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梁漱溟(4) 一九○四年(甲辰光绪三十年) 十二岁。 十二岁到十三岁上半年,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刘 (讷)先生教小学课文。[《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五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 十三岁。 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到江苏小学堂读书。这是旅居北京同乡会所 办。 自十三四岁开始,由于向上心切,常有自课于自己底责任;不论何事,很少 须要人督迫。并且,有时某些事觉得不合自己意见,虽旁人要自己做,亦不做。 [《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六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 十四岁。 夏天考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在地安门外兵将局)。人中学学习,智力乃见发 达;课业成绩有在前三名者[《我的自学小史》。]。先生说:“我记得从前读 书时,我和几个同学[当时同班同学中,先生与三个同学很要好。一廖福申(慰 慈,福建人),二王毓芬(梅庄,北京),三姚万里(伯鹏,广东)。四个人都 是年纪最小的——廖与王稍长一两岁。在廖福申领导之下,四个人结合起来自学。 结合之初,颇具热情。彼此相称不用“大哥”、“二哥”那些俗称;而以每个人 的短处标出一字来,作为相呼之名,以资警惕。廖这一提议得到大家赞成,就请 其为每个人命名;先生被命为“傲”。张申府(崧年),汤用彤(锡予)等都是 同学,年级稍后于先生。]自己做的功课,常常要比先生在教室里讲的快很多。 像英文还只讲到五十页,而我们自己就已经读到八十页了。又像代数,先生还不 曾讲到二次方程式,而我们自己的算草,就已经演到二次方程式了。至于其他功 课,自然更要容易做了。”[《漱溟卅后文录》“一中改造的方向”。]“我是 不注意国文方面的。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我照例不听,很少看中 国旧书,但我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亦被取为第一名。我总喜欢做翻案文章, 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十分恼恨 我。他在我作文卷后批着:‘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一位范先生 偏赏识我,他给我的批语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先生很早就有自己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 时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 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 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格窒 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先生说:“我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 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 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 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 是不待言的。”“我则自少年时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 ‘有好处’? 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 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 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 钥匙,颇为重要。”[《我的自学小史》。] 一九○七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 十五岁。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先生在当时已能取得最好自学资料。拥 有梁任公手编之《新民丛报》壬寅(一九○二)、癸卯(一九○三)、甲辰(一 九○四)三整年六巨册,和同时他编的《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 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进来底。还有其他从日本传进来底, 或上海出版底书报甚多。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 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一面又指出中国社会应如何改造底;恰与人生问题、 中国问题为双关,切合先生的需要,得益甚大。梁任公同时在报上又有许多介绍 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读者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还有关于古时周 秦诸子以至近代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人。此外有 《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 明为多),而梁任公自加按语跋识。先生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 此。先生讲:“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底;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 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是在思想上。”“《新民丛报》除任公自作文章外,还有 其他人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亦甚重要。这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 时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一九○二—一九○四)之 事,正在我读它时(一九○七—一九○九)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 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 《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底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清楚, 不像一个普通中学生。”“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 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底,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底,让我晓得他 不同意而止,却不干涉。”[《我的自学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