溜了。小苏说：“我们没有给车钱哎。”
这蛮不错的，三十块钱呢。
细雨弥漫在空气中，两旁的竹枝似乎更低了。我说：“这种竹子叫凤尾竹。”
我有个夜大的同学是花匠，他没事就爱带我去认各种植物。老杨说：“凤尾竹又怎
么样呢？”我说不怎么样，凤尾竹就是凤尾竹，它的名字代表了它自己。
上了一道坡，竹子也没了，两旁是堆着废砖烂瓦的垃圾场。杨迟说再往里走不
多远就是福利院，之前他打电话问过的，坚持一下就能走到。小苏说：“我没问题，
我刚在车上发过汗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堵很高的围墙，差不多赶上监狱了。不用
说，这就是福利院。沿着围墙走了一会儿，看见两扇大铁门紧闭。周围一个人也没
有，冷雨中听到鸟在围墙里叫着。
老杨走上前去敲门，角门开了，里面伸出一个懒洋洋的老头的脑袋。老杨说：
“和院长约好今天来认养孤儿的。”
“哪个院长？”
“杨丽珍院长。”
“她是副院长。”老头说着撤开身子，让我们进去。
福利院不是孤儿院。最初老杨说，他要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是他在上海
念大学时候许下的诺言，可是他毕业回到了戴城，这里没有孤儿院，只有福利院。
福利院里还住着老人和智障。
认养也不是领养。老杨不能领养孤儿，法律不允许。法律允许老杨生自己的孩
子，打自己的孩子，但不允许他领养孤儿。他只能认养，相当于互助性质吧，贴点
钱，给孩子买点吃的。九七年那会儿，电视上经常放这种新闻，还有人拍纪录片，
后来都快成流行趋势了。
那天上午，福利院的杨院长坐在刷得雪白的办公室里，她是个看上去很干练的
中年妇女。老杨准备了一把证件，杨院长全都没看，直接把我们带出办公楼，沿着
一条干净的水泥路往里走。照例，像所有国家单位一样，我们绕过了一个圆形的花
坛，里面没有花，只有一圈冬青树和草，雨水落在上面，闪闪的，不那么单调了。
到处都很安详。
杨院长说：“你们都是好青年。”
教学楼就在眼前，也是翻新过的，分为上下两层。这栋房子后面还有更多的楼，
但我们止步于此。只有一间教室开着门，杨院长把我们带到门口，向里招呼，一位
青年教师走了出来。她姓蔺，杨院长介绍了一下。蔺老师说：“哦，那你们进来挑
一个吧。”
当时老杨说：别这么说，蔺老师，我们不是来小菜场买菜的。蔺老师默然点头。
我看了看她，娇小瘦弱，头发齐肩，脸色苍白。她的神色中有一种奇怪的孤傲和抵
触，仿佛她不是福利院的老师，而是一个牧羊姑娘，有仨财主过来要挑一头肥羊。
我心想，你误会了，老杨这次是准备了真金白银打算做善人的。
我们走进教室。八八六十四个孩子坐在双人课桌后面，在这座城市里所有被遗
弃的、适龄的、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尽收眼底。他们高矮不一，大的可能有十一二岁，
最小的脑袋刚冒出课桌，看上去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需要他们来
填补。
蔺老师走到老杨身边，淡淡地说：“那么，你找一个吧。”
没错，我们必须“找”一个，沿着三条狭窄的过道，从讲台走到最末一排，这
不是挑菜又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福利院并看到孤儿，我曾经猜想过两种情
况，其一是像我在狄更斯的小说里读到的，满院愁苦的小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其二是像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的，他们无比幸福，欢声笑语。可惜我都猜错了，
场面十分沉闷。他们坐着，既不凌乱也不整齐，衣着朴素且合身，个头高矮不一，
有一些带有轻微的、可以被觉察的病残：豁嘴、白化病、斑秃。还有一些我看不到
的病残，也无从问起。
我们像三个并不擅长厨艺的人，走进了中午昏昏欲睡的菜场，一时傻眼。并没
有一个小孩扑上来对老杨说：“爸爸，你带我回家吧。”他们安静地坐着仿佛早已
预知了结局，又或者这种场面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无须为此动容。我看到蔺老师的
嘴角流露出深刻的嘲弄：你真是个有爱心的人，带个豁嘴的男孩出去吧，或者这个
像冬季瑟缩的麻雀般的女孩？
我差点就说，还有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孩吗？
这当口总算有一件事缓解了我们的尴尬，开饭了。两个食堂工人拎着一桶菜汤
和一桶馒头进来，每个孩子发到一个馒头和一碗菜汤。我瞄了一眼，汤里没油。孩
子们抱着馒头艰难地啃了起来。
小苏说：“伙食太差了。”
杨院长说：“我们需要社会支持。”
多年后，我和老杨回忆起那天。我问老杨，你还记得菜汤什么样吗？老杨说记
得，这汤要是搁在农药厂的食堂，厨子已经给人打死了。我问老杨，你记得蔺老师
当时干了什么？老杨说，记得，有个小孩把馒头弄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吃，蔺老师
走过去制止了，给他换了个干净的馒头，蔺老师是个好人。我又问老杨，你记得那
个独眼的男孩吗？老杨说不记得了。
是这样的，我走过那个独眼男孩身边，发现他在看着我，手里拿着一个馒头。
他已经很大了，是这个班上最大的男孩，那个馒头在他手里显得有点小。当时很多
小孩都看着我们，只有他的目光被我深刻地觉察到了。我回应了他，看到一个黑色
的瞳孔和一个蒙着白翳的瞳孔，他并不是用黑色的那个看我，而是黑的和白的左右
开弓。我有点抱歉地想，老杨是不会挑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认养的，他跟着我们不合
适，他很快就会长大成为一个男人，比我们更不好惹。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在求
助，他憎恨地看着我。
无论用什么目光看我们，我们都不会挑一个黑白瞳孔的男孩认养，不会在星期
天带他去动物园，不会给他买球鞋。天哪，我为什么要陪老杨来这个地方？
杨院长把我们带到最后一排，她像是凭空变出一个女孩，个头还没课桌高，满
脸是皴，在这种季节一看就知道是哭皴的。她坐在凳子上两腿悬空，茫然地看着杨
院长。这个看上去不那么狠，不那么难弄。我踢了杨迟一脚，让他快点定夺。他真
的快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挑菜的了。
老杨点点头。我们三个同时松了口气，整个过程像一场艰难的拔河比赛，经过
漫长而尴尬的拉锯战，忽然胜利倒向一方。我们挑到了合适的孤儿，气氛一下子热
烈起来。
老杨蹲下，对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
杨院长说：“她叫戴黛。”
这时蔺老师插嘴说：“戴黛不行。”
杨院长摆手示意蔺老师不要说话，这个细节被我记住了，但我当时不明白她是
什么意思。我看了看手表，恰好中午十二点，外面的雨没停。
蔺老师蹲下，摸了摸孩子的脸，对着同样蹲下的老杨说：“戴黛四岁，没有任
