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之后的三天，我在租借来的躺椅上睡觉，腰都快断了，等到老杨拔了管子，可
以活动了，我就睡在十三号病床上，觉得自己轻飘飘的，什么烦恼都没了。它柔软
而有质感，雪白的，能调节角度，有一股淡淡的药水味。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
我的脸上，这时我会想起曾经的厂医姐姐，我对她的怀恋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
去，只有在此种场合下才会重新泛起，太熟悉，以致它不再会充塞于我的大脑，仅
仅是包围了瞳孔，就像隔着眼皮看到的阳光。我一下子睡死了过去。
后来我被护士推醒了，她说：“十三床，吃药。”
“我不是的。”
“知道你不是。十三床叫杨迟。”护士说，“别躺着了，下来吧。”
“我睡得好好的。”
“医院的病床，家属不能躺，这是规矩。”
我一看身边老杨已经不在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空一张床，我不躺着它
也浪费了。就让我睡一会儿吧。”
“你去监狱探监，也可以进去躺着吗？”
她半真半假的，既严肃又带着微笑，有点像是在调戏我。我说我再睡那个躺椅
的话，就该直接去骨科挂号了。我掀开被子打算往下跳，护士哎哟一声捂住眼睛。
我大为羞惭，一扭头看见自己的短裤兜在床头的热水瓶上。我睡得太死，又丧失了
警惕，忘记了杨迟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
我穿好了裤子，跑到阳台上抽了根烟，然后满世界找老杨。那个护士又来了，
对我说：“杨迟在隔壁。”我冲进五号病房，并招呼那护士说，你跟我来，我要把
他的裤子扒了，像少年时代的暑假一样，我要在他布满针眼的屁股上画出一个天秤
座的图案，让你看个痛快！护士乐翻了，倚住门框说：“提醒你这里是女病房。”
老杨站在病床前，回过头用食指竖在嘟起的嘴唇前面。嘘。表情非常严肃。
他指向病床。我这才看见床上躺着个小孩，个头很小，用被子裹着，已经睡着
了。我看看老杨，心想这不会是你跟绍兴师姐的孩子吧？鉴于这是女病房，我判断
孩子的性别是女，年龄嘛，我对小孩不在行，看不出来。旁边有个壮硕的护工阿姨
说：“她一岁半了。”
“很乖嘛。”我讪讪地说。
“这是个孤儿。福利院里送过来的。”
“哦。”
我又低下头，怪好奇地打量孩子。护工阿姨一边吃瓜子一边告诉我，孩子没爹
没妈（这不是废话吗？），送到医院来是因为生病（还是废话），政府对此很重视
因此派了她来看护孩子（我也看出来了）。孩子翻了个身，我猛地直起腰，觉得有
点慌张。后面的护士说：“不要紧的，一岁半的孩子最好玩。”这时老杨跑回自己
的病房，拿了几个苹果过来，交给护工阿姨。护士托着盘子进来，先把一瓶药水挂
在床头铁架子上，然后把针头插进了孩子的额头。孩子醒了，短暂地哭了一下，场
面有点残忍。我退回到后面。杨迟对护工阿姨说：“等会儿你把苹果削给她吃吧。”
护士嘉许地说：“大学生，很有爱心嘛。”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给了杨迟一个浅笑：
“你状态不错，后天可以出院了。”
“我会回来看你的。”老杨说。
孩子吊水的时候，我和老杨回到六号病房聊天，他心神不宁，隔壁小孩稍有哭
声，他就跑过去看一眼。往返数次。后来听见他和护工阿姨吵了起来：“你怎么吃
我的苹果？”护工阿姨说：“我就削了一片，尝尝甜不甜，你这个大学生也太叽歪
了。”老杨说：“我的苹果都是甜的，你要是想吃，我另外再给你几个嘛。”护工
阿姨说：“哎哟，知识分子就是烦人。”
这时有一些病人走过去看热闹，护工阿姨接着介绍情况，孩子是去年捡来的，
一没残疾二没病，就这么扔在马路上，连一张字条都没留。挺健康的孩子为什么扔
了？这很费解。看热闹的人们揣测她是农村孩子，农村重男轻女，为了逃避计划生
育罚款，他们很可能就把女孩子扔了或者送人——最保险的还是扔了。有个老头说，
这都算好的，以前还有杀婴，直接扔井里。另一个老头就说，农村虽然落后但没那
么蠢，扔井里，井水还怎么喝，其实通常是活埋啦。还有人反驳说，这是上海，不
是农村，都他妈搞错了时空了，孩子长得那么白怎么可能是农村的，估计是个私生
子吧。我被这群看热闹的病人和病人家属拦在了外圈，听见孩子大哭起来。老杨说
：“都散了都散了。”与此同时，开饭了，人们陆续离去。
又过了一会儿，护士来给孩子拔针头。这次孩子没哭，显得格外惹人怜爱。我
