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父亲的死(6 ) 对于宋庆龄先生,我始终心存感激,因为无论她与父亲的友谊,对父亲生病和 丧事的关怀帮助,以及后来对我们孤寡母子的关怀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或许她有 过这个动议和表示吧。 但是,我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商量的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 除了棺木,连葬礼费用、殡仪馆等等的开支,据说也有文章说是出于“救国会”的 全力资助。 对此我仍是这个态度,不论是与否,一样地万分感激。因为,“救国会”确实 也对父亲的后事给予过帮助。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一点。 但是,从虹口搬迁到法租界稍稍安定之后,母亲就结算丧葬的开支,全部的支 出按当时物价,令人惊骇。 母亲还取出一份银行活期存折,指着告诉我:“原先爸爸生前,考虑到如果自 己有生命的意外,你年龄小又多病,恐怕我一时离不开家里去寻工作。你还要去读 书、看病吃药,积蓄了这笔款子,粗茶淡饭可以将就几年。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 了。为了节省开销,请叔叔婶婶全家搬进来同住,也好有个照应。我寻到一家学校 去教书,可放心离开半日,你在三叔家里共饭。要乖,听话,妈妈喜欢你。” 我以为母亲没有必要向稚龄七岁的儿童讲不实之言。 也许“救国会”确实有这个愿望,或者有过决定,但是经费拮据,最终难以兑 现。而共商其事的成员以及“耳闻”的人氏,便以此作为事实,并据此写了回忆文 章,也未可知。我内心虽有疑云但深知这件重大的史实,不能借推断而轻易抹杀, 因此,我特地去请教了三位重要见证人,现将所得摘录如下。 第一位是梅志先生(胡风夫人)。她这样说:“我想你应该去向胡愈之了解情 况。因为鲁迅先生丧事是冯雪峰代表党在幕后操办的,当时胡愈之也参加。胡风每 晚都去向他们汇报、请示。救国会参加办丧事是冯的(雪峰)决定,说过由救国会 出钱,可是后来分文未出。抬棺人也是由冯决定的。” 第二位是黄源先生。他答复说:“至于丧事费用,购棺木的钱,究竟是谁出的, 出多少,(我)都没有亲自参与,事后也没有问过你妈妈,说不确切。你一追求 (究),我说不出来。我在(纪念)宋庆龄和鲁迅的文章中也说过,棺木的钱是宋 (庆龄)出的,但要追求(究),根据什么,还是谁告诉我的,我就说不出来了 (1984年5 月10日函)。” 再去函胡愈之先生。他回复如下:“救国会当时是非法的团体,是没有钱的。 救国会长沈钧儒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盖在棺木上。但主持葬礼的是蔡元培、 宋庆龄和沈钧儒。宋庆龄亲自到殡仪馆,选定了棺木,又买了下来,但实际上可能 由中共付钱的,因(为)宋(庆龄)也没有很多钱(1984年7 月10日)。”我又从 救国会的资料里查到:(鲁迅)丧(葬)后,宋(庆龄)声明过,所有捐款用于纪 念,并非资助丧事。 综合上面几位重要人氏的证明,父亲的棺木似乎并非由救国会或孙夫人宋庆龄 出资。我母亲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如果棺木确实是冯雪峰代表党付的款,母亲在国 民党统治下需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解放后直到她去世,时间约20年,完全可以不 必为这件事保密了。 在文革期间她心脏病很严重,明知自己健康很差,随时可能不测,有些事她就 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而惟独仍将这件事深埋于心底秘而不宣,是不可思议的。 而且,从冯雪峰生前历年的文章、讲话里,也没有看到他讲过鲁迅的棺木确实是我 党付的款。 写到这里,想到了两位极其有关的人,打了电话询问。一位是冯雪峰的长子冯 夏熊。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父亲生前谈论中认为棺木丧葬费是宋庆龄支付的。 没有讲过当时是由他把地下党的款子交给治丧委员会或者我的母亲(1999年11月19 日询问)。 另一位是母亲生前的秘书王永昌。他在母亲身边工作了近十年,1959年曾帮助 母亲写《鲁迅回忆录》。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母亲)从未讲过鲁迅的丧葬费 和买棺木的钱,是救国会或是宋庆龄或是地下党支付的(1999年11月19日)。他们 两位的证言足以从侧面否定了他人或团体曾经在经济上给予支援。在这里,我将关 于父亲丧葬费的支出账单附录于后,这是母亲当时亲笔所写。原物现保存于北京鲁 迅博物馆。 -------- 深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