何残疾。”
事后，我们坐在福利院的管理处，老杨付钱，这时他必须出示身份证明。蔺老
师说：“你是农药厂的，怪不得。”老杨问，农药厂有什么必然性？蔺老师说农药
厂的效益不错，九七年到处都是下岗工人，社会不太景气，而农药厂暂无倒闭之忧，
听说还成功转制，厂长成了大股东，令人艳羡。
“福利院才是永远不会倒闭的。”老杨说。
老杨付掉了一年的认养资助，共计一千两百元。杨院长走了，由蔺老师陪着我
们。我转到一堵墙前面，看墙上贴着的管理名单，读到一串有趣的名字：戴宗，戴
笠，戴雨农，戴维斯……我问蔺老师，这什么意思？她说：“这是遗弃的孤老，都
神志不清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我们就给他们取名字。”
我问：“戴城的孤老姓戴，孤儿呢？”
蔺老师说：“孤儿也姓戴，不过名字比这个好听。”
“会叫什么呢？”
“在那边，戴黛在这排。”蔺老师指着旁边说，“戴建华，戴诚，戴安娜。我
们给小孩取名字还是会考虑周全的，毕竟他们要用一辈子。”
“戴宗呢？”我说，“神行太保啊。”
“我都说过了，是些失去记忆的老人，恐怕他们也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们只为
了好记些。”蔺老师有点不耐烦地说，“总不能像监狱一样给人编号吧？”
虽然无稽，但还算说得通。这是我当日见到的唯一有趣的东西，后来我发现有
一个人的性别栏里写着“双性人”，这三个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墙上，年龄是十六
岁，我就一句话都不想说了。
戴黛这个名字很好听，叠音，顺耳，但是念多了又觉得像个恶作剧。就像凤尾
竹被称为凤尾竹，她拥有了戴黛这个名字。蔺老师说，这些名字孤儿们会用一辈子，
后来她又说，其实也不一定，如果被领养走了，他们就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名字，这
个被赋予的戴姓（以及连带的名字）也就作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孤儿们的名字
既神圣又像是一场游戏，有人期望改名字，有人永远没有改成，还有人改了名字，
不料被退回福利院，又不得不使用院方赋予的名字。
“如果抛弃的孤儿身上有便条什么的，写着自己的名字呢？”
“那也得改。”蔺老师说，“至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
“戴黛有本名吗？”
“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
我们离开福利院，天上还在下雨，抬头看到远处的虎山，一座歪塔竖在山顶，
隔着迷蒙的雨水，它收缩成一个轮廓，像是水中的倒影。根据专家的测量，它的斜
度超过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假以时日，它会一个倒栽葱从山上摔下来。
蔺老师把我们送到门口。
“公共汽车站在哪里？”老杨问。
“你们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问。
“打车来的。”老杨说，“这一带出租车太少了，我估计得坐公共汽车回去。”
蔺老师指了一个方向，沿着小路继续向前，穿过这片地区就会有条大路，公路
绕着山在这里打了个弯，小路像弓弦一样横切过去。到大路口转弯，穿过铁路桥，
那儿有个公共汽车站，有一趟车可以把我们带回市里。
我们走出去，身后福利院的大门咚的一声关上。这地方连一块可以相认的牌子
都没有。
路很好走，铺着一层很厚的碎石子，不算很滑。这时起风了，顶头吹来，雨点
稀疏而饱含力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甩在我的脸上。这是降温的时节，有一股寒
流从西伯利亚长途奔袭至南方。我们都裹紧了衣服。
“下次骑自行车来吧。”小苏说。
那未免也太远了，况且就要进入冬季。你带着自己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冬季
的街上吹自来风，固然合情合理，但带着一个孤儿显得太不够意思了。
小苏无语。经过铁路桥下时，头顶上正隆隆地开过一列货车。我们站在桥洞里
避着风点烟，一直等火车开走。
据说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是死在桥洞里。我们这座城里，以前也有杀人越货的事
情，但杀出租车司机似乎是头一回，而且人们把情况说得很惨：司机被凶徒用钢丝
从后面套住了脖子，勒死了。
老杨说，勒死其实没什么惨的。老杨已经去过好多县城，南方的、北方的、西
方的，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又好玩又可怕，什么杀人抢劫、吃喝嫖赌都有。这会儿
他顺嘴讲了个火药枪打死农药销售员的故事。小苏有点受不了了，说：“你以后当
着小孩别讲这个。”
老杨说：“我疯了，我认养一个小孩给她讲这种故事？”
小苏说：“你就是有自己的小孩也别讲。”
在蔺老师所说的那个拐角口，看到一个歪着的站牌。有一辆公共汽车碾着雨水，
沙沙地向前开去。我们扔了烟头同时狂奔，试图追上它，大呼小叫挥着手。我相信
司机一定在后视镜里看到了，但这个浑蛋没打算载上我们，有一度他甚至没加速，
让我们处于能追上又追不上的境遇。之后它才轰地跑远，我回头一看，自己追出站
台大概有一百米远，裤脚上沾了很多泥。
你说为什么不是这个公交车司机被人勒死呢？
我在站头上就想起戴黛的模样，还有蔺老师的话：她什么都没有，便条也没有。
仿佛那张便条即使存在也不能改变什么，于是它的缺失也变得无足轻重。蔺老师蛮
酷的，说话口气有点冷漠，带着点警惕，好像我们是怪物。我们三个男的去认养孤
儿确实很怪，对吧？
二月里，我和杨迟干过一件古怪的事，夜里我们出去喝酒，喝到糊涂了，走到
街上遇到个卖玫瑰花的小姑娘。她跟着我们，要老杨买朵花送给我。我可得意啦，
老杨气坏了。照通常的办法，扮凶就能吓走她，但老杨做不出来这种事，他这辈子
没在任何场合对女孩凶过，哪怕是个卖花的呢。于是他很不合时宜地转过头跟她聊
了起来，女孩说：今天是情人节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最后我忍不住问她：“你觉
得我们俩很像情人吗？”她竟然对着我点头。老杨说：“所以，我要买花送给他，
对吗？”她又点头。
这下轮到我生气了。我说：“花不买了，我要把你买回家。”
是不是所有在街上乞讨、卖花的孩子都在等着这一天？反正她捧着花在后面追
我，我撒腿就跑。老杨不想跑，她跟着老杨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
找到老杨就能找到我。我跑到桥上，抱着栏杆吐了一会儿，抬头一看，这俩傻缺站
在五米开外看着我，一高一矮，一个手里打着雨伞，一个怀里抱着花。
我对老杨说，扔下她，跑。杨迟不干。我说这种小孩都有大人带着的，比我们
有钱，这他妈是中国，不是狄更斯的小说。小孩摇头说，我今天晚上回去也是睡桥
