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节: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 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 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实 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 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 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 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 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补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 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 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 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 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 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 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 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 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 攻其不备" 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 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 攻" ,二没有争, 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 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 弘扬" ,也包 含着" 发扬" 。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 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 这一套" 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 这一套" 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 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 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 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 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 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 永恒的大学生" 。德国大学没有空 洞的" 毕业" 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 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 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 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 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 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 孺子可教 " ,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 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 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 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 新" 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 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 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 日日新" ,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 抄西抄,饤饾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 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 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 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 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 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 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 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 导言" ,这既能炫学,又能表 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 当长的" 导言" 。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 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 导言" 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 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 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 导言" 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 后括号,笑着对我说:" 这篇导言统统不要! 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 点新东西也没有! 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 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 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 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 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 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 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 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 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 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 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 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 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 聪明的" 办法吗? 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 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 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 能做到呢? 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 " 笨" 。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 愚) 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 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 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 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 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 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 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 名利到手, 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 为贤者讳 " ,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 我希 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九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 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 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 月5 日写于北京大学 《季羡林自选集》跋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 尝问先生:" 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 他肃然 答道:"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 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 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尤美。就是有关佛学、 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虽 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 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 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 梁漱溟" 。 又问再有何人。答曰:" 彭德怀。" 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 文革" 中, 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 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 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 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漆峻泓先生、华艺出版社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 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梁衡 2008年3 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