和老杨在床边看着，孩子向我伸出双手。我有点害怕，我天生怕小孩。身边的老杨
向她伸出一个手指，孩子握住他的手指。护士拍了拍孩子，对老杨说：“真想把她
领养回家啊！”老杨让我也伸手，我没答应，觉得被一个一岁半的孤儿握住手指是
件没意义的事，你并不能真的给她什么。但老杨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奇迹，从
来没有小孩子喜欢过他。后来护工阿姨说，你们都别太自以为是，这是小孩的应激
反应，正常孩子都会这个，如果不会就是脑瘫了。
老杨和护士玩得入港了。护士用手指挠孩子的脚底，后者咯咯地笑了。护士回
过头对老杨说：“你也来试试。”老杨也挠了挠，孩子照旧笑得开心。旁边护工阿
姨说，这还是应激反应，并不代表她就喜欢老杨。护士脾气再好，这会儿也板下脸
了，说：“是的，我知道这是应激反应，我也有这种应激反应。你烦不烦啊！”
杨迟对孤儿的感情来自他的童年期。五岁那年，他爸爸去南京进修，他妈妈恰
好生病，于是借住在邻居家差不多有半年。这半年相当恐怖，邻居家里天天给他吃
豆腐，因为豆腐比较便宜，如果开荤就是给他吃肥肉，冷的，吃得他这辈子看见豆
腐和肥肉都直接吐。那会儿他去幼儿园，邻居都不接送他，给了他一份午餐，自己
拎着每天去报到。这比孤儿还不如了。幼儿园附近还有个中学，中学生早上遇到老
杨，没二话先把他的饭盒放到树上去，导致老杨长大以后爬树爬墙比猴子还利索。
五岁，是他记忆的开始，那个开端处就是他没爹没妈，每天晚上听一个神经兮兮的
邻居给他讲鬼故事，早晨爬树拿饭盒，放学前被同班的孩子打一顿，导致他心灵深
处缺失安全感。
高中时代，老杨爱上一个同班的女生，她父母是支边的，在新疆不能回来，她
借住在亲戚家，境遇悲凉，很快就和老杨发生了感情，十六岁就在家里风流。后来
那女孩考上了南京的大学，和老杨分手，再也没有见到过。初恋具有一种放大效应，
据说那女孩在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自己是孤儿，导致他心灵深处充满了负疚感。两
两相加，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曾经给老杨讲过一件事。大概是九三年，我所在的糖精厂里有一个人死了，
他欠了一屁股的债，父债子还，跑不掉，而他的儿子只有十岁。经过厂领导的特批，
这孩子在厂里募捐，抱着一个纸箱，每天中午站在食堂门口。遇到善心人，就往他
的纸箱里扔点零钱或者是饭票。孩子从来没抬起头来，每次走过，我就看见他脑袋
上的一个旋儿。
我从来没有向那个纸箱里扔过一毛钱。
“缺乏同情心？”
“不是。我很同情他，但是我没法掏出零钱或者饭票扔进纸箱，这于事无补，
只会让我的同情变得像饭票一样恶心。”
“你嘛，我很清楚。你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你看上去是个工人，其实不是，
其实是个诗人。对吧？诗人。”
“你其实是个美国人，妈的。”
傍晚，老杨又跑出去买了各类零食和水果，放在孩子的床头，赢来一片赞美。
只有那个护工阿姨说，这些东西小孩不一定都能吃。老杨不管，跑得累了，回到病
床上倒头就睡，并且告诫我不要妄想扒他的短裤。
我独自去药房找路小娟。
路小娟当天值夜班，还没上岗，正坐在休息室里，把铝制饭盒里的最后一点米
粒扒进嘴里。我揶揄说：“小娟，做医生也要倒三班啊？”
“为人民服务嘛。”路小娟放下饭盒，“对了，你倒三班的时候有神经衰弱吗？”
“有，每天都想睡觉。”
“每天都想睡觉，那不是神经衰弱。每天都睡不着那才是！”
“那我就没有神经衰弱了，那会儿把我放在炉子上我都能睡着。”
“你真幸福。我现在他妈的神经衰弱。”
我们走到门诊部说话，外面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这种气味对某些人而言就像
香水一样好闻，也是应激反应之一种。我不行，我爱闻汽油味。我们坐在连排塑料
椅上，一边说话一边抖腿。我忽然发现了家族DNA 中的共同点，那就是抖腿，坐那
儿一起抖，她抖右腿，我抖左腿。我师傅以前说过，男抖穷，女抖贱。这是经验之
谈。抖腿属于无意识的动作，它超乎经验和理智，完全不受大脑控制。我们两个人
抖得如痴如醉，心旷神怡，最后旁边一个孕妇实在受不了啦，她说：“你们俩能别
抖了吗？再抖我孩子都下来了。”吓得我们都站了起来，一溜烟地跑了。
“带我出去玩玩吧。”我说，“实在太无聊了。”
“你还是回去照顾杨迟吧。”