洞，没你想得那么舒服。我说，你带我去桥洞，我要把你的主人打出屎来。她说，
我跟你回家，你答应的。
我稍微清醒了点。那晚上很冷，天上掉雪珠，落在头发上像是要结冰了。我给
了小孩五块钱，花不要，让她回去，但她说天黑了不认识回去的路。她竟然真的跟
着我们拐进了新村错综复杂的楼房里。我觉得像上了个大当，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
冲过来把她领走？我没头没脑地把她带进门，然后她才显得有点拘束，站厨房里打
量我家。毫无疑问，那地方很破，煤气炉都用了十多年了，还有点漏气。日光灯噼
啪闪烁，这是因为天冷，平时不这样。老杨说：“你要喝点水吗？吃饭？”说着就
揭我们家锅子，搞得他好像是主人似的。这时我妈穿着棉毛裤出来，见此情景不免
有点迷惑：“哪儿来的小孩？”
“我们街上捡回来的。”
“你们捡了个小孩？”我妈冲过来看，不由大叫起来，“要死啊，真的捡了个
卖花的。你们说，喝了多少？都喝傻了是吧？”
此前漫长的十几年里，我和老杨干过很多出格的事情，在我妈看来，唯数这次
最不可理喻。因为我和老杨看上去又穷又狠，完全不像是那么有爱心的人——就算
有爱心，你他娘也不能捡个活人回家。老杨也傻了，蹲在地上想半天说：“要不还
是把她送派出所吧。”小孩听了拔腿就跑。她比我们每个人都清醒。
我们在冻得发毛的夜里搜人，各处楼道、垃圾箱、花坛都找过，没有她的影子。
耗到后半夜，无可奈何回到家，我妈又起床了，追问道：“为什么一听派出所她就
跑了？”
我解释说：“送派出所就遣返原籍了。”
我妈懂了，点点头说：“怪可怜的。”
那绝对是一次难过的经历，我躺床上，脑袋里的酒精被冷风吹散后想不起那女
孩的长相了，只记得她抱着花。第二天醒过来，看到我日常用的茶杯里插了一朵玫
瑰，破破烂烂的，跟草莓差不多大。我妈说是昨天那小孩跑路时掉下来的。第二天
老杨还去居委会问了一下，生恐有小孩冻死在街上，但并没有她的下落。天知道她
抱着那把玫瑰跑到哪里去了。
那天中午，我们三个站在站牌边，这个站头叫团结山。小苏说再过一两个小时
他又该发烧了。不过他没再啰唆下去，他就是这点好，不话痨。
有一条人影从拐角处过来，我们看清是蔺老师。她打着小伞，穿得跟刚才不太
一样，显得漂亮了一些。再次见面，打了个招呼。蔺老师说：“你们还没等到公共
汽车？”
“我们没追到那辆车。”
“十分钟以内下一班车会来。”蔺老师说。
于是我们站着，继续等。等车的时候人们会把目光同时投向那个虚无的方向，
其实那边有没有车过来都无所谓，你不看它，它也得来。但你总会去看，否则你们
只好互相看来看去。
蔺老师说：“杨迟，听说你是农药厂的销售员。销售员平时要跑供销吧？”
“我跑销不跑供。”老杨说，“就是卖卖农药啦。”
“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具体的，这边卖卖农药，那边卖卖农药。”老杨说，“如果田里没有虫子，
我就带点虫子放田里，然后告诉农民这里有虫子，要打农药。”
“真的这么干？”
“开玩笑的啦。”
蔺老师瞪着老杨，显然她还不习惯我们讲话的风格。过了一会儿她又说：“那
么你经常跑外地，你会有时间来看戴黛吗？”
老杨看看我和小苏。我们同时摇头，表示这件事由老杨负责，我们纯粹是跟着
来凑热闹的。蔺老师说：“你怎么会想到认养孤儿呢？我在福利院待了这么久，还
是第一次遇到男青年认养孤儿呢。你是党员吗？”
“我团员。”老杨捂着脸说，“我爸爸是党员。”
我无聊地点起一根烟，问蔺老师：“你现在去城里干吗？”
“看电影。今天是周末啊。”
“平时就住在福利院？”
“是啊。”
“为什么女孩的头发剪得这么难看？”
“你说什么？”
“女孩，戴黛。”我说，“她的短头发，剪得很难看，简直就像花匠剪出来的。
你们应该找个好点的理发师。午饭的菜汤里多放点油。”
蔺老师似乎是被我噎了一下，不说话了。
车来了，座位全部空着，我们跳上去，抖落身上的雨水，寒气一下子被隔离在
车窗外了。老杨和蔺老师一前一后坐着，我和小苏选择了旁边的双排座。司机居然
认得蔺老师，隔着老远打了个招呼。汽车发动，那些在雨中破碎的风景向我身后平
移而去。
老杨说：“蔺老师，你住在哪里？”蔺老师说：“我就住在福利院。”老杨问
：“家呢？”蔺老师一笑：“我也是孤儿，没有家，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现在在福
利院工作。”我们同时哦了一声，仿佛释然。
“你为什么姓蔺，而不是姓戴？”我问。
“因为我有便条啊。”蔺老师说，“我叫蔺华，进了福利院以后叫戴华。三年
前我把名字改回去了。”
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和杨迟像是孤儿院里的两个孩子，并排坐在小板凳上。
时光荏苒，我们没有长大，还坐着。老杨从幼年起就知道远方有个黄金海岸，又叫
理想国，又叫伊甸园，连说带比画给我看，我陷入了痴呆。这种幻想使我可以跳过
凄怆而自恋的童年和少年期，直接进入青年期。有阅历的人都知道，故事无法细说
从头，故事只能从一个相对合适的地方开始。
一九九五年，我在戴城糖精厂倒三班到第三年，当时混得已经不错了，每天吃
香喝辣，香的是苯，辣的是甲醛。我还带一个女徒弟，刚从职校毕业的，长得那叫
一个难看。有一天我差她去泡水，她走半道热水瓶塞子忽然蹦了出来，滚水溅在脚
上，成了工伤，我就再也不让她干活了，每天工作间隙看看她哭丧的脸，以便解闷。
除了上班，我还去夜大上课，学的是会计。上课时间和我的中班有点冲突，我
就让女徒弟去学校顶杠，点卯时候答应一声，再替我做点课堂笔记。车间主任知道
了，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鼻子骂，说女徒弟不是我的私产，不可以让她干私活，
最多只能私下里干她。我很生气，众目睽睽之下照着车间主任的肚子打了一拳，很
重，我认为他应该立刻跪倒在我胯下，呼吸困难，双眼凸出。美国军队里经常有这
种场面，不过他们等级森严，按理应该是我给主任跪下。
我听见周围一片叫好，心里得意，但眼前的车间主任纹丝没动。猛然反应过来，
这个主任不是知识分子，他从工人升上来的，有六块龟壳一样的腹肌，比我猛。我
后悔了半秒钟，眼前一花，被他一拳打在鼻梁上，酸痛麻震一起涌来，一屁股坐在
地上，两股鼻血同时蹿了出来。
照常理，那会儿我就应该把鼻血抹在脸上，然后满地打滚，像个正牌的流氓。
可惜我太年轻，要面子，做不出这种动作。我跳起来满处找凶器，有个看热闹的工
人把手里的榔头塞给了我，车间主任夺路而逃，我在后面举着榔头猛追他，一边追
一边从棉袄的缝隙里摘出棉花塞自己鼻孔里。
人们顺着地上的鼻血找到了我和车间主任，他已经爬到烟囱上去了，我举着榔
头在下面发泄，把那一片所有的窗子都砸了。保卫科和医务室同时把我架走。后来
才知道，鼻子上那一拳救了我。打车间主任的通常都要去拘留，搞不好还劳教，但
我满脸开花显得吃亏更大些。厂里说，不劳教了，你下岗吧。这显然不符合国家政
策，但我也没办法，有一度下岗这个国家调控措施变成了糖精厂的行政处罚手段。
我不乐意领受这个，递了一张辞职书就走了。
