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节节高升的房价(5) 二、城市的“磁石效应”和“公共汽车效应”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李南玲姚润丰),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的管 理人口2005年已达到1 200 万人(《中国青年报》2005年8 月22日)。耐人寻味 的是该报道将深圳的人口结构分为4 种:一是原住民,即特区成立之前的当地人, 约31万人;二是户籍人口,165 万人左右;三是常住人口,有432 万多人;四是 包括来深圳做小工、当保姆等的滞留人员,约有600 多万人。 将非户籍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滞留人员”,在人口分类统计中,似乎是个 独特的创造,耐人寻味,它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北京市民建议“限制低素质人口”。 一些人在设想对城市实行“人口控制”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用最陈腐落 后的身份等级观念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他们有所不知,在一个资源配置高度市场 化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迁徙就像空气流动一样难以人为调 控。于是一些人转而求诸别的办法。比如很多人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 “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是因为享受到了更多的财政拨款和政策优惠。如果通过 产业调整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来控制人口,或许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釜底抽薪之举。 这种想法很普遍,有一定道理,但也并不全面。北京1 100 万户籍人口,外 加400 万非户籍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1%多一点,却占全国财政开支的2.7%( 《新京报》2005年8 月14日)。但日本东京20世纪50年代占全国人口的10% ,财 政支出也占全国的10% 。到2000年,其人口仍然占全国的10% ,1 200 万左右, 但是今天,却猛增到了3 500 多万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日本作为 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东京之于日本享受到的特殊财政支持可不像北京之 于中国那样“近水楼台先得月”。 再说上海和深圳,上海和深圳不像北京有那么多政治资源带给它的财政倾斜, 但是几年来人口一样突飞猛进。深圳2001年人口只有400 万,今年常住人口已突 破1 200 万。 在我国,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还有重庆,重庆的发达程度远远比不上北 京上海深圳,为什么也聚集了那么多人口呢? 因此,如果不认真研究总结城市发展本身的规律,则无论是试图通过产业政 策调整,还是通过财政公平策略,抑或是通过什么“人性化”手段“限制低素质 人口”进入还是“鼓励人们从城市转移出去”,都是不得要领,结果都是做无用 功。 在我看来,城市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规律,用形象的比喻就是“磁石效应”: 往往是越大的城市,吸附资源和人才的能力就越强,就像越大的磁铁磁性越强一 样。城市发展的原因是格外复杂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 都是原因,但这一切,都摆脱不了“磁石效应”的控制。在中国,人口达到100 万以上的城市(为什么是100 万,我有过专门论证,也有联合国的调查数据为证), 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强磁场”,强烈地吸附城市以外的人口和资源。这种“磁 石效应”,是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试图用人为的、 单边的力量对它做出改变,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或许有人说“城市化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更多的城市来实现,而不一定通过所 有人都涌进几个特大城市来解决”。其实,“发展城市”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也就是个体自由选择城市的过程,而不是城市来选择个体。而所谓“特大城市” 是个什么标准,却是无法自我定义的。如果2001年深圳400 万人口的时候宣称自 己已经特大,并且采取一切办法(事实上不可能)控制人口,那么今天其1 200 万人口又是什么概念?同理,2000年东京人口1 200 万,它也不敢宣称自己已经 特大因此就阻止“外来人口”进东京,而东京今天已经有3 500 万人口。既然所 谓“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无法自我论证,其“控制人口”的理由自然也站不 住。 但为什么一直听到有人说要控制城市人口呢?这就是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效应 ——魏海田先生说的“公共汽车效应”:住在城里的人,会因为外来人口不断进 入而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日渐局促,他们会觉得比起原来的生活感觉 更拥挤,更嘈杂,上下班消耗的时间比原来更多。于是他们就会呼吁,对外来人 口的进入要加以限制。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汽车效应”:没有上车的人拼命往上 挤,已经上车的人就希望下面的人不要再上了。不幸的是现在有关城市发展的大 部分决策,就是这些现时的“城里人”做出的。