“他不需要我照顾了，已经缓过来了。”
小娟想了想说：“那我也去看看杨迟吧，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们走到病区，还在走廊里就听见杨迟惨叫，我走进去看，美丽的护士正将一
枚银色的针头扎进他的臀部，雪白的臀部现在已经有好多针眼了。老杨回过头对护
士说：“赶明儿我也在你屁股上扎一针。”护士拔出针头，昂起下巴，挑衅似的一
笑，走了。我走过去拎起被子堆在他暴露的部位上，然后招呼路小娟进来。
老杨趴着和我们说话。
鼻子已经没事了，快要毕业了，工作还没找到，在一家化工厂实习和工人师傅
打了一架，两门功课挂科，其中一门叫管道流体热力学，谁他妈搞得懂是怎么回事
啊，英语也没过关，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化工人才，倒是在学校里兼修的国际贸易，
成绩优异，很显然自己是个商业天才。
路小娟冷冷地听着，觉得他太啰唆，终于等到他说完。“好好补补身体吧。”
路小娟最后叮嘱了一句，“我让路小路给你买的补品呢？”
“哪有补品？”老杨问。
“我给了他三百块的。”路小娟站起来说，“路小路，你自己跟杨迟结账吧，
我不管了。”
“你竟然把我的钱给咪了。”老杨大叫。
“其中有两百块是我的。”我这个破产青年也大喊起来。
现在轮到老杨数落我不是人了。为了孤儿他把治病的钱掏出来买零食，而我揣
着三百块假装自己有心理障碍，不能施舍一点廉价的、狗屁的、诗人般的同情心。
我越听越头大。路小娟说：“哪儿有孤儿？”
老杨捂着屁股把她领到隔壁病房。路小娟走到孩子身边，护工阿姨很尽职地又
介绍了一遍，小娟发出了一声温柔的叹息，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转脸对我说：
“你就是个人渣，老杨是个好人。”
我羞愧难当，跑到楼下抽烟，让那一家三口在一起幸福一下吧。过了一会儿路
小娟出来了，对我说：“我要上班了，晚上来找我玩。”
我说：“后半夜行吗？”
路小娟说：“后半夜别来，我脸会肿，不好看。”
那天夜里我带着老杨去回访路小娟。十点钟，她和同事换岗，坐在休息室里，
春天的晚上有点冷，她披了一件深蓝色的棉衣在身上，和工厂里的女工相似。外面
的急诊室很热闹，无数打吊针的人，手背上都长出一个管子，好像某种深海里的鱼。
不一会儿，救护车送来头破血流的人，跟着警车也来了。路小娟叹了口气说：“今
天晚上很热闹。”
“以前呢？”
“经常很冷清。”路小娟说，“白天那么热闹，觉得烦。晚上没人，又觉得枯
燥。配药发药，就这么点事，不能出错，出错会死人。死了人，我就要去坐牢。”
医院的休息室并不比工厂的更衣间强多少，一排橱柜，地上一溜鞋子。医生都
有洁癖，八小时之内的鞋子是专用的，不穿回家。墙上挂着几件白大褂，有一把长
椅靠墙放着，这就是值班药剂师打盹的地方。不见枕头被子，只有蓝色棉大衣。
“棉大衣太寒酸了。”老杨惋惜地说。
“不寒酸就被人偷走了。医院里小偷多。”路小娟说。
“不打搅你睡觉，我们走了。”老杨说。
“我反正也睡不着。”路小娟说，“你们别在这儿抽烟，这是医院。”
“老是睡不着会生病的吧？”
“会得抑郁症，精神病。”
“会吗？”
“会的。”路小娟站起来说，“你们陪我出去走走吧。”
外面更冷，她披着大衣走在前面，指着一辆出租车说：“别停在救护车专用通
道上。”然后带我们走到门诊部前面黑漆漆的空地上，在那儿停下，喘了口气。急
诊室的盛景像是骤然后退，那些人都聚在亮处，灯光在地面上画了一条分界线。一
些暗红色的汽车尾灯在晃动。
路小娟伸手要了根烟，抽了两口扔掉。
“我以为医生都不抽烟。”老杨说。
“解闷抽几口，不真抽。”路小娟说。
我们站了一会儿，老杨忽然说：“我想领养那个孤儿，你们觉得可以吗？”
路小娟说：“领养孤儿的手续很复杂，我们科室有人在福利院领了孩子，条件
苛刻，必须年满三十五周岁，有正当工作，夫妻有一方不孕不育。将来万一生了孩
子，必须把孤儿还给福利院。孤儿属于国家。”
老杨说：“我问过了，可以‘认养’，没有任何条件限制，负担那孩子的生活
费。周末还可以去看看小孩，陪她玩。”
路小娟说：“那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你这个样子——福利院的人除非是
脑子被枪打了，才会让小孩陪你玩。还是先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吧。你留在上海吗？”