我说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说的话：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现在我盘点自己的人生，就数那一年认识的人多。全厂两千个职工，我最起码
认识一千个，个个能把姓名、绰号、职务、八卦都报出来。后半生我再也没能如此
地交游广泛。等到我辞职出来，成了个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我也再没遇
到过，在彼此看来，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我无处可去，回到住了十几年的农药新村。我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没什
么大本事，下岗风潮刚起来时他就因恐惧而提前退休。这之前，我们家掏出一大半
的存款，买下了居住长达十五年的两室户，它本来是单位里分配的房子，每个月交
点房租就能住到死，但我爸觉得他要是挂了，我会被农药厂赶到大街上去睡，正赶
上房产改革，乐滋滋地买下了这套墙歪窗裂的房子，于是我也可以在这里住到死了。
作为长达十五年的邻居和发小，杨迟那时正在上海的化工学院读大学，暑假回
来，他问我：“怎么新村里这么热闹？”我说好多下岗的，都不用上班了，蹲在楼
道口争论人生的意义呢，能不热闹吗？
这个夏天，我和老杨无所事事。我们的父辈，那些从中年逐渐进入老年的家伙
天天在家里打麻将解闷。经济情况很糟糕，人们连菜都买不起了。新村里散养着各
种母鸡，它们温驯而无知，在杂草中寻找食物，黄昏时自动聚成几个小圈，由主人
拎上楼去，某些争气的母鸡还会下蛋。起初居委会禁止这个，城里不能养家禽家畜
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可以杀无赦，等到居委会带着纠察过来捕鸡时，男人们继续
打麻将，我们的母辈们全都冲了出去，个别人手里抡着菜刀，拼了。混战一场，鸡
保住了，居委会全部吓退，从此知道，群众假如长期没有蛋白质摄入就会发疯。
那时我们都觉得热闹，仿佛好好的一群人坐在巨轮上，却意外遭遇了海难，从
贵宾室到三等舱的人都在甲板上乱窜，好玩极了。
到了夏末时，出了一点状况，附近的纺织厂停产了，大约三千名女工就地解散。
她们沉默地堵住了路，要求那个浑蛋厂长出来说句话，但浑蛋厂长出国考察去了，
只剩下浑蛋科长们出来敷衍。女工们不干，来了很多警察，拉走了几个领头的，后
来所有的纺织女工都要求被拉走，警察很同情她们，跟着一起骂厂长是矬逼。直闹
到天黑，附近几个新村的人全都跑出去看热闹，堵了上万个人在街上。有个四十岁
的阿姨对着人们讲述她的生平，从三年自然灾害讲到知青下乡，从知青返城讲到改
革开放。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老杨是理科生也好不到哪儿去，听这个阿姨讲完，我
们算是学习了一下当代史。后来她也被拉走了。
多年来，我和老杨混迹在这个新村里，有时候打架，有时候逃亡，有时候带了
女孩鬼混，倏忽之间称王称霸的日子过去了。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没有
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
那个夏天，一伙盗贼开着卡车深夜潜入了农药新村，他们只偷自行车和助动车。
第二天早晨，车棚里空空如也，这下集体傻眼。大伙买了新车，都装了两道锁，拴
在楼道扶手的栏杆上，或是树上，或是七八辆车拴一起。过了一阵子，贼又来了，
没什么锁是挡得住他们的，新车全部拿走。人们都快疯了。各个楼里派了精壮小伙
子，彻夜守在楼下，我和老杨分配到一组，坐在躺椅里看星星，很多蚊子围着我们
转。我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我那辆战功卓著的二八凤凰，从十七岁那年驮了各
种女孩到处耍威风，与我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于当时离我而去，从此不复相见。
有一次我叔叔来我家，主要是想给我介绍工作，谈完了出门一看自行车没了，
我妈不得不赔了他一辆。他介绍的工作是让我去铲煤，这件事极度荒谬，我还没铲
煤呢就倒赔了一辆自行车进去，况且我并不想铲煤。另一次我爸出门，自行车被人
偷了，此前他已经奉献了两辆，如今他站在街头没了办法。我爸异常愤懑，觉得全
世界都欠了他的，遂捡砖头砸开了另一辆车的车锁，他就偷了别人的车子回来了。
我和老杨在守夜时，看到对面楼里的茅建国出来，他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
命不太好，高考差了几分没录取，精神崩溃举着刀子要割脉，复读了一年又落榜，
老老实实进了印染厂上班。
茅建国说：“我失业了，买断工龄了，只有四千块。”
我说：“那你比我强，你还有四千，我整个辞职不干了，一毛钱都没有。”
茅建国说：“杨迟不错，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老杨说：“名额有限，我估计也得被送回来。”
茅建国说：“你们有钱吗？我现在身无分文，想借点钱买辆自行车。”
我和杨迟一起摇头。茅建国失望地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
我和老杨说，别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钱来，车也没了，都穷，一起抽根烟吧。
茅建国站在那儿抽烟，很舒服地让烟气在肺里停留了五秒钟，再吐出来。“我已经
连香烟都买不起了，我妈生癌了。”他伸出手让我们看，十根手指，在他的印染厂
里被熏得发绿，染料渗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饭馆端盘子，老板一看，让我洗手。
可是我这手，死活也洗不干净。”
“你妈妈生什么癌？”
“不太好说的地方。”茅建国摇摇头，“反正已经扩散了。”
他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在老杨家里打牌，听见对面楼里一声惨叫：
建国啊。我们趴到窗口，看见茅建国的爸爸拉开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
国本人挂在天花板上，仅穿一条短裤，笔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拽他。
后来老杨解释说，那就是地球引力，它虽然看不见，但你绝对不能说地球引力是无
形的。好吧，绷直了的茅建国，一动不动，也没有风吹过，在那扇深不可测的窗子
里挂着，死了。
老杨说：“以后一抬头就能想起茅建国的惨状，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
说完这个，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后的日子，天气热得发疯。新村的草堆里各种腐臭味散发出来，老鼠横行，
