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A person,who was suffering not for the masses,could still keep one\'s tough dignity.Being an ordinary woman,she was soing all thi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r own clean record,not willing to let her children encounter any more mishap because of her. 这是一张用在上海市区公共交通月票上的照片,不过从1969年开始,戴西终于可以 不再用十二元生活费中的三元去买月票了,她被送到祟明岛上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开始因为从外贸系统送去崇明的,就戴西一个女资本家,她在资本家连队里没地方 住,所以她被送去与下放在农场管理资本家连队的女干部住在一起,在那里,她知道了, 资本家在背地里叫农场“集中营”,女干部们在背后也叫这里为“集中营”。 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小岛上,日本人真的为在上海避难的两万犹太人造了死亡营, 只是最后没有执行。 清洗马桶还是我每天的功课。有一个干部每天和我一起去。我们屋子里住了七个人, 所以,她们每天出一个人帮我一起把沉重的马桶抬到粪池边上去,这就是她们做的。然 后,我要倒马桶,把它搬到小河边上去洗干净,然后把马桶搬回宿舍去。马桶很大,又 没有时巴手,所以你能想象到我一个人搬它有多困难。有一次,几个农场的年轻人批评 女干部们,说她们让我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是不对的。但照女干部们的意思,就是要我这 样做,才能改造好。那些年轻人说:“我们觉得她们也需要这样做,来改造好她们自 己。”我什么也没说。除了干所有要我干的农活以外,不光倒马桶,每天早上冲满宿舍 里所有的热水瓶也是我的事。有一天我不小心滑倒了,打碎了她们的一个热水瓶。我不 得不去买两个热水瓶胆来赔给她们,就像她们要求我做的一样。这对一个月只有六元钱 的我来说,真的是大支出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以后,戴西被送到另一个农场的资本家连队里去,因为她原 来所在的女干部连队要集体迁往“五七干校”。“我已经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 发现这里的资本家们之间是友好的,容易相处的,可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戴西在农场度过的最初几个月,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好像独自裸露在狼群中。 到现在为止,她是第二次离开自己的家去芳改地劳动。可第一次她是与自己的难友们在 一起,当她被公安局召回上海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冒着危险提醒她,要先设法保 护好自己。那是一个人在危险中的巨大安慰。而这一次,她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一群 可以随意欺辱她的女干部中,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角落,能放松自己。在我的想象里, 这样的日子一定比监狱的日子还要可怕。戴西不光没有发疯,没有自杀,她还认为自己 习惯了那样的生活,甚至她在那时还保持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在冬天大家去挖河泥的 时候,她也主动报了名:“因为我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她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但是,多年以后,戴西回忆起来,发现比起新换的农场,原来的地方真的还是好的。 当她来到新的资本家连队,发现这里的生存更加困难,她们常常五点就必须出工,而且 没有早饭供应。看管她们的女干部每六个星期就更换一次,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管教资本家们,没有任何规章可言,但她们都会找所有的机会 来批评指责资本家们干的所有的事,让他们天天知道自己所有的一切全是错的。就是在 田里干活的时候,要是有人互相问一问怎么干活,也会马上被干部高声责骂。而大家全 习惯了沉默地接受,不作任何申辩。 这也是戴西做的,她在那个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医生的故事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戴西看到了资本家们之间的倾轧、出卖,看到了在重压之下,难 友们成了睡在身边的仇敌,为了很小的事情,他们都会不惜伤害别人,为了给干部留一 个对自己的好印象。有一次,戴西看到一个老资本家因为无法咽下冷了的白煮蛋,就把 它埋到热饭里面,想把蛋焐热。可马上就有人去报告说,这个老资本家贪吃,好吃,把 好吃的埋在饭里偷吃。 这时,戴西才知道自己是到了更加险恶的地方。 有一天,她们在田里晒稻草。