“不知道。”老杨说，“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你不用当真。”
路小娟又点了一根烟，说：“哎，你是个好人，杨迟。”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工作，关于鼻腔息肉需要注意些什么，关于抑郁症。
后来路小娟说，她要去换班了。我们一起往回走。老杨说：“我明天大概就可以出
院了。”
“明后天我都在家睡觉，吃了安眠药睡，你们出院的时候就不用来找我了。”
路小娟说。
她走进休息室，关上门。我和老杨默然地站在急诊部的人群里，过了一会儿，
看她穿着白大褂走出来，双手抄在衣兜里，再也没有朝我们看一眼，径直走进了她
的玻璃橱窗式的药房里。
回病房的路上，我对老杨说：“我妹妹很可怜的，大学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
她爸爸花了五千块钱，贿赂了院长才把她弄进医院。看上去很风光，其实就是倒三
班，在药房里坐一辈子。混上药剂科主任根本没可能。她不想干了，可是一个学医
的人，不做医生又能做什么呢？她不比你，你学化学工程的，干不了工程师你还能
去做工会主席。”
老杨说：“你真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心里还在为她难过呢，你丫居然说我做
工会主席。”
我说：“别难过了，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
到病区走廊里，我们看见健硕的护工阿姨正在吃东西，人都睡了，就她还在。
老杨很机敏，问：“你吃的是我买的零食？”护工阿姨不屑地说：“吃吃嘛，我半
夜饿了。”我很生气地说：“你这也是应激反应吗？饿了见什么都吃？”护工阿姨
说：“你们别搞错了，这本来就是膨化食品，不适合小孩吃的。”我说：“那你也
不能吃啊。”
护士走出来看情况，让我们不许吵，影响了病人休息。我和杨迟心情不太好，
越说越生气，走进五号病房一看，整包的零食全都拆开了，吃得七零八落。孩子横
着睡，半个脑袋在床外边。这阿姨太不负责任，嘴巴又硬又馋。老杨劈手夺她手里
的零食，阿姨脾气比我还暴，虚晃一下，让老杨抓了个空，紧跟着发出一声洪亮的
鸡叫声，仿佛来自李小龙的电影。老杨扑上去，一鼻子撞在阿姨的肘锤上。
我看见杨迟捂着鼻子直起身体摇晃了一下，护士捂着嘴惨叫了一声，护工阿姨
还捂着手里的零食。忽然之间，鼻血从老杨的指缝里喷涌而出。
那一年七月里，杨迟又打电话给我，说自己毕业了，让我去化工学院帮他把被
子铺盖都扛回戴城。九十年代中期，应届生留在上海很难，大部分都回到原籍工作，
老杨也在其中。
我来到化工学院，场面惊人，伟大领袖指引未来的巨大雕像下面，无数已经拿
到毕业证书的男生女生在合影，在痛哭，在亲吻。我居然还看见两个男生吻在一起，
算是开了眼界。跑到寝室一看，老杨不在，下铺的兄弟说他一个通宵没回来。我逛
了一圈，男生宿舍里每一户都放着各类酒菜，谁进去都可以随便吃喝，好像共产主
义大食堂。有人告诉我，老杨喝翻了，在卡拉OK厅里躺着呢。
化工学院的卡拉OK厅又叫学生俱乐部，我去过，属于该校的高档场所，每次都
能消费掉二十多块钱。我在这里还认识过一个女招待，她学精细化工的，她调制的
鸡尾酒“绿野仙踪”跟风油精一样，完全没法喝。正常时候，这里都很冷清，十几
个卡座能有七八个人就不错了，而毕业之前的这些天完全爆棚了，暗促促的地方，
无数人围着大屏幕，正在唱《真心英雄》。十几二十个男人一起热泪滚滚，唱到酣
处，全都把上衣脱了，搭着肩膀，露出湿漉漉的腋毛继续唱。有相熟的人看见我立
马招呼老杨：“杨迟，你媳妇来了。”
那会儿老杨的鼻子已经康复了，光膀子走到我面前，只见上唇两个指甲痕，问
是怎么回事，答曰喝醉了，被人掐了人中才醒过来。我问他还打算喝吗，他说不喝
了，衣服被人穿走了，得找。
“什么值钱的衣服啊？回去穿件干净的吧。”我说。
“放屁，那是绍兴师姐送给我的真丝睡衣。”
“你光膀子穿了真丝睡衣出来喝酒，然后喝醉了，然后睡衣被人扒了？”
“是的。”老杨回头大喊，“谁看见我的睡衣了？”
一伙人扭曲着脸蛋回答他：“让真心的话，和伤心的泪呃呃，在我们的心里流
动。”
我们走回寝室，街上有喝得醉醺醺的毕业生，男男女女七八个人横着走，局面
似乎已经失控了。这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任何节日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每一个