和鸡生活在一起，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贫民窟了。居委会往楼道
里撒红米，一种慢性老鼠药，人要是吃了没那么快就死，但是鸡就难说了。头一批
鸡死的时候，新村里爆发了一场内战：养鸡的坚决要求清除红米，不养鸡的实在受
不了满处老鼠乱窜，必须保留红米。后来达成协议，晚上放红米，白天收回去，灭
老鼠，同时也给鸡一条活路。笨办法总比没办法好。
我看见茅建国的爸爸也来我们楼里收红米。我说：“叔叔，你们家又不养鸡，
到我们楼里来干什么？”茅建国的爸爸说：“我也不想活了，我拿回去自己吃。”
我说：“你想开点。”茅建国的爸爸说：“我也不明白，建国和你一样大，二十三
岁，他就想死。你会想死吗？”我说：“我女朋友跑掉的时候想死，现在不想了。”
茅建国的爸爸说：“我想死。”正好楼上的老万走过，他是农药厂的技术员，精通
各种毒药。老万插嘴说：“这红米是慢性药，吃下去不会死，会很难受很难受。要
死得快还得是甲胺磷。”
茅建国的爸爸想了想说：“是吗，那我去农药厂搞一瓶。”
他走了以后，老万说：“这是谁啊？没见过想死还这么镇定的，肯定死不了。”
我说：“这是茅建国的爸爸。上次茅建国死之前找我说话，也很镇定。”老万
的脸色唰地白了，后来他宽慰自己：“甲胺磷没那么容易搞到手。”我说：“我随
时能搞到手，数量不多，喝死自己足够了。”
没有悬念，茅建国的爸爸喝了甲胺磷，顺便给茅建国的妈妈也喝了半瓶。这是
三天之后的事。我猜到这件事，本来应该通知居委会，去他家里守着。可是我又觉
得，一个人想死，你把他堵在家里，他就不死了吗？他儿子都死了。这是九五年夏
天农药新村著名的灭门惨案，茅家三口自己把自己灭了。我打电话给老杨，告诉他
这件事。老杨说我是人渣，为什么不拦住他？
“我怎么拦？”我大骂道，“我替他把那瓶甲胺磷喝下去吗？”
我也不想在农药新村待着了。在我上班的时候，曾经有个爱我的厂医姐姐说，
别待在戴城，有空出去转转。起初我以为她说的是大城市，那里有很多捞钱的机会，
后来她离开了我，从拉萨给我寄明信片，这太文艺了，我只想撒腿追随她，却没能
找到离开的机会。现在我闲了，对自己充满厌倦，纵然我找不到她，也想出去转转，
或许会有其他的艳遇呢。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杨迟在化工学院一个喷嚏，鼻血飞溅在女同学的身上脸上，
女同学以为自己哪儿走光了，导致老杨气血翻涌。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
鞋上，接着他毫无掩饰地打了第二个喷嚏。女同学不干了，让他赔洗衣服。老杨在
水房里一边洗一边流鼻血。下铺的兄弟说，洗个外套就这样了，以后让你洗胸罩你
不得死过去？接下来的日子，老杨看见男生，看见宿管阿姨，乃至看见一条狗都会
流鼻血，出血量超过了全校血崩最厉害的女生。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去医院了。
那时离他毕业只有三个月，还没找到工作，整日闲逛，很适合生场大病。去医
院一查，倒也不严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见风就长，这还了得？鼻腔里进进出出
的都是风。医生捋袖子说，必须切除，准备动手术。
老杨问：“手术大吗？”
医生说：“你会有两三天不能动。”
这就必须找个人来伺候他。老杨交游广泛，全校三五千号人，最起码有一千个
他都认识，很多人都愿意到医院去值班，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动弹的样子。他有点
不乐意。恰好此时我从成都打电话给他，他撒娇似的说：“我快要死了。”
我说：“我也快要死了。”
那时我已经自由了，海阔天空，一贫如洗，把工厂里上班三年攒下的钱挥霍一
空。我买了张火车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车去西藏。当然，那时候厂医姐姐已经不
在拉萨了，她旅游、读研究生、出国，跑得比飞毛腿导弹还飘忽。我在成都遥望西
藏，想起和她做爱时的快乐，以及她离去后的伤痛，不禁胃口大开，无可救药地爱
上了火锅，吃了一个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块钱的时候，我穷途
末路，打电话到老杨的宿舍里，问他成都有没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死也
要死回戴城，最起码让我妈能看到我的尸体。
老杨说：“我需要人照顾，给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气无力地说：“洗干净屁股等我。”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我们之间
日常打招呼的话。
我他妈的不容易，为了一个发小，先是连滚带爬地买到了火车票，然后给自己
灌下了足足八颗黄连素，扔上火车，奔向他。
这一路上我半个姑娘也没遇到，全是些筋疲力尽的男人，他们已经被旅程或生
活折磨得卷了边。那八颗黄连素让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脑也粘住了，直到两天后
才缓过来。
我遇到一个背吉他的女孩，那时车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车时我正躺在座椅上，
脑袋冲外。这么躺着会被来来往往的行李和推车撞到头，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脚搁
在车厢壁上，甚至挂在车窗外，舒服。我从一个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头看
我，她明艳而动人，像天使那样干净的脸色。我告诉过杨迟一百次，如果平躺着仰
视一个姑娘俯下的脸，就会被她打动。老杨无所谓，他喜欢反过来。他认为我在工
厂医务室里的体检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来看她，短头发，穿一件美军夹克衫，这让我更着迷。在此之前我喜欢
的姑娘，有烫头发的，有扫把头的，有飘逸直发的，而男孩头的仅此一款。顺便说
一句，当时我的头发很长，遮住了大半个脸。我请她坐下，她摇头表示不需要，把
吉他抱在胸口说：“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车上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我
给大家唱首歌，是我自己创作的，名叫‘堕落天使’。”我插嘴说：“‘堕落天使
’是郑智化的歌。”她偷偷伸出左手给了我一个中指，然后开始弹琴。这是一首欢
快的歌，带有火车行进的节奏，歌词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错，最后
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发出的惨叫。车厢里的人都伸出头看着她。
