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走老吴和关金，父亲像刚跟人打了一架，很累的样子，坐在厢房里，一动不
动，屋子里一丝声音都没有。我看见汗水从父亲头发里冒出来，顺着额头流下来，
流进眼睛里，又流出来，像眼泪。我给父亲茶杯里加满开水，父亲轻轻摸着我的头
说我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叫我感到好奇怪，好像父亲变成了母亲。
吃晚饭的时候，爷爷说：“这个领导不错，眉毛里有颗痣，是个善人。”
父亲说：“可他不是真正的领导。”
爷爷说：“不管谁是领导，都是要讲事实、凭道理的。”
父亲说：“也不知是谁反映上去的。”
母亲说：“八成是关金。”
爷爷说：“就是关金，不会有第二个人。”
母亲说：“都是你们自己不好，老是嘴巴不饶人，得罪了他。”
爷爷说：“有些人你活着就是得罪他。这就是小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父亲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论。”
爷爷说：“这就要你去跑，去催。领导都忙得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想到你。”
父亲熬了一天，就跑去公社问情况。连着跑了好几次，每一次回家来脸色都很
难看，像出殡回来，脸上挂一层霜，谁看了心里都发冷。直到冬至前一天，我们一
家人都围着八仙桌在忙着做过节的米饼，老远听到父亲用嘴巴敲着锣鼓，唱着《打
金砖》的戏文。那天正好刮大风，下大雪，我们关着大门。爷爷叫我快去开大门。
我打开门，顿时看见一个人浑身雪白，像个野人，又像头野兽一样，朝我扑上来，
一把将我举过头顶，用嘴巴敲着锣鼓，呀呀呀地冲进堂前屋，见谁喊谁，像只喜鹊。
爷爷说：“拿到结论了？”
父亲大声说：“拿到了！”
爷爷问：“怎么说的？”
父亲把我放下，从胸膛里挖出一只信封，又从信封里抽着一页纸，交给爷爷。
爷爷读过三年私塾，识得不少字，能看报纸。他一边看着，一边似乎也变成一只喜
鹊，笑逐颜开地对我们说：“盖着大红公章，值钱的！”
母亲问：“上面写什么了？”
父亲说：“你不识字，给你看了也没用。”
母亲说：“那你可以跟我说啊。”
爷爷对我母亲说：“跟你说不说无所谓，关键是要跟村里人去说。”掉头对父
亲说，“我们要让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公社给你下了结论，你不是日本佬，以后谁
叫你日本佬就撕谁的嘴。”说完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塞进自己胸膛里，“就放我
这儿，我要证明给人看。”
以后，爷爷逢人必摸胸膛，把信挖出来给人看。老是重复，可能把他自己都搞
烦了，有一天他突发灵感，顶着寒风去了公社。爷爷年纪是老了，但身子骨还是很
硬朗，走路昂首阔步，一点也不慢。从公社回来，他一下从胸膛里挖出两封信，一
封崭新的，一封旧的，有皱褶。
原来爷爷去公社找到老吴领导，照原样又开了一份证明，照样是盖了大红公章
的。爷爷说：“我讲的不错，老吴领导眉毛里长痣，是个大善人，给我办了事烟都
没抽我一根，还递给我两根，真是好领导。”
爷爷把新的那封交代母亲，要她保管好，旧的那封依然自己留着。第二天我去
上学，经过祠堂门口，看见好几个人在看大字报，其中有我二姐，她叫我过去：
“你来看，这是爷爷写的大字报。”
我过去看，看到一张新贴的大字报，上面贴着公社给我父亲的那份老证明，下
面是爷爷用毛笔写的一段话。我才读一年级，很多字不认识，二姐比我大三岁，读
四年级，所有字都认得。她一个字一个字读给我听。我觉得这些话都是爷爷以前在
家里说过的，不新鲜，反正就是那个意思：现在公社出了证明，我父亲跟日本佬没
一根毛关系，以后不准人再叫我父亲日本佬，谁叫他要撕谁的嘴巴，等等。
二姐说：“爷爷有个字写错了。”我问哪一个，她伸手指给我看，“呶，就它，
‘撕嘴巴’的‘撕’，爷爷写成斯大林的‘斯’，笑死人了。”
一路上，我和二姐都在为爷爷也犯小学生的低级错误笑个不停，像两个神经病。
其实，那段时间我们家每个人都在笑，尤其是爷爷，笑得闭不拢嘴。父亲终于
跟日本佬脱清关系，他心里怀着一窝喜鹊呢。爷爷说：“我这几天夜里做梦都在笑，
经常把你奶奶吵醒了。”我说：“奶奶不是早死了。”有时候我觉得爷爷挺糊涂的，
净说瞎话。爷爷说：“有些人死了还活着，像你奶奶一直活在我心里头，梦里头；
像关金这样的人，虽然活着却已经死了，因为他不像人，像鬼，老是害人。”
爷爷其实一点没糊涂，他每天坐在祠堂门口乘凉、享太阳，村子里的事情比谁
都知晓得多，包括关金对父亲做的那些狗头狗脑的事。爷爷认为，我父亲是脾气像
日本佬，而关金是心思像日本佬。
“心像才是真像。”爷爷说，“关金才是真正的日本佬，心肠大大的坏。”
有一段时间，爷爷对谁都这么说：关金是日本佬，是日本佬投胎的，满肚皮都
是日本佬的蛇蝎心肠。只要提起关金，他从不说关金，而是说日本佬。那段时间，
爷爷有个梦想，希望村里人都跟着他叫，把日本佬的绰号转嫁到关金头上。但关金
是大队干部，治保主任，大多数人都畏惧他，爷爷叫了个半死，不灵光，跟他的人
寥寥无几。
爷爷说，他的梦想像溪坎里的水，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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