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到医院我才发现,那天是周六。是周六就只有值班医生。那天的值班医生不一 定是被我记忆的那位医生。如果等到周一,那就是十二天了。十二天线和肉会建立 起什么关系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手术之后,我一直忐忑的就是拆线。我把拆线想象 得很疼。你想,那线在肉里,十天,那些肉都在生长,它们像藤蔓一样互相纠缠, 线被缠在里面,跟肉的纤维已经没有了界线。这个时候,把线从刚长出的纵横交错 的肉组织里拉出来,那能不疼吗?因此,多一天,疼痛就多一分。 医生值班室里果然是一张生脸,他没有参与到针对我的手术与缝合,因此换药 拆线都不是他的活儿。但是我怕十二天酿成的后果,于是我向这个陌生医生提出了 要求。医生迟疑,就在他未肯定也未否定的时候,我又加了一句话,我是某某某的 朋友。这个某某某是工作在这家医院的我的女友。然后我又说了一句话:“已经十 天了。”他离开坐在椅子上的' 一位女护士,他原是站在那坐着的女护士的身后。 他们正在说话。两个人说话,应该坐在两张椅子上,面对面,这是个常态,而这两 个人,只使用了一张椅子。女的坐在椅子上,男的站在椅子后面,两手扶着椅子的 靠背,像一个人用轮椅推着另一个,走到这里忽然不走了停下来说话。他们是那种 “请勿打扰”的状态,但是我太紧迫了,都十天了。我是没有办法,才打扰了他们。 那男的,显然是值班医生,在听了我的陈述之后,说你来吧。就率先向处置室走去。 处置室在隔壁,女护士没有跟过来。她一直坐着,没有说话。 处置室非常大,有二十多平方米。靠门这边墙下有一张床,我躺平,医生揭开 纱布,用手指按了按。我吸口气,问能拆吗?他说能拆。我一直担心拆不了。第四、 第五天时感染来着。由于青霉素类药物过敏,我只能口服罗红霉素,这导致都十天 了才拆线。我出一口长气,这罪算遭到头了。 用具都在房间的另一侧,我躺着的床在这边,这样医生就要往返于我和那些药 棉、刀剪之间。医生是个高个子,腿长,往返一次他得用四步。第一个步骤往返的 次数最多。用碘伏药棉为我的伤口及周边消炎,他用了四团药棉,这样他就往返了 四次。他似乎心情很好,乐于在处置室里转圈。我感到他就要一边给我消毒,一边 哼出一支什么歌来了。其实他完全可以端着个托盘,不用在处置室里不停地从这边 走到那边。这个医生很年轻,精力过剩,似乎还很兴奋。他需要在这个很大的房间 里走几圈消耗掉一部分过剩的体力。当取第二团药棉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这时 候,一般的人会看一眼,如果没啥急事就会说一句话,然后迅速挂断;或先接电话, 处理电话里的事情,让我在那边等。这位医生则没有选择上面两种方式,他把电话 接起来,同时他手里为我消毒的工作也没有停。他认为他有的是精力,完全可以同 时做好两件事情,他用左手接电话,右手拿着镊子为我消毒。 原来,他只用一只手拿镊子夹药棉给我消毒,另一只手闲着,在身体的一侧无 所事事地悠荡,现在,闲着的那只手终于找到了事做,投入到接电话这件事情上了, 而为我工作的那只手则继续工作,没受任何影响。很遗憾我没有记住他都说了什么。 正因为没记住,那就说明他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没话找话那种。电话的那头应该是 个女人。两个男人从来不这么说话,只有一男一女或情人关系,这种对话才能被两 个人重视并很好地进行下去。 用完四团药棉后,就应该拿剪刀剪断那些线,然后抽出来,为我的伤口消毒的 环节就完成了,而这时候,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也没有露出即将打完的迹象。 拿剪刀是需要一只手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医生的手:他的右手拿着镊子,这个 工具夹完四团药棉给伤口消完毒并未完成任务,在接下来的拆线工作中,它要承担 往外拽线的工作,因此,镊子不能被放下,右手仍然要拿着镊子。右手是他最得力 的一只手。这也证明,在刚才他一只手为我工作,一只手拿电话和另一个女人聊天, 还是把我作为重点的。这也说明,拽线在拆线的环节里是很重要的。但不管镊子多 么重要,它也没有把线剪断的能力,这就需要一把剪刀。 在这个处置室里,剪刀是有的,现在缺的是手。 这位值班医生有两只手。右手拿着镊子,而且不能放下,左手呢,左手从右手 夹起第二块药棉的时候就握着电话,把那个没有挂钩的电话用人力按在左耳上。应 该肯定,左手没有为我服务,左手不关心我,左手此时不在处置室里,它被委派去 执行一个与医学与患者毫无关系的任务,已经走了。 当需要一只手拿起剪刀的时候,左手的电话还没有打完,也没有要打完的迹象。 我确定电话的那边是个女人。那么,这个男医生同时遇到了两个女人:一个在医院 的处置室里;一个也许在医院外面的某处,也许离医院很远,也许很近。这两个女 人都需要他处置,而且是同时,于是他分配了他的两只手。同时,他的心也得进行 分配。 后来,当情节发展到他必须再拿起一把剪刀的时候,也就是他必须要用两只手 处置我的时候,他也没有挂断电话,他还有办法同时应对两个女人。他紧急征用了 他的左肩。他把左肩尽可能耸起,头向左歪过去,勉强把电话固定在了那里,使通 话得以继续。他就用这个姿势给我拆了第一条线。 想想这个电话有多重要,电话那头的女人有多重要。 我的伤在胸腹的接壤地带,医生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头及上半身都在我的头部 上方。他的肤色略深,瘦。年龄大概三十或多一点,总之是个年轻的医生。 我躺着,在离我的脸二十厘米的上方,医生的头及用肩固定的电话挡住了我原 本看天花板的视线。看着医生困难的姿势,我有些不安,是我占用了医生的手。是 我打断了他和那位女护士看上去已经向着亲密的道路上迈进的谈话,是我把他逼到 这么困难的境地。我担心电话会掉下来。他也会担心。显然,他不能挂断女友的电 话,又不能不处置已经耗费了四团药棉消完毒了的我。碘伏消毒的有效时间是一分 钟。如果打完电话再拆线,就得重新消毒。医生认为他有能力同时干这两个活。但, 当他用肩抵住电话,我知道他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困境,或者是我们把他逼到了一个 困境。我有过这种体验,用肩抵住电话,那只相连的胳臂和手都是很僵硬的。如果 干点粗糙的活还行,拆线则难度系数太大。 这时,我突然醒悟了过来:他的手不够用,我的手不是闲着呢吗?他的两只手 都在为我工作,我就不能用一只手为他做点什么吗?此时此刻,他和我离得很近, 这样,我们应该有四只手可以使用。我的思维一直盘桓在医生的两只手上,等着看 好戏般看他怎么办。我不应该是这种态度,我的心不一直很软吗?再这样看下去, 我就太冷酷了。我忽然清醒了过来,发现我也是有手的。我可以在医生需要的时候, 把手借给他。 我的右手正对着他头的左侧,正对着那个夹在头与肩中间,随时有可能滑落的 手机。于是我抬起了我那无所事事的右手,按住了他的电话。我并不是突然动手的, 我先说了我的想法,并征得了他的同意。这时一直很轻松快乐的医生的额头已经有 了一层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