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六岁 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 She used to watch her Dad taking her Mom and elder sister to the Opera.They dressed up so beautifully for those occasions and there was always a box of chocolates.At that time, she was a young girl who felt that there would be numerous operas and boxes of chocolates waiting for her in the future. 1989年9月, 戴西离开上海,去美国看她的儿子中正一家,同时她也去看了分 离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被判必须向政府退还六万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 有国外亲人写信,请他们寄钱回来,帮她家还账。她把信写好,交给政府过目。寄 出去那么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个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从前她借给沃利的 钱。1962年,戴西去学校教英文,沃利还从美国寄来了许多英文教学方面的资料和 最新出版的词典。而“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在从前,沃利总是戴西的领袖,他总是为戴西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在全家从 悉尼迁到上海的日本邮船上,他们玩了六个星期的“跟着领袖走”的游戏,沃利的 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小时候礼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给每个孩子一个便士, 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沃利教她用半个便士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 的半个便士给奉献箱。 在全家离开澳大利亚时,爹爹妈妈又带他们一起去照相,那时戴西已经长得高 过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来,不让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里, 他们是最要好的。甚至戴西十多岁的时候学钢琴,后来学开汽车,也都是沃利的主 意,因为这是上海淑女个个都要学的时髦。 乔治1957年从上海经广州偷渡出境,临行前清理永安公司总裁办公室,匆忙之 中,突然不知触动了哪里的秘密机关,一只秘密抽屉弹了出来,里面是从前二哥留 下来防身的一把枪。1947年在永安公司的一次危机中,宋子文出面帮忙,所以二哥 沃利做了总裁;1948年蒋经国要杀他,所以他也是在匆忙中逃往国外,由乔治接了 他的班。乔治当晚就要走,他就把那把枪带到戴西家,让她处理。她的丈夫把枪埋 在了自家花园的树下。后来,就是这把他们从来没用过的枪,成为她的丈夫吴毓骧 判决书上的一条罪行:私藏武器,乔治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戴西再 见到他的时候,他陪着太大在夏威夷开美发厅,穿了当地人爱穿的大花衬衣,他老 了以后,鼻子越长越宽大,像一个犹太老人了。要是没人告诉,你不会把他与照片 上那个坐着的胖胖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戴西从没有真正具体地告诉过他关于那把 枪的事,她说,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戴西的三姐安慈是上海的第一位“上海小姐”,在这张照片上,虽然她还是一 个刚刚发育的小姑娘,已经能看出她日后的醒目与美貌。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 多年,仍旧保持着她的美貌和美女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她们姐妹从中西女塾毕 业时,她已经是一个会骑马、会跳舞、会射击、会一切新鲜花样的小姐,她带着戴 西在去阂行的公路上跟人开钊车,最后发现那辆居然与她们争锋的车里,坐着她们 的哥哥沃利。在她参加上海小姐选举的时候,戴西已经去了北京读燕京大学的心理 学,她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到了姐姐为了自己爱上的人 几乎要从家里私奔的时候,戴西又是第一个表示同情的人。安慈已于1980年在美国 去世,戴西去美国的时候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见到了照片上那温顺的大姐。 1989年在美国,大家都鼓励戴西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于是戴西去大学的老人 写作班上了两期写作课程,规范自己的英文。从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她仍旧上的是 英文学校,她这一辈子,说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虽然在中学时代开 始,也一点点地接触中文,可总没有真正当成自己的语言用。直到五十年代单位里 为老资本家们洗脑,她才被迫认真学习中文。到1971年退休的时候,造反派对老资 本家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每个人表态怎么继续改造自己,她对造反派表示一定要 更好地掌握中文,学好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得到造反派的表扬。到了 1989年, 她决定要用英文写她的回忆录。她真的从9月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在她 写在电脑里的回忆录里, 她回忆到在七十四年前的9月,六岁的时候,她在悉尼上 科莱斯泰小学的情形,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她逃了学,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 布,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那时她是个眼睛里看不得一点点 不公平的小姑娘。 她回忆了小时候看着爹爹带着妈妈和大姐去看歌剧的情形,他们打扮起来,是 那么漂亮,还总有一盒子巧克力。“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早点长大起来,也能和他们 一起出去啊。”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写着,那时她是个觉得长大起来会有一路的歌 剧院、一路的巧克力等着她的小姑娘。 这是戴西在出生地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917年,她的爹爹郭标应孙中山的邀 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 戴西刚回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 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 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 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 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 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 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我们的古科罗克叔叔,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妈妈的妹妹,当时也一起住在酒店里, 他是爹爹永安公司的经理。他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我们 大家开车去郊外,当时我们最远也只到过静安寺,所以我们都觉得开到郊外去,是 好远的路了。 这时,在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 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她当然也不知道在1967年,她 和学校里一些“有问题”的老师一起被送到工厂劳动。有一天,他们用英文说了几 句话,有人间她在午休的时候干什么。她告诉他们要去国际饭店买一点面包。“你 知道那里的面包比解放前做得好。”戴西说。我想,这是她看到自己桌边还坐着两 个工厂的工人而特地说的,因为没有必要为买面包加上这样的评价。 等午休结束以后,他们被突然集中到楼下的房间里。开始戴西他们还不明白是 否他们这些资本家也有资格去开会,后来,当他们试探着下楼去的时候,他们惊奇 地发现居然一屋子的人都在等着他们,工人们要求会说英文的人站到前面去,戴西 就站到前面去了。然后她发现和他们中午同桌吃饭的那个工人也在,他把同桌另外 两个说英文的老师也带到前面去了。 他走上前来,叫我跪下。我跪下了。他拍打我的头,我很奇怪,就抬起头来看 他用什么打我,原来他用了一把扫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要开始痛打我。可是并 不是这样。他要我交代我在楼上工作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用中文告诉了他。 他谴责我在说谎:“我懂英文。”他说,“你难道没说什么‘公园’?你在中 午的时候要到公园去。你要到公园去见谁?见面要干什么?” 我告诉他我要去的是公园饭店,就是国际饭店从前的名字。不是什么公园。 “哦,是的。”他说,“你还抱怨面包不如解放前好了。你能否认自己说过公 园和面包吗?” 在我的头上又被扫帚打了几下以后,会议结束了,他感到自己已经揭露了一个 资本家是多么坏,多么不诚实。 1915年时的戴西怎么会知道,自己有一天竟会面对这样的屈辱?而且她还能从 那些屈辱中活下来,甚至没有成为一个因为心碎而刻毒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