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在中国的职场中,有无数的优秀人才,在派系斗争的夹缝中被挤压变形甚至牺 牲。即使他没有站队意识,却往往被人划到某个山头上去。我就因此而被分配到塞 外延庆工作近十个年头,妫河水与塞上风给了我无限的惆怅,但更多的是爱。真可 谓“塞翁失马”。 两年后,我是第一个提职为副中队长、团委副书记的。这两年是我经历人生苦 难的两年,也是自己不断学习的两年,在这两年中我成功地完成了,由一名学生到 一名人民警察这一社会角色的转变。我是在所有同学中第一个通过学,拿到法学大 专文凭的,也是第一批授予一级警司人。 在几年的奋斗中,我一直敢忘怀家乡的红杏树,更不忘记红杏姐那发自心灵深 处至上之爱。这迥异于世俗的自人的未敢的爱情,只能用纯净的心灵才能体会到, 她是用心灵和身体给我开悟的人。在忙碌的人生中,假如我有过错,那是我的,但 在生命中若有任何成熟和善举 ,那皆是来自她的祝福和引导。儿童时期是人生命构架的基石,在此期间播下 善的种子,在日后的生命中一定会绽出美丽之花。妈妈,表姐,老僧人都是在我儿 时生命中种下善因的人。 1992年春,政治处领导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到文艺宣传队工作。为了宣传党的 劳改政策,监狱将犯人中有文艺特长的人集中起来,成立了复苏心灵演唱团。当时 我有些犹豫,政治处领导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并向我讲了这项工作的主要意义。其 实这项工作不是很重,但我总怕自己干不好,有负领导的重托并让同事们见笑。我 很喜欢音乐,但我一样乐器也不会,连五线谱都看不懂。就象我很喜欢佛教哲理的 博大精深但总是一个不开悟的门外汉一样,要带好这支队伍还真有一定难度。 我来到文艺队演练场,这是一所独处的小院。推开院门,一排拱形建筑,十间 坐北向南的房子,院内种了些不知名的花,最惹人眼球的是院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 红杏树。 看过工作场所,我就向政治处走去,我决定接受这次工作调动。我喜欢具有挑 战性的工作,参加工作后,管理过鱼塘、菜田、果园,也管过鞋厂,还没有从事过 专职的文艺宣传工作。 我想自己有一些文学功底,只要努力还是能够把工作干好的,再者,工作环境 还不错,更重要的是院中还有一棵红杏树。 接管该项工作后,我一周内什么也不做,天天研究十六名犯人的档案,了解他 们的社会关系、文化程度、文艺特长、犯罪经过和狱内的表现。第二周,我开始找 他们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文艺天赋,谈整套文艺节 目的设想,更重要的是观察他们每个人对判决的看法,是不是有逃跑、行凶、自杀 的可能。 第三周,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讲自己的工作设想及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然 后让他们自报拿手的个人表演项目。最后,再共同制定相声、小品、舞蹈、合唱等 群体表演节目。 工作进展的很快,比预想的还要顺利。两个月后我们已排练出了一整套节目, 并通过了领导评审。 为了保证节目的质量,监狱又请来了曹灿、莫元季、金乃迁等艺术大师前来指 导。经大师指导我们推出了《八戒接见记》、《妈妈》、《成熟的心》等一系列精 品节目,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影响。 秋天,监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北京医科大学大四学生来监狱搞社会实践 活动,她们带着一些简易的仪器设备和药品,为干警和老年犯人义务体检。 许彤彤是随团而来的一名女孩,她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热情大方、有灵气,中午 吃饭时她问了我许多问题:犯人是不是特别坏?给他们体检自己很害怕,应注意些 什么?你们干警长期和犯人打交道是不是很危险?…… 我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人都是处在好与坏之间不同的程度, 我们也无法给人确定一个区分好与坏的标准,或划定一条区分好与坏的界线,人是 否犯罪只能说明在某些方面有问题,比如品行、法律意识、意志力、预见力方面存 在缺陷, 并不能说明犯了罪的人就是坏人。有些人在外面或者说犯罪前还是劳动模 范、孝子、贤夫、严父,只因交通肇事而被判刑。他们的品行可能还高于一些没有 犯罪的人,我们怎么能说他们是坏人呢。许多没有犯罪的人,但他们有犯罪倾向, 比如想报复伤害过自己的人,想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只是没有遇到适合犯罪的 场景,或个人能力方面的原因,有犯罪思想而没有发生犯罪行为。我们也不能说他 们就是什么好人,所以我们不能抽象地把人概括为好人与坏人。 关于我们的工作是否有危险,危险肯定是有的,毕竟这些人是受到刑事处罚的 人。有些人还是重刑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他们思想负担重、 恶习深,甚至有些人还有较强的反社会性。想行凶报复,逃跑的人也是有的, 干这 行工作就必须提高警惕。跟犯人打交道,首先不能跟他们有私人的财物往来,更不 能有感情纠葛,这是我们的纪律。至于你们偶尔同他们打交道,首先是不接受他们 的请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