人都努力宣泄着自己，在精神上达到高潮。
在寝室里，我们刚坐下，下铺的兄弟穿戴整齐，默然地拿了一根棒球棍出去了。
“干吗去？”
下铺的兄弟风轻云淡地答道：“欠个人情没还。”
老杨说：“你消停点吧，逮住就是开除。”
“毕业证书已经寄到我单位了。”下铺的兄弟一笑，说完就走了。
在我出入化工学院的四年里，下铺的兄弟一直傻呵呵的，通常都缩在床角看书，
外面无论风吹草动还是山崩地裂，都难以撼动他的目光。他总是抱着一种悠远的态
度，仿佛世外高人。此刻他翩然出去，拎着棒球棍，当然不是打棒球。老杨告诉我，
下铺的兄弟曾经爱上过一个女生，谈了两个礼拜的恋爱，该女生被一个助教抢走了。
当时有人要替他出头，他淡然说，算了。现在看来，这笔账不仅没了结，而且必须
用凶器来证明一下，敲一棍子是一棍子，哪怕吓唬一下也比什么都不做的强，反正
毕业证已经拿到了。
后来听说，下铺的兄弟抡起棍子在人脑袋上打了一下，下手有点重，不敢再回
来了，被子铺盖全都不要了，他直接买火车票一口气跑了两千公里去单位报到，到
那儿发现学校一个电话把寄过去的毕业证书又收回了。四年本科白读，惨遭开除。
这算是题外话，比较有教育意义，反正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倒霉孩子。
当晚我就睡在下铺。熄灯后，楼道里的动静还是很大，整个楼面都是面临毕业
的男生，末日狂欢在黑暗以及烛光的笼罩下更显得神秘而动人，酒气汗臭夹杂着呕
吐物不可形容的气味，间或还有女生的浪笑。无人敢管，舍监们自动放假了。这伙
年轻人大部分都会去化工厂，全国各地，所有那些散发着毒气、随时可能爆炸、有
着青绿色脸孔的师傅们的地方，大的化工厂相当于一座城市，小的化工厂相当于一
个厨房。我在那种地方待过，知道什么滋味，完全有理由发狂。相比之下，杨迟显
得沉静理智，因为他没找到工作，他得回家。
我问老杨什么时候回去，老杨说再玩几天，反正也不急。他比我更闲。夜里来
了两个同窗好友，把他从床上薅下来，塞给他一瓶红星二锅头，三个人像打架一样
瞪着对方，喝了几口，其中一人忽然大哭起来。
“我又要回到那个倒霉的地方去了！”
楼道里拥进来几个醉鬼，抱住了一起大哭，然后互相架着走掉了，留下半瓶二
锅头。老杨捏着二锅头很冷静地说：“刚才那个人，他是农村的，找到的工作是在
他们县的小化工厂里干技术员，他很悲伤。”
“为什么不留在上海？”
“因为没户口。”
“外面到处都在下岗，连农药厂里都有好多工人辞职了去浙江给私人老板打工。
你再回到戴城去看看，满街都是没有户口的人。干吗一定要回到县城去？”
“我们暂时还认为，没有户口到处乱跑，是穷途末路的人做的事情。”
我们坐着，不久又来了个女生，背着行李，走到老杨面前。我们直勾勾地看着
她。她说：“杨迟，你欠我的钱该还了吧。我夜里两点半的火车，走了。”老杨说
：“欠你多少？”女生说：“四十八块。”我说：“怎么还带零头的？”女生说：
“他每次就借两块钱，以为不用还了。但是借了二十四次。”我说：“用肉体偿还，
行不行？”女生说：“滚蛋。”杨迟就从包里掏出一张五十的给她，非常真诚地说
：“我就剩五十块了，不用找了。我会想念你的。”女生忽然有点动情，说：“其
实我也不是来讨债的，就是来看看你，以后有机会来找我，混出息了别忘了我。”
说完把钱揣口袋里走了。
我问：“这个又是去哪里的？”
老杨叹息说：“这个混得比较好，去广州的外资企业。她是北方人，在广州举
目无亲。”
这时又有人跑进来。我心想，今天别睡了。那人大声告诉老杨：“有人看见你
的睡衣了，穿在一个三年级的家伙身上，他骑着自行车往二号门去了，没拦住。”
老杨跳起来，伸手往自己枕头底下摸，摸了个空。那人说：“别摸啦，你的西瓜刀
上午就被人借走了。”老杨骂了一句，抬腿踢烂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凳子，拎了根凳
脚追了出去。
我跟在后面，一直追到二号门的路灯下，并未看见那件睡衣。忽见远处大排档
一阵骚动，有人打起来了，老杨拎着凳脚去凑热闹，原来是附近的流氓和大学生肉
搏，双方都在抄砖头。其中一个大学生掏出证件大喝一声：都他妈的不许动，我是
公安局的！红色本子烫金字，流氓轰的一声全都跑了。旁边的大学生也都很害怕，
亲哥哥，找的工作竟然是公安局？这位把证件反面扣在桌子上给众人看，烫金的小
字：化学品研究所。
老杨把凳脚扔在草丛里，我们两人又往回走。有一段路聚集了大量的蠓虫，成
千上万的浮在半空中，即使在这种恶劣的场所，还有男女驻足亲吻。老杨说，不容
易啊，待了四年的地方，忽然就散伙了。最伤感的是那些情侣，他们分道扬镳必须