那个年月火车里还能抽烟，只要别把车厢给点了，随便抽。我给自己搞了一根
烟，听着她唱完。没什么人鼓掌，我也不鼓掌，为了那根中指。她开始唱第二首歌，
没报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这首歌，打算到车厢里走一圈的时候，所有人
都明白了她的企图，那些脑袋都缩了回去。
我以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来了，坐在我对面的座位上。这时有个列车员
走过来对她说：“唱得挺好的，但是别唱了，列车广播都听不见了。刚才有个乘客
晕倒了。”然后大声说：“这儿谁是医生？”一些脑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来。列车
员摇摇头，对这帮中国人的素质表示担忧，又指着她说：“还有，车上禁止乞讨。”
说完就走了。
我们都不说话，天色渐暗，在车窗上可以看见自己，浮映在不明的景物之上。
行吟歌手略带疲倦地叹了口气。
“去哪儿呢？”我问。
“戴城。”
“我就是戴城的。”我说，“去那儿你得在上海转车。”
“戴城好玩吗？”她愣了一会儿问。
“不好玩，全是下岗工人。去那里玩，还不如去上海呢。”
“我去过上海，不好玩，我更想去戴城。”她说，“他们说戴城也很繁华的，
有很大的开发区，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都在那儿。”
她提醒了我。是的，古老而自以为是的戴城也学会花天酒地了。新兴开发区整
饬高雅，到处都在铺路，外资企业加工厂进驻，城市改头换面，外来人口逐年递增。
某些区域里酒吧林立，KTV 和桑拿房时而可见，巨型超市和国际购物中心初露锋芒。
戴城发达了，它并非我所说的全都是下岗工人，我这是在污蔑自己的家乡，有点像
汉奸。我不禁感叹，在我少年时代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地方，倏忽成为一个具有国
际知名度的淘金胜地，是不是像一场梦？
火车到站后，她走她的，在站内售票处买票，我一个人郁郁寡欢地走向上海的
地铁站。她忽然又追了上来，摸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是戴城“七个小矮人酒吧”，
以及地址电话。我说名片不用给了，这倒霉地方我知道，它的前身是文化宫俱乐部。
她说：“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是驻唱歌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老K ，我是戴城著名的诗人。”
其实我不是老K ，老K 和我一样是个长头发大胡子的矬逼，自从我这么打扮自
己以后，在戴城的很多场合，我都被人误认为是老K ，著名诗人什么的。听说他经
常出现在“七个小矮人酒吧”。我之所以冒充老K ，仅仅是因为，我没钱去酒吧找
她玩，我没钱找任何女人了。也许老K 可以替我爱上她。这件事挺伤痛的，我在最
好的年纪上，居然破产了。
我坐上地铁。已经是夜里，车上很空，从第六节车厢望到车头，一览无余，像
一条通往未来的走廊。车到终点站，我直奔化工学院，跑到杨迟寝室一看床铺空着。
下铺的兄弟告诉我：“你才来啊，老杨白天都动过手术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
“有人照顾他吗？”
“有是有的，但现在没有了。”
下铺的兄弟讲话夹缠不清，费了半天劲我才明白，学校派了个女学生干部去照
顾老杨，女干部在手术室外面等了好久，医生出来，端了那块息肉让她过目。这是
规矩，都这么干，但她吓晕过去了，醒来又吐了一阵子，连滚带爬逃回学校。于是
老杨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了。
“一定很孤独吧？”我幸灾乐祸地说。
“动手术之前他已经把病区所有的护士都征服了，每个护士都抢着在他屁股上
扎针。不会孤独的，至少屁股不会。”下铺的兄弟说。
我信了这个王八蛋的话，松了口气，感到有点疲惫。先出去吃饭，然后顶着春
天的微寒在水房洗了把冷水澡，照老规矩爬到老杨的床铺上睡觉。第二天一早，我
起程去医院。下铺的兄弟告诉我：“六病区十三床。”
医院在衡山路一带。我去的时候正逢门诊热潮，无数人排着队，几个戴红臂章
像纠察队员一样的上海大叔在叫号，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一块铁牌子，标着各个科室
的名称。这场面不太像医院，倒像火车站。我来到住院部，以为能见到一个安详躺
在床上的杨迟，可是走廊里一片混乱，护士疯了一样跑来跑去，穿白大褂的医生差
点和我撞个满怀。我问一个护士，出什么事了。她说，十三床大出血，快要不行了。
“会死吗？”我说。
“大出血哎，知道什么叫大出血吗？”护士扔给我一句话就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老杨会死，在莫名其妙的一九九六年，我们做了十六年的朋友。
这十六年他始终朝气蓬勃，唠里唠叨，绝无可能死掉，他最惨的一次是和我抢乒乓
球拍，被我用双喜牌球拍侧着打中天灵盖，满脸是血地去医院缝针，即便这样也挺
住了。这次他竟然栽给了息肉，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常年喝牛奶的人，某一天拎
起杯子喝的却是石灰水，非常震惊，非常没有提防。我试图冲开护士搭起的篱笆，
并哽咽着呼唤他的名字。其中一根篱笆回过头来将我叉了出去：别在这儿凑热闹！
实际上，那是一起意外，手术很成功，老杨的鼻腔在前一天被倒腾得干干净净
的，但那天深夜他躺在病床上，闲得无聊（没有护士来搭理他），觉得鼻子很堵，
就用手指伸进去挖了一下，挖到一个东西。他扯了一下，出来的是一团止血纱布，
手术之后填在那里的，只是填得不那么紧，被他捏到了纱布一角。他觉得好奇，顺
势又一拉，拉出了一根像红领巾一样的东西，完全像变魔术。他是学化工的，医学
常识相当匮乏，想不通在自己小小的鼻腔里怎么会容纳如此巨大的东西，紧接着，
血像拧开了的水龙头一样灌下来。
老杨按了按床头的警报器，没有护士过来。他坐起来发了一会儿呆，很快衣服
和床单染红了一片。旁边有个没睡着的大叔侧躺着看他流血，非常害怕地说：“我
觉得，你还是出去喊救命吧。”这时他看见护士走进来，然后哐当一声巨响，她又
狂奔了出去，黑暗中无数人按住他，鼻血倒灌入喉，很像是要淹死他。他正在大出
血。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老杨在动手术之前的一星期，刚被学校强行抽走了200CC
的血。这200CC 是额定任务，如果不抽走，是拿不到本科毕业证书的。他和其他同
学一起，大清早喝了两壶盐开水，然后去抽血，抽完回来又喝了两壶糖开水，看看
自己精瘦苍白的身体，这副身板去献血有点对不住病人。其实他不懂，瘦子的血更
健康，胖子有血栓，而且不太容易找到静脉。
献过了血按说是不能动手术的，但他把这一节隐瞒了，因为必须在毕业之前把