当戴西将自己草垛的最后一叉草挑开时,发现底下有 一窝小老鼠。她从来是怕老鼠的,于是惊得大叫起来,被戴西的叫声惊扰的老鼠们纷纷 逃跑,可几只刚刚生下来的小老鼠只是惊呆在原地。这时,一起干活的老资本家们纷纷 叫着:“打死它们,打死它们!”可戴西下不了手,于是,老资本家们一拥而上,打死 了那些已经吓呆了的小老鼠。 这时,戴西明白过来,必须要为更好地保护自己做些什么。而且那必须是一件讨好 干部,但不伤害任何人的事,这是戴西的决定。于是,当干部再一次骂她不会用汉字写 交代材料和大字报,是十足的洋奴时,她马上表示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学习中文,目 标是用中文学习毛选,写大字报和交代材料,并学会看中文报纸。她开始用中文写交代 材料,干部看到她写的东西大吃一惊,因为有一半的字是错的。她常常拿着报纸去问干 部生字,到了他一时兴起时,也边骂边教戴西认字。 这是她上中学、大学都没遇到过的事,也是写了快十年的交代材料没有做到的事。 她第一次学习得如此努力,而且真的在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里学会了用中文写和说。只 是,至今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会多少汉字,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在骂声中学会的。常常在有 人要与她顶真的时候,她就真诚地疑惑地看着你,表示她的中文还不够好,听不明白你 的意思。 有一天,我们开会选在我们这里的资本家,谁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有人互相提名。 这时,管教干部说话:“你们是不是忘了谁?” 一片寂静。 然后,他说:“没人注意到郭婉莹的进步吗?”他叫我走到前面去,告诉大家我是 如何努力在工余学习中文的。我说:“这都归功于干部,是他强迫我一定要学习中文, 我才努力学的。这是我所受到的最好也是最大的压力,让我有了进步。要是他不向我指 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进步。”听我这样说,他高兴得要命。 和她在一起劳动的一个人,曾说,这个外国老太婆不愧是1934年燕京大学心理系的 毕业生。她竟然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保护了自己的自尊,满足了干部的成就感和统治欲, 给他留下驯服的好印象,还没有伤害别人,不给自己的心里留下伤痕,而且以自己坚强 的生存安慰和鼓励了自己的孩子。 要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 有一天,我和戴西说起这些事,我说也许我会自杀的,可戴西摇摇头,说:“不会 的。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 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这就是已经二十多岁的媚,会在戴西九十岁去世时非常震惊的原因吧,因为这个几 乎是在戴西照顾下长大的女孩子,认为奶奶是那么与众不同,甚至死亡都不能战胜她, 在经历了那么多可怕的事,危险的事。伤心的事,放在郭家四小姐的身上不能想象的事, 最终,她还是端正地微笑着坐在你的面前,文雅地喝着红茶,雪白的卷发上散发着香气,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她不能够越过的吗? 她还是高高地仰着她的下巴。只是现在,在中西和燕京时代的同学,从前认为她是 “高高地仰着她骄傲的下巴”的同学,不这么说了。 要是她是一个落难的共产党员,我会认为她能靠自己对信仰的坚持活下来,就像江 姐那样。要是她是一个受难的教徒,我也会认为她会在受难里体会信仰的甘美,像许多 中世纪的修女那样。有信仰的人会在为信仰而受难时得到精神上的赞美和升华,可戴西 不是这样的人,甚至我们不能说她是真正有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她更像一个有知识的 家庭妇女。 她只是一个从小锦衣王食的女孩子,是一个大百货商的四小姐,是日本人占领上海 以后,为了不和日本人打交道,马上辞职回家的少奶奶。她更合适于优握的,芳香的, 赞美的,精致的。就是当年康同壁曾特意教了她用铁丝在煤火上怎样烤出金黄的上司面 包来,也需要有一张安静的桌子和一个煤火红红的炉子给她。她表现出来的教养,对钱 的,对侮辱的,对他人的,对自身的,甚至对小老鼠的,其实是一种坚定的骄傲,一种 “没有什么东西吓过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吓住我”的骄傲。如今,她那高高仰着下 巴的样子,让从前为此感到距离的老同学们骄傲。 从小在江姐的故事里长大的我,惊奇地发现,原来一个人没有信仰,也可以非常坚 韧。一个人不是为了大众而吃苦,也可以保持顽强的尊严。作为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为 的是,不肯伤害自己的清白,不肯因为自己再给自己的孩子增加一点点不幸,我想她不 自杀,不愿意让孩子伤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不知道静姝和中正从来没这样提起过,是像他们的母亲那样,将所有的感受放在 心里,还是认为妈妈完全是一个波丽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