说再见，纯美的爱情化作中年以后的怀恋，譬如那位绍兴师姐，他实在应该追随她
而去，一想到她的肉体就性欲勃起啊。操他妈的是谁把睡衣给扒走了？
我说：“丢了就丢了吧，其实我也受不了你穿着睡衣唱越剧的样子。”
老杨黯然地说：“反正睡衣也没了，我明天就回戴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杨迟去上海火车站。我背着他的被子，拎一个皮箱，老杨拎
着两个皮箱。散伙的伤感在火车站涌动的人潮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
如何能买到车票回戴城。以往我们凭借矫健的身姿越过栏杆逃票，或者油嘴滑舌满
脸真诚地骗过某个检票员混上火车，但这次不行了，行李太多，学生证也过期了。
好不容易买到两张票，我们蹲在车站前面抽烟，来了一个要饭的小女孩，揪着老杨
要钱。老杨掏出五分钱给她，她收了，但是很不屑地说：“才五分。”
老杨敷衍说：“别嫌少，等你长大了我给你一百。”
这句话捅了娄子，小女孩一直缠着他，说他答应给一百的。老杨说：“别再缠
着我了，要不我再给你五分吧。”
她又收了五分钱，坚定地说：“不够。”
火车站的乞儿难缠，我冷冷地站在一边，看他怎么办。杨迟说：“看什么看，
我兜里已经没钱了。”
那小女孩嘟哝着走了。我想起医院的事，问他：“你后来去福利院看过那个小
女孩吗？”
“没有。”
“我猜你也不会去。”
快要发车了，我们穿过人群，拎着行李疾走，其间还被警察拦住看了看身份证，
快到检票口的时候老杨的腿忽然被人抱住了，那女孩又来了，或者说她根本就是在
伏击我们。
“爸爸，你答应给我一百的！”
老杨气急败坏，“谁是你爸爸？”
女孩说：“爸爸！”
我说：“你要再不承认是她爸爸，我们就误点了，误点了你还得留在这里做她
的爸爸。”女孩说：“爸爸爸爸爸爸。”老杨吓唬她：“我真要误点了。你再拽着
我，我可就把你一起带上火车回家了。”女孩说：“带我走啊，我再也不想要饭了。”
这时旁边有人起哄了：“你就带她走吧。”
我站在检票口等老杨，老杨拖着女孩往我这边挪，那孩子抱着他的腿，已经坐
在他脚背上了。
“随便给点钱就行。”我说，“或者你给她一个耳光，她立马逃走。自选吧。”
“借我五块钱！”他对着我大吼。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钱的纸币，对着女孩摇晃，这不是调戏，仅仅是希望她撒
手。她犹豫了一下。在她那小小的头脑里必然是盘算过了，到底抱着一个无望的老
杨请他做爸爸呢，还是来拿这个近在咫尺的一块钱。后来她冲过来从我手里一把撸
走了钞票，再回头，老杨头顶着两个皮箱嗖地蹿进了检票口。
女孩失望地说：“爸爸带我走吧。”
老杨边跑边回头说：“等我赚到了钱回来找你，拜拜！”
我对老杨说：“我有点后悔了，你应该做她爸爸，带她回家。”
“不，我应该留下来做她爸爸，跟她一起在火车站要饭。”
那趟火车的终点站就是戴城，由于是短途车，中间停了很多次。三个小时后到
站，我们下了火车，呼吸了一下深夜沉闷的空气，然后在站台上抽烟。下小雨，湿
热，旅客们很快就走得一个都不剩，可以看到铁轨对面出站口经年不变的一块广告
牌，用草书写就的五个大字“虎山欢迎你”。虎山是戴城的旅游胜地。由于书法写
得太草，那个“虎”字老是被外地人看成“屌”。屌山欢迎你。
我们同时吐出一口烟，伟大而黑暗的戴城，我们又回来了。
城市正在起着变化，在我们少年时代，如风般呼啸而过的生活中，它像一个单
调而沉闷的隔音房间，吸走了我们发出的尖叫和噪音。我曾以为自己一生受困于此，
然而一九九六年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个隔音房就变成了一个轰轰嚣叫
的大锅炉，而我们曾经发出的叫喊都变成了一种微小的呻吟。
当时，有一片高新技术开发区正在城郊蔓延。起初是厂房，后来是写字楼，再
后来连桑拿房都有了。于是人们说，没处混就去开发区吧，也许那里有饭吃。市里
面也特别重视，天天在新闻里宣传，说这里不但会成为经济重镇，还会是一个人口
密集的新城市，指出有三十万人的规划。戴城的市区只有六十万人口，我们等着身
边少一半人，也挺不错的。那会儿谁能想到有大量的外地人口拥入城市呢？与猜想
中相反，我们的身边多了一半人，热闹死了。
这个时期的戴城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都在经历着阵痛。阵痛这词儿不是