手术做掉，大学生住医院是有医保福利的，毕业之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必须自费了。
等到老杨在医院里急救，持有献血证的他，迅速地又把这200CC 给挣了回来，这不
能不说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胜利。
我回到楼上，病房里已经没人了，床单也换了。我跑出去揪住一个护士问，十
三床怎么了？护士说，你放手，你捏我干吗？十三床不就是大出血的大学生吗？他
好像救回来了，拉出去拍CT了。我说谢天谢地，你们换了床单我还以为他嗝儿屁了
呢。护士说，满床单的血，能不换吗？
我心情又好了起来，带着欢喜与无聊在医院里胡逛，我本来可以去逛个街什么
的，但那天肚子还是不舒服，上海是个很难找到厕所的地方，不如就待在医院算了。
我对着每一个护士傻看，她们的背影通常都不错，如果正面看到脸，有时会失望，
有时会惊喜，像赌博一样。这时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喊：“路小路，你在这儿鬼窜什
么？”我悚然回头，看到了我的堂妹路小娟。
遥想当年，我经常去化工学院看老杨，两个人挤在学校又窄又硬的床铺上，只
能错开了睡，彼此都把脚插在对方的脑袋边。下铺的兄弟吓坏了，说你们这两个傻
缺睡69吗，后来一看是96，也就释然了。我这么说睡觉的事，没别的意思，只是说
我和老杨很熟。
有一次我们结伙去医学院晃悠。我的堂妹路小娟在这里念大学，两处不远，都
在徐家汇一带。进了医学院，刺溜一下钻进女生宿舍楼，杨迟还在嘀咕：这大上午
的应该都在上课吧。我说凭我的经验，我妹这会儿肯定在睡觉。上去一敲门，果然
没有辜负我，路小娟睡得迷迷瞪瞪的，头发蓬乱，穿一件泰迪熊的睡衣揉着眼睛开
门。我听见身边的老杨在心脏深处发出了“[ 哏][当] ”的一声。
我这个堂妹是上海人，比我小半岁，念的是药剂专业。小时候，她是我们这个
家族的骄傲，因为长得美，而且有望考取大学。须知我们家从四九年以后就没有出
过大学生，我爸爸这么高档也就是个中专学历，家里劳改犯倒是不少，尽他妈吃皇
粮了。由于家族系统里宠着，路小娟不免骄纵，脾气大，爱翻脸，对我倒还客气，
因为我也爱翻脸。念中学时她来戴城玩，看见楼上的杨迟哥哥，还很谦虚地讨论过
数学，后来发现杨迟是个唠唠叨叨的少年，想法古怪，不似正常人，她就不爱搭理
了。一别数年，大家都长大了。路小娟带着我们去了医学院的食堂，吃了点东西。
我和杨迟忘乎所以，讲了几个黄色笑话作为回报，关于小跳蚤漫游女性世界、花木
兰遇到老军医之类的。她没笑，吃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带着我们走进一幢楼，沿着走
廊，起初还很明亮，后来发现只有日光灯了，两边都是泡在玻璃坛子里的人体器官，
还有怪胎标本。我和老杨对器官还算扛得住，看见怪胎就想吐了，再往前走，日光
灯都没了，黑漆漆阴惨惨的，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用黑色被单蒙着四具人体。老杨
说：“这什么地方？”路小娟说：“停尸房。”杨迟说：“好吓人。”路小娟说：
“这又没什么的，我都在停尸房复习功课的，清静。”我和杨迟面面相觑。再细看，
有一只苍老的手伸在被单外面，杨迟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刚说完，那被单忽
然动了起来，嗖地蹿出一只大黑猫。我大喊一声撒腿就跑，老杨也想跑，可是膝关
节都僵住了，转脸看路小娟，她伸长了舌头对着他翻了个白眼。
老杨的后半辈子一直记得曾经带着他去看尸体的姑娘，倒也别有情趣。可是这
件事并不吉利，回校以后他挂科三门，我回厂推错了一个电闸，差点把我师傅给电
死，都是她给闹的。后面两年我们再也没敢去找她。
此时我见到路小娟身穿白大褂，双手抄在兜里，站在医院走廊里招呼我。人的
手是怎么放的，这很有讲究，比如医生抄衣兜，警察抄裤兜，农民抄袖口，社会青
年是四根手指插牛仔裤的裤兜里，大拇指指着生殖器，这都是有规定的。我问：
“小娟，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实习的吧？”
“我三年制的大专，毕业好久了。”路小娟不满地说，“你对我太不关心了，
我还知道你辞职了呢。工厂干吗不做了？”
“把车间主任给揍了，混不下去了。”我说。
“哼，我也想把药剂科主任揍一顿，可惜不敢。”
看到她出现我有点高兴，我说我无聊死了，带我四处玩玩吧。路小娟不耐烦地
说：“玩什么啊，我还要上班呢。”我说：“上班你还出来闲逛？”路小娟说：
“我是去上厕所，好不好？就看见你这傻瓜像苍蝇一样乱飞。”我心想，上厕所你
丫还把手抄在衣兜里。
她进了女厕所，我等了很久才看见她双手抄在衣兜里走了出来，仿佛她的手从
来就没有掏出来过。我说：“小娟，穿白大褂上厕所很不方便吧？”路小娟前面二
十年已经领教过我的嘴皮子了，头也没抬地说：“滚你的蛋。”
后来她问，来这儿干吗？我忙不迭地将杨迟的事情告诉了她，老杨在你们医院
动手术不料大出血，差点死掉。路小娟茫然地问：“老杨是谁？”我说：“就是杨
迟，你别装了，你记得他。”路小娟说：“就是那个在停尸房吓尿裤子的家伙。”
我说：“他没尿裤子，你记错了，你到底带过多少男人去停尸房把他们吓尿？”路
小娟说：“放屁，走开！”
我跟着路小娟来到门诊部。路小娟去药房，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她配药。
玻璃上挖了一个小拱门，她将各色药品送出来，病人将药领走。这还是上海先进，
当时的戴城，医院里的配药室是在木板上挖一个小拱门，你根本别想看见里面坐着
的是医生还是炊事员。
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和一个病人吵了起来，隔着透明的玻璃，她霍地站了起来，
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而那个和她对骂的大妈都快趴到玻璃上去了，她捶打着玻璃，
声称要让我妹下岗。路小娟听到“下岗”这种威胁也把脸贴在了玻璃上，两个人彼
此把对方当成是动物园里的猩猩，非常好玩。再后来路小娟被同事劝走了。
“如果想让她下岗，就去找院长，别在这儿嚷了。”一个老医生冷冷地对大妈
说。
时代不同了，我悲哀地想，连药剂师都可以下岗，当然，以药剂师那种倨傲的
态度来说，我也挺想让他们统统下岗的。
中午我去病房，杨迟还没回来，我只能回到大厅找路小娟吃饭。她换了衣服要
走，说：“今天心情不好，下午我请假回家睡觉。你自己玩吧。”
“借我点钱。”我说。
她没二话，掏出钱包给了我二百，想了想，又加了一百，说：“给杨迟买点营
养品，我就不拎什么东西去看他了。”
“你走了我就没劲了。”
“自己去街上玩吧，别跟着我了。上海现在面貌一新，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
样。”
“什么大便小便的没听明白，我全国各地都玩够了，到处都在变样。”
路小娟愤愤地说：“别惹我啊，我心情不好。你该多读点书，别一天到晚像个
