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和黄皮箱 夏季好像是永远过不完似的——至少在记忆中是那样——就像那些草和杨树, 只是一阵雨水一阵雨水地疯长,好像是要窜过人高,好像要窜过天高。那悠悠的岁 月也像是蝉一样没头没尾,没完没了,一声接一声地叫着…… 但,突然,这一切戛然而止! 夏季结束了。 夏季是被黑色的伏尔加带走的—— 那一天,黑色的伏尔加开进大院,直驶人我家的楼前,无声地停靠在厨房的窗 台下面,我和蔓儿正在做饭,蔓儿无意中向窗外看时发现了它,水盆在她手里跌落 了: “我妈、我妈……”她张口结舌,说不成句。只是指着窗外“妈啊妈呀”地叫 着。 “什么,你妈来了?”我也看到了窗外的伏尔加。 “不是!我是说,我妈、我妈就是被一辆伏尔加带走的。”蔓儿最早预感到了 要发生的事情。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扭身推开了父亲的房门。 “他们……”我只说了这么两个字,剩下的话,父亲已经从我脸上读懂了。 “黄皮箱。”父亲说。 只这一句话,我知道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放在衣柜顶端的黄皮箱,上面盖着一块玛丹姆亲手编织的小盖毯,以防尘土。 那真是一只精美绝伦的好皮箱,皮质细腻柔软,就像是人的皮肤,色泽和谐浅淡, 像是黄昏。 “上等摩洛哥皮,将军送我的。苏联将军。”父亲常摩拿着箱面讲着他在苏联 的故事,“苏联将军又是从德国将军那里缴获的……” 二战期间,父亲和一位苏联将军被契卡关在同一所秘密监狱里,都被怀疑成间 谍,一个被怀疑成日本的间谍,一个被怀疑成德国间谍。最后,父亲被释放,而将 军被平反,但在平反之前,将军已经被枪毙了。 “他在就义之前将这个小箱子留给了我。”父亲神往地说:“他是喊着斯大林 万岁被枪毙的。” 他啪达一声打开了箱子,里面一切都准备停当了:衬衣,眼镜,药品,毛选, 纸笔,影集。这其实是他的老一套,每次他住疗养院时都是这些物件。但此次他审 视了一下,将影集拿了出来交给了我,换上了一本汉俄辞典。 “不是俄汉,是汉俄。”父亲纠正并强调着。将我递给他的俄汉辞典又换成了 汉俄辞典。 “带它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写检查。” 听起来,这真是又荒谬又伤心。原来父亲的中文只限于说和读,并不怎么会写。 原因很简单,他出身于贫苦人家没钱读书,年轻时参加革命,又很快派去了苏联, 在苏联很快学会了俄文,却没有机会再学中文了,回国时已经过了中年,再学汉字 已经晚了,而且好像也没有必要,能够读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会读中共文件和报纸 已经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自豪,这样,他看起来就和所有的中共干部一样,每 天戴着眼镜和放大镜在那里认真地研究马列主义……但他没想到有一天,他要写检 查,而且要“上纲上线”……这是造反派要求的,但造反派万没想到他不会写字。 “这不是修正主义是什么!”他们气愤地说,但他们又很务实地特许他用俄文 写,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的揭发材料。报纸上的那些黑帮他都认识一大半,而党 史上的人物他认识一小半。他们要将父亲的俄文再翻成中文,在这一点上,造反派 们不嫌麻烦。 “我要检查他们的翻译是否忠实于我的原文!”父亲颇有学者风度地说,但他 确实是深有政治经验的,他不能让那些牵扯到他案子里同志受到诬陷,这便是他要 带上汉俄字典的用意。 但那敲门声响起时却仍然使得父亲的脸色沉了下来,我更是胆战心惊。 蔓儿毕竟是经过了一次,她奋勇当先,前去开门,并努力使自己的声调平稳: “稍等,请进。” 当蔓儿打开门时,却发现站在门外的是学生蓝。 “怎么回事?外面的车……” 他话还没说完。我和蔓儿便一起扑在他的怀里哭了起来。 父亲也走了出来:“你来得真巧,我正要出门……看,他们来了……” 就在尚未关上的门口,“他们”紧随其后地站在那里,一句不语。 父亲提着箱子迎上前去。我和蔓儿扑了上去,却被学生蓝一边一个紧紧地挽着 我们的肩膀,动弹不得。 “这个家交给你了。”父亲上车前两手抱拳对学生蓝说着。 “穿上外套吧,夜有点凉了。”学生蓝提醒着父亲。 是的,那一夜真的凉了。第二天早上,我听到事儿妈们在议论: “昨夜真是睡得好啊!凉凉快快儿地,这节气是一点不爽啊!” 我撕下日历,看到那页上写着:今日立秋…… 十年后,文革结束,父亲出狱,我返城。父亲看到我是孤身一人时,不由得纳 闷: “他呢?”父亲问。 “谁呀?”我反问。 “大肖(学)生啊!” 听起来真是遥远,而在父亲看来,只像是隔了一个周六。 “他什么时候过来?明天?还是后天?” 我望着父亲,摇了摇头。 父亲的脸色变了: “他没有和你在一起?” “没有。” “怎么可能?我走的时候明明看见你俩在一起……” 我没有问父亲,那是哪年。 我知道,那是一九六八年夏秋。立秋那一天。 父亲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叹了一口气: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 我又摇摇头。 与父亲时时谈起过去相反,我有一段他永远不能知晓的历史,永远不说与他知。 如果我哪天说出来,那原因只有一个,他已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