我胡编的，报纸上说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下岗，大伙唱着歌回家去了，
其中有人自杀，但从自杀率的角度来说并不比国营工厂时代高多少，相反它还刺激
了人们活下去的欲望。二是外地人激增，这本来也没什么，我从小到大听惯了周边
地区的方言，北至宿迁，南至绍兴，全都有，然而这一次来的都是卷舌音和秃噜音。
三是拆房子，跟遭了空袭差不多。据报纸上说，阵痛都是好事，痛过以后就会添个
孩子的意思，我认为那不如叫宫缩比较贴切。
回到戴城，老杨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蹲在家里和我一起失业。为了解忧，他去
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游戏机，并一盒打坦克的游戏，每天躲在屋子里咻咻地轰坦克，
轰掉了几万辆，有时候抬起头，看到对面茅建国家的窗户。很恐怖地紧闭着，赶紧
低头打坦克，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
夏末时，我的女徒弟来找我，她叫歪歪，就是被热水瓶烫伤了脚的那位。我有
点怕她，因为她长得不好看偏偏还喜欢我。当然，我也庆幸她不好看，否则我一不
小心睡了她，就得娶她。她的性格很成问题，不适合当老婆。最初她是个什么都不
懂的职校生，跑到工厂里来跟我一起倒三班。我的班组长，一个大鼻子情圣，他夜
班干完活经常找相好的阿姨去happy ，地点是在工厂宿舍里。有一次他没干完活也
拉着阿姨去了，工段长让我去把他找回来，我差了歪歪去。歪歪不知道这一出，跑
宿舍门口一敲门，吓疯了，回到车间告诉我：“我哥是练家子，下次你再让我去干
这种事，我让他打死你。”
歪歪认为，是我让她懂事的。这很悲哀，我什么都没干。厂里的规矩是，已婚
妇女可以搞，未婚的不行，所以没人碰歪歪，都诡笑着表示把她留给我了。问题是，
我他妈的也不敢碰她。这么耗着，有一天我差歪歪去泡热水，如前所述，她提着两
个热水瓶去了水房，回来的路上有一个瓶塞蹦了出来，把脚烫出一溜水泡。再后来，
她哥哥就来找我了，要我娶她。我不干，他就动手打人，令我非常丢脸。
歪歪是骑车来找我的，被太阳晒得满脸发红。她坐在沙发上，撩起裙子往自己
的脸上扇风，我赶紧开电风扇，让她不要做这么诱惑的动作。歪歪说：“师傅，我
也辞职啦。”
我问歪歪，出了什么事情？歪歪说，现在厂里和以前不一样了，都是些农民工
在上班，正式工都下岗了。以往发给正式工的那份钱，现在可以雇两个农民工，余
额还能给正式工发发下岗工资。这笔账，以前国营企业的厂长算不清楚，现在股份
制了，他变成了五五开的资本家和干部，脑子就好使唤了。
歪歪说，那帮农民工，刚来的时候还挺老实，可以使唤他们，后来他们就和歪
歪平起平坐了，再后来，有个不要脸的，倒夜班的时候对着瞌睡的歪歪掏出了枪。
歪歪听见动静不对就睁开眼，这人走到角落里继续打手枪。我说，这他娘的简直反
了，最淫荡的老师傅也得在宿舍里，当众掏枪可耻。
我问歪歪：“你为什么不让你哥去打人呢？”
歪歪说：“我哥集训去了。再说了，这种事怎么能打，一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了？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歪歪的哥哥是个很可怕的人。那次她哥哥把我揪到劳资科问究竟。我说，的确
是我派歪歪去泡水的，这是厂里的规矩，徒弟都得干这种杂活。我很不明智地说，
其实歪歪偷懒了，自找的，因为热水瓶里要是装满滚水，那是相当安全的，只有没
装满的才会使空气热胀冷缩而把瓶塞弹出。这种说法使我像个人渣。她哥本来已经
原谅我了，闻之大怒，照着我扑了过来，周围有十七八个工厂领导试图劝住他。我
心想练家子我也不怕啊，摆了个丁字步，打算接招。我打错了算盘，歪歪的哥哥不
是练武的，而是一个蹦床运动员，他虽然只有一米六高，但可以跳到两层楼上去，
如果给他一张弹簧床，他能跳到烟囱上。我就看见他拔地而起蹿过三十多只手，一
脚踢在我脸上。
虽然被踢昏过去，但我至少躲过了这桩倒霉的婚事，后来歪歪但凡要跟我起腻，
我就装出有后遗症，立马昏倒。
歪歪说：“你不在的这一年，我无聊死了。本来厂里效益也不好，我工龄不长，
辞职了不亏的，打算到开发区去找份工作。”
“工资很高吗？”
“有高有低，最起码比国营厂里干净。”
“我也喜欢干净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也去碰碰运气。”