巴子似的自以为全都见识过。你写的那些诗我看过，狗屁不通的——别再跟着我了！”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普希金铜像那儿，有个小男孩对着铜像撒尿，路小娟走过去
给了他一脚，小孩是外地的，一边逃，一边骂，一边尿。我不禁摇头，你这样子还
像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吗？你简直是人类公敌。
路小娟说：“破坏市容，普希金是我很喜欢的诗人。”
其实我也喜欢普希金，九五年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一心就想讨厂医姐姐的
欢心。她有着很文艺的一面，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都这样，爱诗歌，爱民谣，还爱
古典音乐。照这个逻辑，我妹妹也是个很老派的人。反正我跟着厂医姐姐读了一些
外国诗，甚至还能写几句歪的，获得了一点可疑的赞赏。我看着路小娟，心想：她
们都是医生，都爱普希金，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的厂医姐姐绝不会去踹一个撒
尿的男孩——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撒尿的男孩。
路小娟说：“你太软蛋了，那小孩骂我，你都不去追他。你要是再跟着我，就
把那三百块还给我。”
我独自吃完饭，又走回医院，找了个长条形的座椅躺了下来。中午的医院里比
较冷清，趁此机会我回忆了一下往事。
我八岁那年认识了老杨，我们住在农药新村一幢暗无天日的楼里，他二楼，我
一楼，我们的爸爸都是农药厂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爸爸有着截然不同
的风格，譬如他爸爸很热爱文学，家里三言二拍、西厢红楼俱全，阁楼还有一套《
金瓶梅》，而我爸爸是个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者，家里看不见什么带字的东西，吃的
倒是不少。这两个爸爸互相之间既友好又有点不服气，到了我们这一辈，既然相见
恨晚，很多东西就可以分享了。我去他家里看书，他来我家蹭吃的，这是一种极有
意义的互补。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是做书呆子就是做吃货，或
者两者兼具，想改变命运不是那么容易的。
略过我们漫长而无聊的青春期不谈，九二年我从技校毕业进了糖精厂，算是子
承父业，杨迟考上了上海的化工学院，亦复如是。这件事让我爸爸挺没面子，我妈
倒是无所谓，我十八岁时身强力壮，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老杨苍白瘦弱，两条腿细
得姑娘都掉眼泪。我妈觉得我这副身板是她自豪的源泉，儿子长得壮，老妈心不慌。
果然，到了九五年，我仅剩一口气从糖精厂辞职出来，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熬到苏
联红军前来解救的犹太人，身体不好的早就死了。养了一个月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活
蹦乱跳，而老杨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个小小的息肉就把他击倒了。
在少年时代，他是我们全楼的骄傲，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
我们那栋楼里除他以外，所有孩子都在念技校职校，毕业以后进厂做工人，就他是
个异数，学习成绩太好了，老师也喜欢，想堕落都难。一九八四年夏天，班上坏孩
子欺负他，把他衣服扒了，肚子上画了个王八，他跳起来要拼命。那种不堪羞辱的
尊严，至今传为美谈。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去化工学院找他玩，他正和人打牌，也
是夏天，光着膀子，肚子上画了六个王八还在乐。这时我意识到他已经成长为另一
个人了。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老杨谈了一个女朋友，化工学院英语专业的学姐，绍兴人，
长得虽然不是很好看，但十分懂事，也风趣。我们在一起吃饭，说些低级笑话。夏
天我又去化工学院，听说她已经大姑娘上班——毕业了，十分可惜。老杨形单影只，
光膀子穿着她送给他的纪念品，一件真丝睡袍，坐在寝室门口唱越剧。下铺的兄弟
告诉我，那绍兴师姐真是悍勇，临走前跟老杨在寝室里搞了两天一夜，全寝室的人
都只能睡到别处去，然后她就提着行李走了。我想起这姑娘也觉得遗憾，假如她还
在，怎么可能让老杨独自待在病房里，又怎么可能让他抽出那块要命的止血纱布呢？
长条椅子睡着不舒服，太窄。这些年在工厂我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我都能毫无怨尤地睡下去。我甚至能用电工皮带把自己绑在条凳上睡，
有时醒过来忘记了，连人带条凳一起站了起来。随着工厂生活逐渐消散在我的生活
中，我变得娇气了，挑剔了，对生活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了。
午睡醒来后，我向住院部走去。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三点整时门卫打开门，人
们一拥而入。我快步进去，这次总算看见了老杨，他躺在六病区十三号病床上，双
目紧闭，手上插着管子，还有个嘀嘀叫的仪器放在一边。他比从前更苍白了，我于
心不忍，凑上去多此一举地掖了掖被子。其实他的被子很完美，不需要掖，我做出
这种动作纯粹是跟电视剧学的。这时听见他有气无力地说了句：“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是我，不是护士。”
我出去打了一盆热水，把掖好的被子掀了，自作主张将老杨的病号服扒开，裤
子褪到膝盖，正面仅剩一条三角裤，我给他擦身体，前前后后一丝不苟，浑如当年
在工厂里擦我的自行车。周围的病友们全都看呆了，一致称赞我够义气，后来护士
进来了，我打算把他三角裤也扒了，发现老杨那只没插管子的手紧紧地拽住了裤腰。
“冷。”他说。
事毕，他睡了过去，我帮他弄好衣服，再次掖好被子，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
品。旁边有个病友说：“你刚才把他扣子扣错了。”我是个有强迫症的人，受不了
这种不完美，又把被子掀开，发现真的扣错了，只能重来一次。当我第三次掖好被
子时，那帮病友都很恐惧地看着我。我也累趴了，扔下老杨，独自出去找晚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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