“你不行的，你那么娇生惯养。”歪歪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小姐妹就在那
里做流水线，听说很苦，那些外资企业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畜生使。”
我说：“我也听说了，他们还把畜生当女人使。”
歪歪大笑起来，其实她没听懂我的意思。不懂就算了，她黄花大闺女。
这时老杨从楼上下来。他打坦克打得太久，产生了幻觉，一抬头看见茅建国家
的窗户开了，再一抬头又关上了，觉得非常害怕，跑下来找我壮胆。
歪歪看见老杨，立刻把裙子抹在大腿上，双手平放膝头，做淑女状。这两个人
认识，有一次老杨到化工厂来找我，陪我上了一次夜班，整晚上就在跟歪歪吹嘘大
学里的事迹，泡妞打架之类的，把个没见过世面的歪歪唬得一愣一愣的，她还以为
大学生都是在研究科学呢。如今再次相见，她先抿着嘴保持沉默，后来忍不住开口
问：“杨迟，你在哪儿上班？”
“没找到工作呢。”
“你想去开发区的人才市场吗？”歪歪说，“今天正好有招聘，我本来想去的，
但路小路不肯去。”
“我跟你一起去。”老杨拍胸脯说。
他跑上楼，夹着一堆打印好的简历下来，丝绒封面烫金字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学
位证书，还有实习评鉴、英语考级、第二专业证书、献血证明、文艺汇演和校运动
会短跑第三名的奖状之类的。歪歪又看傻了，说：“杨迟，你竟然有这么多证书。”
老杨说：“虽然没怎么念书，但大学四年毕竟不是白混的。”歪歪沮丧地说：“我
的简历就三行字，你说我怎么办？”
我说：“你可以跟着老杨，搭卖。像他这么优秀的青年，搭上你，雇主不亏的。”
“去你的。”歪歪说着拎起包带老杨走了。
晚上，老杨铁青着脸回来了。我问他情况怎么样，老杨说那地方人山人海，花
两块钱买了门票进去，看到的全是后脑勺，什么都没捞着。倒是歪歪，她当场得到
了面试的机会，而且是文员。
“怎么可能？”我大叫起来。
“歪歪会电脑的。”老杨说，“歪歪业余学了电脑，不是DOS ，是Windows95 ，
而且她会好几种汉字输入法。”
“什么是输入法？”
“跟你说你也不懂，总之歪歪比我们俩更实用，外资企业既不需要我这种没经
验的工程师，也不需要你这种纯粹捣乱的。”
“天哪，歪歪。”我摇头叹气。
过了半个月，歪歪打电话告诉我，自己经过了两轮面试，现在被录取啦，在一
家很大的企业里负责打字，工资虽然不高，但毕竟是在办公室里出入，完全摆脱了
以往的女工形象。这还得谢谢老杨，他教了她很多面试技巧，譬如：不要开口问薪
水（先上岗再说）；提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说“咱们公司”，而不能说“你们公司”
（套近乎）；即使不会用传真机也不能承认，假装什么都会（到时候自然能蒙混过
去）；绝不在乎加班，加通宵班都无所谓（对歪歪这么个倒夜班的女生来说，这的
确不算什么）。总之，歪歪成了女文员，可悲的是杨迟依然失业。歪歪说老杨是个
非常可爱的人，毕竟念过大学，比我懂事。我鼓励了一下歪歪，挂了电话，上楼去
告诉老杨。他倒蛮替歪歪高兴的，一点没嫉妒。当我提议让歪歪请客吃饭的时候，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我还是离歪歪远点吧，她看上去很缠人哪。”
那以后，老杨在人才市场晃悠了好几个月，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的打字女生进入
外资企业，全没他什么事。偶有几次面试机会，对方首先要求他有英语交流能力，
老杨大学期间学会了唱越剧但荒废了英语。他倒想找个不需要懂英语的职位，别人
问他愿不愿意做打字先生，他又觉得是羞辱。到了冬天时，他爸爸终于崩溃了，让
他去农药厂上班，并且告诉他：你只能去国营化工厂了，那里不需要英语，也不需
要普通话，甚至连哑巴都可以在里面生存，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告诉我，自己去农药厂了，那个我们的爸爸的厂，从童年时代就在里面
玩，充满欢乐与无趣的地方，现在终于可以为它贡献力量了。我表示赞赏，我早就
想让他去化工厂尝尝倒三班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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